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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秦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22年前，他加入黑豹，成为继窦唯、栾树之后的第三任主唱。12年前，他开了一间家具厂。两年前，他回归大舞台，人们才知道为了陪伴得了“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的儿子，他付出了那么多。
2014年2月，当秦勇出现在央视《出彩中国人》舞台上时，评委蔡明瞪大了双眼，吃惊地喊叫起来：“秦勇？你是原来黑豹乐队的秦勇？”
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情难以平复。固然，那是对秦勇曾经的成就的致敬，但更多的是勾起了人们对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的忆念。
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崔健多年沉寂，秦勇隐退……黄金时代的摇滚就像一种诅咒，让一个个丰沛的灵魂在嘶哑地喊上几嗓子之后就长久绝响。随着社会前行，人们不再“一无所有”，《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成了耳朵的主动选择，干预人的精神困境已经不是音乐的功能选项。
1994年红磡演唱会之前，何勇曾对香港媒体说，香港没有音乐，只有娱乐。今天，这块消逝多年的板砖，早已砸了个回头。所以，当熟悉那个时代的人们见到中年的秦勇在和一群“无名氏”同台竞技时，不觉潸然。
1986年被认作中国摇滚乐的起步之年，也就在这一年，秦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时光一去30年，这次采访，自然会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
2016年10月13日见到秦勇，起初竟有点无话可说，我决定从头发说起。
他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有了一些自己的新歌，但还是唱了黑豹的经典曲目—《无地自容》。声音一如既往的好，但回头比对90年代的现场，秦勇在表现上明显少了一些锐利和狂放，而多了一层深沉与浑厚。
和青年的激烈一同消失的，是他的一头长发。2004年末离开黑豹，也离开乐坛之后，秦勇就剪掉了长发。一头长发，几乎是当时的摇滚歌手的标记，也是反叛与愤怒的象征。但时代在变，那时人们已经常常跟秦勇说，你那长发，“跟一墩布似的”。
“自己也感觉，留长发也渐渐留烦了。”
他离开的时候，也正是音乐变成娱乐、摇滚乐渐渐从一种思考社会的工具变成一种纯粹的消费品的时候。所以这一剪，有点佛家味道，“剪去三千烦恼丝，化做自得一微尘”。
长头发陪伴着他成长。“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追着我满大街跑，按着给我剪头发，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这头长发。后来展现了唱歌的天赋，才算把老师给征服了，他说，噢，你是艺术家，那就给你点特殊照顾，你可以留长发。”
可想而知，这一头长发对秦勇意味着什么。只是，剪去的时候却是平静的。“与时俱进，”他说，“随着岁数增长，也就渐渐地不把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了，更多的考虑是怎样让自己身心更愉悦。”
时间有颠覆一切的力量，在留长发被视为另类，不被社会主流接受的时候，他们极力抵抗，保护自己的长发，而当你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外观的时候，长头发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的秦勇，已经认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
这正隐喻着摇滚的命运。
“我突然感觉，我十几年前所幻想的那些情景，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我出道的时候非常禁锢，‘摇滚’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两个字甚至都不让提。所以歌手戴着面具，观众也戴着面具，一起在一种非真实的状态下反抗，正因为如此，大家觉得这种音乐特别有新意，有革命性。”
“后来我们理解了，反抗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可以揭下这种面具，去让生命自由绽放，让它更加精彩，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如何去掩饰自己上面。现在和观众互动就发现更加容易了，因为孩子们懂得怎样去享受，音乐一响起来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
