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多年来，人们鲜见胡耀邦在影视作品里的形象。这位政治人物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视剧里，是在2014年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
如今，第一部以胡耀邦为主角的电影终于上映。用此部电影的制片人张葆青的话说，“这将填补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空白”。
“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而胡耀邦从来没有被人拍过，是个空缺。”湖南籍的张葆青谈起拍摄初衷，“胡耀邦又是湖南人，我们想用这部电影来纪念他。”
电影中的时间被设定在1952年到1957年之间。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胡耀邦担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这5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电影主要讲的是在那段岁月中，胡耀邦关心、爱护青年，鼓励一代青年投身国家建设的故事。
电影镜头连接了历史和大银幕。胡耀邦在青年团工作的那段历史，他和青年之间的故事，有的在镜头之内，更多的在镜头之外。
耀邦同志
《青春激荡的年代》中胡耀邦的第一个镜头，是他俯身攀爬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像一个普通建筑工人一样，正在劳作着。他穿着短袖，里面套着汗衫，脸上淌着汗。
1952年6月，主政川北的胡耀邦接到中央电令，要他“务于7月底抵京”。离开川北时，胡耀邦以为自己会按照中央拟任定的那样，去政务院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当部长。
胡耀邦很兴奋，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
后来的实际任命令胡耀邦感到意外，他被安排到团中央工作。此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要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3名接替者人选：胡耀邦、陈丕显和谭启龙。这3个人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有团的工作经验，而且都是年轻的省委干部。最终，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
胡耀邦女儿李恒（原名李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场景：
“父亲回到位于南河沿的翠明庄招待所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
跟父亲一起从川北来京的曹秘书，看到父亲盘着腿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忍不住问他：‘怎么了，工作定了没有？’父亲一脸不高兴地指了指身边睡熟的德平（胡耀邦长子）说：‘让我当团中央书记……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当孩子王！他们当显然（指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当合适得多嘛！’
不高兴归不高兴，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父亲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到团中央去了。”
曾经在团中央给胡耀邦做过机要秘书的高勇，回忆起新书记要来的消息在人们中间引起的反应。往日平静的团中央大院活跃了起来，“当时议论较多的是，胡耀邦过去在哪儿工作，做过什么工作”。
当高勇他们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时，才发现这位“了不起的英雄”跟想象中的不大一样，那是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胡耀邦接见团中央机关干部的时候。当时团中央没有礼堂，晚饭后人群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胡耀邦就站在水池边上。
人们眼中的胡耀邦，“留着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
胡耀邦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告状啰！”
胡耀邦的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电影忠实地还原了这个场景，还包括胡耀邦立下的那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
一个老团干回忆起胡耀邦讲这段话的情景：“他激动得在台上跳起来，用手拍着胸脯说：‘我这个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书记’。”
在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的十余年里，书记处的书记、机关干部、秘书、工勤人员以及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头儿，都叫他：耀邦同志。
向困难进军
影片里，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的配乐声响起，最激荡人心的画面之一是年轻的垦荒队员告别家人、恋人，坐上北上的火车，前往一片泥泞的北大荒，豪情万丈地要为国家开垦良田。
那代人青春的时代特点——建设祖国、奋斗甚至自我牺牲，是贯穿《青春激荡的年代》这部电影的主题。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大潮汹涌有声。胡耀邦提出，“青年团的一切任务，都应当围绕国家建设的任务展开”。
1955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胡耀邦认为，垦荒事业正是青年的用武之地。他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就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事业。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团组织在青年中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垦荒的几项意见》传达下去不久，众多青年报名要求垦荒。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家里接见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5名发起人，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还询问他们是否完全出于自愿，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61名垦荒队员出发时，胡耀邦为他们送行、授旗，还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中说：“你们的行为是英勇的行为，是爱国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垦荒队员开往北大荒后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风尘仆仆地赶到黑龙江萝北县，去探望垦荒队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在茅草房里和大伙儿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胡耀邦干脆用手抓着吃。
《青春激荡的年代》剧组为了再现当年北大荒、江西鄱阳湖畔垦荒的场景，专程去那些地方取景。他们原本打算在那里找一块荒地来搭景。制片人张葆青说，到了当地，他们完全找不到可以还原那种荒凉之感的沼泽地，目力所及的是整片的农田和大型农业机械。
