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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幸福工程”，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母亲。2013年5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工程组委会举办了脱贫母亲进京系列活动。活动从5月7日开始，持续至5月12日。在近一周的时间内，进京的10位脱贫母亲参加了“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基础电子商务培训、王府井户外宣传等诸多精彩活动。18年历程，“幸福工程”迎来了隆重的成人礼。
采访前夕，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年轻的员工们正在为“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精心准备，认真彩排，尽管公益人薪资待遇不高是业内共识，但他们仍然对慈善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爱心。走进幸福工程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递给记者一本厚厚的“幸福工程”项目资料，资料记载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18年大事记。本刊记者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杨文庄的访谈就从母亲开始。
“三治”结合，授人以渔
《社会与公益》：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人基会”）至今已有26年历史，其中也有不少品牌项目，能否介绍一些代表性的项目？
杨文庄：人基会于1987年成立，是中国最早一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果。最早选址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生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基金会的首届名誉会长是已故的前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首届会长是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王首道同志。在老一辈领袖的领导下，人基会成立26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基会的项目有很多，比如幸福工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后来的项目，比如爱心包裹等都是在本世纪成立的。其它的如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幸福书屋、生殖健康援助行动、青春健康你我同行等等，这些项目有特定的人群、整套的帮助措施，通过运作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幸福工程，幸福工程是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项目。
幸福工程和中国老一辈伟大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比如人基会刚刚成立之时的名誉会长是邓颖超同志，这就决定了基金会发展的关注的方向——妇女、母亲、家庭。幸福工程项目是在彭珮云同志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她在推行人口福利、计划生育过程中发现很多贫困落后地方的母亲总是在“越穷越生”的状态中徘徊，既损害妇女的健康、也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所以幸福工程的初衷便是治穷、治愚和治病。它的运作模式是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 。
首先，在“治穷”的过程中，我们帮助农村贫困妇女选择适应她们自身能力的生产项目，譬如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等产业，帮助她们摆脱贫困。以前我们的资助额度是3000-5000元，以后有可能是10000元甚至几万元。第二是“治愚”。好多女性认为贫困是上天注定的，恨自己没有能力，不敢于向命运挑战。人基会在扶助她们创业的同时，也激发她们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信念。幸福工程与母亲签署救助协议，通过资金支持提高母亲的家庭地位，帮助她们树立自信。同时我们还会跟进一些培训课程。第三是“治病”，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妇女结婚后由于没有必要的卫生知识广泛存在生殖系统疾病，据了解，一些落后地区已婚妇女生殖系统感染疾病的发病率在80%左右，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些疾病既影响妇女健康、夫妻生活，也影响她的家庭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三治”并举的综合救助内容，消除导致妇女贫困的根源，培养她们学习技术、建立自信的意识。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开展至今已有18年之久，18年来救助贫困母亲的数量达到多少？
杨文庄： 18年来，幸福工程筹集了近9.3亿的社会善款，其中有26.5万多贫困母亲是我们的救助对象，全国有640多个以县为主的救助点， 118万人群受益，这118万多人包括母亲所在的家庭和母亲的父母等等。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与其它的扶贫类项目有何不同之处？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
杨文庄：幸福工程的优势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项目集中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伟大的女性，包括王光美、顾秀莲等同志。王光美同志把自家压箱底的钱拿出来亲自到贫困地区走访。顾秀莲同志近几年不断到宁夏、湖北、福建考察。前不久她去湖北与当地党委交换意见时反复强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提高妇女、母亲的地位。
其次，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因为人基会是一个集组织、宣传、筹款、联络于一体的平台。我们通过基层的计划生育协会来落实，计划生育协会在全国有9000多万会员，他们生活在基层，了解哪些母亲有帮扶的必要。他们把“三治”理念包括传播、技术监督、甚至参与整个项目，以保证资金投给条件适合的母亲，以保证项目的良性运作。通过努力实现脱贫。