顺着秦勇这个思路进行逻辑联想，今天摇滚乐的边缘化，其实正是摇滚乐的成功。
在今天处于中年的那一代人，对80年代总有说不清的情愫。人们怀念的不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而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理想是相对恒久的，是一种信念，它无法以今天的快餐时代为温床。
时代理想具体到摇滚乐，就被称作“摇滚精神”，这一概念至今仍很模糊，但至少包含着要挣脱、要自由、要实现人在灵魂层面的自主。然而“摇滚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的总结，而不是那一代摇滚人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
秦勇接触摇滚，大约是在1983年或1984年。那时，在深圳一个文工团工作的哥哥回北京，在火车上“捡”了一个叫比尔的美国大汉，身高1米96，是秦勇家那栋楼里进来过的最高的人。“而且是金发碧眼，就跟野人似的。”
比尔是个背包客，他准备到最具中国象征意味的天安门广场去露营过夜，秦勇对他说，你去了会被抓起来，不如在我们家住。留宿家中的比尔打开了他的背包，里面有上百盘摇滚乐磁带。他掏出来一部“Walkman”，把耳机塞进了秦勇的耳朵里。
“你无法想象人在当时第一次听‘Walkman’的感觉，简直一下子来到了音乐的天堂，突然塞到你耳朵里，能让你一下子拥有一个宇宙。”秦勇说，“那时候我们听音乐，都是用一个大喇叭，或者板砖一样的录音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享受耳机的那种音效。”
摇滚乐的激情和想象力在那一个晚上让秦勇着迷，比尔看他喜欢，就提出办一个“Party”。
“什么是Party？”
“就是一堆年轻人，在一起喝着酒，弹着吉他，唱着歌。”
“噢，那可以办一个Party。”
秦勇的哥哥认识崔健，把他的整个乐队请了过来，在食堂里搭了一个舞台，电吉他、贝斯、鼓都有，大家轮流着唱歌。崔健上去，唱的是还没有公开演出过的《一无所有》。比尔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音乐，也异常兴奋，拿出从美国带来的牛仔布鲁斯口琴，一起伴奏。 那天就是秦勇的摇滚人生的开端，他认定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音乐。同时代的一批玩摇滚的北京孩子，后来大红大紫，但在起点上，纯然是因为个人兴趣。这群年轻人从没想到过，它可能转换为一种商业，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人消费。秦勇说，后来这种兴趣就升华到爱了，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音乐可以替代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一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疯狂地爱上摇滚，是中国摇滚精神发轫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摇滚创作要有精神苦闷为动力，不是一种纯玩乐的行为。从与秦勇的交谈中我发现，人们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它来自一种社会性的普遍精神困境，可能夸大了其动机，这种苦闷其实仅仅发端于一个小群体很特殊的挣扎，而不是主动的社会关怀。
“就是苦于喜欢摇滚但不被人理解。”外界对这群年轻人很不待见，秦勇说。“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群体，除了自己家人，几乎所有人都恨不得你早点完蛋。正因为不被接纳，我们就更要标新立异，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留长发，穿破裤子，好好的裤子要在上面搞几个大口子，还在上面写满了字，就是发出一种信号。”
这些典型的意象，后来都被代入社会大环境去描述它的功能，秦勇说，在当时动机上很简单，就是要和你不一样而已。
随着摇滚乐的影响增大，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集体心理诉求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摇滚天然具有的反叛性才被主动发现。
1994年，秦勇加入黑豹，成为继窦唯、栾树之后的第三任主唱，一唱10年，这10年也是黑豹乐队从风格和人员上都最稳定的10年。
第一任主唱窦唯在大众心目中拥有神一般的位置，这种地位的确是后来的历任主唱都难以企及的。不过人们普遍承认的是，秦勇是最具煽动性的一任，他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激情，那种迅速让全场沸腾的能力，让他光芒四射。电吉他变形的嚎叫，架子鼓让人心头震颤的敲击，和他自身释放的能量恰如其分地纠缠。
然而有趣的是，秦勇本身却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90年代中期，他就把家安在了北京北部的一个村庄，演出一旦结束，就会躲回田园生活中去。
