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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命途多舛的欧·亨利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之中都有所体现，其中《警察与赞美诗》体现了独特的人文主义特征：包括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相信人内心之中暗藏潜能和善意，认为人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自我实现，探讨了人文主义与宗教结合的可能等。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主要是特殊的文化背景、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接受的人文教育等方面。
关键词：欧·亨利 小说 人文主义
欧·亨利（ O-Henry）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纵观他的作品，他塑造了无数受苦受难的小人物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作家描绘的众生相可划分为两个类型：对人性的赞美与对非人性的批判。《警察与赞美诗》（The CopAnd the Anthem）充分体现了欧·亨利对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关切，具有欧·亨利的典型幽默讽刺风格;同时，小说因其悲悯情怀打动人心。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人文主义并不属于哪种具体的流派，但其基本内涵与所讨论的话题是永恒的。其核心是以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世界观。《警察与赞美诗》通过种种方式给予人文主义长久以来争执的问题以答案，显示了独特的人文主义特征。
一、人文主义的表征 （一）对底层生存的观照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小说主人公苏比无家可归，游手好闲，只能睡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流浪于大城市中。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苏比表示坚决不接受慈善机构的救济，这自然使得他饔飧不继。依照马斯洛（ A-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会优先于其他需求。对于苏比而言，对他生存产生更大威胁的是极寒的环境。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他将“三叠厚厚的星期日报纸，一份垫在薄外套下面，两份盖着脚踝和膝盖，都抵不住寒冷”①。麦迪逊广场位于美国纽约，离岸风使得那里的冬季寒冷潮湿，常伴有大风雪。没有良好御寒工具的苏比暴露在极寒的环境中，无法满足其安全需要，甚至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为了活着，他期待着进监狱度过漫长的冬季。这是苏比基于这种困境所做出的无奈之举，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城市小人物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
在精神层面主人公也遭受着种种折磨。苏比开始想通过进豪华餐厅吃白食而获罪，在他刚踏进门时，“领班的目光就落在他磨通了的裤子和邋遢的皮鞋上，一双力大无穷的手立即将他兜了个转，不声不响地把他推到人行道上”。领班通过苏比的着装判断他低下的消费能力，判断之后他采取的行动不是婉拒，而是粗暴地将这位流浪汉推出门外。这一行为蕴藏的深层含义是：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无法获取他们的尊重。苏比在进门之前就关注自己上半身的服饰，被推到路边也毫不奇怪，这表明势利不是领班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纽约的潜规则，包括苏比这样的受害者在内都深谙其中之道。人人都希望获得尊重，此时的苏比还没有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这种待遇习以为常;同时也是由于生存问题急需解决，无暇顾及尊重需求，然而得不到尊重的问题切实存在。
小说最后，在苏比幡然醒悟时，警察却不给出任何理由便将他逮捕。为了追求戛然而止的艺术效果，小说没有直接描写苏比的反应，然而“逮捕”这一行为却颇能反映问题。尊重需求由自尊和受人尊敬两个部分组成，过去的苏比对领班的鄙夷表现得麻木，但他精神回归之后首先唤起了自尊的情绪，他身上潜藏的对尊重的需求被唤醒，势必会促使他期待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逮捕否定了他的自尊，更不可能给予他尊重，这体现了个人需求与社会给予的明显冲突，进一步涉猎了人文主义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试图找到一个克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办法”②。意料之外的结尾隐含了作者的态度，他无声且尖锐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批判他们限制人自行把握个人行为的做法。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之中苏比多次遭受侮辱，通过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写法鞭笞了以警察为代表的丑恶社会，从整个外部环境的构建而言，也通过忧虑表达了对众生的关切。
这种关切正是他的不同之处。文艺复兴时期体现着人文主义早期的形态，充斥着乐观精神，赞扬“人类是多么美妙的杰作，他拥有崇高的理智”。然而许多人是不完美的，如果人文主义像早期那样撇开那些不完整的人，只强调大家都可以获得美好的品质，那它就十分狭隘，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没有覆盖到全人类之中。这种片面在启蒙时期也有所体现，到了19世纪末，大家意识到人并非十全十美，理性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关注人的状态成为人文主义的新主题，欧·亨利对于苏比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塑造，正立足于此。