第三，作为救助对象的母亲也是幸福工程持续下去的最大动力。母亲对家庭、子女付出很多，我们在救助的过程中也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迹所感动。有的母亲用不多的钱通过劳动、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像一个纽带紧紧地和家庭连接在一起，选择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所以会产生很多综合的效果。我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资源能投入到救助母亲的行列中来。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项目在实施工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杨文庄：幸福工程在全国范围展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项目进程的监控、信息沟通方面的不足，所以在项目的评估方面、及时有效进行信息沟通方面还有待改进。我们下一步也将通过各种方式改进我们的不足，一方面把幸福工程的项目选址更加集中，比如在一个县、一个乡投入更多一些，以便更好地监控；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的方式解决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具体做法是把所有母亲的资料通过网络及时向公众公开。让捐助者更直观、便利的查看到项目的成长、进步和变化。 灾后重建幸福家庭
《社会与公益》：4.20雅安地震后，人基会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
杨文庄：这次4.20地震后，人基会第一时间采取了几项行动。首先，我们派社会联络部的人员到一线了解情况、参与救援，在两小时之内启动第一笔应急资金买了帐篷，在成都租仓库做募捐活动，将7、8车灾民急需的物资送进去。当灾区需要床的时候，我们及时通过网上募捐，把床运到一线。
其次，我们在后方与《公益时报》、青基会、妇基会等机构推出“第十届（2013）中国慈善榜十周年暨雅安抗震救灾晚会”，当晚筹款3个多亿，为雅安祈福。同时我们与北京卡酷少儿卫视联手推出“雅安·爱”大型公益晚会，向每一个抗震救灾中坚强的四川人民致敬，向每一个付出努力的救援人员、爱心人士致敬，同时这次晚会请来很多童星，希望童星在孩子间传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第三，我们后续还将继续支持雅安的灾后重建。我们希望把幸福工程的项目引入进去，包括对地震贫困家庭的救助。我特别想呼吁的是，雅安救灾不是三两天的事情，灾后重建也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希望在灾民前期救助、治疗、房屋重建结束后，持续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会结合幸福工程项目支持雅安的重建恢复。一方面我们会把手头的钱用好，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在5.15国际家庭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发布会，并在网络上开展 “晒晒我的家庭之幸福时刻”活动。关注家庭的幸福时刻，同时也要关注地震家庭的救助和康复，因此我们想推出一个项目呼吁社会长期关注并支持这些家庭。
《社会与公益》：刚才您提到地震使很多家庭残破，出现了所谓震后“失独家庭”，您觉得政府应如何帮助这些震后“失独家庭”？
杨文庄：其实在08年汶川地震后就出现了 “失独家庭”，但是我认为政府非常及时地出台了“失独家庭再生工程”，由政府出资支持“失独家庭”再生或重新组合，取得了非凡的效果。雅安地震后，也出现了“失独家庭”。据了解，当地政府已经启动或者做出这方面承诺支持失独家庭、再婚家庭。政府在政策、资金以及技术支撑方面给予“失独家庭”援助，我们人基会也愿意为这些遭受不幸的家庭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问责中提升专业规范性
《社会与公益》：您觉得雅安地震和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在救援专业性等方面是否有所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文庄：我觉得进步还是很多的。无论是政府力量还是民间救援都更为有序，体现了专业性。汶川地震刚刚结束，玉树地震也还在重建过程中，这次雅安地震后很多专业团队的救助效率更高。
另外，老百姓在面对灾难时更加沉着冷静。08年汶川地震出现了“范跑跑”，这次很多老师在地震突发的情况下，首先让孩子们有序的撤离。这也是进步的体现。
汶川地震后，很多校舍进行重修加固，安全性能更佳。志愿者在救援中体现了高效率、专业性。很多志愿者把帐本也记录得清清楚楚，慈善在实践过程中更加透明、规范，凸显了专业的力量。
《社会与公益》：可是这次救灾中，我们也看到红十字会再度陷入了舆论漩涡，包括前不久的儿慈会事件，公众的反馈是公益组织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文庄：我觉得这很正常。一方面中国的公益组织还处于幼年期，就像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懵懵懂懂，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他并不了解制度、责任以及法律方面的要求。基金会的从业人员层次参差不齐，好多新进入慈善行业的人员有时只凭一片热情，而不具备专业知识，也没有慈善监督的概念。目前，中国对公益的指导发展、法律、法规约束相对较弱，公益组织对危机和风险的防范亦不健全，因此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这不是红会和某几个基金会的问题，而是系统问题，是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慈善领域的表现。放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是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我们筹来的善款是从老百姓日常开支柴米油盐中省下的，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有更高要求。既然你选择了慈善，可能就要背上道德的十字架，对自己有更加苛刻的要求。我们应当在不断的问责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公益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能力，减少对于自身的能力不足、认识偏差导致的内部风险存在，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正确态度。我们所有基金会都应该以此为戒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善我们的管理，建立社会对慈善组织的信心。
其实在危机发生后，红会做了很多工作，红会的监督委员会也在找自身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正。只要坚持不懈的做，日复一日堵塞自己的漏洞，我觉得社会还会重树对慈善行业的信任。因为整个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社会组织，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加健康良好的环境。很多基金会出现问题，我们既不能幸灾乐
