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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初积极推动美国安利来华投资，到去年年底退下安利全球执行副总裁一职，繁忙的郑李锦芬长年的生活轨迹就是办公楼——机场——酒店，所以她说自己20年来看到的都是中国最繁荣的一面。
这也是为什么新成立的安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余放跟她说“基金会可以将重点放在贫困地区寄宿制学生营养厨房”的时候，她有点茫然：这个厨房是什么概念？孩子们在学校里吃饭，也是一个问题吗？
直到郑太亲自跑去了广西、重庆等地的贫困地区寄宿学校，亲眼目睹了孩子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黄豆蒸饭”果腹，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辛酸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让一个孩子不仅吃饱、还要吃好那么简单。而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10年、20年之后，就会导致一大批人营养不良、心智发育不好，进而带来一连串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件事情刻不容缓。”郑李锦芬，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如是说。
饥饿的孩子
3个月前，有两件对比悬殊的新聞吸引了国人关注。一件是被传媒称为花销超过500万的大S“世纪奢华婚礼”，还闹出了欲将昔日好友告上法庭的狗血事件。另一件则是广西某地学校的住宿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一吃就是9年的“黄豆蒸饭”。
2010年4月，郑太一行来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又跋涉了80多公里，才抵达该县最偏远的乡镇“三只羊”。那里有一所乡中心学校“三只羊小学”，学校从学前班至六年级共有13个班，485名学生，住得最远的学生要走8个小时才能到家，这让住宿生多达372名。
郑太说，他们刚刚踏入校门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地方挺不错，山清水秀，政府投资的教学楼、宿舍楼也都是崭新的。郑太没想到，10分钟后，她就见到了她无法想象的场景。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从课堂里走出的孩子们非常整齐地排着队走到学校一个角落，这里就是当地教委所言的“厨房”了。
“我们想到过条件会很糟糕，但还是没料到是那么艰苦。其实所谓的厨房只是一个草棚子，里面只有一个高高的蒸炉，一顿蒸400多份黄豆蒸饭。一位老师站在台阶上，帮着孩子们把饭盒拿下来，每个人走过去认领自己的，整个过程都是静悄悄的。”郑太的语气中充满怜惜。
孩子们捧着饭盒，有些回到宿舍楼趴在床沿上吃，有些蹲在操场上。郑太多次跟人说过这个细节：城里的孩子吃饭是从中间挖着吃的，挖到哪吃哪，而这些孩子不是的，他们会从边上一口一口地开始吃，吃得非常仔细、津津有味，直到最后把整盒饭吃光，一粒不剩。
中午饭毕，孩子们动作娴熟地打开自己的木箱子，从里面再抓一把米和一把黄豆放到饭盒里，加上清水和盐，再将饭盒捆在一起摆放回蒸炉那里。再过四个小时，那就是晚饭了。
无论是5岁学前班的孩子，还是十几岁的小学生，只要在学校寄宿就读，他们就是这么一天两顿，顿顿吃着同样的“黄豆蒸饭”，有的学生一吃就是9年。只有个别家境稍好的学生，才能在饭里放上两片腊肉或者拌点猪油。
其实，国家从2005年即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其中“一补”就是对家庭贫困寄宿学生进行专项的生活补助。在都安，小学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3元，按每学期在校时间125天计算，每人每学期可有375元的生活补助。
但在广西，由于大部分寄宿制学校没有食堂，这笔补助是在每学期末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发给学生，学生再交给家长处理，由于贫困，大部分家庭拿到钱之后只能补贴家用，而不会将其全部用到孩子吃饭上，“补助款”变成了“扶贫款”。现实的选择让孩子们又回到了“黄豆蒸饭”。
也许你认为“黄豆蒸饭”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事实上远有连米饭都吃不上的学生。一位在湖南大山深处支教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因为学校没有食堂，当地很多孩子的午餐就是早上从家带来的一个红薯。这也不是最坏的情况，有些孩子中午只能以水充饥。
由于营养摄入严重不足，这些孩子普遍个头矮小、身体瘦弱，有些学生在晨跑时还会晕倒，72%被调查的寄宿生上课期间有饥饿感。2004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显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在农村地区比较突出，2002年农村儿童生长迟缓率是17.3%，是城市的5倍。而2006年中国儿童妇女发展纲要的中期评估结果显示，农村儿童1岁以后生长迟缓率是17%以上，西部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高达30.8%，两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率高达31.1%。
看到这里，相信所有人最原始的冲动，恐怕就是去买些好吃的，用爱心堆满每个寄宿孩子的小饭碗。一些媒体人就曾在全国发起“免费午餐”计划，在网络上汇集起无数爱心人士和企业的爱心和关注。长年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安利也不例外，只是他们想得更为长远。