简而言之，从《警察与赞美诗》的整体而言，他不是空洞地赞颂人的伟大和人的创造力，而是不断发现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欧·亨利在这里并不是如文艺复兴时期那般直接地歌颂人的伟大，然而他依然关注着人，以人为本。
（二）人性本善的信仰
古今中外，关于人的本质心理属性善恶的讨论持续不断，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怎样看待“人”这个概念，对人的认知取决了他对人的态度，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是否认为人性本善。
首先这位城市流浪汉意图调戏妇女引起警察注意时，那位女性意外地配合，他非但没有做出任何下流的举动，反而因为不能进监狱大失所望，立马找机会甩掉了这个热情的女人。他砸玻璃也好，扰乱治安也罢，在警察置之不理后，没有进一步在同一地区进行同性质的破坏，发现不起效果就立马收手。由此可见，苏比的目标确实只是进监狱御寒，而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个有毁灭冲动的魔鬼，也不为满足过分的贪欲。他采取不付钱就进餐馆吃喝、打坏玻璃、对女性做出轻佻的动作、吼叫着破坏治安和故意错拿别人的伞等行为引起警察的关注。因为想要进监狱必须违法乱纪，可违法行为中有很多害人利己的，苏比选择的都是不会给别人造成严重身心损害的恶行，这至少说明他本性不坏。最重要的是蘇比在回家的路上受到感召，“他要将自己拔出泥淖，他要活得像个人样”。从这句话中，最可体现出欧·亨利对“人”的确切定义。苏比在改过自新时决定“像个人样”，也就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不劳而获的生存状态不足以称之为人，真正的“人”不是这样。之前从开篇便明确了的他的生活基调是一种错位，而他决定找份工作，自力更生，重拾“纯洁的思想和整洁的服装”，堂堂正正地生活才能算是人性的复归。从这句话中，可说明叙事者认为人本来就是善良且有尊严的。 苏比当时所处的世界金钱至上，轻浮淫荡，偷窃之风盛行。豪华的餐馆里以领班为代表的人们庸俗势利，路上随便遇到的妇女面对调戏以轻浮的态度回应，他偷拿别人的伞却被误认为是伞真正的主人，因为那个人的伞也是偷来的，读者在感慨作者笔触幽默的同时也惊异于众生的丑态。作为法律执行者的警察，在苏比亲口承认是自己砸坏玻璃时，却根据经验而非法律条文放过了他;而看见苏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却不给出任何理由便将其逮捕，这种做法显然不合常理也不合法规，这里法律制度不完善，限制自由的时间由警察随意指定，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非常荒谬。整个世界都已变质，作者作为叙事者隐身在文章之中暗暗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塑造那些可笑丑恶的面孔并非赞同那些人所代表的价值观。通过这些人物，欧·亨利鞭笞了这个社会和他们变质的灵魂。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认可那个扭曲变形的社会，认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苏比口中的“人”。大多数人都被这个社会浸染得失去了本性，进而使得整个社会越发道德沦丧。隐藏叙事者对变质社会的态度说明了他相信人性本善且渴望所有人能复归本性，找回真正的自我。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人文主义等等无论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少纷争，然而都坚信人的内心原本以善为主，对人的创造力抱有极大的信心。后来人们怀抱热情构建的理性王国，正是由于对人的创造力有着坚定的信念，相信人们能最终摆脱愚昧，在自己身上寻找到原有的价值。从自身出发的寻找体现了他们认可性本善。启蒙时期的著名代表卢梭（J.Rousseau）明确提出道德的根源是“发自内心的呼声”，他觉得人天生就具备正义与善良。这与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表现的人性观一脉相承。
（三）自我实现的可能
文本之中，苏比回想起世间所有值得珍视的东西，完成了自我实现，对于原本浑浑噩噩的生活深恶痛绝，成为完整的人。《警察与赞美诗》中通过苏比决定重新做人给予了人是否能够自我实现以肯定的答案。
仅从关联度上讲，既然人性本善，那么通过种种方法使得人们回归到原有的状态便可以产生善意，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逻辑上的紧密结合构成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些作家和思想家既相信道德源自内心，同时又觉得人们不能自我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 Hamlet）中塑造的主人公正体现了这种矛盾。哈姆雷特（ Hamlet）无论在外形、能力，抑或是悲悯善良理性精神上都堪称完美，然而他依然悲剧性地被毁灭了，造成这样的结果既是因为他行动迟缓，性格上存在缺陷，又是因为外部环境的险恶与强大。但到了欧·亨利的笔下，其主人公与莎士比亚有所不同。
苏比所处的世界也同样凶险异常，但相似的社会背景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外部世界对他自我实现的影响并没有紧密相关，大多数时刻，苏比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个体，小说中没有提到他的家人或朋友，自然没有亲近的人对他的灵魂产生影响。至于那些面目可憎的人虽非出自本意，却或多或少地干扰了苏比的作恶计划。豪华餐馆里，苏比的“恶”没有构成事实，妇女和警察把苏比调戏和破坏治安的事实合理化了，反而使苏比偏离了“恶”的轨道。后期，社会露出的獠牙干扰了他的生活，使得醒悟了的他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但那发生在苏比回归理性，重新做人之后，他已经发出了“活出人样”的呼喊，彼时他已完成了生活复归。这种干扰仅仅是为时不长的自由限制，没有使他走向毁灭。小说结尾令人意想不到，苏比的良知已被唤醒，他的生活得以复归，已经自我实现的他恐怕再难回到原来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人的发现作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在小说人物身上和作家身上发挥着作用，最终成就了这部作品，人始终会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至少在苏比自我实现的途中并没有致命障碍，这也就使得人具有创造力和人能开发创造力和实现自我成为可能。这种出现在乱世和信仰低谷期，依然相信人最终会自我实现的信念既独特少见，又勇敢可贵，将温暖和美感留给接受者，使得希望源源不断得以传播扩散，人类不至于永远迷失在黑暗中。
