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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很多，但尤以“三落三起”，愈挫愈勇更使人难以忘怀。
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1932年7月，为加强边区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把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联成一体，在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心县委书记。但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正规红军，并调走了守卫在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三师。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苏区南部的防御空虚，致使寻乌县城在广东军阀的大规模进攻中失守。
左倾领导掌握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报，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攻击文章，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1933年3月，在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邓小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撤去了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
1933年下半年，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贺昌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被调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十年前曾在巴黎编印《赤光》杂志的邓小平，在这里重操旧业，干起了《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1935年1月，邓小平随红章纵队到达遵义。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从此再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37年8月25日，3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改任129师政委，和刘伯承一起组成了著名的刘邓大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然后到中央工作，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0多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开始动乱，不少大学相继出现了乱揪乱斗的现象。6月1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的领导轨道。这个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蛊惑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接着他又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迫做了检查，并在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
这时的邓小平住在中南海一所叫含秀轩的住宅里，五六十年代他曾在这里工作过十多年，但后来这里竟然变成了他这个党中央总书记被监禁的地方，而且这一监管就是3年。此时他的子女们都受到了株连，被赶出中南海，大儿子邓朴方的遭遇最为悲惨，他在北京大学被关押期间，不甘受辱以命抗争，坠楼致残，后几经辗转沦落到北京的清可福利院。邓朴方并不知道，当他在福利院度日如年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了北京。
1969年10月的一天，一架军用专机载着65岁的邓小平、他的夫人卓琳和继母，由北京秘密飞往江西。在距南昌市10多公里的新建县，有一个叫望城岗的地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陆军学校就设在这里，学校里有一幢两层小楼，是原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文革期间，学校停办，人去楼空，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就被安排住到这里。安顿下来不久，邓小平和卓琳就被安排到当时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现已改名为新建县棉麻纺织厂劳动。从1969年11月9日开始，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里，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读书或种菜，晚上则沿着院内的小道散步。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在场的周恩来感到时机已经到来，当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与此同时，1972年8月，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恳切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回顾和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些事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当天就把这个指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应付“文革”的风风雨雨，周恩来早已身心憔悴，迫切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和他一道共撑危局。面对江青等人的百般阻挠，周恩来几经周折，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在邓小平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创造了10年“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整顿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也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感到极大的安慰。他在医院里对外宾说，现在邓副总理已经在全面担负起责任。
第三次发生在1976年。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总理致悼词。这是1976年邓小平在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后一次露面。这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四人帮”对此怀恨在心，把邓小平诬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4月7日，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撤销职务之后，邓小平在他的家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这年邓小平已经72岁了。在“四人帮”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自然终结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到了1977年3月，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必须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小平喜欢看足球、打桥牌，退休之前特制“熊猫”烟经常不离手，直到退休后在家人的劝阻下才戒了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是从看足球开始的。1977年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一个星期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五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有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把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他虽已73岁高龄，本可以轻松一下，但他却要“做点工作”。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他挥写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新篇，在我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期，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引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他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一次遭受错误的打击，处于逆境时，他都没有消沉，而是无私无畏，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渝，愈挫愈勇，发愤要有更大的作为。对于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如何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对待工作中的挫折，如何对待个人的荣辱进退，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能否正确对待这些问题，说起来并不难，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它不仅是对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检验，也是对个人修养的考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愈挫愈勇，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1932年7月，为加强边区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把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联成一体，在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心县委书记。但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正规红军，并调走了守卫在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三师。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苏区南部的防御空虚，致使寻乌县城在广东军阀的大规模进攻中失守。
左倾领导掌握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报，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攻击文章，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1933年3月，在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邓小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撤去了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
1933年下半年，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贺昌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被调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十年前曾在巴黎编印《赤光》杂志的邓小平，在这里重操旧业，干起了《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1935年1月，邓小平随红章纵队到达遵义。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从此再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37年8月25日，3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改任129师政委，和刘伯承一起组成了著名的刘邓大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然后到中央工作，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0多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开始动乱，不少大学相继出现了乱揪乱斗的现象。6月1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的领导轨道。这个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蛊惑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接着他又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迫做了检查，并在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
这时的邓小平住在中南海一所叫含秀轩的住宅里，五六十年代他曾在这里工作过十多年，但后来这里竟然变成了他这个党中央总书记被监禁的地方，而且这一监管就是3年。此时他的子女们都受到了株连，被赶出中南海，大儿子邓朴方的遭遇最为悲惨，他在北京大学被关押期间，不甘受辱以命抗争，坠楼致残，后几经辗转沦落到北京的清可福利院。邓朴方并不知道，当他在福利院度日如年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了北京。
1969年10月的一天，一架军用专机载着65岁的邓小平、他的夫人卓琳和继母，由北京秘密飞往江西。在距南昌市10多公里的新建县，有一个叫望城岗的地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陆军学校就设在这里，学校里有一幢两层小楼，是原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文革期间，学校停办，人去楼空，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就被安排住到这里。安顿下来不久，邓小平和卓琳就被安排到当时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现已改名为新建县棉麻纺织厂劳动。从1969年11月9日开始，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里，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读书或种菜，晚上则沿着院内的小道散步。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在场的周恩来感到时机已经到来，当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与此同时，1972年8月，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恳切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回顾和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些事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当天就把这个指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应付“文革”的风风雨雨，周恩来早已身心憔悴，迫切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和他一道共撑危局。面对江青等人的百般阻挠，周恩来几经周折，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在邓小平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创造了10年“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整顿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也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感到极大的安慰。他在医院里对外宾说，现在邓副总理已经在全面担负起责任。
第三次发生在1976年。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总理致悼词。这是1976年邓小平在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后一次露面。这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战场。“四人帮”对此怀恨在心，把邓小平诬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4月7日，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撤销职务之后，邓小平在他的家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这年邓小平已经72岁了。在“四人帮”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自然终结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到了1977年3月，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必须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小平喜欢看足球、打桥牌，退休之前特制“熊猫”烟经常不离手，直到退休后在家人的劝阻下才戒了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是从看足球开始的。1977年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一个星期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五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有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把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他虽已73岁高龄，本可以轻松一下，但他却要“做点工作”。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他挥写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新篇，在我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期，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引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他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一次遭受错误的打击，处于逆境时，他都没有消沉，而是无私无畏，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渝，愈挫愈勇，发愤要有更大的作为。对于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如何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对待工作中的挫折，如何对待个人的荣辱进退，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能否正确对待这些问题，说起来并不难，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它不仅是对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检验，也是对个人修养的考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愈挫愈勇，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