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说曾经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11位的周正毅事件还不能引起轰动的话，那么曾经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16位的张荣坤却已经足以让整个上海感到震颤，在其前后，已经有多位高官和企业老总因涉案被要求接受调查或者逮捕。其中，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更使上海社保案件震惊全国，震惊世界！此次上海社保门案件，牵涉官员之多，层次之高，恐怕算是新中国第一大案。
上海，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为规范、最有效率、最讲诚信的商业大都市，竟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官商勾结腐败重案，着实让人迷茫，令人费解！
正面:上海最规范
上海，一度成为一些人在一些场合诟病的城市，比如说，上海人斤斤计较，说上海人民风势利，说上海人文化小器，诸如此类。但是，自古以来，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大概也是众所公认的事情。
上海人做生意“斤斤计较”或许不假，但是，其履约的诚信却也非上海以外的人能及。有一位人士曾经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和上海人谈判做生意，谈合作，非常困难，一分一厘都考虑得很细。不过，一旦和他们达成协议，很少有中途毁约之事，而且合作相当到位。
另外，上海人做事几乎和违法不沾边。改革开放初期，不违法难赚大钱是不少人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时有发生，但上海人照样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打擦边球”几乎和上海人无缘。
曾经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的许荣茂的儿子就谈到过，在他投资的公司里，上海的公司是最规范的。
应该说，上海人有这样的传统，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传承。
从1842年英国人殖民入侵被迫开埠以后，上海先后经历几次大的移民潮，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富商豪贾不断涌入，商业环境陌生，商业竞争全不讲究人情世故，异常激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国际化都市，中国的近代商业精英纷纷云集上海，上海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得上海者得天下。而就在这样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一种接近国际化市场规范的比较成熟的商业文化得以建立，商业经营的思想得以完善，商业规则的默契也得以达成。
而上海人的这种观念，同样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遵法守纪、遵守秩序成为上海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因此，有人说，上海是中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应该一点不为过。
在邓小平决定要实施开发浦东、发展上海的期间，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因此，他断定，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上海非常中肯的评价。而今天上海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超越北京，达到41家。2004年则超过86家。位居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将总部迁入上海，也是对于上海商业环境的一种肯定。
反面:可悲的黑色幽默
但是，我们越是看到具有鲜明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带来的成功，我们也更不理解面前发生的恶性事件。
在这里，秩序与规范，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面，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投机与冒险，官商勾结下的恶性腐败，新型“红顶商人”的胆大妄为。
这是一种可悲的“黑色幽默”。
上海，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1949年前，上海就因各色人种云集而被西方冒险家称作“东方巴黎”。在开埠后的上海，到处都是草根成就商业巨头的例子。许多人来到上海“掘金”，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上海白手起家，一些人很快成为知名富商。摆摊头卖陈皮梅和香港牛肉的冼冠生创办了声名显赫的冠生园;16岁闯上海的黄楚九，30年后成为上海新药业大王，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朱葆三小学徒出身，50年后成为银行业巨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流氓大亨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
而依赖官方支持发展自己的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些商人崛起的真谛。清代晚期的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也莫不以上海为事业发展的主要基地。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盛宣怀依赖李鸿章，是他们成就巅峰事业的重要基础。
其实，文化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历史沉淀了商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所谓的“冒险精神”也随之流传了下来。而积极的一面在客观上恰恰成为消极的一面的土壤和铺垫。
腐败共同体突显法律的缺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更像是美国。一个依靠移民发展起来的都市，迅速汇聚了来自国内的各行业的精英，其中也包括部分英法等国家的殖民移民。这些人裹挟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夹带着大量的物质财富，在这里发生激烈的冲突、碰撞，最后融合，形成上海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自由、平等的商业竞争精神，培育了秩序、开放的市民阶层，而这也给具有冒险精神的冒险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宽阔的平台。
但是所谓的冒险走向两极。向左走的，成为商业社会的巨子和楷模;向右走的，则成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这种历史的积淀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又迅速地复活过来。新的移民再次发生，来自西方的，来自港澳台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他们与原来的上海文化很快结合、发酵，并演绎着成功与失败的交响。
危险也同时在这里开始萌动。“不法奸商 神秘的关系资源 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或“腐败共同体”，利用政府资本制造出来的诸多个亿万富翁，正是这种危险的表现。
其实，上海社保案所牵扯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为上海所独有，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国家政策转型期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国家监督体制、法律执行力度缺失的结果，而且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上海商业都市发展轨迹的一种极大扭曲。
