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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型政府结构面前，别说禁令就是所有官员的思想都转了过来，充分认识到遗产的价值，他们也照旧会过度开发。这样的政府结构，就是制造追求功利主义的短期利益的最好温床。对地方官而言。长远的利益就是有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又在哪里?
中国的申遗热，已经热过好几拨了，至今也没有退烧的意思。8月1日，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项目正式通过巴西利亚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批，成为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39个项目，也成为河南省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另一申报项目“中国丹霞”也于晚些时候通过审议。此外。新疆天山天池管委会已表示，新疆将以“天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为名开始申遗。
原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重点是为了保护这些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受破坏；即使开发，也只能是适度的。但是，桔越淮北而变枳，但凡在中国变成遗产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政府的大力开发，以致于在人们眼里，申遗跟发展旅游是一回事。尽管登封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称，申遗成功不会对各景区的门票价格产生影响，但“天地之中”长达3年的申遗工作耗资逾8亿元，这些投资若想收回来，旅游业就理所当然地要高歌猛进。而政府的开发与旅客的纷至沓来，将不可避免地加剧遗产的损坏。
申遗之后的厄运
其实中国人知道旅游业这回事，总共没多少年，但现在已经成了旅游业最积极的开发者。一种思路是造假古董，不管真假，听风就是雨，拉两个专家论证一下本地有哪些名人，头几号的祖宗，黄帝炎帝、伏羲女娲之类的最好；祖宗抢完了，就抢名人，上过电视剧的最佳，比如诸葛亮、刘备、关羽，连潘金莲、西门庆也跟着走红。古装电视剧上只要出现过的人物，几乎立刻就能演成一场又一场的名人故里争夺战。
在相关地方政府看来，抢西门庆跟抢孔子，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事，虽说挺恶心，但比起糟蹋文化遗产来，还是小巫一个。反正无非是花钱造假古董，塑一个又一个近看类人、远看像怪的名人巨像，一个又一个钢筋水泥的亭榭楼台，能骗来傻子上门旅游，算是收回投资，骗不来，算是交了学费。因为再怎么折腾，毕竟没有把真的古人遗迹或者自然风光糟蹋了。
张家界自然遗产，当地旅游部门一度打算架设天梯，总算在各方的反对下，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取消了。但各个旅游景点人为的路和桥，还是多了，已经让人感到不大自然了。上半年电影《阿凡达》大卖，据说有关镜头是在张家界拍，张家界就因此有了哈里路亚山。
至于文化遗产，因为申遗而遭到厄运的就更多。最早的时候，地方政府是把古迹修饰一新，然后申遗，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于是就申下来之后，再大修大建。曲阜的孔庙，一度地方政府居然打算把孔林的古树全砍了，栽上地方官认为好看的树，若不是有人恰好在他们已经动手砍树之际劝说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丽江古城，原住民被迁出，几乎变成了商业城；大理古城，稍好一点，但也文化气息日弱，市场气味日浓。湖南的凤凰古城，古城那段江面，要接受新城区下水道污水的洗礼，游客定期闻臭味也就罢了，古城的木质吊脚楼，在污水的侵蚀下，估计挺不了太久。山西的平遥古城，自打成为文化遗产之后，为了旅游的需要，添加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古城内外不古的东西越来越多。
很多地方，说是修旧如旧，其实就是修旧如新，新得让人晃眼。中国可以派出古建修复队到柬埔寨修吴哥窟，但自己的古建修整，却尽是那些一般的工程队在干。山西的绵山，一个据说是介子推被烧死的地方，也是一个挺知名的佛教和道教遗迹，由于开发较早，结果整个山上，除了几条铁链子还是旧的，所有的建筑都金碧辉煌，什么遗迹都不见了。寺庙是新的，道观是新的，一个现代的介子推雕像，高耸在那里。
没有翻新的古迹，比如著名的应县木塔，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早就听说木塔岌岌可危，但不管塔倒与不倒，旅游业却照旧挺进，只要交了钱，游客还是能昂然上塔，继续加剧塔的危机。
无论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作为最讲究敬天法祖的中国人，按道理，应该更在意祖宗遗产的保护才是。可是，无论政府还是个人，中国人热心的，都是开发利用，只要能换来钱，在最短的时间里能换来钱，哪怕毁了，也无所谓。所有挂牌的文化自然遗产过度开发的叫停，都是由于外面的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现在，包括故宫在内，已经有6个已经申下来的遗产被黄牌警告。而我们自己的刹车纠错，往往姗姗来迟，慢了不止半拍。
刹不住的商业开发
无可否认，凡是评上遗产的所在，大多具有很大的旅游价值。平心而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人，要想让他们只保护不开发，不享用这种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于是他们捧着金碗要饭，他们不知道这金碗价值也就罢了，知道了，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这些遗产，也发展旅游业，也在不断地给所在地带来大笔的银子。
