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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4日，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哀婉的风笛演奏后，身着制服的军人们挖开如茸绿草，将掩埋在黑色泥土下的无名士兵遗骸小心移出，送往国防部下属的DNA检测机构。
一个月后，这名士兵遗骸被重新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几行新字：“来自圣路易的迈克尔.J.布拉西，美国空军中尉，卒于越南战争。”
这仅仅是美国搜寻军人遗骸行动中的一个小事件。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个名叫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美国军方机构多年来一直矢志不移地在世界各地执行着堂吉诃德式的任务：搜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遗骸，将他们带回美国，确认身份，并将他们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样大费周章的行动对于信奉“入土为安”的东方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我们仅仅是想找到一把钥匙，帮助他们的亲人关上过去的那扇门。”美国驻科威特陆军武官马克•里维斯中校这样解释道。
从未愈合的空洞
“敌人友人肩并肩，野草漫生在肋骨之间，闪着罂粟花的眼窝、生锈的武器，很快在荆棘之下被忘记。”这是挪威诗人豪格《朝鲜》一诗中所描述的硝烟散尽的战场，逝者如斯。
然而并非如此，至少那些在战场上消逝的美国士兵从未被遗忘。
“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空洞，直到今天也没能愈合。”杜西娅•英格曼在普林斯顿的会议上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说。45年前，杜西娅•英格曼的丈夫，海军中校爱德华•罗米格在越南战争期间执行物资运送任务时飞机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
时至今日，英格曼仍然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丈夫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个清晨，她带着两岁的孩子向他告别，加尼福利亚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在丈夫的脸上映出些许斑驳的阴影来，英格曼有些隐隐的不安。爱德华•罗米格轻吻着英格曼怀孕5个月的肚子，承诺会平安归来。随后，他微笑着挥挥手离开家，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葬礼，没有遗骸，什么都没有。”英格曼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抱怨道。
在美国，像英格曼一样翘首期盼着军人遗骸归来的人有很多。根据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一共失踪了7.4万军人，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有八千一百多具士兵遗骸下落不明，加上在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中失踪的军人，大约有8.3万美军遗骸仍待搜寻。
“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找到他，并把他带回来”《拯救大兵瑞恩》里将军如是说，美国政府对每一个战场失踪士兵的家人也这般承诺道。
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表示，在他进行的越南访问中，寻找越战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将成为他的主要议程：“美国不会停止寻找，直到战争中失踪人员的遗骸都被送回美国。”
如果一切都像发号施令般简单，英格曼们就不必陷入漫漫无期的等待了。
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战争双方在《巴黎和平协议》上签字约定：“相互合作寻找战争中失踪的士兵遗骸。”但一直到80年代末，越南政府都否认他们曾经找到美国士兵的遗骸，也不愿意为美国提供任何关于士兵遗骸的具体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的遗骸搜寻工作也遭遇了重重阻力，朝鲜政府拒绝提供战俘营地理分布资料，朝鲜方面认为这涉及到国家机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在二战战场上失踪的士兵，“二战家属寻找失踪人员组织”的负责人丽莎•菲利普斯说：“这些人是更老的一代，我们不知道该求助谁。”
随着时间流逝，那些能够为遗骸搜寻工作提供帮助的目击者、历史学家和DNA保存者或垂垂老矣，或相继辞世，这令美国政府感到忧虑。为了尽快找到那些消逝在异国土地上的美国士兵，美国国防部专门每年投入1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建立了一个由考古专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拆弹专家、老兵与DNA鉴定专家等组成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小组。
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每年在国内召开10次失踪士兵家属参加的会议，以了解更多的失踪士兵讯息，同时也是为了搜集保存更多的DNA样本。在海外的遗骸搜寻行动中，搜寻人员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金属探测仪以及地层辐射雷达等高技术装备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搜寻。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指挥部副指挥强尼•韦伯说：“无论这个目标有多么渺茫，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的资源，展开更大范围的搜寻。”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些东西，任何与爱德华有关的东西，那都很棒。”在听说了失踪43年的美军飞行员劳伦斯的遗骸被找到的故事后，英格曼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来自中国的小希望