印度总理辛格说过，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应当会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
而上海，真的会在将来某一天被忘记吗？
上海，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为规范、最有效率、最讲诚信的商业大都市，竟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官商勾结腐败重案，着实让人迷茫，令人费解！
正面:上海最规范
上海，一度成为一些人在一些场合诟病的城市，比如说，上海人斤斤计较，说上海人民风势利，说上海人文化小器，诸如此类。但是，自古以来，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大概也是众所公认的事情。
上海人做生意“斤斤计较”或许不假，但是，其履约的诚信却也非上海以外的人能及。有一位人士曾经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和上海人谈判做生意，谈合作，非常困难，一分一厘都考虑得很细。不过，一旦和他们达成协议，很少有中途毁约之事，而且合作相当到位。
另外，上海人做事几乎和违法不沾边。改革开放初期，不违法难赚大钱是不少人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时有发生，但上海人照样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打擦边球”几乎和上海人无缘。
曾经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的许荣茂的儿子就谈到过，在他投资的公司里，上海的公司是最规范的。
应该说，上海人有这样的传统，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传承。
从1842年英国人殖民入侵被迫开埠以后，上海先后经历几次大的移民潮，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富商豪贾不断涌入，商业环境陌生，商业竞争全不讲究人情世故，异常激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国际化都市，中国的近代商业精英纷纷云集上海，上海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得上海者得天下。而就在这样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一种接近国际化市场规范的比较成熟的商业文化得以建立，商业经营的思想得以完善，商业规则的默契也得以达成。
而上海人的这种观念，同样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遵法守纪、遵守秩序成为上海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因此，有人说，上海是中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应该一点不为过。
在邓小平决定要实施开发浦东、发展上海的期间，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因此，他断定，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上海非常中肯的评价。而今天上海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超越北京，达到41家。2004年则超过86家。位居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将总部迁入上海，也是对于上海商业环境的一种肯定。
反面:可悲的黑色幽默
但是，我们越是看到具有鲜明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带来的成功，我们也更不理解面前发生的恶性事件。
在这里，秩序与规范，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面，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投机与冒险，官商勾结下的恶性腐败，新型“红顶商人”的胆大妄为。
这是一种可悲的“黑色幽默”。
上海，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1949年前，上海就因各色人种云集而被西方冒险家称作“东方巴黎”。在开埠后的上海，到处都是草根成就商业巨头的例子。许多人来到上海“掘金”，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上海白手起家，一些人很快成为知名富商。摆摊头卖陈皮梅和香港牛肉的冼冠生创办了声名显赫的冠生园;16岁闯上海的黄楚九，30年后成为上海新药业大王，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朱葆三小学徒出身，50年后成为银行业巨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流氓大亨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
而依赖官方支持发展自己的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些商人崛起的真谛。清代晚期的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也莫不以上海为事业发展的主要基地。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盛宣怀依赖李鸿章，是他们成就巅峰事业的重要基础。
其实，文化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历史沉淀了商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所谓的“冒险精神”也随之流传了下来。而积极的一面在客观上恰恰成为消极的一面的土壤和铺垫。
腐败共同体突显法律的缺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更像是美国。一个依靠移民发展起来的都市，迅速汇聚了来自国内的各行业的精英，其中也包括部分英法等国家的殖民移民。这些人裹挟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夹带着大量的物质财富，在这里发生激烈的冲突、碰撞，最后融合，形成上海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自由、平等的商业竞争精神，培育了秩序、开放的市民阶层，而这也给具有冒险精神的冒险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宽阔的平台。
但是所谓的冒险走向两极。向左走的，成为商业社会的巨子和楷模;向右走的，则成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这种历史的积淀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又迅速地复活过来。新的移民再次发生，来自西方的，来自港澳台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他们与原来的上海文化很快结合、发酵，并演绎着成功与失败的交响。
危险也同时在这里开始萌动。“不法奸商 神秘的关系资源 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或“腐败共同体”，利用政府资本制造出来的诸多个亿万富翁，正是这种危险的表现。
其实，上海社保案所牵扯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为上海所独有，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国家政策转型期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国家监督体制、法律执行力度缺失的结果，而且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上海商业都市发展轨迹的一种极大扭曲。
印度总理辛格说过，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应当会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
而上海，真的会在将来某一天被忘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