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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节期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曾隆重举办“明四大家书画”展，共展出海内外私人收藏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书画作品一百余件。虽然藏家中不乏像张大千、张群、王世杰等著名收藏家，但其中某些展品的真伪颇有存疑或争议。1984年1月，台湾“历博馆”出版了此次展览图录，共收入八十八件“明大四家”书画作品，绝大多数图片为彩色版，部分为黑白版。
在图录中有一幅文徵明的人物画《蹴踘图》轴，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一幅描绘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及赵普等开国功勋在玩蹴踘（古代“足球”）时的场景，此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当是史实。《蹴踘图》白描浅设色，人物神情生动而精准，线条构勒飘逸流畅，设色淡雅。右上方行书题跋云：“聚戏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鳞。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龙附凤人。青巾黄袍者，太祖也。对蹴踘者，赵普也。青巾衣紫者，乃太宗也；居太宗之下者，乃石守信也。巾垂于前者，党晋也。年少衣青者，楚昭辅也。嘉靖已酉七月十日，徵明识。”
署款下钤朱文联珠方印“徵”“明”。嘉靖已酉即嘉靖二十八年（1549），时文徵明八十岁。文氏题跋应是其晚年真迹。此图左下角钤朱文长方印“太仓陆润之印”，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江苏太仓人、书画鉴赏家陆时化之印。此图著录于陆氏《吴越所见书画录》。图右下角钤朱文方印“虚静斋藏”，是清末民国年间浙江绍兴人、藏书家孙祖同之印。江兆申《文徵明与苏州画坛》、周道振《文徵明书画简表》、《文徵明年谱》和黄宾虹著、赵志钧编《中国画史馨香录》等书中均有著录。此图今藏处不详。
文徵明擅画人物，此无庸置疑。但他的人物画绝大多数为山水画中的“点景”之作，而单独的人物画存世仅有三四幅，《老子像》轴（广东省博物馆藏）、《老子像》页（旅顺博物馆藏）、《湘君湘夫人图》轴（北京故宫藏）、《芭蕉仕女图》轴（台北“故宫”藏）等。如果《蹴踘图》是文徵明的真迹，则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当不可估量。
其实文徵明《蹴踘图》是一幅临摹之作，而且似对临之作。上海博物馆藏元人钱选临宋人苏汉臣《宋太祖蹴踘图》卷（28.6×56.2厘米，纸本设色）。图后有钱选跋记，另还有今人张大千、吴湖帆和沈尹默等人观款、题跋。而文徵明《蹴踘图》上题诗与跋记，也并非是“原创”，而是出自元人吴澄《吴文正公全集》（陈高华编《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中题钱选《蹴踘图》的文字：“钱舜举云：青巾白衣，赵太祖。对蹴踘者，赵光普也。衣浅褐者，太宗也；衣黄，乃石守信。衣白而乌巾垂于项，乃党进。高帽年少者，楚昭辅也。此本旧藏御府，兵火流落人间，今摹仿以遗好事之君子。聚戏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鳞。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鳞附翼人。”但吴题之图是否即为上海博物馆今藏之图，难以确定。而钱选当年曾临摹过“旧藏御府”的《蹴踘图》，当是事实。通过有关图像与题跋文字的考鉴，也大致厘清了文徵明《蹴踘图》的“祖本”和题跋文本的出处。
但有一个问题：文徵明《蹴踘图》中的人物是其真迹，还是代笔？或图是他人所作，而文徵明为之题跋？如果是换了其他一位年已八十岁的老画家，画出如此精工的白描人物图，肯定会遭致质疑，但文徵明书画“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细入豪发者”（黄佐《衡山文公墓志》中语）。在文氏一生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极少临摹前人的作品，多为自己创作。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芭蕉仕女图》轴上有题跋云：“嘉靖已亥春日，偶阅赵松雪芭蕉士女图，戏临一过。”无名款，钤白文方印“徵明印”。嘉靖已亥年文徵明七十岁。清宫旧藏，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延禧宫》。如此图是真迹，或可说明《蹴踘图》是临摹自钱选的可能性。