（四）与宗教结合的现象
苏比的生活复位是既成事实，他通过努力成为真正的人，然而激发他的良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努力，“这些能力是潜藏于人的身上的，需要外部力量加以唤醒”。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一部分人的潜能需要挖掘，才能更快速地获取自我价值，这种媒介被很多思想家确认为教育，具体到这篇小说，赞美诗成为促使苏比醒悟的手段。
处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中，连个体存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苏比，很难在短时间内不借助任何外力快速醒悟。他没有过分亲近的人，对优良的习惯和美好的行为耳濡目染不太可能。教育要想达到震撼人灵魂的效果，需要比较长的周期，这对没有收入来源的苏比来说也不现实。而演奏一首赞美诗耗时短，对快速推动情节发展有一定好处，与宗教结合成为挖掘苏比潜能的选择。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势必和基督教宣扬的神是人的秩序有所冲突。欧·亨利相信人性本善这和基督教中的原罪观格格不入，然而这种结合并非没有来源。且人文主义反对的是神权的泛滥，并不是反对神本身，宗教的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在那个时期就有着基督教人文主义这样的派别，宗教曾多次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因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文主义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乔治·艾略特（ J-Eliot）作为基督教福音派的信奉者在开掘两者结合的路上可被视为典型代表，她将上帝也放置在人类善的向往之中。从历史渊源来看，人文主义与宗教的结合是有可能的，世俗化的不断推进，神权已不再掌握主流話语，基督教本身带有的博爱思想与人文主义不谋而合，在人权已经赢得大家青睐的情况下，将宗教视为媒介，视为实现人文主义的途径并不会对人文主义的核心进行损害。
二、独特表征的原因
从人文主义的提出开始，便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其中便有人性的善恶属性、人是否能自我实现、宗教能否与人文主义结合等辩论，《警察与赞美诗》最终以那些人文主义特征的面貌示人，其中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作家的艺术人生和时代背景
多才多艺的欧·亨利一生坎坷。1962年美国南北内战尚未结束，正是生灵涂炭人心惶惶的动乱时期，作家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加之母亲早亡，父亲不问世事沉迷于发明“永动机”，因家庭变故，十五岁欧-亨利便结束了学生生涯开始自行谋生。过早地进入社会使得他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打交道，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真正懂得他们的苦涩。他自己大多数时候也生活拮据，仅在德克萨斯度过几年快乐时光，并遇到了一生挚爱的发妻阿索尔（ Atholl），两人情深义重，但因时任银行职员的欧·亨利卷入失竊案而被迫与爱妻生离死别，他有过一段逃亡生活，这一经历与当时美国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经济混乱有着密切关系。阿索尔体弱多病，在作家流亡西部的期间最终死于疾病，他赶回来探望却为时过晚，与妻子天人永隔，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家破人亡加重了作家的痛苦。出狱以后，他为了维持生计持续不断地进行创作，时常在纽约市里打听小人物的故事，无穷无尽的苦难和长期以来与底层人民朝夕相处使得他对人的生存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对生存状态的关切是站在苦难的肩膀上，结合自己的疼痛去关注世间共有的艰难。
欧·亨利的人生经历充满戏剧性，总是饱含苦涩，但他遇到的人多是以真心待他。没有祖父和姑妈的照拂，欧·亨利不可能顺利长大，他的岳父岳母虽然因为他的经济状况拒绝将女儿托付给他，在两人结为夫妻后却为其文艺事业和日常生活多次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并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大加赞赏。欧·亨利服刑期间，两位老人自动担任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解决了欧·亨利的后顾之忧。经历这些后，对周围的人，欧·亨利也抱着信任之心。在成为职业作家的最后十年里，无论是熟识的还是陌生的人找其借钱，他都慷慨解囊且不记账，对于人性，他一直是持看好的态度。他一生拒绝进入上层社会，专注于和小人物打交道，可见小人物们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之愿意终生与之亲近，并在作品中多次歌颂。他常打交道的人大多善良可亲。艺术家的敏感，怀抱良知的他更是对于善意具有格外的体悟和珍视，这让经历生活各种磨难的欧·亨利相信人终究是善良正义的，人最后也一定会越发具有道德感。