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遗产的文化价值，单从经济角度来想问题，旅游的开发也是有节制的好。祖宗的饭，要慢慢吃，这样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可以细水长流，给子孙百代不断地带来利益，而像现在这样，一两代迅速地耗光，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算出来，总的获利量肯定要减少很多。旅游资源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基于资源的短期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经济学上的蠢事。
但是，蠢事总有人喜欢做。眼下，是个中国人集中而且大规模追逐财富的时代。经过那么漫长的贫困、而且以贫困为荣的岁月，被放开了手脚的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就像一个饿坏了肚子的饿汉，一下子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塞进肚子里，欲望的释放，如脱缰之野马。所以，在释放改革能量之时，出现物欲横流的疯狂，没什么奇怪的。所有耗干旅游资源的举动，不仅地方政府在干，当地的百姓也在干，甚至干得比政府还疯狂。各个遗产所在地的农民，无不热切地欢迎而且参与旅游事业，对遗产没有多少怜惜之意。
当然，真正有威胁的破坏性开发，还是政府才能做得到。我们的政府，迄今为止，还是公司化的政府，具有比任何个人、企业都大的牟利冲动。所以，对破坏遗产的刹车之举，一般的地方政府是不会干的。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是最可能的刹车之手，但是，仅仅有这样的刹车，是刹不住车的。对文化遗产来说，就是眼睁睁看着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被糟尽，给后人落下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老百姓有迅速发财的冲动，地方官更有迅速制造GDP的冲动。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改变，每一任官员单为自己的政绩负责，势必只能竭泽而渔。落到自然和文化遗产上，当然就是在短时间内尽快地开发、压榨，在单位时间内压出最多的油来。如果上一任每年游客100万，那么下一任就争取200万、300万，以此类推，糟坏、糟完拉倒。显然，这种冲动不是上面在宣传上不提倡CDP至上就能解决的，因为，政府的职能没有真的变过来，整个政府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依旧是拉动现代化的火车头，地方官就只能保持这种冲动。
所以说，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绝不可能因中央一些部委下了禁令，就会真的刹住车。顶多停上几日，然后就加速运转，一切照旧。因为，跟禁令比起来，真正起作用的是结构。在公司型政府结构面前，别说禁令，就是所有官员的思想都转了过来，充分认识到遗产的价值，他们也照旧会过度开发。这样的政府结构，就是制造追求功利主义的短期利益的最好温床。对地方官而言，长远的利益就是有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又在哪里?
要想改变这一切，首先得下决心改变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像个政府，别像公司。而让真正的公司做市场的事，政府只做裁判，做治安。然后再制定几个严格的法律，严格约束遗产的开发。如此，才能保住这些遗产，给后代留点东西。
中国的申遗热，已经热过好几拨了，至今也没有退烧的意思。8月1日，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项目正式通过巴西利亚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批，成为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39个项目，也成为河南省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另一申报项目“中国丹霞”也于晚些时候通过审议。此外。新疆天山天池管委会已表示，新疆将以“天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为名开始申遗。
原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重点是为了保护这些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受破坏；即使开发，也只能是适度的。但是，桔越淮北而变枳，但凡在中国变成遗产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政府的大力开发，以致于在人们眼里，申遗跟发展旅游是一回事。尽管登封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称，申遗成功不会对各景区的门票价格产生影响，但“天地之中”长达3年的申遗工作耗资逾8亿元，这些投资若想收回来，旅游业就理所当然地要高歌猛进。而政府的开发与旅客的纷至沓来，将不可避免地加剧遗产的损坏。
申遗之后的厄运
其实中国人知道旅游业这回事，总共没多少年，但现在已经成了旅游业最积极的开发者。一种思路是造假古董，不管真假，听风就是雨，拉两个专家论证一下本地有哪些名人，头几号的祖宗，黄帝炎帝、伏羲女娲之类的最好；祖宗抢完了，就抢名人，上过电视剧的最佳，比如诸葛亮、刘备、关羽，连潘金莲、西门庆也跟着走红。古装电视剧上只要出现过的人物，几乎立刻就能演成一场又一场的名人故里争夺战。
在相关地方政府看来，抢西门庆跟抢孔子，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事，虽说挺恶心，但比起糟蹋文化遗产来，还是小巫一个。反正无非是花钱造假古董，塑一个又一个近看类人、远看像怪的名人巨像，一个又一个钢筋水泥的亭榭楼台，能骗来傻子上门旅游，算是收回投资，骗不来，算是交了学费。因为再怎么折腾，毕竟没有把真的古人遗迹或者自然风光糟蹋了。
张家界自然遗产，当地旅游部门一度打算架设天梯，总算在各方的反对下，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取消了。但各个旅游景点人为的路和桥，还是多了，已经让人感到不大自然了。上半年电影《阿凡达》大卖，据说有关镜头是在张家界拍，张家界就因此有了哈里路亚山。