他自己种蔬菜，供给一家人食用；他在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和农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庄稼的种植技术。
我发现他谈起农作物种植的时候，眼里的神采就会突然调高亮度。“白菜、萝卜这些常规的蔬菜，都比较好种，我们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越好吃的菜，就越毁地，比如番茄吧，是常吃的几种菜里比较贵的，那它就更难得，一年只能种一季，你得让地休息休息，它才能恢复过来……”
他从番茄种植里发现，任何事情都要达致一种平衡。“我一进城就脑袋大，我不喜欢去酒吧。在舞台上唱歌，场面比酒吧还热闹得多，但要在舞台上迸发出火花，你平时就要学会静养。”
秦勇种过很多蔬菜，而他最想要的是种下一片麦田。“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因为那需要很大的一块地。”
我原以为是麦田成熟时一片金黄随风起伏带来的艺术氛围吸引了他，但他说，这可能只是潜意识的一个需求。比较显性的原因是，在小时候曾经三四年没有见到过父母，再见的时候就是在一片麦田里。
“还有，现在的种植施用大量化肥，粮食经常是受污染的。”
“你不会还想种出来自己吃吧？”
“我比较实际，它确实有它的实用价值。”
2004年末，秦勇消失在公众视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似乎那个“摇滚诅咒”又再一次出现了。
他开了一间家具厂，“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这个文艺青年本性上并不适合经商，因此他的生意之路走得也并不顺遂。有时候人们认出了他，大吃一惊之余，有的跟他聊起了音乐，他就跟着来了兴致，有的追问他为何放弃音乐，他就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
《无地自容》里唱道：“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感觉，我无地自容。”秦勇离开的10年里，歌词变成了对歌手的真实描摹。
直到他2014年回归后，人们才知道真相。他的儿子“大珍珠”在2003年被发现得了“重度感觉统合失调”，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人从外界接触信息，输入大脑，大脑经过统合，协调指挥神经系统作出合适的反应，而重度失调者，无法完成这一过程。
这会让一个孩子无法正常地社会化，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帮助，社会化过程甚至会无限期推迟。因为人们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病”，大多数孩子会被目为“弱智”，不断被周围的人伤害，渐渐丧失生活的自信。
秦勇知道儿子的独特性之后，意识到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因为在乐队里，人是不由自主的。
他张开天罗地网，拦截一切可能的伤害，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孩子的自信心。“如果自信垮了，他的人生就垮了，整个家庭也就垮了。”
他教孩子说话，教他唱歌，教他骑自行车，这些对于普通孩子而言非常简单甚至水到渠成的能力，秦勇和“大珍珠”都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孩子开始说话的时候，秦勇的反应是“做梦也不敢想”；某一天“大珍珠”突然唱起了歌，一旁的秦勇顿时泪流满面。
如今的“大珍珠”，已经不在意别人认为他“有病”，他的话语表达清晰流畅、逻辑井然，基本与常人无异。秦勇用了10年，让儿子得到了良好的康复，于是，他心头那从未被浇灭的音乐之火又再度燃起。
“在退出的时候，我才发现之前一直在做音乐，但从不知道做音乐是一件这么奢侈的事情，要有时间、精力、财力，才能完成一件精神领域的作品。发现自己孩子的情况后，再也不敢想，只能是一种奢望了。”
“大珍珠”似乎看懂了父亲的心事，有一天他就说：“父王（‘大珍珠’对秦勇的称呼），我想看到你重新回到舞台上唱歌的样子。”
于是秦勇回来了。
回来之后，认识他的人，有许多在为一个时代流泪。而对于陌生者，秦勇也内心坦然，他说，自己的底线已经降到最低了，怎么样都是圆满。他所谓“底线”，就是“哪怕只有一个乐迷还能理解，也用心地唱”。
谈话间，他引用了自己作词的黑豹名曲《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中的一段歌词：“我们是谁其实并无所谓，无所作为但不是你的累赘，荣耀只能在我一生闪烁一瞬间，陪伴我的更多是痛苦的体验，真正想的和做的，只有在梦里看见，矛盾一直激励我只能向前……”
秦勇
中国著名音乐人、歌手。1986年与几位好友组成五月天乐队，成员还包括蒋文华、曹军、何勇、张岭等人。1994年加入黑豹乐队担任主唱，此后十年间参与发行专辑《无是无非》、《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黑豹Ⅴ》以及一些单曲。2004年末退出黑豹乐队，2014年复出，并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一起长大》。