早在2007年，安利即出资支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专题调研西部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问题，该调研报告直接推动了国家以财政拨款形式，向全部贫困农村寄宿生发放伙食补贴。在安利公司和其他两家企业的支持下，2007年3月至2009年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选择了广西都安和河北崇礼县进行实验。据媒体记者的实地调查，至今三只羊小学食堂仍贴着当初的营养餐食谱，早餐有馒头、鸡蛋、豆浆、米粉等，午餐有牛肉、猪肉、青菜等，晚餐有内脏、 鱼、水果等。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测试，仅过了10个月，三只羊小学学生平均身高就增长了4.5厘米，运动积极性大增，学习成绩和心理状态也得到了改善。这个调研证明了营养的改善对于孩子成长的巨大作用。
调研的最终结果以报告形式呈送给温家宝总理，得到了温总理的亲自批示，儿童营养问题也写进了中央决议。营养补助从先期的2000名学生开始试点，最终惠及数百万的农村孩子。截至2009年，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西部地区农村寄宿生的全面覆盖。
然而，由于西部农村大部分学校连厨房都没有，即便有了国家拨款的补助，寄宿生群体的营养问题也无法得到可持续的有效解决。
既然清楚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安利出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的安利公益基金会从诞生这一天起，就推出了“春苗营养计划”。安利公益基金会准备在未来3年内投入5000万元，捐建1000个营养厨房，并为每个建有营养厨房的学校培训营养师，项目将覆盖中西部10个省份，直接受益的儿童预计将达50万人。
不仅仅是一个厨房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高达5800万。究竟哪里的孩子，小饭碗里能幸运地先出现肉和蛋？
郑太坦言：“我们选择的区域是有条件的，当地政府必须对这个项目给予重视，愿意全力支持，调配相关资源，给予一定的配套和政策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建一个厨房很容易，差不多每个厨房大约平均5万元人民币。但是建起厨房并解决了设施问题之后，厨房里面还要有厨师等工作人员，以及相应的水电、物资运送等配套问题。那些费用谁来支付？如何能让这个厨房长期运作下去？安利公益基金会将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跟当地县政府，甚至要跟当地的市政府协商好，一起去做工作，共同关心当地孩子营养问题。”
郑李锦芬告诉记者，目前他们首批已经框定了三个投放省份： 广西、重庆和陕西，希望通过这3个省份的试点探索出一个模式，吸引政府的力量、学校的力量甚至家长的力量，还有其他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共同来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解决这样普遍的问题，难以仅凭一家之力。
“我们已经在跟当地政府做第二轮深入探讨，在当地做出相应的承诺后，我们的资金就会到位，厨房设施配备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郑太乐观地说。据她透露，安利公益基金会不仅做厨房，还会培训营养师，让孩子们不仅吃饱，还要营养均衡。郑太自言是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做，要做就得确保成功，全方位地把事情做好，而不是捐了一个厨房，后续怎么样天知道。
“全国留守儿童5800万，我们三年真的能够做成1000个厨房，实际上也只能帮助几十万个孩子，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起一个示范的作用，唤起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安利公益基金会能够通过我和安利的影响力拉动国外NGO的一些力量去做这个工作就更好了。它们很多钱都去了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到中国来不是更好吗？”郑太信心十足地说。
很显然，已经从安利全球执行副总裁和安利中国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郑李锦芬退而不休，又开始了她人生新的征程。而且，这位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女性，如今又将一腔热血洒向公益事业。不仅如此，她還会用以往在安利的管理经验、人脉关系、人格魅力，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为中国孩子谋福祉。
改写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加起来总数有超过8000万人，占到了同年龄段儿童总人数的1/3。农民工子女人数庞大，所产生的问题是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成当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的问题。用郑李锦芬的话说：“我们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我们就将拥有什么样的未来。”
“这些年来，跟随安利的公益脚步，我曾走访了一些农村贫困小学、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看着这些孩子孤单地留守在家，或是跟随着父母在城市里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在那些时刻，我内心沉痛。”
这些孩子的问题，绝不仅仅只在食物的营养上，更重要的还有心灵营养的匮乏。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苏凤杰女士认为：“留守儿童和父母长期分离造成了他们与父母之间日常的亲情互动的缺失或者不足，使得一些留守儿童产生了心理焦虑，容易造成不同程度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还出现了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遭遇侵害的问题。”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介绍，昆明和东莞这两地是农民工孩子被拐卖最多的地方。甚至，有些农民工子女年纪轻轻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哪怕是停在派出所门口的电动车，3分钟之内很可能就会丢失，偷车的小孩最小只有11岁，都是被坏人指使的。”
