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文化特点主要通过大学的精神和大学的制度等体现出来，表现为救国图存的大学使命、突出政治的大学理念、崇学轻教的世俗观念和“道”“器”之间的传统辩争等四个方面。这启示我们，当前大学文化建设不仅应该以人为本、传承与超越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还应在价值多样化的进程中保持主流价值追求。
关键词：大学文化；历史演变；大学理念；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086-05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戴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一、文化和大学文化的内涵解读
在我国，“文化”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藉文化以教，弗改加诛”。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有云：“文化内辑，武功外诛。”元王逢诗中也有“文化有余戎事略”的诗句。这里所谓的“文化”实际上是指和武力相对的文治、教化的意思[1]。《辞海》中对文化一词做了这样的注解：①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泛指一切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与教化的总称[2]。
在西方，英语、法语、德语中的“文化”均源于拉丁文中的“Culuts”和“Culutar”。而Culutar的含义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敬神。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则被理解为培养公民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为研究方便，本文取文化的定义：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包括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物质上的具体化[2]。
大学①文化是大学为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办学目标，在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等各个领域，通过大学人长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3]，是大学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方式。大学文化以大学校长、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为主体，以知识及其学科为核心，是大学人所共同拥有的符号、知识和意义所构成的观念体系[4]（包括办学理念、精神风貌、学术氛围、规章制度、价值标准、学生风格、学校环境等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是大学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之所在。大学文化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大学精神文化是一个大学独有的、在长期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为数代师生员工所认同并不断对后来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校风学风、道德情操等思想和心理环境，作用于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各环节，是一种大学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大学文化的本质所在，主要包括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产物，是大学中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反映的制度理念、形成的制度氛围和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而产生的制度意识、制度心理、制度信念等。大学物质文化是物化的文化形态，是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物质条件，是大学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物质载体。
大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大学文化。在三者关系中，精神文化处于核心地位，它影响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形成；制度文化是对精神文化的贯彻和保证，反过来也影响精神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载体，构成了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存在、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历史嬗变
（一）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改革旧的学制，吸取西方国家的办学经验，有一部分人主张办“洋务”，兴“西学”，开始兴办学习“西文”与“西艺”的专科学校。这些专科学校是中国近代西式大学诞生的前奏。同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开始了对书院的改革：一是改进原有书院，改进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迁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判道之弊”。二是创设新式的书院，如由中西商人捐钱在上海创设的格致书院，张焕纶创办的正蒙书院、廖寿丰等人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书院等。这些书院一面学习中国传统的学术，一面学习“西文”、“西艺”。三是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
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手段就是兴办教会学校。教会办的大学最初是书院，到二十世纪初，先后将原有的书院合并、扩大改造成大学，同时还建了一些新的教会大学。但传教士兴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从而控制中国，并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在我们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5]。
1.“会通中西，造就通才”的大学精神
晚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举措促进了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其主张以民族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文化观，提倡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迈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第一步，逐步引进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提倡通才教育，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毕业生要求能发明新理，著有成绩，能制造新器，足资利用。
2.“广纳人才，有教无类”的大学制度
清朝的大学教育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各大学纷纷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和教师的选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此时期的学生入学条件基本无限制，除京师同文馆招收学生必须具有科名和广州同文馆专门招收八旗子弟培养翻译人才外，其余各专科学校、新式学堂等均以“资性颖悟、先通华文、义理明通、志趣端正”为入学资格。而此时的教师来源也更加广泛，凡有才艺之志士仁人甚至西洋人均可到学校任教，聘请外国人主讲中国学者还不能讲授的课程。 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更加广泛，也注重实用，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科目，还增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科目，如京师大学堂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政科、农科、工科、商科八科齐备。这种学科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对各种技术人才的需求。教学方法多采用讲授、实验、参观、实习等方式。
（二）中华民国时期
国民党政府时期，战争蔓延，经济落后，高等教育克服重重困难，仍有较大的发展。据民国36年的统计，在国民党政府管辖内有大学13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4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1所，私立独立学院31所。如果再加上专科学校77所，总计高等学校为207所，共有学生155 036人。
1.“养成硕学闳材，教育救国”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的教育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之急需”为宗旨。虽然封建主义思想在大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教育也已深入人心，尤其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弘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思想对大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并对促进社会新思潮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时期，大学以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宗旨，大学的主流文化是注重实用科学，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品格。教育报国思想也是当时大学的主流思想，如张柏苓在南开大学倡导的“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还有梅贻琦先生倡导的“通才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要给学生以“通识”训练。