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越南和朝鲜长期求而不得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
在中国的遗骸搜寻工作是从二战期间失踪飞行员开始的。在1942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四五百架“飞虎队”战机坠毁在中国西南、中南各省的田野山头。在1942年开辟的援华空中运输通道“驼峰双线” 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多达1579人。
因为中国人对来华抗日的异国战士的特殊情谊，加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与 “飞虎队”飞行员在抗战时结下的交情，198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副司令员韦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也得到大力支持和帮助。
但美军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并不一帆风顺。
首要的问题是中国方面怀疑如此费尽心血耗尽巨资地搜寻遗骸是否值得。中国诗人龚自珍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直试图向中国人解释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把战友带回家，让他们能魂归故乡。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间关系。随着80年代末中美关系恶化，双方在军人遗骸搜寻方面的合作也陷入了僵局。这一切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得到改善。
1996年10月2日，两个在广西猫儿山采药的中国农民潘奇斌和蒋军在悬崖断壁上发现了在二战中失踪的美军飞机遗骸，火速上报给政府。随后，中国政府将此事通报给美国大使馆，中美两国派出专人前往广西搜寻机组人员的遗骸。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野岭里，美国人和当地人一起用原始的农用工具，甚至用手挖土，最终找到了美军机组人员的遗骸。后来，中国探险家严江征带着80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汉斯，穿越云南高黎贡山雨季的山岳丛林，找到了汉斯的队友于1943年坠毁在这里的第53号运输机残骸……
“二战”飞行员遗骸工作成为了美军遗骸海外搜寻行动的突破口。同时，随着中国掌握的一批朝鲜战争档案解密，为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工作人员获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管理的2000名被俘美国军人最终命运带来了曙光。
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马尼拉和克林顿的会晤中详细讨论了美国士兵遗骸搜寻工作的合作事宜。2008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在上海签订合作备忘录，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工作全面启动。同年4月，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DPMO）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就备忘录实施细节达成一致。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授权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美国政府海外行政合作支持服务购买计划（ICASS），向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每6个月支付7.5万美元，以帮助美国搜寻在华失踪的士兵遗骸。
英格曼希望45年前消失在南中国海的丈夫遗骸能够在中美合作搜寻背景下被找到，她相信“美军的传统是不抛弃每一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正是在“带每个人回家”这样的理念支撑下，除了与中国的合作，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朝鲜、菲律宾、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坚持不懈地开展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为了顺利在越南进行遗骸搜寻，美国同意每年支付100万美元帮助越南建立自己的失踪士兵搜寻机构，作为回报，越南方面放宽了美国对越战中死亡失踪士兵档案的查询限制。
此外，在美国政府压力下，朝鲜曾经在1990年到1994年间向美国政府交付了208具美军遗骸。1996年，美国开始同韩国和朝鲜方面正式谈判，寻求在两国境内联合搜寻失踪美军遗骸。截至2005年，美朝在朝鲜境内进行过32次联合挖掘，共挖掘出美军遗骸二百二十多具，其中有20具已被证实是美军士兵遗体并已送还给他们的亲人。由于朝核危机，从2005年年底开始，美国在朝鲜境内的搜寻工作被迫中止。经过五年的停滞后，2011年8月，朝鲜终于同意让美国在朝鲜境内重启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然而，这仅仅是全世界失踪美军的一小部分，失踪美军的数字随着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扩大作战随时在增加。搜寻小组成员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蒂莱尔说：“我想，有人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开始？’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有个结局，重要的是将事情本身作为一个目标，只有这样，这些人的故事才会被人们铭记。”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说：“搜寻失踪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光荣的使命，是高贵的行动，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践行。”也许对于美国人来说，这项任务的意义并不在于数字，而关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民失亲之痛的哀悯。
