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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浙江潮》由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是一份大型综合性、知识性的月刊。鲁迅先生（周树人）的早期翻译小说大多发表于此，他的这些早期作品及其与《浙江潮》的互动，为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浙江潮》;鲁迅;小说活动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2-0029-02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资助。基金项目全称：《浙江潮》及其小说刊载——兼论周树人的早期小说活动 （项目编号：119-2013200171）。
一、《浙江潮》及其小说刊载概况
1903年2月17日，蒋百里、许寿棠等为代表的浙籍留日學生创办的综合性革命杂志《浙江潮》正式刊行。该刊设有图画、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丛、记事、杂录、小说、新浙江与旧浙江、文苑、日本见闻录、时评、专件等门类，以“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以至“汹涌革命潮”为办报宗旨。《浙江潮》杂志，共收录文章近四百篇，包括：10篇“社说”，阐明杂志创办宗旨。23篇“大势”，剖析各国关系与国际态势;60篇“学术”，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况;31篇“东报时论”，摘评日本本土报刊中涉及中国事务的论点;102篇“杂录”与“时评”，刊布留日学生对各类时事新闻的感想与见解。69篇“记事”，记述浙籍学生的留日生活;12篇“论说”，阐释各界的新理论新学说;20篇“小说”，翻译国外优秀作品;以及33篇“文苑”，借短诗言其志;35篇“调查会稿”，介绍地方风土人情;41幅“图画”，拓展读者视野 。
其中，“小说”类作品量少质高。整份杂志共收录小说作品20篇，多为译介性文章，题材内容可归纳为3类：取材外国的勇士抵抗外敌侵略的故事，有《少年军》《斯巴达之魂》等;翻译自外国的科学冒险类小说，有《海上逸史》《地底旅行》等;为增强趣味而设的侦探类与言情类小说，如《雌雄蜥》《恋爱奇谈》等。
周树人在《浙江潮》上发布了5篇文章，分别为3篇文学性译作：《斯巴达之魂》《哀尘》与《地底旅行》及两篇科学性译文《说鈤》与《中国地质略论》。
《浙江潮》中数量居多的是 “杂录”与“时评”，占据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其次是“学术”与“记事”，二者数量超过总数一半，“小说”所占比重与前二者相比极小，但鲁迅仍选择以小说作为自己在《浙江潮》中的“处女秀”，这是他译介生涯的开端，亦是其文学生涯的发端，更是其创作思想的奠基。
二、周树人《浙江潮》中发表的小说作品
《哀尘》是鲁迅用笔名“庚辰”在《浙江潮》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与《斯巴达之魂》同在第5期。故事主要讲述器俄目睹一富家子弟用雪球袭击一名为芳梯的女子，女子反击，却被巡警拘押，器俄为女子作证，女子才得以无罪释放的故事。《哀尘》是根据法国作家雨果的《随见录》中《芳梯的来历》一文翻译而来的文言文著作。
在文中，鲁迅倾向直译，叙事过程未做过多修饰，平铺直叙的翻译风格初现端倪。此外，文后的译者附记，抒发了鲁迅对这类丑恶行为的严厉批判与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可见鲁迅身上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以及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他对社会不公的控诉，突出了底层人民与社会的矛盾。《哀尘》所展现的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往后的《地底旅行》揭露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可见鲁迅的写作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用笔名“自树”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和第9期的作品，该小说是一篇叙述外国历史故事的文言文作品。其历史背景是希波战争中的德尔摩比勒战役，波斯王率军意图吞并希腊，占领雅典，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军队死守德尔摩比勒，与波斯军队殊死一战，却因叛徒泄密而全军覆灭。《斯巴达之魂》除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外，还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将两名同样患眼疾而未上战场的战士进行对比，一个与仆从战死沙场，另一个成为逃兵，回家乡后受尽非议，直到又一次大战，用死洗清屈辱。《斯巴达之魂》是在拒俄运动爆发之际发表的，在该历史背景下，鲁迅在小说中表达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爱国信念，望借此文警醒国人。
《浙江潮》中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如《少年军》，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少年成军奋战的故事;《专制虎》描写的是侦探故事;与上述两篇作品相比，《斯巴达之魂》具有全民性。《少年军》与《专制虎》属于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为主角进行的斗争故事，而《斯巴达之魂》中，上至君王下至妇孺都带有一定的斗争精神，人物具有阶级性与多样性。其展现的英雄形象不仅带有使命感，还体现舍小家为大家的国民精神。鲁迅从《哀尘》出发，开始思考人性哲学，在《斯巴达之魂》中，鲁迅进一步地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抛弃“小爱”方能成就“大爱”的思想贯穿全文。