祸，也不能隔岸观火，而是要警醒自己、检讨自己、改进和完善自己。今年人基会接受了三次财务监督，结果都还不错。我们会在问责、风暴中成长。这种问责非常对，也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采访前夕，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年轻的员工们正在为“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精心准备，认真彩排，尽管公益人薪资待遇不高是业内共识，但他们仍然对慈善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爱心。走进幸福工程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递给记者一本厚厚的“幸福工程”项目资料，资料记载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18年大事记。本刊记者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杨文庄的访谈就从母亲开始。
“三治”结合，授人以渔
《社会与公益》：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人基会”）至今已有26年历史，其中也有不少品牌项目，能否介绍一些代表性的项目？
杨文庄：人基会于1987年成立，是中国最早一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果。最早选址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生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基金会的首届名誉会长是已故的前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首届会长是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王首道同志。在老一辈领袖的领导下，人基会成立26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基会的项目有很多，比如幸福工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后来的项目，比如爱心包裹等都是在本世纪成立的。其它的如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幸福书屋、生殖健康援助行动、青春健康你我同行等等，这些项目有特定的人群、整套的帮助措施，通过运作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幸福工程，幸福工程是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项目。
幸福工程和中国老一辈伟大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比如人基会刚刚成立之时的名誉会长是邓颖超同志，这就决定了基金会发展的关注的方向——妇女、母亲、家庭。幸福工程项目是在彭珮云同志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她在推行人口福利、计划生育过程中发现很多贫困落后地方的母亲总是在“越穷越生”的状态中徘徊，既损害妇女的健康、也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所以幸福工程的初衷便是治穷、治愚和治病。它的运作模式是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 。
首先，在“治穷”的过程中，我们帮助农村贫困妇女选择适应她们自身能力的生产项目，譬如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等产业，帮助她们摆脱贫困。以前我们的资助额度是3000-5000元，以后有可能是10000元甚至几万元。第二是“治愚”。好多女性认为贫困是上天注定的，恨自己没有能力，不敢于向命运挑战。人基会在扶助她们创业的同时，也激发她们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信念。幸福工程与母亲签署救助协议，通过资金支持提高母亲的家庭地位，帮助她们树立自信。同时我们还会跟进一些培训课程。第三是“治病”，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妇女结婚后由于没有必要的卫生知识广泛存在生殖系统疾病，据了解，一些落后地区已婚妇女生殖系统感染疾病的发病率在80%左右，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些疾病既影响妇女健康、夫妻生活，也影响她的家庭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三治”并举的综合救助内容，消除导致妇女贫困的根源，培养她们学习技术、建立自信的意识。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开展至今已有18年之久，18年来救助贫困母亲的数量达到多少？
杨文庄： 18年来，幸福工程筹集了近9.3亿的社会善款，其中有26.5万多贫困母亲是我们的救助对象，全国有640多个以县为主的救助点， 118万人群受益，这118万多人包括母亲所在的家庭和母亲的父母等等。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与其它的扶贫类项目有何不同之处？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
杨文庄：幸福工程的优势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项目集中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伟大的女性，包括王光美、顾秀莲等同志。王光美同志把自家压箱底的钱拿出来亲自到贫困地区走访。顾秀莲同志近几年不断到宁夏、湖北、福建考察。前不久她去湖北与当地党委交换意见时反复强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提高妇女、母亲的地位。
其次，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因为人基会是一个集组织、宣传、筹款、联络于一体的平台。我们通过基层的计划生育协会来落实，计划生育协会在全国有9000多万会员，他们生活在基层，了解哪些母亲有帮扶的必要。他们把“三治”理念包括传播、技术监督、甚至参与整个项目，以保证资金投给条件适合的母亲，以保证项目的良性运作。通过努力实现脱贫。
第三，作为救助对象的母亲也是幸福工程持续下去的最大动力。母亲对家庭、子女付出很多，我们在救助的过程中也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迹所感动。有的母亲用不多的钱通过劳动、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像一个纽带紧紧地和家庭连接在一起，选择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所以会产生很多综合的效果。我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资源能投入到救助母亲的行列中来。
