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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实质是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结构滞后也就是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得当。实际上，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机会的不平等，成为目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已是共识。
1月9日傍晚，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内，社会学家陆学艺侧坐在沙发里，右手中点燃的香烟总是没抽几口就燃到了烟嘴。“当领导的工作就是两项，GDP和社会问题。现在GDP上去了，但社会问题很多，这是不行的。领导也想解决，但现在扭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提纲挈领的纲。”
他猛地用左手提起外套的下摆：“就像提衣服一样，不提领子，抓其他地方是不行的。”
陆学艺所说的解决社会问题之“纲”，就是社会结构。此前一天，他带领的课题组刚刚发布了历时四年调研而成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这份报告是陆学艺领导的课题组进行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的一部分。在2002年和2004年，课题组分别发布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两份报告。
2004年，陆学艺开始第三份报告的调研，原定课题是当代中国的阶层关系。这一年，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时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显现的上升时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课题组感到研究社会结构正逢其时。2005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將课题改为社会结构的研究。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难题。在已完成的三份报告中，此次报告费时最久，长达四年。为了观察基层社会的整体全貌，课题组要长期到地方蹲点调研。2005年初夏，课题组人住四川省大邑县，在农民工宿舍里住了20天。大邑县是山区，课题组要在当地50多万人中抽样1000份，逐户调查。
艰苦的调研增加了课题组的使命感，67岁的陆学艺说：“我们有些组员从农村回来都掉眼泪，说没想到农村现在还这么穷。”
陆学艺把这份研究报告视为给当下中国社会开的药方：“我们推出的社会结构研究，是要解决目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这么一个难题。”此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社会结构的实质是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结构滞后也就是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得当。实际上，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机会不平等成为目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这已是共识。
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促进社会公平，并将其视为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方法。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中分析社会结构滞后的原因时提到社会阶段性。在改革开放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推进经济结构是历史所需。这样看，社会结构滞后似乎是必然的?
陆学艺：发展肯定是经济在前社会在后，但是社会要跟上。合理的差距是可以的，两三年的差距没问题，十年八年就不行。上世纪，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我国的港台地区，就是三两年的差距。比如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基尼系数在降低，城乡差距在缩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搞成唯一就不对了，结果牺牲了环境、农村和社会建设。新世纪之后，我们这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欠账太多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说社会结构滞后是造成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怎么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农问题，这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造成的问题吗?
陆学艺：现在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本质上是个结构问题。2007年，我国GDP中，一产占11.3％，就业结构中，一产占40.8％。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没有比中国农民更勤劳的了。也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笨，东北的农民种一千亩地两千亩-地的有的是，也能种。但是你种了这么多地，另外的八九百人吃干什么?
2007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5.1％，这55.1％的人口要靠11.3％的财富养活。现在知道要改，就是给点钱，搞义务教育，给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不够的。你给不了多少钱，结构不改变，城乡差别没法缩小。
光靠一点补助，以工补农，城市带动农村，带得动吗?日本89％的人口是城市人口，二、三产业的人，他要支援农村支援得起。我们是少量的人在城市，要支援农村的人口，支援得起吗?
不调整结构，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陆学艺说，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转变不是—般的转变，正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在这样巨大的变革中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也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这种双重转变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进程中非常少见。而且，西方工业国家曾花了上百年才消化的难题，我们是在短短n，十年时间内推进的。
相比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视度明显不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此时改革开放已经快到第三十个年头了。
我国现行的主要社会体制，即户籍制度、城乡体制、社保制度和人事制度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报告认为，这些体制一定程度上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这导致了在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之后，原有的社会体制不断与之发生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呢?
陆学艺：社会结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户口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体制，这使农村的资源和机会很少。在二元结构下，干一样的事，两样待遇，能不产生矛盾吗?
社会结构滞后不光是这30年造成的。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已经占GDP的60％，当时城市化率起码应该30％以上，但实际上只有17瞭望9％。还有其他问题，在1978年已经严重滞后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国外是同步的。1958年，我们先是大跃进，然后是治理三年困难。当时因为没有饭吃不让农民进城，就有了户籍制度。后来通过经济建设，已经有饭吃了，粮食都卖不出去了，还不让农民进城，这没道理。户籍制度是二元结构的根源。
《瞭望东方周刊》：书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应该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了，为什么迟迟未动?