《地底旅行》是鲁迅以笔名“之江索子”发表在《浙江潮》第10期的翻译作品，但只刊登了第一二回。其中，第一回为文言文，第二回为白话文。原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小说主要讲述了研究地质的亚力士与其叔父列曼博士的故事：亚力士与其叔父列曼博士一起生活，叔父邀请他共同实现去地底旅行的夙愿，亚力士在犹豫之中因爱妾洛因劝说，坚定信心，又因叔父的斥责其大彻大悟，之后，二人，离开家乡，正式开始地底冒险之旅。在小说中，鲁迅对科学的推崇与探索欲极强。《浙江潮》中也有相类似的小说，如《海上逸史》，其重点在于冒险，通过斗争事件展现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地底旅行》有方向性的区别。
三、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奠定重要基础
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以对外来小说的编译为主，主要是《浙江潮》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在翻译作品过程中，鲁迅极大地体现了“全盘”和“拿来”的思想，采用亦编亦译的方法，在保留作品原貌的同时倾注自己的思想，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鲁迅从事文学与科研付出的努力，对多种现代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其后作更严谨，观点更尖锐，思想更深邃。 （一）以激发国人为使命
在《斯巴达之魂》中，鲁迅赞扬了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爱国主义思想。在《哀尘》的“译者附记”中，鲁迅认为，《哀尘》中揭露的社会罪恶罄竹难书，如果雨果活到今天，仍会续写他的《悲惨世界》，这反映出鲁迅早期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受雨果、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取向逐渐转向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作品，从中寻找反抗的呼声，以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在创作过程中，他的着力点始终在于为社会发声，试图用自己的笔杆喚醒麻木的国人。
（二）注重科学、关注人性
鲁迅认为，科学与爱国是紧密相连的，科学可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可以找到爱国的途径。在别的留学生的活动大都偏重政治时，他把重点放在了科学上，正如他本人所说，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让他们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中国地质略论》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抗争意识和爱国精神，以及民族的自信心。《说鈤》和《地底旅行》体现了鲁迅思想中的科学性和革新精神，同时也伴随着启蒙精神，这些精神始终贯穿在他之后的作品中。该小说编译目的是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对其进行启蒙教育。
《斯巴达之魂》和《哀尘》是鲁迅接触翻译领域的开端，之后周氏兄弟合著的《域外小说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早期翻译活动的影响，表现在民族主义精神和对苦难的关注，以及他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正是如此，鲁迅选译《域外小说集》时避开了当时的流行小说，选取弱小国家的作品，是想通过这些被压迫民族人们的反抗和斗争，唤起国人的斗争热情，同时达到启迪民智、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目的。
（三）“直译”翻译理论渐趋形成
从《浙江潮》到《域外小说集》，鲁迅的“直译”翻译观念渐渐初显。他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注意对外来文学本质性特点的保留，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同样，可以看到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的以启蒙为目的的翻译转向了以重构文学、文化、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翻译;从早期意译和单纯偏重作品的政治性转向了直译和对作品艺术性的关怀。
《域外小说集》虽用文言写成，但与林纾不同的是，鲁迅希望通过翻译实现对大众国民性的改造，重在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与抗争精神，而不只停留在文化普及上。鲁迅在文白相争之时选择文言直译，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息息相关，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文言恰恰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弘扬。此外，翻译采用直译，以期“弗失文情”，鲁迅的直译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同时，短篇小说译介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最早源头之一，开创了现代文学创作的新体裁。
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浙江潮》的文学活动中，无论是文学性作品的编译，还是科学性作品的编译，都反映了鲁迅基于爱国主义立场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开端，成为鲁迅一生文艺活动的主旋律。
（指导老师：朱永香）
参考文献：
[1]吕旸，姚远.《浙江潮》与其科学思想传播[D].西安：西北大学，2014，（1）.
[2]杨海云.从《浙江潮》看1903年的社会思潮[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3）.
[3]胡高普，王小川.鲁迅全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54.
[4]孙郁.鲁迅翻译思想之一瞥[J].鲁迅研究月刊，1991，（6）.