2.“严谨规范，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
这一时期对大学的管理制度、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不断进行改革，逐步完备，相继出台了《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大学教育规程》、《国立大学条例》，对大学内部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修业年限、教育目的等均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对大学教师资格的审定和考核有了严格的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每一等都有严格的任职条件和考核要求；规定了学生的入学资格审查、成绩考核与升留级制度和学业竞试；设置了大学入学考试或由学校自主招生等；统一规范了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对每一科下开设的课程也进行了严格的设定，而且对各科的教学方法、教学时数、毕业要求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实行学年制和学分制。大学内部设置了评议会、教授会，实行了“教授治校”。
三、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救国图存的大学使命
中国大学从其产生类型来看就是“外生型”，是由于外界影响，为了迎合外来的压力和需要而出现的，不同于西方大学的“内生型”，产生的目的就是要救国图存、教育救民。洋务运动虽然提倡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其“师夷”的根本目的是“保君”“保皇”。维新派的发起人把中国遭人欺凌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认为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维新运动时期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皆是为救亡图存而设。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对教育目的的规定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民国2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对教育宗旨规定如下：“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品格。”课程设置也是如此：“课程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以收为国储材之用”[6]。
（二）突出政治的大学理念
“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7]。据此分析，持认识论哲学的人，把追求知识作为大学的目的；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把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作为大学发展的首要宗旨。纵观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大学总体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中国大学也始终与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密切相连。如蔡元培确立大学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还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化，转移国运的人才”[8]。总体上看，中国近现代大学表现出以政治论哲学为基础的教育传统。
（三）崇学轻教的世俗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很强，而宗教性偏弱，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学府实施的是世俗化的教育，而非宗教教育。中国大学文化的非宗教性从近代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得以传承下来。近代大学创办之初，在救亡图强的背景下，大学教育主要以实科教育为主，1902～1903年制订的壬寅学制第二层次的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这表明在这个新式的教育体制中，新的实用性的科目除经学科外，大部分为西方传入的实用学科，所有的这些学科都不具有宗教性，属于世俗化的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加强了大学中的“党化教育”，大学依然沿用了原来重视实用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方针，宗教并没有渗透到大学教育中。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前的旧大学改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式大学，也建立起了一批适应社会的新大学。这些大学实施的都是世俗化的教育，大学文化具有非宗教性。
（四）“道”“器”之间的传统辩争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
在洋务学堂兴办之初，顽固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会“变而从夷”。他们把西学和西艺视为奇技淫巧，拒绝学习和应用。而洋务派则认为，虽然儒学纲常的“道”优于西方，但在技术的“器”上却不如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主张“变器不变道”。曾国藩、李鸿章主张：“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熟，然后可以渐图自强。”[9]在洋务派看来，新学堂的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关于“道”与“器”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大学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辩争，对后来大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的论争则表现为“艺”“政”之争。洋务学堂为造就实用型外交和军事人才，以西文、西艺为教学内容，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洋务学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受到维新派的严厉抨击。维新派认为洋务派只注重西学、西艺，洋务学堂是“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所论“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10]，这种只讲技术层面，而不问制度层面的做法，不能培养真正有用人才。维新派主张高等教育不仅在内容上要重视学习西学、西艺，更要重视学习西政，力倡废科举、改书院，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兴办大学堂。“艺”与“政”之争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前者在于造就懂西文、西艺的洋务专门人才；后者则在于“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所谓通才，就是能通达中外之学，“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有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四、对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新时期，我国大学应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大学文化，同时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积累深厚的大学文化底蕴。大学要积极培育人才、科研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并自觉地以其创造的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11]。
（一）大学文化之“化人”为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大学不仅仅是追求真理、授业解惑的地方，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是立人之所。大学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培养人才”。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最宝贵的资源，通过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来满足人的需求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人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将师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现代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另一方面，要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以教师为本，使大学能够张扬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良好运行机制，真正让大学文化发展，让师生发展。
（二）大学文化之“传承”特点：传承与超越相结合