陆学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工农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朱镕基在1996年讲要扩大内需，那时候就应该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了。1996年到现在正好15年。
问题是我们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要说决策部门的人，搞经济研究的人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
陆学艺：理论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不透，习惯用经济的理论研究解决问题。 2000年以前也许还凑合，但现在解决不了。
像三农问题，不调整结构，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建设新农村什么的都是空话。要把农民转移出来，要变成二、三产业的职工才能解决。哪个富国都不能有50％的人在农村。
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滞后的问题，这不是说结构万能，但现在确实处处是结构问题，而我们恰恰是在外面抓痒痒，没南开刀。
我们推出这本书，就是要让县以上的干部懂，你要搞好这个县，你就要搞好结构，你要治好这个国家，也要搞好这个结构。
和经济政策不一样，一个社会政策制定的好坏，影响的不是三两年。不像经济，热了三两年，通过调控软着陆，实在不行硬着陆。而社会政策一出，影响几十年甚至几代人。
各得其所，各得其利，那就太平了
报告称，解决社会结构滞后问题，就是要实现资源、机会的公正、合理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良好配置，必须改变当前国家过强、市场过度、社会过弱的现状，应使三大主体各归其位。比如，要改变国家过分介入土地资源的配置，改变市场在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泛滥，加强社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另外，防止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些群体和某些领域也是防止社会冲突酿成的关键。
陆学艺认为，最近十几年我国有三个问题：内需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每况愈下。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需要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来治理，当下的一个药方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要让大多数农民进入二、三产业，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资源和机会，以上三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除此之外，还应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就业结构培育中产阶层来化解社会结构滞后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把城市化作为当下社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陆学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搞工业化一定要搞城市化。我们现在是只搞工业化，东西大量出来，城市化却一直力度不够。
现在犯罪率这么高，70％和农民有关。农民工对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关键是现在穷的穷、富的富，而且穷得没有路了，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要把农民转移出来，不是变成农民工，而是要变成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要各得其所，各得其利”，那就太平了。
现在是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了，通过改革户籍、就业、社保等体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瞭望东方周刊》：但户籍制度虽然呼吁多年，改革始终很缓慢。
陆学艺：经济基础已经改了，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阻挠)，上层建筑不改也得改。有人说社会已经定型化了，什么叫定型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变动之中。
下面动得快，上面也得跟着动。现在把中小城市改了，没有天下大乱，就可以接着往下改。有人说北京上海难改，那人家东京、巴黎没有户口制度，也没有把人挤满，也没有太多贫民窟。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决了几个大问題，至少把中小城市放开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好，所以，像广州、上海已经在动了。
《瞭望东方周刊》：孙立平教授也提出，我国大多数中产阶层还是吃财政饭的，因此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培育需要更长时间，你怎么看?
陆学艺：在新的制度下，好多问题需要两边适应。这其中有体制问题也有个人问题。现在3000多万人的中产阶层队伍里，还有很多是吃财政饭的，这是体制问题。咱们也得体谅国家。
1月9日傍晚，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内，社会学家陆学艺侧坐在沙发里，右手中点燃的香烟总是没抽几口就燃到了烟嘴。“当领导的工作就是两项，GDP和社会问题。现在GDP上去了，但社会问题很多，这是不行的。领导也想解决，但现在扭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提纲挈领的纲。”
他猛地用左手提起外套的下摆：“就像提衣服一样，不提领子，抓其他地方是不行的。”
陆学艺所说的解决社会问题之“纲”，就是社会结构。此前一天，他带领的课题组刚刚发布了历时四年调研而成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这份报告是陆学艺领导的课题组进行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的一部分。在2002年和2004年，课题组分别发布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两份报告。
2004年，陆学艺开始第三份报告的调研，原定课题是当代中国的阶层关系。这一年，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时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显现的上升时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课题组感到研究社会结构正逢其时。2005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將课题改为社会结构的研究。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难题。在已完成的三份报告中，此次报告费时最久，长达四年。为了观察基层社会的整体全貌，课题组要长期到地方蹲点调研。2005年初夏，课题组人住四川省大邑县，在农民工宿舍里住了20天。大邑县是山区，课题组要在当地50多万人中抽样1000份，逐户调查。
艰苦的调研增加了课题组的使命感，67岁的陆学艺说：“我们有些组员从农村回来都掉眼泪，说没想到农村现在还这么穷。”
陆学艺把这份研究报告视为给当下中国社会开的药方：“我们推出的社会结构研究，是要解决目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这么一个难题。”此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社会结构的实质是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结构滞后也就是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得当。实际上，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机会不平等成为目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这已是共识。
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促进社会公平，并将其视为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方法。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中分析社会结构滞后的原因时提到社会阶段性。在改革开放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推进经济结构是历史所需。这样看，社会结构滞后似乎是必然的?
陆学艺：发展肯定是经济在前社会在后，但是社会要跟上。合理的差距是可以的，两三年的差距没问题，十年八年就不行。上世纪，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我国的港台地区，就是三两年的差距。比如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基尼系数在降低，城乡差距在缩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搞成唯一就不对了，结果牺牲了环境、农村和社会建设。新世纪之后，我们这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欠账太多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说社会结构滞后是造成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怎么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农问题，这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造成的问题吗?