2014年2月，当秦勇出现在央视《出彩中国人》舞台上时，评委蔡明瞪大了双眼，吃惊地喊叫起来：“秦勇？你是原来黑豹乐队的秦勇？”
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情难以平复。固然，那是对秦勇曾经的成就的致敬，但更多的是勾起了人们对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的忆念。
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崔健多年沉寂，秦勇隐退……黄金时代的摇滚就像一种诅咒，让一个个丰沛的灵魂在嘶哑地喊上几嗓子之后就长久绝响。随着社会前行，人们不再“一无所有”，《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成了耳朵的主动选择，干预人的精神困境已经不是音乐的功能选项。
1994年红磡演唱会之前，何勇曾对香港媒体说，香港没有音乐，只有娱乐。今天，这块消逝多年的板砖，早已砸了个回头。所以，当熟悉那个时代的人们见到中年的秦勇在和一群“无名氏”同台竞技时，不觉潸然。
1986年被认作中国摇滚乐的起步之年，也就在这一年，秦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时光一去30年，这次采访，自然会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
消失的长发
2016年10月13日见到秦勇，起初竟有点无话可说，我决定从头发说起。
他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有了一些自己的新歌，但还是唱了黑豹的经典曲目—《无地自容》。声音一如既往的好，但回头比对90年代的现场，秦勇在表现上明显少了一些锐利和狂放，而多了一层深沉与浑厚。
和青年的激烈一同消失的，是他的一头长发。2004年末离开黑豹，也离开乐坛之后，秦勇就剪掉了长发。一头长发，几乎是当时的摇滚歌手的标记，也是反叛与愤怒的象征。但时代在变，那时人们已经常常跟秦勇说，你那长发，“跟一墩布似的”。
“自己也感觉，留长发也渐渐留烦了。”
他离开的时候，也正是音乐变成娱乐、摇滚乐渐渐从一种思考社会的工具变成一种纯粹的消费品的时候。所以这一剪，有点佛家味道，“剪去三千烦恼丝，化做自得一微尘”。
长头发陪伴着他成长。“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追着我满大街跑，按着给我剪头发，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这头长发。后来展现了唱歌的天赋，才算把老师给征服了，他说，噢，你是艺术家，那就给你点特殊照顾，你可以留长发。”
可想而知，这一头长发对秦勇意味着什么。只是，剪去的时候却是平静的。“与时俱进，”他说，“随着岁数增长，也就渐渐地不把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了，更多的考虑是怎样让自己身心更愉悦。”
时间有颠覆一切的力量，在留长发被视为另类，不被社会主流接受的时候，他们极力抵抗，保护自己的长发，而当你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外观的时候，长头发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的秦勇，已经认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
这正隐喻着摇滚的命运。
“我突然感觉，我十几年前所幻想的那些情景，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我出道的时候非常禁锢，‘摇滚’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两个字甚至都不让提。所以歌手戴着面具，观众也戴着面具，一起在一种非真实的状态下反抗，正因为如此，大家觉得这种音乐特别有新意，有革命性。”
“后来我们理解了，反抗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可以揭下这种面具，去让生命自由绽放，让它更加精彩，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如何去掩饰自己上面。现在和观众互动就发现更加容易了，因为孩子们懂得怎样去享受，音乐一响起来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
顺着秦勇这个思路进行逻辑联想，今天摇滚乐的边缘化，其实正是摇滚乐的成功。
摇滚精神
在今天处于中年的那一代人，对80年代总有说不清的情愫。人们怀念的不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而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理想是相对恒久的，是一种信念，它无法以今天的快餐时代为温床。