与阿索尔结婚前，女方家人曾对这门婚事强烈反对，让女孩穿着破烂以防她找机会和欧·亨利约会。阿索尔出门替母亲办事时偶遇爱人，两人临时决定立刻结为夫妻。时间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欧·亨利依然坚持去教堂找神父祝福。作者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潜移默化地受着基督教的浸染。作家受了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运用到苏比的身上完全能够理解。
就时代环境而言，《警察与赞美诗》发表于1906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人们对理性王国极度失望的年代，“人类已经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边缘了”，美国曾因没有封建历史的束缚，领导人物大都受启蒙运动影响，且开国以来便贯彻了人权的理性与自由，被寄予厚望。然而南北战争与极大的贫富差距，使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更是使得人们怀疑过去的一切。外部环境十分恶劣，导致了世人的信仰危机，也暗合苏比所处的社会环境，缺乏合理的制度，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贫富差距的极度膨胀使得很多人嫌贫爱富，穷苦人民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价值被重估，过去的道德准则约束力下降，使得轻浮与偷窃之风泛滥。但这样恶劣的环境同样凸显了善与美的难能可贵，作家亲近之人都以赤诚之心对待他，抚慰他的心灵，给予他生活和灵魂上的帮助和慰藉，使得他能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发现人性的闪光点。
宗教是时代环境的另一方面，自19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福音派便在美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福音派的教义中便强调人的重要性，发展到70年代福音派中的自由主义不惜改变它们最初的教义，与当时的美国社会达成联系。这既扩大了福音派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最低程度地减少了人文主义中人与基督教强调神权的对立。甚至，在那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宗教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慰藉是有事实依据的。福音派的广泛影响力与包容性为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欧·亨利选择宗教作为唤醒人潜能的媒介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苏比能够快速脱离过去混沌迷茫的生活，回归到理性和良知这边，成为真正的人。
（二）教育的功用
这些选择与作家儿时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尽管欧·亨利到十五岁就辍学去药房谋生，但在小时候曾由姑妈引导广泛阅读西方作品，对他喜爱有加的姑妈是小镇上的老师，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这对年幼的欧·亨利无疑有着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欧·亨利因为家庭原因寄养在姑妈身边，自然也在其督促下广泛地阅读。他“从小就在文学艺术的熏陶中接受了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③
他热爱的作家有莎士比亚（ W-Shakespeare）和狄更斯（ Dickens），他们都曾写到过在面对挫折时，以何种面貌与之对峙。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仅赞颂人的伟大无敌和完美，强调人成功的必然性已略显幼稚，而人文主义却历久弥新，在人状态的辩驳之中，以何种态度看待失败也是其重要组成。尽管早期人文主义充斥着乐观精神，无限赞美着人类，然而早在那个时期马基雅维利（ N-Machiavelli）便对这种盲目乐观抱有不安。到了灾祸频发的17世纪，面对这种幻灭，影响作家的莎士比亚认为“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来面对失败”，这种观念使得人文主义能抵抗当时被质疑的困境，得以继续发展，体现出对人的关切。这些正统的人文主义作家对欧·亨利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他没有在信仰迷失的年代里人云亦云地否定人文精神，而是避免单调地歌颂人性，看到混乱时代里挣扎着存活的人群，关注他们的状态，以悲悯的目光立足于人。
而狄更斯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描述了爱和牺牲，律师助手卡登（ Carden）愿意代替情敌走向断头台成全别人，最终牺牲。欧·亨利热爱狄更斯作品的程度，到达了愿意多次续写他未完成的杰作，可见狄更斯对他的影响。同样是肮脏黑暗的年代，狄更斯依然赞美爱，相信人性，相信道德，相信人最终可以自我实现，这对欧·亨利后来的创作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希伯来文化也渗透着作家，纵观他的作品，引用了不少《圣经》（the Bible）中的典故和语言，如《供应家具的房间》（The Furnished room）提到贫穷的房客就用的是《圣经》里的原话。西方作家涉及的牺牲和苦难观是基督式的。欧·亨利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也间接接受了这些理念。总之，欧·亨利的这些人文主义特征既受前人的影响，又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与人文主义有所不同。
直至今天，人文主义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曾经在20世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已有答案。然而，在当时那个秩序混乱、道德下滑的年代，美国社会问题源源不断地出现，人们心目中的理性王国破碎了，欧·亨利仍然继承传统，乐观积极地对人予以信任，实在是难能可贵。