在重庆市涪陵区，曾经一个月发生过30多起入室盗窃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警方抓获的撬门入室盗窃团伙老大今年才13岁，11名团伙成员平均年龄14岁。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在社会上流浪的留守儿童。而他们由于进出公安机关多次，早已对警察讯问习以为常，脸上丝毫看不出惶恐，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
为了从“身、心、智”三方面有效辅助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在“春苗营养计划”之外，安利公益基金会还将承接安利（中国）开展多年的两大公益项目——彩虹支教计划和阳光成长计划。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泾源二中，安利投入了3万元配置了5台电脑和60套视频设备，启动了全县首个“亲情视频聊天室”。这是安利公益基金会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彩虹支教计划”第一批获批的项目之一。安利公益基金会将以17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额度，分三年资助团中央组织的88所大学、数百名研究生支教团因地制宜地自主设计、实施支教扶贫项目，以充分发挥研究生志愿者们的智慧、能量和热情。
在泾源二中的762名学生中，有近九成学生家人外出务工。“爸爸只有秋收、冬天才能回家，我和妈妈可想他了。”5月11日，泾源县二中八年级学生于银娟通过亲情视频看到了在广东打工的爸爸。这位父亲特意请了假，激动地带上工友们一起去网吧，小心翼翼地戴上耳机，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了挂念已久的女儿。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而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寓意要让打工子弟共享城市一片阳光的“阳光成长计划”也照亮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房。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安利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同筑梦想，共播希望”为主题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大行动，已经在全国26省的37个城市举办。
安利公益基金会刚刚起步，但作为国内首家民政部直管的跨国企业背景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已被誉为跨国企业在华从事公益慈善的重大制度创新，同时也标志着安利在中国长期倾力耕耘的公益慈善事业迈上了新台阶。▲
这也是为什么新成立的安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余放跟她说“基金会可以将重点放在贫困地区寄宿制学生营养厨房”的时候，她有点茫然：这个厨房是什么概念？孩子们在学校里吃饭，也是一个问题吗？
直到郑太亲自跑去了广西、重庆等地的贫困地区寄宿学校，亲眼目睹了孩子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黄豆蒸饭”果腹，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辛酸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让一个孩子不仅吃饱、还要吃好那么简单。而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10年、20年之后，就会导致一大批人营养不良、心智发育不好，进而带来一连串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件事情刻不容缓。”郑李锦芬，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如是说。
饥饿的孩子
3个月前，有两件对比悬殊的新聞吸引了国人关注。一件是被传媒称为花销超过500万的大S“世纪奢华婚礼”，还闹出了欲将昔日好友告上法庭的狗血事件。另一件则是广西某地学校的住宿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一吃就是9年的“黄豆蒸饭”。
2010年4月，郑太一行来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又跋涉了80多公里，才抵达该县最偏远的乡镇“三只羊”。那里有一所乡中心学校“三只羊小学”，学校从学前班至六年级共有13个班，485名学生，住得最远的学生要走8个小时才能到家，这让住宿生多达372名。
郑太说，他们刚刚踏入校门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地方挺不错，山清水秀，政府投资的教学楼、宿舍楼也都是崭新的。郑太没想到，10分钟后，她就见到了她无法想象的场景。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从课堂里走出的孩子们非常整齐地排着队走到学校一个角落，这里就是当地教委所言的“厨房”了。
“我们想到过条件会很糟糕，但还是没料到是那么艰苦。其实所谓的厨房只是一个草棚子，里面只有一个高高的蒸炉，一顿蒸400多份黄豆蒸饭。一位老师站在台阶上，帮着孩子们把饭盒拿下来，每个人走过去认领自己的，整个过程都是静悄悄的。”郑太的语气中充满怜惜。
孩子们捧着饭盒，有些回到宿舍楼趴在床沿上吃，有些蹲在操场上。郑太多次跟人说过这个细节：城里的孩子吃饭是从中间挖着吃的，挖到哪吃哪，而这些孩子不是的，他们会从边上一口一口地开始吃，吃得非常仔细、津津有味，直到最后把整盒饭吃光，一粒不剩。