[5]黄琼英.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J].外语研究，2006，（3）.
【关键词】 《浙江潮》;鲁迅;小说活动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2-0029-02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资助。基金项目全称：《浙江潮》及其小说刊载——兼论周树人的早期小说活动 （项目编号：119-2013200171）。
一、《浙江潮》及其小说刊载概况
1903年2月17日，蒋百里、许寿棠等为代表的浙籍留日學生创办的综合性革命杂志《浙江潮》正式刊行。该刊设有图画、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丛、记事、杂录、小说、新浙江与旧浙江、文苑、日本见闻录、时评、专件等门类，以“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以至“汹涌革命潮”为办报宗旨。《浙江潮》杂志，共收录文章近四百篇，包括：10篇“社说”，阐明杂志创办宗旨。23篇“大势”，剖析各国关系与国际态势;60篇“学术”，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况;31篇“东报时论”，摘评日本本土报刊中涉及中国事务的论点;102篇“杂录”与“时评”，刊布留日学生对各类时事新闻的感想与见解。69篇“记事”，记述浙籍学生的留日生活;12篇“论说”，阐释各界的新理论新学说;20篇“小说”，翻译国外优秀作品;以及33篇“文苑”，借短诗言其志;35篇“调查会稿”，介绍地方风土人情;41幅“图画”，拓展读者视野 。
其中，“小说”类作品量少质高。整份杂志共收录小说作品20篇，多为译介性文章，题材内容可归纳为3类：取材外国的勇士抵抗外敌侵略的故事，有《少年军》《斯巴达之魂》等;翻译自外国的科学冒险类小说，有《海上逸史》《地底旅行》等;为增强趣味而设的侦探类与言情类小说，如《雌雄蜥》《恋爱奇谈》等。
周树人在《浙江潮》上发布了5篇文章，分别为3篇文学性译作：《斯巴达之魂》《哀尘》与《地底旅行》及两篇科学性译文《说鈤》与《中国地质略论》。
《浙江潮》中数量居多的是 “杂录”与“时评”，占据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其次是“学术”与“记事”，二者数量超过总数一半，“小说”所占比重与前二者相比极小，但鲁迅仍选择以小说作为自己在《浙江潮》中的“处女秀”，这是他译介生涯的开端，亦是其文学生涯的发端，更是其创作思想的奠基。
二、周树人《浙江潮》中发表的小说作品
《哀尘》是鲁迅用笔名“庚辰”在《浙江潮》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与《斯巴达之魂》同在第5期。故事主要讲述器俄目睹一富家子弟用雪球袭击一名为芳梯的女子，女子反击，却被巡警拘押，器俄为女子作证，女子才得以无罪释放的故事。《哀尘》是根据法国作家雨果的《随见录》中《芳梯的来历》一文翻译而来的文言文著作。
在文中，鲁迅倾向直译，叙事过程未做过多修饰，平铺直叙的翻译风格初现端倪。此外，文后的译者附记，抒发了鲁迅对这类丑恶行为的严厉批判与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可见鲁迅身上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以及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他对社会不公的控诉，突出了底层人民与社会的矛盾。《哀尘》所展现的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往后的《地底旅行》揭露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可见鲁迅的写作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用笔名“自树”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和第9期的作品，该小说是一篇叙述外国历史故事的文言文作品。其历史背景是希波战争中的德尔摩比勒战役，波斯王率军意图吞并希腊，占领雅典，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军队死守德尔摩比勒，与波斯军队殊死一战，却因叛徒泄密而全军覆灭。《斯巴达之魂》除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外，还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将两名同样患眼疾而未上战场的战士进行对比，一个与仆从战死沙场，另一个成为逃兵，回家乡后受尽非议，直到又一次大战，用死洗清屈辱。《斯巴达之魂》是在拒俄运动爆发之际发表的，在该历史背景下，鲁迅在小说中表达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爱国信念，望借此文警醒国人。
《浙江潮》中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如《少年军》，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少年成军奋战的故事;《专制虎》描写的是侦探故事;与上述两篇作品相比，《斯巴达之魂》具有全民性。《少年军》与《专制虎》属于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为主角进行的斗争故事，而《斯巴达之魂》中，上至君王下至妇孺都带有一定的斗争精神，人物具有阶级性与多样性。其展现的英雄形象不仅带有使命感，还体现舍小家为大家的国民精神。鲁迅从《哀尘》出发，开始思考人性哲学，在《斯巴达之魂》中，鲁迅进一步地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抛弃“小爱”方能成就“大爱”的思想贯穿全文。
《地底旅行》是鲁迅以笔名“之江索子”发表在《浙江潮》第10期的翻译作品，但只刊登了第一二回。其中，第一回为文言文，第二回为白话文。原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小说主要讲述了研究地质的亚力士与其叔父列曼博士的故事：亚力士与其叔父列曼博士一起生活，叔父邀请他共同实现去地底旅行的夙愿，亚力士在犹豫之中因爱妾洛因劝说，坚定信心，又因叔父的斥责其大彻大悟，之后，二人，离开家乡，正式开始地底冒险之旅。在小说中，鲁迅对科学的推崇与探索欲极强。《浙江潮》中也有相类似的小说，如《海上逸史》，其重点在于冒险，通过斗争事件展现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地底旅行》有方向性的区别。