陆学艺：现在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本质上是个结构问题。2007年，我国GDP中，一产占11.3％，就业结构中，一产占40.8％。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没有比中国农民更勤劳的了。也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笨，东北的农民种一千亩地两千亩-地的有的是，也能种。但是你种了这么多地，另外的八九百人吃干什么?
2007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5.1％，这55.1％的人口要靠11.3％的财富养活。现在知道要改，就是给点钱，搞义务教育，给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不够的。你给不了多少钱，结构不改变，城乡差别没法缩小。
光靠一点补助，以工补农，城市带动农村，带得动吗?日本89％的人口是城市人口，二、三产业的人，他要支援农村支援得起。我们是少量的人在城市，要支援农村的人口，支援得起吗?
不调整结构，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陆学艺说，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转变不是—般的转变，正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在这样巨大的变革中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也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这种双重转变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进程中非常少见。而且，西方工业国家曾花了上百年才消化的难题，我们是在短短n，十年时间内推进的。
相比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视度明显不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此时改革开放已经快到第三十个年头了。
我国现行的主要社会体制，即户籍制度、城乡体制、社保制度和人事制度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报告认为，这些体制一定程度上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这导致了在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之后，原有的社会体制不断与之发生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呢?
陆学艺：社会结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户口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体制，这使农村的资源和机会很少。在二元结构下，干一样的事，两样待遇，能不产生矛盾吗?
社会结构滞后不光是这30年造成的。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已经占GDP的60％，当时城市化率起码应该30％以上，但实际上只有17瞭望9％。还有其他问题，在1978年已经严重滞后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国外是同步的。1958年，我们先是大跃进，然后是治理三年困难。当时因为没有饭吃不让农民进城，就有了户籍制度。后来通过经济建设，已经有饭吃了，粮食都卖不出去了，还不让农民进城，这没道理。户籍制度是二元结构的根源。
《瞭望东方周刊》：书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应该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了，为什么迟迟未动?
陆学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工农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朱镕基在1996年讲要扩大内需，那时候就应该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了。1996年到现在正好15年。
问题是我们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要说决策部门的人，搞经济研究的人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
陆学艺：理论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不透，习惯用经济的理论研究解决问题。 2000年以前也许还凑合，但现在解决不了。
像三农问题，不调整结构，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建设新农村什么的都是空话。要把农民转移出来，要变成二、三产业的职工才能解决。哪个富国都不能有50％的人在农村。
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滞后的问题，这不是说结构万能，但现在确实处处是结构问题，而我们恰恰是在外面抓痒痒，没南开刀。
我们推出这本书，就是要让县以上的干部懂，你要搞好这个县，你就要搞好结构，你要治好这个国家，也要搞好这个结构。
和经济政策不一样，一个社会政策制定的好坏，影响的不是三两年。不像经济，热了三两年，通过调控软着陆，实在不行硬着陆。而社会政策一出，影响几十年甚至几代人。
各得其所，各得其利，那就太平了
报告称，解决社会结构滞后问题，就是要实现资源、机会的公正、合理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良好配置，必须改变当前国家过强、市场过度、社会过弱的现状，应使三大主体各归其位。比如，要改变国家过分介入土地资源的配置，改变市场在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泛滥，加强社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另外，防止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些群体和某些领域也是防止社会冲突酿成的关键。
陆学艺认为，最近十几年我国有三个问题：内需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每况愈下。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需要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来治理，当下的一个药方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要让大多数农民进入二、三产业，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资源和机会，以上三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除此之外，还应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就业结构培育中产阶层来化解社会结构滞后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把城市化作为当下社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陆学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搞工业化一定要搞城市化。我们现在是只搞工业化，东西大量出来，城市化却一直力度不够。
现在犯罪率这么高，70％和农民有关。农民工对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关键是现在穷的穷、富的富，而且穷得没有路了，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要把农民转移出来，不是变成农民工，而是要变成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要各得其所，各得其利”，那就太平了。
现在是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了，通过改革户籍、就业、社保等体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瞭望东方周刊》：但户籍制度虽然呼吁多年，改革始终很缓慢。
陆学艺：经济基础已经改了，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阻挠)，上层建筑不改也得改。有人说社会已经定型化了，什么叫定型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变动之中。
下面动得快，上面也得跟着动。现在把中小城市改了，没有天下大乱，就可以接着往下改。有人说北京上海难改，那人家东京、巴黎没有户口制度，也没有把人挤满，也没有太多贫民窟。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决了几个大问題，至少把中小城市放开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好，所以，像广州、上海已经在动了。
《瞭望东方周刊》：孙立平教授也提出，我国大多数中产阶层还是吃财政饭的，因此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培育需要更长时间，你怎么看?
陆学艺：在新的制度下，好多问题需要两边适应。这其中有体制问题也有个人问题。现在3000多万人的中产阶层队伍里，还有很多是吃财政饭的，这是体制问题。咱们也得体谅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