文化要有记忆，要有传承，没有记忆没有传承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文化。但同时，大学文化由于载于大学之体，负有改造、塑造、发展大学的使命，必须坚持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1]。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人需要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地根据不同的价值追求做出选择。大学文化的发展最终都是依靠大学人不断地革故鼎新而实现的。大学文化就是要通过熏陶和感染，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能够独立地、负责任地对社会发表意见，能够灵活地将其他文化改造、转化成新的大学文化而存在，并以此培育大学人的批判精神，使之成为推动大学文化不断发展的最终力量。
文化发展如同现实发展一样，时时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大学文化的发展同样要在坚持文化一脉相承特性的基础上坚持批判与超越，增强文化创新能力。
（三）大学文化之“道”“器”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追求和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社会担当精神。为学术而学术，就需要严谨规范、实事求是，需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这就是科学精神；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社会担当就要尊重他人，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大学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学校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同时倡导人文关怀、尊重人的需求、保障人的权力，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学校统一共存。统一共存既不是简单相加也不是你强我弱，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既要防止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也要防止价值追求的虚无化以及人本需求的散漫无序，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得到师生高度的认可并内化为自觉的群体意识，成为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心理氛围、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体系，从而为大学追求真善美、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
（四）大学文化之“独立”品格：价值多样化中保持主流价值
社会是一个高度多样性的复杂价值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化。但在这个多样化的进程中是否还需要保持核心价值，倡导主流价值，以及怎样保持主流价值，社会各方并不统一，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青年大学生更加认识不清晰甚至还有错误的认识。所以，在大学文化建设中保持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所需的核心价值和主流追求就显得尤为必要。《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构建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参考文献
[1] 申作青.当代大学文化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7.
[2] 肖谦.多视野下的大学文化[M].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
[3] 黄楠森.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J].北京社会科学，1997（4）：11.
[4] 朱为鸿.大学文化创新与组织发展[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论文 ，2008.
[5] 龚书铎.略谈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的演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5）：21.
[6] 袁媛.民国时期上海高等院校中的科学教育概况[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3）：78.
[7]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21.
[8] 严峰.中国大学文化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论文， 2005.
[9] 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肆业办理章程折[A].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12.
[10]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33.
[11] 徐平.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1）：14.
[12]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8：157.
关键词：大学文化；历史演变；大学理念；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086-05
收稿日期：2013-10-21
作者简介：戴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一、文化和大学文化的内涵解读
在我国，“文化”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藉文化以教，弗改加诛”。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有云：“文化内辑，武功外诛。”元王逢诗中也有“文化有余戎事略”的诗句。这里所谓的“文化”实际上是指和武力相对的文治、教化的意思[1]。《辞海》中对文化一词做了这样的注解：①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泛指一切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与教化的总称[2]。
在西方，英语、法语、德语中的“文化”均源于拉丁文中的“Culuts”和“Culutar”。而Culutar的含义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敬神。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则被理解为培养公民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为研究方便，本文取文化的定义：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包括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物质上的具体化[2]。
大学①文化是大学为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办学目标，在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等各个领域，通过大学人长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3]，是大学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方式。大学文化以大学校长、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为主体，以知识及其学科为核心，是大学人所共同拥有的符号、知识和意义所构成的观念体系[4]（包括办学理念、精神风貌、学术氛围、规章制度、价值标准、学生风格、学校环境等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是大学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之所在。大学文化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大学精神文化是一个大学独有的、在长期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为数代师生员工所认同并不断对后来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校风学风、道德情操等思想和心理环境，作用于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各环节，是一种大学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大学文化的本质所在，主要包括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产物，是大学中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反映的制度理念、形成的制度氛围和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而产生的制度意识、制度心理、制度信念等。大学物质文化是物化的文化形态，是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物质条件，是大学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物质载体。
大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大学文化。在三者关系中，精神文化处于核心地位，它影响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形成；制度文化是对精神文化的贯彻和保证，反过来也影响精神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载体，构成了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存在、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历史嬗变