那么，《蹴踘图》是否是代笔之作？从已有的史料可知，为文徵明绘画代笔的朱朗、周天球、陆师道诸人中，代笔山水或花卉应是事实，而代笔画工笔白描人物，史无记载，且上述诸人均不擅长人物。在文徵明晚年（八十岁前后）的弟子和友人之中，有如此人物画功力和造诣的似只有仇英一人。文、仇两人相交相知三十余年，亦师亦友，而且经常合作绘画。如正德十五年（1520）文、仇合作《摹李公麟〈莲社图〉》（台北“故宫”藏）；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画、由仇英设色的《湘君湘夫人图》（北京故宫藏）等。而文、仇两人以书画合璧形式创作则更多，著名的有仇画、文书《孝经图》卷（台北“故宫”藏）、《双骏图》轴（台北“故宫”藏）等，另外还有《上林图》卷、《职贡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徵明《寒林钟馗图》轴（纸本浅设色，清宫内府旧藏）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重华宫》，一直被定为文氏人物画名作之一。款署“甲午除夕戏作”，甲午即嘉靖十三年（1534），时文徵明六十五岁。徐邦达鉴为“真迹，上”（徐著《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江兆申鉴为“是衡山人物画之精品”（江著《故宫读画札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美术史学者石守谦则鉴此画中寒林山水为文氏所作，而钟馗则为仇英代笔。可参阅石著《雅俗的焦虑——文徵明、钟馗与大众文化》一文，此不赘述。而此图中的钟馗属于小写意人物，远没有《蹴踘图》中的人物工致秀逸。文徵明乐于为仇英绘画题跋，或以其书法与之“合璧”，或令仇英为其代笔人物画，应是可信的史实。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李维琨在《明代吴门画派研究》一书中曾说过：“吴门名家在当时即有无数的仿制品、复制品，伪本上还常有本人的亲自题字。现代的鉴定中，往往会发觉实际由钱穀、朱朗（粗笔）、尤求（细笔）、文嘉和文彭（大字中堂）代笔，却有文徵明亲笔署款的作品。现在论画派画法，又不能不举作品为例。所谓‘确凿的鉴定’实在不易。”
根据有关画史史料和古今人的论述，不妨对文徵明《蹴踘图》的作品归属做一个推论：此图极可能是仇英（或其弟子尤求）临摹钱选之作，而文徵明为之题跋。原画上或有仇英、尤求名款，但因多次揭裱而裁割失去。亦或为画估有意裁割而伪赝文徵明之作。因为在画史上，文徵明的知名度历来就远大于仇英和尤求。流传至今海量的文徵明伪赝之作，给今天的研究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算的。因此，对文徵明传世作品的去伪存真，应该是当今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否则有可能成为文徵明研究中一个难以突破的学术“瓶颈”。
在文徵明生前，伪赝其书画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而当年那些高仿之作，时至五六百年后的今天，已极难用肉眼去辨别真伪了。我有时不禁窃思：今人对文徵明八十岁前后的绘画作品的认知，是不是受到了那些高仿赝品、代笔和传奇、传说的“误导”？其中究竟有多少真迹？文徵明真的是古今绘画史上千年一遇的“神人”？古书画的鉴定其实是一个逐渐接近真伪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完全认识真伪的过程。
在图录中有一幅文徵明的人物画《蹴踘图》轴，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一幅描绘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及赵普等开国功勋在玩蹴踘（古代“足球”）时的场景，此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当是史实。《蹴踘图》白描浅设色，人物神情生动而精准，线条构勒飘逸流畅，设色淡雅。右上方行书题跋云：“聚戏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鳞。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龙附凤人。青巾黄袍者，太祖也。对蹴踘者，赵普也。青巾衣紫者，乃太宗也；居太宗之下者，乃石守信也。巾垂于前者，党晋也。年少衣青者，楚昭辅也。嘉靖已酉七月十日，徵明识。”
署款下钤朱文联珠方印“徵”“明”。嘉靖已酉即嘉靖二十八年（1549），时文徵明八十岁。文氏题跋应是其晚年真迹。此图左下角钤朱文长方印“太仓陆润之印”，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江苏太仓人、书画鉴赏家陆时化之印。此图著录于陆氏《吴越所见书画录》。图右下角钤朱文方印“虚静斋藏”，是清末民国年间浙江绍兴人、藏书家孙祖同之印。江兆申《文徵明与苏州画坛》、周道振《文徵明书画简表》、《文徵明年谱》和黄宾虹著、赵志钧编《中国画史馨香录》等书中均有著录。此图今藏处不详。
文徵明擅画人物，此无庸置疑。但他的人物画绝大多数为山水画中的“点景”之作，而单独的人物画存世仅有三四幅，《老子像》轴（广东省博物馆藏）、《老子像》页（旅顺博物馆藏）、《湘君湘夫人图》轴（北京故宫藏）、《芭蕉仕女图》轴（台北“故宫”藏）等。如果《蹴踘图》是文徵明的真迹，则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当不可估量。