①[美]欧·亨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楫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阮温凌：《走进迷宫：欧·亨利的艺术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作者：刘云菁，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欧·亨利 小说 人文主义
欧·亨利（ O-Henry）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纵观他的作品，他塑造了无数受苦受难的小人物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作家描绘的众生相可划分为两个类型：对人性的赞美与对非人性的批判。《警察与赞美诗》（The CopAnd the Anthem）充分体现了欧·亨利对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关切，具有欧·亨利的典型幽默讽刺风格;同时，小说因其悲悯情怀打动人心。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人文主义并不属于哪种具体的流派，但其基本内涵与所讨论的话题是永恒的。其核心是以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世界观。《警察与赞美诗》通过种种方式给予人文主义长久以来争执的问题以答案，显示了独特的人文主义特征。
一、人文主义的表征 （一）对底层生存的观照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小说主人公苏比无家可归，游手好闲，只能睡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流浪于大城市中。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苏比表示坚决不接受慈善机构的救济，这自然使得他饔飧不继。依照马斯洛（ A-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会优先于其他需求。对于苏比而言，对他生存产生更大威胁的是极寒的环境。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他将“三叠厚厚的星期日报纸，一份垫在薄外套下面，两份盖着脚踝和膝盖，都抵不住寒冷”①。麦迪逊广场位于美国纽约，离岸风使得那里的冬季寒冷潮湿，常伴有大风雪。没有良好御寒工具的苏比暴露在极寒的环境中，无法满足其安全需要，甚至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为了活着，他期待着进监狱度过漫长的冬季。这是苏比基于这种困境所做出的无奈之举，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城市小人物的艰难，展示了当时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
在精神层面主人公也遭受着种种折磨。苏比开始想通过进豪华餐厅吃白食而获罪，在他刚踏进门时，“领班的目光就落在他磨通了的裤子和邋遢的皮鞋上，一双力大无穷的手立即将他兜了个转，不声不响地把他推到人行道上”。领班通过苏比的着装判断他低下的消费能力，判断之后他采取的行动不是婉拒，而是粗暴地将这位流浪汉推出门外。这一行为蕴藏的深层含义是：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无法获取他们的尊重。苏比在进门之前就关注自己上半身的服饰，被推到路边也毫不奇怪，这表明势利不是领班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纽约的潜规则，包括苏比这样的受害者在内都深谙其中之道。人人都希望获得尊重，此时的苏比还没有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这种待遇习以为常;同时也是由于生存问题急需解决，无暇顾及尊重需求，然而得不到尊重的问题切实存在。
小说最后，在苏比幡然醒悟时，警察却不给出任何理由便将他逮捕。为了追求戛然而止的艺术效果，小说没有直接描写苏比的反应，然而“逮捕”这一行为却颇能反映问题。尊重需求由自尊和受人尊敬两个部分组成，过去的苏比对领班的鄙夷表现得麻木，但他精神回归之后首先唤起了自尊的情绪，他身上潜藏的对尊重的需求被唤醒，势必会促使他期待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逮捕否定了他的自尊，更不可能给予他尊重，这体现了个人需求与社会给予的明显冲突，进一步涉猎了人文主义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试图找到一个克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办法”②。意料之外的结尾隐含了作者的态度，他无声且尖锐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批判他们限制人自行把握个人行为的做法。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之中苏比多次遭受侮辱，通过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写法鞭笞了以警察为代表的丑恶社会，从整个外部环境的构建而言，也通过忧虑表达了对众生的关切。
这种关切正是他的不同之处。文艺复兴时期体现着人文主义早期的形态，充斥着乐观精神，赞扬“人类是多么美妙的杰作，他拥有崇高的理智”。然而许多人是不完美的，如果人文主义像早期那样撇开那些不完整的人，只强调大家都可以获得美好的品质，那它就十分狭隘，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没有覆盖到全人类之中。这种片面在启蒙时期也有所体现，到了19世纪末，大家意识到人并非十全十美，理性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关注人的状态成为人文主义的新主题，欧·亨利对于苏比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塑造，正立足于此。