（一）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改革旧的学制，吸取西方国家的办学经验，有一部分人主张办“洋务”，兴“西学”，开始兴办学习“西文”与“西艺”的专科学校。这些专科学校是中国近代西式大学诞生的前奏。同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开始了对书院的改革：一是改进原有书院，改进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迁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判道之弊”。二是创设新式的书院，如由中西商人捐钱在上海创设的格致书院，张焕纶创办的正蒙书院、廖寿丰等人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书院等。这些书院一面学习中国传统的学术，一面学习“西文”、“西艺”。三是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
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手段就是兴办教会学校。教会办的大学最初是书院，到二十世纪初，先后将原有的书院合并、扩大改造成大学，同时还建了一些新的教会大学。但传教士兴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从而控制中国，并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在我们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5]。
1.“会通中西，造就通才”的大学精神
晚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举措促进了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其主张以民族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文化观，提倡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迈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第一步，逐步引进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提倡通才教育，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毕业生要求能发明新理，著有成绩，能制造新器，足资利用。
2.“广纳人才，有教无类”的大学制度
清朝的大学教育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各大学纷纷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和教师的选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此时期的学生入学条件基本无限制，除京师同文馆招收学生必须具有科名和广州同文馆专门招收八旗子弟培养翻译人才外，其余各专科学校、新式学堂等均以“资性颖悟、先通华文、义理明通、志趣端正”为入学资格。而此时的教师来源也更加广泛，凡有才艺之志士仁人甚至西洋人均可到学校任教，聘请外国人主讲中国学者还不能讲授的课程。 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更加广泛，也注重实用，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科目，还增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科目，如京师大学堂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政科、农科、工科、商科八科齐备。这种学科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对各种技术人才的需求。教学方法多采用讲授、实验、参观、实习等方式。
（二）中华民国时期
国民党政府时期，战争蔓延，经济落后，高等教育克服重重困难，仍有较大的发展。据民国36年的统计，在国民党政府管辖内有大学13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4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1所，私立独立学院31所。如果再加上专科学校77所，总计高等学校为207所，共有学生155 036人。
1.“养成硕学闳材，教育救国”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的教育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之急需”为宗旨。虽然封建主义思想在大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教育也已深入人心，尤其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弘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思想对大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并对促进社会新思潮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时期，大学以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宗旨，大学的主流文化是注重实用科学，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品格。教育报国思想也是当时大学的主流思想，如张柏苓在南开大学倡导的“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还有梅贻琦先生倡导的“通才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要给学生以“通识”训练。
2.“严谨规范，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
这一时期对大学的管理制度、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不断进行改革，逐步完备，相继出台了《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大学教育规程》、《国立大学条例》，对大学内部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修业年限、教育目的等均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对大学教师资格的审定和考核有了严格的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每一等都有严格的任职条件和考核要求；规定了学生的入学资格审查、成绩考核与升留级制度和学业竞试；设置了大学入学考试或由学校自主招生等；统一规范了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对每一科下开设的课程也进行了严格的设定，而且对各科的教学方法、教学时数、毕业要求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实行学年制和学分制。大学内部设置了评议会、教授会，实行了“教授治校”。
三、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救国图存的大学使命
中国大学从其产生类型来看就是“外生型”，是由于外界影响，为了迎合外来的压力和需要而出现的，不同于西方大学的“内生型”，产生的目的就是要救国图存、教育救民。洋务运动虽然提倡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其“师夷”的根本目的是“保君”“保皇”。维新派的发起人把中国遭人欺凌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认为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维新运动时期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皆是为救亡图存而设。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对教育目的的规定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民国2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对教育宗旨规定如下：“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品格。”课程设置也是如此：“课程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以收为国储材之用”[6]。
（二）突出政治的大学理念
“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7]。据此分析，持认识论哲学的人，把追求知识作为大学的目的；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把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作为大学发展的首要宗旨。纵观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大学总体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中国大学也始终与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密切相连。如蔡元培确立大学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还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化，转移国运的人才”[8]。总体上看，中国近现代大学表现出以政治论哲学为基础的教育传统。
（三）崇学轻教的世俗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很强，而宗教性偏弱，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学府实施的是世俗化的教育，而非宗教教育。中国大学文化的非宗教性从近代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得以传承下来。近代大学创办之初，在救亡图强的背景下，大学教育主要以实科教育为主，1902～1903年制订的壬寅学制第二层次的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这表明在这个新式的教育体制中，新的实用性的科目除经学科外，大部分为西方传入的实用学科，所有的这些学科都不具有宗教性，属于世俗化的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加强了大学中的“党化教育”，大学依然沿用了原来重视实用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方针，宗教并没有渗透到大学教育中。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前的旧大学改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式大学，也建立起了一批适应社会的新大学。这些大学实施的都是世俗化的教育，大学文化具有非宗教性。