至于文化遗产，因为申遗而遭到厄运的就更多。最早的时候，地方政府是把古迹修饰一新，然后申遗，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于是就申下来之后，再大修大建。曲阜的孔庙，一度地方政府居然打算把孔林的古树全砍了，栽上地方官认为好看的树，若不是有人恰好在他们已经动手砍树之际劝说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丽江古城，原住民被迁出，几乎变成了商业城；大理古城，稍好一点，但也文化气息日弱，市场气味日浓。湖南的凤凰古城，古城那段江面，要接受新城区下水道污水的洗礼，游客定期闻臭味也就罢了，古城的木质吊脚楼，在污水的侵蚀下，估计挺不了太久。山西的平遥古城，自打成为文化遗产之后，为了旅游的需要，添加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古城内外不古的东西越来越多。
很多地方，说是修旧如旧，其实就是修旧如新，新得让人晃眼。中国可以派出古建修复队到柬埔寨修吴哥窟，但自己的古建修整，却尽是那些一般的工程队在干。山西的绵山，一个据说是介子推被烧死的地方，也是一个挺知名的佛教和道教遗迹，由于开发较早，结果整个山上，除了几条铁链子还是旧的，所有的建筑都金碧辉煌，什么遗迹都不见了。寺庙是新的，道观是新的，一个现代的介子推雕像，高耸在那里。
没有翻新的古迹，比如著名的应县木塔，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早就听说木塔岌岌可危，但不管塔倒与不倒，旅游业却照旧挺进，只要交了钱，游客还是能昂然上塔，继续加剧塔的危机。
无论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作为最讲究敬天法祖的中国人，按道理，应该更在意祖宗遗产的保护才是。可是，无论政府还是个人，中国人热心的，都是开发利用，只要能换来钱，在最短的时间里能换来钱，哪怕毁了，也无所谓。所有挂牌的文化自然遗产过度开发的叫停，都是由于外面的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现在，包括故宫在内，已经有6个已经申下来的遗产被黄牌警告。而我们自己的刹车纠错，往往姗姗来迟，慢了不止半拍。
刹不住的商业开发
无可否认，凡是评上遗产的所在，大多具有很大的旅游价值。平心而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人，要想让他们只保护不开发，不享用这种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于是他们捧着金碗要饭，他们不知道这金碗价值也就罢了，知道了，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这些遗产，也发展旅游业，也在不断地给所在地带来大笔的银子。
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遗产的文化价值，单从经济角度来想问题，旅游的开发也是有节制的好。祖宗的饭，要慢慢吃，这样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可以细水长流，给子孙百代不断地带来利益，而像现在这样，一两代迅速地耗光，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算出来，总的获利量肯定要减少很多。旅游资源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基于资源的短期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经济学上的蠢事。
但是，蠢事总有人喜欢做。眼下，是个中国人集中而且大规模追逐财富的时代。经过那么漫长的贫困、而且以贫困为荣的岁月，被放开了手脚的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就像一个饿坏了肚子的饿汉，一下子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塞进肚子里，欲望的释放，如脱缰之野马。所以，在释放改革能量之时，出现物欲横流的疯狂，没什么奇怪的。所有耗干旅游资源的举动，不仅地方政府在干，当地的百姓也在干，甚至干得比政府还疯狂。各个遗产所在地的农民，无不热切地欢迎而且参与旅游事业，对遗产没有多少怜惜之意。
当然，真正有威胁的破坏性开发，还是政府才能做得到。我们的政府，迄今为止，还是公司化的政府，具有比任何个人、企业都大的牟利冲动。所以，对破坏遗产的刹车之举，一般的地方政府是不会干的。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是最可能的刹车之手，但是，仅仅有这样的刹车，是刹不住车的。对文化遗产来说，就是眼睁睁看着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被糟尽，给后人落下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老百姓有迅速发财的冲动，地方官更有迅速制造GDP的冲动。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改变，每一任官员单为自己的政绩负责，势必只能竭泽而渔。落到自然和文化遗产上，当然就是在短时间内尽快地开发、压榨，在单位时间内压出最多的油来。如果上一任每年游客100万，那么下一任就争取200万、300万，以此类推，糟坏、糟完拉倒。显然，这种冲动不是上面在宣传上不提倡CDP至上就能解决的，因为，政府的职能没有真的变过来，整个政府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依旧是拉动现代化的火车头，地方官就只能保持这种冲动。
所以说，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绝不可能因中央一些部委下了禁令，就会真的刹住车。顶多停上几日，然后就加速运转，一切照旧。因为，跟禁令比起来，真正起作用的是结构。在公司型政府结构面前，别说禁令，就是所有官员的思想都转了过来，充分认识到遗产的价值，他们也照旧会过度开发。这样的政府结构，就是制造追求功利主义的短期利益的最好温床。对地方官而言，长远的利益就是有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又在哪里?
要想改变这一切，首先得下决心改变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像个政府，别像公司。而让真正的公司做市场的事，政府只做裁判，做治安。然后再制定几个严格的法律，严格约束遗产的开发。如此，才能保住这些遗产，给后代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