简而言之，从《警察与赞美诗》的整体而言，他不是空洞地赞颂人的伟大和人的创造力，而是不断发现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欧·亨利在这里并不是如文艺复兴时期那般直接地歌颂人的伟大，然而他依然关注着人，以人为本。
（二）人性本善的信仰
古今中外，关于人的本质心理属性善恶的讨论持续不断，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怎样看待“人”这个概念，对人的认知取决了他对人的态度，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是否认为人性本善。
首先这位城市流浪汉意图调戏妇女引起警察注意时，那位女性意外地配合，他非但没有做出任何下流的举动，反而因为不能进监狱大失所望，立马找机会甩掉了这个热情的女人。他砸玻璃也好，扰乱治安也罢，在警察置之不理后，没有进一步在同一地区进行同性质的破坏，发现不起效果就立马收手。由此可见，苏比的目标确实只是进监狱御寒，而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个有毁灭冲动的魔鬼，也不为满足过分的贪欲。他采取不付钱就进餐馆吃喝、打坏玻璃、对女性做出轻佻的动作、吼叫着破坏治安和故意错拿别人的伞等行为引起警察的关注。因为想要进监狱必须违法乱纪，可违法行为中有很多害人利己的，苏比选择的都是不会给别人造成严重身心损害的恶行，这至少说明他本性不坏。最重要的是蘇比在回家的路上受到感召，“他要将自己拔出泥淖，他要活得像个人样”。从这句话中，最可体现出欧·亨利对“人”的确切定义。苏比在改过自新时决定“像个人样”，也就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不劳而获的生存状态不足以称之为人，真正的“人”不是这样。之前从开篇便明确了的他的生活基调是一种错位，而他决定找份工作，自力更生，重拾“纯洁的思想和整洁的服装”，堂堂正正地生活才能算是人性的复归。从这句话中，可说明叙事者认为人本来就是善良且有尊严的。 苏比当时所处的世界金钱至上，轻浮淫荡，偷窃之风盛行。豪华的餐馆里以领班为代表的人们庸俗势利，路上随便遇到的妇女面对调戏以轻浮的态度回应，他偷拿别人的伞却被误认为是伞真正的主人，因为那个人的伞也是偷来的，读者在感慨作者笔触幽默的同时也惊异于众生的丑态。作为法律执行者的警察，在苏比亲口承认是自己砸坏玻璃时，却根据经验而非法律条文放过了他;而看见苏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却不给出任何理由便将其逮捕，这种做法显然不合常理也不合法规，这里法律制度不完善，限制自由的时间由警察随意指定，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非常荒谬。整个世界都已变质，作者作为叙事者隐身在文章之中暗暗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塑造那些可笑丑恶的面孔并非赞同那些人所代表的价值观。通过这些人物，欧·亨利鞭笞了这个社会和他们变质的灵魂。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认可那个扭曲变形的社会，认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苏比口中的“人”。大多数人都被这个社会浸染得失去了本性，进而使得整个社会越发道德沦丧。隐藏叙事者对变质社会的态度说明了他相信人性本善且渴望所有人能复归本性，找回真正的自我。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人文主义等等无论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少纷争，然而都坚信人的内心原本以善为主，对人的创造力抱有极大的信心。后来人们怀抱热情构建的理性王国，正是由于对人的创造力有着坚定的信念，相信人们能最终摆脱愚昧，在自己身上寻找到原有的价值。从自身出发的寻找体现了他们认可性本善。启蒙时期的著名代表卢梭（J.Rousseau）明确提出道德的根源是“发自内心的呼声”，他觉得人天生就具备正义与善良。这与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表现的人性观一脉相承。
（三）自我实现的可能
文本之中，苏比回想起世间所有值得珍视的东西，完成了自我实现，对于原本浑浑噩噩的生活深恶痛绝，成为完整的人。《警察与赞美诗》中通过苏比决定重新做人给予了人是否能够自我实现以肯定的答案。
仅从关联度上讲，既然人性本善，那么通过种种方法使得人们回归到原有的状态便可以产生善意，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逻辑上的紧密结合构成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些作家和思想家既相信道德源自内心，同时又觉得人们不能自我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 Hamlet）中塑造的主人公正体现了这种矛盾。哈姆雷特（ Hamlet）无论在外形、能力，抑或是悲悯善良理性精神上都堪称完美，然而他依然悲剧性地被毁灭了，造成这样的结果既是因为他行动迟缓，性格上存在缺陷，又是因为外部环境的险恶与强大。但到了欧·亨利的笔下，其主人公与莎士比亚有所不同。
苏比所处的世界也同样凶险异常，但相似的社会背景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外部世界对他自我实现的影响并没有紧密相关，大多数时刻，苏比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个体，小说中没有提到他的家人或朋友，自然没有亲近的人对他的灵魂产生影响。至于那些面目可憎的人虽非出自本意，却或多或少地干扰了苏比的作恶计划。豪华餐馆里，苏比的“恶”没有构成事实，妇女和警察把苏比调戏和破坏治安的事实合理化了，反而使苏比偏离了“恶”的轨道。后期，社会露出的獠牙干扰了他的生活，使得醒悟了的他被关进监狱三个月，但那发生在苏比回归理性，重新做人之后，他已经发出了“活出人样”的呼喊，彼时他已完成了生活复归。这种干扰仅仅是为时不长的自由限制，没有使他走向毁灭。小说结尾令人意想不到，苏比的良知已被唤醒，他的生活得以复归，已经自我实现的他恐怕再难回到原来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人的发现作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在小说人物身上和作家身上发挥着作用，最终成就了这部作品，人始终会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至少在苏比自我实现的途中并没有致命障碍，这也就使得人具有创造力和人能开发创造力和实现自我成为可能。这种出现在乱世和信仰低谷期，依然相信人最终会自我实现的信念既独特少见，又勇敢可贵，将温暖和美感留给接受者，使得希望源源不断得以传播扩散，人类不至于永远迷失在黑暗中。