时代理想具体到摇滚乐，就被称作“摇滚精神”，这一概念至今仍很模糊，但至少包含着要挣脱、要自由、要实现人在灵魂层面的自主。然而“摇滚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的总结，而不是那一代摇滚人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
秦勇接触摇滚，大约是在1983年或1984年。那时，在深圳一个文工团工作的哥哥回北京，在火车上“捡”了一个叫比尔的美国大汉，身高1米96，是秦勇家那栋楼里进来过的最高的人。“而且是金发碧眼，就跟野人似的。”
比尔是个背包客，他准备到最具中国象征意味的天安门广场去露营过夜，秦勇对他说，你去了会被抓起来，不如在我们家住。留宿家中的比尔打开了他的背包，里面有上百盘摇滚乐磁带。他掏出来一部“Walkman”，把耳机塞进了秦勇的耳朵里。
“你无法想象人在当时第一次听‘Walkman’的感觉，简直一下子来到了音乐的天堂，突然塞到你耳朵里，能让你一下子拥有一个宇宙。”秦勇说，“那时候我们听音乐，都是用一个大喇叭，或者板砖一样的录音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享受耳机的那种音效。”
摇滚乐的激情和想象力在那一个晚上让秦勇着迷，比尔看他喜欢，就提出办一个“Party”。
“什么是Party？”
“就是一堆年轻人，在一起喝着酒，弹着吉他，唱着歌。”
“噢，那可以办一个Party。”
秦勇的哥哥认识崔健，把他的整个乐队请了过来，在食堂里搭了一个舞台，电吉他、贝斯、鼓都有，大家轮流着唱歌。崔健上去，唱的是还没有公开演出过的《一无所有》。比尔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音乐，也异常兴奋，拿出从美国带来的牛仔布鲁斯口琴，一起伴奏。 那天就是秦勇的摇滚人生的开端，他认定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音乐。同时代的一批玩摇滚的北京孩子，后来大红大紫，但在起点上，纯然是因为个人兴趣。这群年轻人从没想到过，它可能转换为一种商业，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人消费。秦勇说，后来这种兴趣就升华到爱了，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音乐可以替代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一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疯狂地爱上摇滚，是中国摇滚精神发轫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摇滚创作要有精神苦闷为动力，不是一种纯玩乐的行为。从与秦勇的交谈中我发现，人们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它来自一种社会性的普遍精神困境，可能夸大了其动机，这种苦闷其实仅仅发端于一个小群体很特殊的挣扎，而不是主动的社会关怀。
“就是苦于喜欢摇滚但不被人理解。”外界对这群年轻人很不待见，秦勇说。“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群体，除了自己家人，几乎所有人都恨不得你早点完蛋。正因为不被接纳，我们就更要标新立异，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留长发，穿破裤子，好好的裤子要在上面搞几个大口子，还在上面写满了字，就是发出一种信号。”
这些典型的意象，后来都被代入社会大环境去描述它的功能，秦勇说，在当时动机上很简单，就是要和你不一样而已。
随着摇滚乐的影响增大，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集体心理诉求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摇滚天然具有的反叛性才被主动发现。
心中一片麦田
1994年，秦勇加入黑豹，成为继窦唯、栾树之后的第三任主唱，一唱10年，这10年也是黑豹乐队从风格和人员上都最稳定的10年。
第一任主唱窦唯在大众心目中拥有神一般的位置，这种地位的确是后来的历任主唱都难以企及的。不过人们普遍承认的是，秦勇是最具煽动性的一任，他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激情，那种迅速让全场沸腾的能力，让他光芒四射。电吉他变形的嚎叫，架子鼓让人心头震颤的敲击，和他自身释放的能量恰如其分地纠缠。
然而有趣的是，秦勇本身却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90年代中期，他就把家安在了北京北部的一个村庄，演出一旦结束，就会躲回田园生活中去。
他自己种蔬菜，供给一家人食用；他在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和农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庄稼的种植技术。