中午饭毕，孩子们动作娴熟地打开自己的木箱子，从里面再抓一把米和一把黄豆放到饭盒里，加上清水和盐，再将饭盒捆在一起摆放回蒸炉那里。再过四个小时，那就是晚饭了。
无论是5岁学前班的孩子，还是十几岁的小学生，只要在学校寄宿就读，他们就是这么一天两顿，顿顿吃着同样的“黄豆蒸饭”，有的学生一吃就是9年。只有个别家境稍好的学生，才能在饭里放上两片腊肉或者拌点猪油。
其实，国家从2005年即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其中“一补”就是对家庭贫困寄宿学生进行专项的生活补助。在都安，小学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3元，按每学期在校时间125天计算，每人每学期可有375元的生活补助。
但在广西，由于大部分寄宿制学校没有食堂，这笔补助是在每学期末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发给学生，学生再交给家长处理，由于贫困，大部分家庭拿到钱之后只能补贴家用，而不会将其全部用到孩子吃饭上，“补助款”变成了“扶贫款”。现实的选择让孩子们又回到了“黄豆蒸饭”。
也许你认为“黄豆蒸饭”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事实上远有连米饭都吃不上的学生。一位在湖南大山深处支教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因为学校没有食堂，当地很多孩子的午餐就是早上从家带来的一个红薯。这也不是最坏的情况，有些孩子中午只能以水充饥。
由于营养摄入严重不足，这些孩子普遍个头矮小、身体瘦弱，有些学生在晨跑时还会晕倒，72%被调查的寄宿生上课期间有饥饿感。2004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显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在农村地区比较突出，2002年农村儿童生长迟缓率是17.3%，是城市的5倍。而2006年中国儿童妇女发展纲要的中期评估结果显示，农村儿童1岁以后生长迟缓率是17%以上，西部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高达30.8%，两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率高达31.1%。
看到这里，相信所有人最原始的冲动，恐怕就是去买些好吃的，用爱心堆满每个寄宿孩子的小饭碗。一些媒体人就曾在全国发起“免费午餐”计划，在网络上汇集起无数爱心人士和企业的爱心和关注。长年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安利也不例外，只是他们想得更为长远。
早在2007年，安利即出资支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专题调研西部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问题，该调研报告直接推动了国家以财政拨款形式，向全部贫困农村寄宿生发放伙食补贴。在安利公司和其他两家企业的支持下，2007年3月至2009年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选择了广西都安和河北崇礼县进行实验。据媒体记者的实地调查，至今三只羊小学食堂仍贴着当初的营养餐食谱，早餐有馒头、鸡蛋、豆浆、米粉等，午餐有牛肉、猪肉、青菜等，晚餐有内脏、 鱼、水果等。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测试，仅过了10个月，三只羊小学学生平均身高就增长了4.5厘米，运动积极性大增，学习成绩和心理状态也得到了改善。这个调研证明了营养的改善对于孩子成长的巨大作用。
调研的最终结果以报告形式呈送给温家宝总理，得到了温总理的亲自批示，儿童营养问题也写进了中央决议。营养补助从先期的2000名学生开始试点，最终惠及数百万的农村孩子。截至2009年，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西部地区农村寄宿生的全面覆盖。
然而，由于西部农村大部分学校连厨房都没有，即便有了国家拨款的补助，寄宿生群体的营养问题也无法得到可持续的有效解决。
既然清楚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安利出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的安利公益基金会从诞生这一天起，就推出了“春苗营养计划”。安利公益基金会准备在未来3年内投入5000万元，捐建1000个营养厨房，并为每个建有营养厨房的学校培训营养师，项目将覆盖中西部10个省份，直接受益的儿童预计将达50万人。
不仅仅是一个厨房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高达5800万。究竟哪里的孩子，小饭碗里能幸运地先出现肉和蛋？
郑太坦言：“我们选择的区域是有条件的，当地政府必须对这个项目给予重视，愿意全力支持，调配相关资源，给予一定的配套和政策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建一个厨房很容易，差不多每个厨房大约平均5万元人民币。但是建起厨房并解决了设施问题之后，厨房里面还要有厨师等工作人员，以及相应的水电、物资运送等配套问题。那些费用谁来支付？如何能让这个厨房长期运作下去？安利公益基金会将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跟当地县政府，甚至要跟当地的市政府协商好，一起去做工作，共同关心当地孩子营养问题。”
郑李锦芬告诉记者，目前他们首批已经框定了三个投放省份： 广西、重庆和陕西，希望通过这3个省份的试点探索出一个模式，吸引政府的力量、学校的力量甚至家长的力量，还有其他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共同来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解决这样普遍的问题，难以仅凭一家之力。
“我们已经在跟当地政府做第二轮深入探讨，在当地做出相应的承诺后，我们的资金就会到位，厨房设施配备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郑太乐观地说。据她透露，安利公益基金会不仅做厨房，还会培训营养师，让孩子们不仅吃饱，还要营养均衡。郑太自言是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做，要做就得确保成功，全方位地把事情做好，而不是捐了一个厨房，后续怎么样天知道。