（四）与宗教结合的现象
苏比的生活复位是既成事实，他通过努力成为真正的人，然而激发他的良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努力，“这些能力是潜藏于人的身上的，需要外部力量加以唤醒”。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一部分人的潜能需要挖掘，才能更快速地获取自我价值，这种媒介被很多思想家确认为教育，具体到这篇小说，赞美诗成为促使苏比醒悟的手段。
处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中，连个体存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苏比，很难在短时间内不借助任何外力快速醒悟。他没有过分亲近的人，对优良的习惯和美好的行为耳濡目染不太可能。教育要想达到震撼人灵魂的效果，需要比较长的周期，这对没有收入来源的苏比来说也不现实。而演奏一首赞美诗耗时短，对快速推动情节发展有一定好处，与宗教结合成为挖掘苏比潜能的选择。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势必和基督教宣扬的神是人的秩序有所冲突。欧·亨利相信人性本善这和基督教中的原罪观格格不入，然而这种结合并非没有来源。且人文主义反对的是神权的泛滥，并不是反对神本身，宗教的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在那个时期就有着基督教人文主义这样的派别，宗教曾多次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因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文主义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乔治·艾略特（ J-Eliot）作为基督教福音派的信奉者在开掘两者结合的路上可被视为典型代表，她将上帝也放置在人类善的向往之中。从历史渊源来看，人文主义与宗教的结合是有可能的，世俗化的不断推进，神权已不再掌握主流話语，基督教本身带有的博爱思想与人文主义不谋而合，在人权已经赢得大家青睐的情况下，将宗教视为媒介，视为实现人文主义的途径并不会对人文主义的核心进行损害。
二、独特表征的原因
从人文主义的提出开始，便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其中便有人性的善恶属性、人是否能自我实现、宗教能否与人文主义结合等辩论，《警察与赞美诗》最终以那些人文主义特征的面貌示人，其中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作家的艺术人生和时代背景
多才多艺的欧·亨利一生坎坷。1962年美国南北内战尚未结束，正是生灵涂炭人心惶惶的动乱时期，作家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加之母亲早亡，父亲不问世事沉迷于发明“永动机”，因家庭变故，十五岁欧-亨利便结束了学生生涯开始自行谋生。过早地进入社会使得他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打交道，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真正懂得他们的苦涩。他自己大多数时候也生活拮据，仅在德克萨斯度过几年快乐时光，并遇到了一生挚爱的发妻阿索尔（ Atholl），两人情深义重，但因时任银行职员的欧·亨利卷入失竊案而被迫与爱妻生离死别，他有过一段逃亡生活，这一经历与当时美国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经济混乱有着密切关系。阿索尔体弱多病，在作家流亡西部的期间最终死于疾病，他赶回来探望却为时过晚，与妻子天人永隔，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家破人亡加重了作家的痛苦。出狱以后，他为了维持生计持续不断地进行创作，时常在纽约市里打听小人物的故事，无穷无尽的苦难和长期以来与底层人民朝夕相处使得他对人的生存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对生存状态的关切是站在苦难的肩膀上，结合自己的疼痛去关注世间共有的艰难。
欧·亨利的人生经历充满戏剧性，总是饱含苦涩，但他遇到的人多是以真心待他。没有祖父和姑妈的照拂，欧·亨利不可能顺利长大，他的岳父岳母虽然因为他的经济状况拒绝将女儿托付给他，在两人结为夫妻后却为其文艺事业和日常生活多次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并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大加赞赏。欧·亨利服刑期间，两位老人自动担任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解决了欧·亨利的后顾之忧。经历这些后，对周围的人，欧·亨利也抱着信任之心。在成为职业作家的最后十年里，无论是熟识的还是陌生的人找其借钱，他都慷慨解囊且不记账，对于人性，他一直是持看好的态度。他一生拒绝进入上层社会，专注于和小人物打交道，可见小人物们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之愿意终生与之亲近，并在作品中多次歌颂。他常打交道的人大多善良可亲。艺术家的敏感，怀抱良知的他更是对于善意具有格外的体悟和珍视，这让经历生活各种磨难的欧·亨利相信人终究是善良正义的，人最后也一定会越发具有道德感。
与阿索尔结婚前，女方家人曾对这门婚事强烈反对，让女孩穿着破烂以防她找机会和欧·亨利约会。阿索尔出门替母亲办事时偶遇爱人，两人临时决定立刻结为夫妻。时间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欧·亨利依然坚持去教堂找神父祝福。作者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潜移默化地受着基督教的浸染。作家受了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运用到苏比的身上完全能够理解。