“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也渐渐老了，我想要有一个结束，为爱德华举行一个真正的仪式。”英格曼看着刚刚做完DNA登记的女儿，这样说道。
一个月后，这名士兵遗骸被重新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几行新字：“来自圣路易的迈克尔.J.布拉西，美国空军中尉，卒于越南战争。”
这仅仅是美国搜寻军人遗骸行动中的一个小事件。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个名叫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美国军方机构多年来一直矢志不移地在世界各地执行着堂吉诃德式的任务：搜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遗骸，将他们带回美国，确认身份，并将他们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样大费周章的行动对于信奉“入土为安”的东方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我们仅仅是想找到一把钥匙，帮助他们的亲人关上过去的那扇门。”美国驻科威特陆军武官马克•里维斯中校这样解释道。
从未愈合的空洞
“敌人友人肩并肩，野草漫生在肋骨之间，闪着罂粟花的眼窝、生锈的武器，很快在荆棘之下被忘记。”这是挪威诗人豪格《朝鲜》一诗中所描述的硝烟散尽的战场，逝者如斯。
然而并非如此，至少那些在战场上消逝的美国士兵从未被遗忘。
“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空洞，直到今天也没能愈合。”杜西娅•英格曼在普林斯顿的会议上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说。45年前，杜西娅•英格曼的丈夫，海军中校爱德华•罗米格在越南战争期间执行物资运送任务时飞机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
时至今日，英格曼仍然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丈夫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个清晨，她带着两岁的孩子向他告别，加尼福利亚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在丈夫的脸上映出些许斑驳的阴影来，英格曼有些隐隐的不安。爱德华•罗米格轻吻着英格曼怀孕5个月的肚子，承诺会平安归来。随后，他微笑着挥挥手离开家，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葬礼，没有遗骸，什么都没有。”英格曼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抱怨道。
在美国，像英格曼一样翘首期盼着军人遗骸归来的人有很多。根据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一共失踪了7.4万军人，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有八千一百多具士兵遗骸下落不明，加上在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中失踪的军人，大约有8.3万美军遗骸仍待搜寻。
“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找到他，并把他带回来”《拯救大兵瑞恩》里将军如是说，美国政府对每一个战场失踪士兵的家人也这般承诺道。
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表示，在他进行的越南访问中，寻找越战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将成为他的主要议程：“美国不会停止寻找，直到战争中失踪人员的遗骸都被送回美国。”
如果一切都像发号施令般简单，英格曼们就不必陷入漫漫无期的等待了。
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战争双方在《巴黎和平协议》上签字约定：“相互合作寻找战争中失踪的士兵遗骸。”但一直到80年代末，越南政府都否认他们曾经找到美国士兵的遗骸，也不愿意为美国提供任何关于士兵遗骸的具体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的遗骸搜寻工作也遭遇了重重阻力，朝鲜政府拒绝提供战俘营地理分布资料，朝鲜方面认为这涉及到国家机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在二战战场上失踪的士兵，“二战家属寻找失踪人员组织”的负责人丽莎•菲利普斯说：“这些人是更老的一代，我们不知道该求助谁。”
随着时间流逝，那些能够为遗骸搜寻工作提供帮助的目击者、历史学家和DNA保存者或垂垂老矣，或相继辞世，这令美国政府感到忧虑。为了尽快找到那些消逝在异国土地上的美国士兵，美国国防部专门每年投入1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建立了一个由考古专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拆弹专家、老兵与DNA鉴定专家等组成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小组。
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每年在国内召开10次失踪士兵家属参加的会议，以了解更多的失踪士兵讯息，同时也是为了搜集保存更多的DNA样本。在海外的遗骸搜寻行动中，搜寻人员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金属探测仪以及地层辐射雷达等高技术装备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搜寻。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指挥部副指挥强尼•韦伯说：“无论这个目标有多么渺茫，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的资源，展开更大范围的搜寻。”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些东西，任何与爱德华有关的东西，那都很棒。”在听说了失踪43年的美军飞行员劳伦斯的遗骸被找到的故事后，英格曼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来自中国的小希望
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越南和朝鲜长期求而不得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