“全国留守儿童5800万，我们三年真的能够做成1000个厨房，实际上也只能帮助几十万个孩子，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起一个示范的作用，唤起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安利公益基金会能够通过我和安利的影响力拉动国外NGO的一些力量去做这个工作就更好了。它们很多钱都去了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到中国来不是更好吗？”郑太信心十足地说。
很显然，已经从安利全球执行副总裁和安利中国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郑李锦芬退而不休，又开始了她人生新的征程。而且，这位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女性，如今又将一腔热血洒向公益事业。不仅如此，她還会用以往在安利的管理经验、人脉关系、人格魅力，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为中国孩子谋福祉。
改写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加起来总数有超过8000万人，占到了同年龄段儿童总人数的1/3。农民工子女人数庞大，所产生的问题是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成当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的问题。用郑李锦芬的话说：“我们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我们就将拥有什么样的未来。”
“这些年来，跟随安利的公益脚步，我曾走访了一些农村贫困小学、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看着这些孩子孤单地留守在家，或是跟随着父母在城市里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在那些时刻，我内心沉痛。”
这些孩子的问题，绝不仅仅只在食物的营养上，更重要的还有心灵营养的匮乏。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苏凤杰女士认为：“留守儿童和父母长期分离造成了他们与父母之间日常的亲情互动的缺失或者不足，使得一些留守儿童产生了心理焦虑，容易造成不同程度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还出现了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遭遇侵害的问题。”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介绍，昆明和东莞这两地是农民工孩子被拐卖最多的地方。甚至，有些农民工子女年纪轻轻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哪怕是停在派出所门口的电动车，3分钟之内很可能就会丢失，偷车的小孩最小只有11岁，都是被坏人指使的。”
在重庆市涪陵区，曾经一个月发生过30多起入室盗窃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警方抓获的撬门入室盗窃团伙老大今年才13岁，11名团伙成员平均年龄14岁。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在社会上流浪的留守儿童。而他们由于进出公安机关多次，早已对警察讯问习以为常，脸上丝毫看不出惶恐，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
为了从“身、心、智”三方面有效辅助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在“春苗营养计划”之外，安利公益基金会还将承接安利（中国）开展多年的两大公益项目——彩虹支教计划和阳光成长计划。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泾源二中，安利投入了3万元配置了5台电脑和60套视频设备，启动了全县首个“亲情视频聊天室”。这是安利公益基金会与共青团中央合作“彩虹支教计划”第一批获批的项目之一。安利公益基金会将以17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额度，分三年资助团中央组织的88所大学、数百名研究生支教团因地制宜地自主设计、实施支教扶贫项目，以充分发挥研究生志愿者们的智慧、能量和热情。
在泾源二中的762名学生中，有近九成学生家人外出务工。“爸爸只有秋收、冬天才能回家，我和妈妈可想他了。”5月11日，泾源县二中八年级学生于银娟通过亲情视频看到了在广东打工的爸爸。这位父亲特意请了假，激动地带上工友们一起去网吧，小心翼翼地戴上耳机，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了挂念已久的女儿。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而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寓意要让打工子弟共享城市一片阳光的“阳光成长计划”也照亮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房。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安利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同筑梦想，共播希望”为主题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大行动，已经在全国26省的37个城市举办。
安利公益基金会刚刚起步，但作为国内首家民政部直管的跨国企业背景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已被誉为跨国企业在华从事公益慈善的重大制度创新，同时也标志着安利在中国长期倾力耕耘的公益慈善事业迈上了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