就时代环境而言，《警察与赞美诗》发表于1906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人们对理性王国极度失望的年代，“人类已经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边缘了”，美国曾因没有封建历史的束缚，领导人物大都受启蒙运动影响，且开国以来便贯彻了人权的理性与自由，被寄予厚望。然而南北战争与极大的贫富差距，使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更是使得人们怀疑过去的一切。外部环境十分恶劣，导致了世人的信仰危机，也暗合苏比所处的社会环境，缺乏合理的制度，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贫富差距的极度膨胀使得很多人嫌贫爱富，穷苦人民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价值被重估，过去的道德准则约束力下降，使得轻浮与偷窃之风泛滥。但这样恶劣的环境同样凸显了善与美的难能可贵，作家亲近之人都以赤诚之心对待他，抚慰他的心灵，给予他生活和灵魂上的帮助和慰藉，使得他能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发现人性的闪光点。
宗教是时代环境的另一方面，自19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福音派便在美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福音派的教义中便强调人的重要性，发展到70年代福音派中的自由主义不惜改变它们最初的教义，与当时的美国社会达成联系。这既扩大了福音派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最低程度地减少了人文主义中人与基督教强调神权的对立。甚至，在那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宗教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慰藉是有事实依据的。福音派的广泛影响力与包容性为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欧·亨利选择宗教作为唤醒人潜能的媒介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苏比能够快速脱离过去混沌迷茫的生活，回归到理性和良知这边，成为真正的人。
（二）教育的功用
这些选择与作家儿时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尽管欧·亨利到十五岁就辍学去药房谋生，但在小时候曾由姑妈引导广泛阅读西方作品，对他喜爱有加的姑妈是小镇上的老师，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这对年幼的欧·亨利无疑有着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欧·亨利因为家庭原因寄养在姑妈身边，自然也在其督促下广泛地阅读。他“从小就在文学艺术的熏陶中接受了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③
他热爱的作家有莎士比亚（ W-Shakespeare）和狄更斯（ Dickens），他们都曾写到过在面对挫折时，以何种面貌与之对峙。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仅赞颂人的伟大无敌和完美，强调人成功的必然性已略显幼稚，而人文主义却历久弥新，在人状态的辩驳之中，以何种态度看待失败也是其重要组成。尽管早期人文主义充斥着乐观精神，无限赞美着人类，然而早在那个时期马基雅维利（ N-Machiavelli）便对这种盲目乐观抱有不安。到了灾祸频发的17世纪，面对这种幻灭，影响作家的莎士比亚认为“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来面对失败”，这种观念使得人文主义能抵抗当时被质疑的困境，得以继续发展，体现出对人的关切。这些正统的人文主义作家对欧·亨利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他没有在信仰迷失的年代里人云亦云地否定人文精神，而是避免单调地歌颂人性，看到混乱时代里挣扎着存活的人群，关注他们的状态，以悲悯的目光立足于人。
而狄更斯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描述了爱和牺牲，律师助手卡登（ Carden）愿意代替情敌走向断头台成全别人，最终牺牲。欧·亨利热爱狄更斯作品的程度，到达了愿意多次续写他未完成的杰作，可见狄更斯对他的影响。同样是肮脏黑暗的年代，狄更斯依然赞美爱，相信人性，相信道德，相信人最终可以自我实现，这对欧·亨利后来的创作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希伯来文化也渗透着作家，纵观他的作品，引用了不少《圣经》（the Bible）中的典故和语言，如《供应家具的房间》（The Furnished room）提到贫穷的房客就用的是《圣经》里的原话。西方作家涉及的牺牲和苦难观是基督式的。欧·亨利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也间接接受了这些理念。总之，欧·亨利的这些人文主义特征既受前人的影响，又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与人文主义有所不同。
直至今天，人文主义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曾经在20世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已有答案。然而，在当时那个秩序混乱、道德下滑的年代，美国社会问题源源不断地出现，人们心目中的理性王国破碎了，欧·亨利仍然继承传统，乐观积极地对人予以信任，实在是难能可贵。
①[美]欧·亨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楫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阮温凌：《走进迷宫：欧·亨利的艺术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作者：刘云菁，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