在中国的遗骸搜寻工作是从二战期间失踪飞行员开始的。在1942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四五百架“飞虎队”战机坠毁在中国西南、中南各省的田野山头。在1942年开辟的援华空中运输通道“驼峰双线” 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多达1579人。
因为中国人对来华抗日的异国战士的特殊情谊，加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与 “飞虎队”飞行员在抗战时结下的交情，198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副司令员韦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也得到大力支持和帮助。
但美军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并不一帆风顺。
首要的问题是中国方面怀疑如此费尽心血耗尽巨资地搜寻遗骸是否值得。中国诗人龚自珍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直试图向中国人解释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把战友带回家，让他们能魂归故乡。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间关系。随着80年代末中美关系恶化，双方在军人遗骸搜寻方面的合作也陷入了僵局。这一切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得到改善。
1996年10月2日，两个在广西猫儿山采药的中国农民潘奇斌和蒋军在悬崖断壁上发现了在二战中失踪的美军飞机遗骸，火速上报给政府。随后，中国政府将此事通报给美国大使馆，中美两国派出专人前往广西搜寻机组人员的遗骸。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野岭里，美国人和当地人一起用原始的农用工具，甚至用手挖土，最终找到了美军机组人员的遗骸。后来，中国探险家严江征带着80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汉斯，穿越云南高黎贡山雨季的山岳丛林，找到了汉斯的队友于1943年坠毁在这里的第53号运输机残骸……
“二战”飞行员遗骸工作成为了美军遗骸海外搜寻行动的突破口。同时，随着中国掌握的一批朝鲜战争档案解密，为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工作人员获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管理的2000名被俘美国军人最终命运带来了曙光。
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马尼拉和克林顿的会晤中详细讨论了美国士兵遗骸搜寻工作的合作事宜。2008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在上海签订合作备忘录，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工作全面启动。同年4月，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DPMO）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就备忘录实施细节达成一致。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授权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美国政府海外行政合作支持服务购买计划（ICASS），向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每6个月支付7.5万美元，以帮助美国搜寻在华失踪的士兵遗骸。
英格曼希望45年前消失在南中国海的丈夫遗骸能够在中美合作搜寻背景下被找到，她相信“美军的传统是不抛弃每一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正是在“带每个人回家”这样的理念支撑下，除了与中国的合作，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朝鲜、菲律宾、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坚持不懈地开展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为了顺利在越南进行遗骸搜寻，美国同意每年支付100万美元帮助越南建立自己的失踪士兵搜寻机构，作为回报，越南方面放宽了美国对越战中死亡失踪士兵档案的查询限制。
此外，在美国政府压力下，朝鲜曾经在1990年到1994年间向美国政府交付了208具美军遗骸。1996年，美国开始同韩国和朝鲜方面正式谈判，寻求在两国境内联合搜寻失踪美军遗骸。截至2005年，美朝在朝鲜境内进行过32次联合挖掘，共挖掘出美军遗骸二百二十多具，其中有20具已被证实是美军士兵遗体并已送还给他们的亲人。由于朝核危机，从2005年年底开始，美国在朝鲜境内的搜寻工作被迫中止。经过五年的停滞后，2011年8月，朝鲜终于同意让美国在朝鲜境内重启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然而，这仅仅是全世界失踪美军的一小部分，失踪美军的数字随着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扩大作战随时在增加。搜寻小组成员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蒂莱尔说：“我想，有人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开始？’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有个结局，重要的是将事情本身作为一个目标，只有这样，这些人的故事才会被人们铭记。”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说：“搜寻失踪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光荣的使命，是高贵的行动，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践行。”也许对于美国人来说，这项任务的意义并不在于数字，而关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民失亲之痛的哀悯。
“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也渐渐老了，我想要有一个结束，为爱德华举行一个真正的仪式。”英格曼看着刚刚做完DNA登记的女儿，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