三、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奠定重要基础
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以对外来小说的编译为主，主要是《浙江潮》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在翻译作品过程中，鲁迅极大地体现了“全盘”和“拿来”的思想，采用亦编亦译的方法，在保留作品原貌的同时倾注自己的思想，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鲁迅从事文学与科研付出的努力，对多种现代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其后作更严谨，观点更尖锐，思想更深邃。 （一）以激发国人为使命
在《斯巴达之魂》中，鲁迅赞扬了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爱国主义思想。在《哀尘》的“译者附记”中，鲁迅认为，《哀尘》中揭露的社会罪恶罄竹难书，如果雨果活到今天，仍会续写他的《悲惨世界》，这反映出鲁迅早期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受雨果、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取向逐渐转向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作品，从中寻找反抗的呼声，以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在创作过程中，他的着力点始终在于为社会发声，试图用自己的笔杆喚醒麻木的国人。
（二）注重科学、关注人性
鲁迅认为，科学与爱国是紧密相连的，科学可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可以找到爱国的途径。在别的留学生的活动大都偏重政治时，他把重点放在了科学上，正如他本人所说，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让他们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中国地质略论》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抗争意识和爱国精神，以及民族的自信心。《说鈤》和《地底旅行》体现了鲁迅思想中的科学性和革新精神，同时也伴随着启蒙精神，这些精神始终贯穿在他之后的作品中。该小说编译目的是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对其进行启蒙教育。
《斯巴达之魂》和《哀尘》是鲁迅接触翻译领域的开端，之后周氏兄弟合著的《域外小说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早期翻译活动的影响，表现在民族主义精神和对苦难的关注，以及他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正是如此，鲁迅选译《域外小说集》时避开了当时的流行小说，选取弱小国家的作品，是想通过这些被压迫民族人们的反抗和斗争，唤起国人的斗争热情，同时达到启迪民智、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目的。
（三）“直译”翻译理论渐趋形成
从《浙江潮》到《域外小说集》，鲁迅的“直译”翻译观念渐渐初显。他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注意对外来文学本质性特点的保留，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同样，可以看到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的以启蒙为目的的翻译转向了以重构文学、文化、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翻译;从早期意译和单纯偏重作品的政治性转向了直译和对作品艺术性的关怀。
《域外小说集》虽用文言写成，但与林纾不同的是，鲁迅希望通过翻译实现对大众国民性的改造，重在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与抗争精神，而不只停留在文化普及上。鲁迅在文白相争之时选择文言直译，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息息相关，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文言恰恰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弘扬。此外，翻译采用直译，以期“弗失文情”，鲁迅的直译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同时，短篇小说译介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最早源头之一，开创了现代文学创作的新体裁。
鲁迅早期小说活动为后来的文学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在《浙江潮》的文学活动中，无论是文学性作品的编译，还是科学性作品的编译，都反映了鲁迅基于爱国主义立场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开端，成为鲁迅一生文艺活动的主旋律。
（指导老师：朱永香）
参考文献：
[1]吕旸，姚远.《浙江潮》与其科学思想传播[D].西安：西北大学，2014，（1）.
[2]杨海云.从《浙江潮》看1903年的社会思潮[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3）.
[3]胡高普，王小川.鲁迅全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54.
[4]孙郁.鲁迅翻译思想之一瞥[J].鲁迅研究月刊，1991，（6）.
[5]黄琼英.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J].外语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