《社会与公益》：幸福工程项目在实施工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杨文庄：幸福工程在全国范围展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项目进程的监控、信息沟通方面的不足，所以在项目的评估方面、及时有效进行信息沟通方面还有待改进。我们下一步也将通过各种方式改进我们的不足，一方面把幸福工程的项目选址更加集中，比如在一个县、一个乡投入更多一些，以便更好地监控；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的方式解决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具体做法是把所有母亲的资料通过网络及时向公众公开。让捐助者更直观、便利的查看到项目的成长、进步和变化。 灾后重建幸福家庭
《社会与公益》：4.20雅安地震后，人基会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
杨文庄：这次4.20地震后，人基会第一时间采取了几项行动。首先，我们派社会联络部的人员到一线了解情况、参与救援，在两小时之内启动第一笔应急资金买了帐篷，在成都租仓库做募捐活动，将7、8车灾民急需的物资送进去。当灾区需要床的时候，我们及时通过网上募捐，把床运到一线。
其次，我们在后方与《公益时报》、青基会、妇基会等机构推出“第十届（2013）中国慈善榜十周年暨雅安抗震救灾晚会”，当晚筹款3个多亿，为雅安祈福。同时我们与北京卡酷少儿卫视联手推出“雅安·爱”大型公益晚会，向每一个抗震救灾中坚强的四川人民致敬，向每一个付出努力的救援人员、爱心人士致敬，同时这次晚会请来很多童星，希望童星在孩子间传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第三，我们后续还将继续支持雅安的灾后重建。我们希望把幸福工程的项目引入进去，包括对地震贫困家庭的救助。我特别想呼吁的是，雅安救灾不是三两天的事情，灾后重建也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希望在灾民前期救助、治疗、房屋重建结束后，持续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会结合幸福工程项目支持雅安的重建恢复。一方面我们会把手头的钱用好，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在5.15国际家庭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发布会，并在网络上开展 “晒晒我的家庭之幸福时刻”活动。关注家庭的幸福时刻，同时也要关注地震家庭的救助和康复，因此我们想推出一个项目呼吁社会长期关注并支持这些家庭。
《社会与公益》：刚才您提到地震使很多家庭残破，出现了所谓震后“失独家庭”，您觉得政府应如何帮助这些震后“失独家庭”？
杨文庄：其实在08年汶川地震后就出现了 “失独家庭”，但是我认为政府非常及时地出台了“失独家庭再生工程”，由政府出资支持“失独家庭”再生或重新组合，取得了非凡的效果。雅安地震后，也出现了“失独家庭”。据了解，当地政府已经启动或者做出这方面承诺支持失独家庭、再婚家庭。政府在政策、资金以及技术支撑方面给予“失独家庭”援助，我们人基会也愿意为这些遭受不幸的家庭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问责中提升专业规范性
《社会与公益》：您觉得雅安地震和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在救援专业性等方面是否有所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文庄：我觉得进步还是很多的。无论是政府力量还是民间救援都更为有序，体现了专业性。汶川地震刚刚结束，玉树地震也还在重建过程中，这次雅安地震后很多专业团队的救助效率更高。
另外，老百姓在面对灾难时更加沉着冷静。08年汶川地震出现了“范跑跑”，这次很多老师在地震突发的情况下，首先让孩子们有序的撤离。这也是进步的体现。
汶川地震后，很多校舍进行重修加固，安全性能更佳。志愿者在救援中体现了高效率、专业性。很多志愿者把帐本也记录得清清楚楚，慈善在实践过程中更加透明、规范，凸显了专业的力量。
《社会与公益》：可是这次救灾中，我们也看到红十字会再度陷入了舆论漩涡，包括前不久的儿慈会事件，公众的反馈是公益组织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文庄：我觉得这很正常。一方面中国的公益组织还处于幼年期，就像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懵懵懂懂，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他并不了解制度、责任以及法律方面的要求。基金会的从业人员层次参差不齐，好多新进入慈善行业的人员有时只凭一片热情，而不具备专业知识，也没有慈善监督的概念。目前，中国对公益的指导发展、法律、法规约束相对较弱，公益组织对危机和风险的防范亦不健全，因此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这不是红会和某几个基金会的问题，而是系统问题，是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慈善领域的表现。放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是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我们筹来的善款是从老百姓日常开支柴米油盐中省下的，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有更高要求。既然你选择了慈善，可能就要背上道德的十字架，对自己有更加苛刻的要求。我们应当在不断的问责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公益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能力，减少对于自身的能力不足、认识偏差导致的内部风险存在，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正确态度。我们所有基金会都应该以此为戒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善我们的管理，建立社会对慈善组织的信心。
其实在危机发生后，红会做了很多工作，红会的监督委员会也在找自身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正。只要坚持不懈的做，日复一日堵塞自己的漏洞，我觉得社会还会重树对慈善行业的信任。因为整个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社会组织，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加健康良好的环境。很多基金会出现问题，我们既不能幸灾乐
祸，也不能隔岸观火，而是要警醒自己、检讨自己、改进和完善自己。今年人基会接受了三次财务监督，结果都还不错。我们会在问责、风暴中成长。这种问责非常对，也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