我发现他谈起农作物种植的时候，眼里的神采就会突然调高亮度。“白菜、萝卜这些常规的蔬菜，都比较好种，我们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越好吃的菜，就越毁地，比如番茄吧，是常吃的几种菜里比较贵的，那它就更难得，一年只能种一季，你得让地休息休息，它才能恢复过来……”
他从番茄种植里发现，任何事情都要达致一种平衡。“我一进城就脑袋大，我不喜欢去酒吧。在舞台上唱歌，场面比酒吧还热闹得多，但要在舞台上迸发出火花，你平时就要学会静养。”
秦勇种过很多蔬菜，而他最想要的是种下一片麦田。“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因为那需要很大的一块地。”
我原以为是麦田成熟时一片金黄随风起伏带来的艺术氛围吸引了他，但他说，这可能只是潜意识的一个需求。比较显性的原因是，在小时候曾经三四年没有见到过父母，再见的时候就是在一片麦田里。
“还有，现在的种植施用大量化肥，粮食经常是受污染的。”
“你不会还想种出来自己吃吧？”
“我比较实际，它确实有它的实用价值。”
荣耀一瞬间
2004年末，秦勇消失在公众视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似乎那个“摇滚诅咒”又再一次出现了。
他开了一间家具厂，“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这个文艺青年本性上并不适合经商，因此他的生意之路走得也并不顺遂。有时候人们认出了他，大吃一惊之余，有的跟他聊起了音乐，他就跟着来了兴致，有的追问他为何放弃音乐，他就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
《无地自容》里唱道：“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感觉，我无地自容。”秦勇离开的10年里，歌词变成了对歌手的真实描摹。
直到他2014年回归后，人们才知道真相。他的儿子“大珍珠”在2003年被发现得了“重度感觉统合失调”，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人从外界接触信息，输入大脑，大脑经过统合，协调指挥神经系统作出合适的反应，而重度失调者，无法完成这一过程。
这会让一个孩子无法正常地社会化，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帮助，社会化过程甚至会无限期推迟。因为人们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病”，大多数孩子会被目为“弱智”，不断被周围的人伤害，渐渐丧失生活的自信。
秦勇知道儿子的独特性之后，意识到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因为在乐队里，人是不由自主的。
他张开天罗地网，拦截一切可能的伤害，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孩子的自信心。“如果自信垮了，他的人生就垮了，整个家庭也就垮了。”
他教孩子说话，教他唱歌，教他骑自行车，这些对于普通孩子而言非常简单甚至水到渠成的能力，秦勇和“大珍珠”都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孩子开始说话的时候，秦勇的反应是“做梦也不敢想”；某一天“大珍珠”突然唱起了歌，一旁的秦勇顿时泪流满面。
如今的“大珍珠”，已经不在意别人认为他“有病”，他的话语表达清晰流畅、逻辑井然，基本与常人无异。秦勇用了10年，让儿子得到了良好的康复，于是，他心头那从未被浇灭的音乐之火又再度燃起。
“在退出的时候，我才发现之前一直在做音乐，但从不知道做音乐是一件这么奢侈的事情，要有时间、精力、财力，才能完成一件精神领域的作品。发现自己孩子的情况后，再也不敢想，只能是一种奢望了。”
“大珍珠”似乎看懂了父亲的心事，有一天他就说：“父王（‘大珍珠’对秦勇的称呼），我想看到你重新回到舞台上唱歌的样子。”
于是秦勇回来了。
回来之后，认识他的人，有许多在为一个时代流泪。而对于陌生者，秦勇也内心坦然，他说，自己的底线已经降到最低了，怎么样都是圆满。他所谓“底线”，就是“哪怕只有一个乐迷还能理解，也用心地唱”。
谈话间，他引用了自己作词的黑豹名曲《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中的一段歌词：“我们是谁其实并无所谓，无所作为但不是你的累赘，荣耀只能在我一生闪烁一瞬间，陪伴我的更多是痛苦的体验，真正想的和做的，只有在梦里看见，矛盾一直激励我只能向前……”
个人档案
秦勇
中国著名音乐人、歌手。1986年与几位好友组成五月天乐队，成员还包括蒋文华、曹军、何勇、张岭等人。1994年加入黑豹乐队担任主唱，此后十年间参与发行专辑《无是无非》、《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黑豹Ⅴ》以及一些单曲。2004年末退出黑豹乐队，2014年复出，并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一起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