其实文徵明《蹴踘图》是一幅临摹之作，而且似对临之作。上海博物馆藏元人钱选临宋人苏汉臣《宋太祖蹴踘图》卷（28.6×56.2厘米，纸本设色）。图后有钱选跋记，另还有今人张大千、吴湖帆和沈尹默等人观款、题跋。而文徵明《蹴踘图》上题诗与跋记，也并非是“原创”，而是出自元人吴澄《吴文正公全集》（陈高华编《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中题钱选《蹴踘图》的文字：“钱舜举云：青巾白衣，赵太祖。对蹴踘者，赵光普也。衣浅褐者，太宗也；衣黄，乃石守信。衣白而乌巾垂于项，乃党进。高帽年少者，楚昭辅也。此本旧藏御府，兵火流落人间，今摹仿以遗好事之君子。聚戏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鳞。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鳞附翼人。”但吴题之图是否即为上海博物馆今藏之图，难以确定。而钱选当年曾临摹过“旧藏御府”的《蹴踘图》，当是事实。通过有关图像与题跋文字的考鉴，也大致厘清了文徵明《蹴踘图》的“祖本”和题跋文本的出处。
但有一个问题：文徵明《蹴踘图》中的人物是其真迹，还是代笔？或图是他人所作，而文徵明为之题跋？如果是换了其他一位年已八十岁的老画家，画出如此精工的白描人物图，肯定会遭致质疑，但文徵明书画“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细入豪发者”（黄佐《衡山文公墓志》中语）。在文氏一生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极少临摹前人的作品，多为自己创作。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芭蕉仕女图》轴上有题跋云：“嘉靖已亥春日，偶阅赵松雪芭蕉士女图，戏临一过。”无名款，钤白文方印“徵明印”。嘉靖已亥年文徵明七十岁。清宫旧藏，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延禧宫》。如此图是真迹，或可说明《蹴踘图》是临摹自钱选的可能性。
那么，《蹴踘图》是否是代笔之作？从已有的史料可知，为文徵明绘画代笔的朱朗、周天球、陆师道诸人中，代笔山水或花卉应是事实，而代笔画工笔白描人物，史无记载，且上述诸人均不擅长人物。在文徵明晚年（八十岁前后）的弟子和友人之中，有如此人物画功力和造诣的似只有仇英一人。文、仇两人相交相知三十余年，亦师亦友，而且经常合作绘画。如正德十五年（1520）文、仇合作《摹李公麟〈莲社图〉》（台北“故宫”藏）；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画、由仇英设色的《湘君湘夫人图》（北京故宫藏）等。而文、仇两人以书画合璧形式创作则更多，著名的有仇画、文书《孝经图》卷（台北“故宫”藏）、《双骏图》轴（台北“故宫”藏）等，另外还有《上林图》卷、《职贡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徵明《寒林钟馗图》轴（纸本浅设色，清宫内府旧藏）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重华宫》，一直被定为文氏人物画名作之一。款署“甲午除夕戏作”，甲午即嘉靖十三年（1534），时文徵明六十五岁。徐邦达鉴为“真迹，上”（徐著《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江兆申鉴为“是衡山人物画之精品”（江著《故宫读画札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美术史学者石守谦则鉴此画中寒林山水为文氏所作，而钟馗则为仇英代笔。可参阅石著《雅俗的焦虑——文徵明、钟馗与大众文化》一文，此不赘述。而此图中的钟馗属于小写意人物，远没有《蹴踘图》中的人物工致秀逸。文徵明乐于为仇英绘画题跋，或以其书法与之“合璧”，或令仇英为其代笔人物画，应是可信的史实。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李维琨在《明代吴门画派研究》一书中曾说过：“吴门名家在当时即有无数的仿制品、复制品，伪本上还常有本人的亲自题字。现代的鉴定中，往往会发觉实际由钱穀、朱朗（粗笔）、尤求（细笔）、文嘉和文彭（大字中堂）代笔，却有文徵明亲笔署款的作品。现在论画派画法，又不能不举作品为例。所谓‘确凿的鉴定’实在不易。”
根据有关画史史料和古今人的论述，不妨对文徵明《蹴踘图》的作品归属做一个推论：此图极可能是仇英（或其弟子尤求）临摹钱选之作，而文徵明为之题跋。原画上或有仇英、尤求名款，但因多次揭裱而裁割失去。亦或为画估有意裁割而伪赝文徵明之作。因为在画史上，文徵明的知名度历来就远大于仇英和尤求。流传至今海量的文徵明伪赝之作，给今天的研究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算的。因此，对文徵明传世作品的去伪存真，应该是当今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否则有可能成为文徵明研究中一个难以突破的学术“瓶颈”。
在文徵明生前，伪赝其书画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而当年那些高仿之作，时至五六百年后的今天，已极难用肉眼去辨别真伪了。我有时不禁窃思：今人对文徵明八十岁前后的绘画作品的认知，是不是受到了那些高仿赝品、代笔和传奇、传说的“误导”？其中究竟有多少真迹？文徵明真的是古今绘画史上千年一遇的“神人”？古书画的鉴定其实是一个逐渐接近真伪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完全认识真伪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