（四）“道”“器”之间的传统辩争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
在洋务学堂兴办之初，顽固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会“变而从夷”。他们把西学和西艺视为奇技淫巧，拒绝学习和应用。而洋务派则认为，虽然儒学纲常的“道”优于西方，但在技术的“器”上却不如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主张“变器不变道”。曾国藩、李鸿章主张：“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熟，然后可以渐图自强。”[9]在洋务派看来，新学堂的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关于“道”与“器”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大学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辩争，对后来大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的论争则表现为“艺”“政”之争。洋务学堂为造就实用型外交和军事人才，以西文、西艺为教学内容，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洋务学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受到维新派的严厉抨击。维新派认为洋务派只注重西学、西艺，洋务学堂是“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所论“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10]，这种只讲技术层面，而不问制度层面的做法，不能培养真正有用人才。维新派主张高等教育不仅在内容上要重视学习西学、西艺，更要重视学习西政，力倡废科举、改书院，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兴办大学堂。“艺”与“政”之争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前者在于造就懂西文、西艺的洋务专门人才；后者则在于“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所谓通才，就是能通达中外之学，“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有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四、对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新时期，我国大学应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大学文化，同时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积累深厚的大学文化底蕴。大学要积极培育人才、科研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并自觉地以其创造的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11]。
（一）大学文化之“化人”为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大学不仅仅是追求真理、授业解惑的地方，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是立人之所。大学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培养人才”。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最宝贵的资源，通过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来满足人的需求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人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将师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现代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另一方面，要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以教师为本，使大学能够张扬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良好运行机制，真正让大学文化发展，让师生发展。
（二）大学文化之“传承”特点：传承与超越相结合
文化要有记忆，要有传承，没有记忆没有传承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文化。但同时，大学文化由于载于大学之体，负有改造、塑造、发展大学的使命，必须坚持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1]。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人需要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地根据不同的价值追求做出选择。大学文化的发展最终都是依靠大学人不断地革故鼎新而实现的。大学文化就是要通过熏陶和感染，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能够独立地、负责任地对社会发表意见，能够灵活地将其他文化改造、转化成新的大学文化而存在，并以此培育大学人的批判精神，使之成为推动大学文化不断发展的最终力量。
文化发展如同现实发展一样，时时遵循新陈代谢的规律。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大学文化的发展同样要在坚持文化一脉相承特性的基础上坚持批判与超越，增强文化创新能力。
（三）大学文化之“道”“器”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追求和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社会担当精神。为学术而学术，就需要严谨规范、实事求是，需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这就是科学精神；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社会担当就要尊重他人，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大学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学校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同时倡导人文关怀、尊重人的需求、保障人的权力，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学校统一共存。统一共存既不是简单相加也不是你强我弱，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既要防止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也要防止价值追求的虚无化以及人本需求的散漫无序，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得到师生高度的认可并内化为自觉的群体意识，成为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心理氛围、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体系，从而为大学追求真善美、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
（四）大学文化之“独立”品格：价值多样化中保持主流价值
社会是一个高度多样性的复杂价值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化。但在这个多样化的进程中是否还需要保持核心价值，倡导主流价值，以及怎样保持主流价值，社会各方并不统一，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青年大学生更加认识不清晰甚至还有错误的认识。所以，在大学文化建设中保持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所需的核心价值和主流追求就显得尤为必要。《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构建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参考文献
[1] 申作青.当代大学文化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7.
[2] 肖谦.多视野下的大学文化[M].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
[3] 黄楠森.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J].北京社会科学，1997（4）：11.
[4] 朱为鸿.大学文化创新与组织发展[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论文 ，2008.
[5] 龚书铎.略谈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的演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5）：21.
[6] 袁媛.民国时期上海高等院校中的科学教育概况[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3）：78.
[7]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21.
[8] 严峰.中国大学文化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论文， 2005.
[9] 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肆业办理章程折[A].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12.
[10] 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33.
[11] 徐平.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1）：14.
[12]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8：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