胡耀邦去世后长眠于江西共青城，而那片土地也是垦荒队员开发出来的。数年前，共青城已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就像胡耀邦对垦荒队员期许的那样，“住高楼大厦，走宽阔的马路”。 成为青年的知音
任何一代人的青春都有困惑和迷茫，也都需要有人为他们拨开成长中的迷雾。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是，几个青年学生在争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
胡耀邦深知团组织可以为青年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他经常跟身边的团干部说，要时时处处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
他刚到任团中央就明确谈到：团中央要办一份青年的报纸，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是具有青年特点的。
胡耀邦在中国青年报上花费了很多心血。他每年要去报社多次，找负责人谈话，或者向编辑部、记者作报告。报社编印的《胡耀邦同志谈办中国青年报》就有4万余字。
胡耀邦曾经让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邀请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跟他座谈，谈的都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在电影里被演绎：
一次座谈中，一名大学生突然问胡耀邦到底该怎样谈恋爱。胡耀邦毫不犹豫地回答：“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
高勇回忆说，胡耀邦曾经反复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视的”。为此，胡耀邦还建议中国青年报设立“青年呼声”栏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现青年的呼声”。
在他的眼中，报刊应该办得有趣味，能让读者长知识。在回忆录里，高勇记下胡耀邦的一些主意：“比如，中秋节前介绍中秋，孔子诞辰介绍孔子，也可介绍婚姻恋爱的历史，篮排球的历史，中国衣着是从哪里来的，穿裙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什么式样，等等。”还有“为什么青年见了人脸红，如何使自己长高一点，如何使自己不胖。”“这些都是青年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一定受欢迎”。
在那个年代，胡耀邦对青年总是抱着一种开明的态度。当时，有人简单化地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胡耀邦公开说，“青年要敢于穿花衣服，爱美是人的天性嘛。”
家人曾经感受过胡耀邦的这种开明。女儿李恒谈恋爱时，男友送给她两件塞浦路斯的紧身弹力上衣，一件红色，一件翠绿色，穿在身上色彩鲜艳，还能显现出少女的身材。母亲李昭看见了，皱着眉头说：“看你穿的，像什么样子！”胡耀邦回头看了一眼，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班级的第39个人
过去的逎兹府大街关东店20号，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时一家人住过的地方。那里是个普通的四合院，有多处掉皮的朱红油漆大门坐西朝东。无论是虚构的镜头，还是现实里，这个大门经常是敞开的，尤其是对青年。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较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而是习惯将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和研究问题。他的书房和客厅，几乎成为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女儿回忆，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
应酬客人曾经成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文革’前的十几年，父亲虽然工资待遇很高，但我们家一直未能摆脱欠债的窘境。”女儿李恒在书中写道，“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和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经常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胡耀邦有时会走出门外主动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坐着很多大学生的车厢，和学生们聊上了，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
在年轻人中间，胡耀邦的魅力显而易见。秘书高勇透露了一个细节：“严格地讲，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为他有点口吃。”
胡耀邦在讲话时，有时一会儿坐着，一会儿又站起来，而且爱打手势，“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讲话”。
但往往人们会忽略或者发现不了胡耀邦可能会有的小尴尬。“耀邦感染力极强，擅长抓住青年的典型语言。”高勇说。
当时，团中央有一个“六级办支部”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身为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头办起了团支部。他选定了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
1964年，胡耀邦己到陕西工作，但还是想办法见一见即将毕业的这个班的同学。消息传出来后，不仅这个班，整个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见胡耀邦。最后，学校决定这个年级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团中央机关参加接见。
学生们一到团中央机关，胡耀邦很快被团团围住。临别时，年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校徽别在胡耀邦胸前，送给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着问：“你们班现在多少人？”学生们回答：“38个人。”
胡耀邦高兴地说：“现在是39个了。”
小个子团长被高高抬起
胡耀邦跟青年的友情是超越国界的。
他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是在1953年7月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罗马尼亚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随后，他又带团参加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青春激荡的年代》里补充了一个细节：出国交流前，胡耀邦特意找秘书借了一件灰色西装。
胡耀邦刚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时.起初几乎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个有些土气的小个子中国代表团团长。
7月27日，胡耀邦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宣布了一个消息：“今天，中国和朝鲜人民郑重地宣布，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停战谈判，中朝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各国代表纷纷跑上讲台，跟胡耀邦拥抱。各种徽章、奖章被人们挂在胡耀邦胸前，大把的鲜花不断抛向他和讲台。还有青年把这位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高高抬起，走下讲台，绕场游行，还不断地把他抛到空中。一时间，掌声、欢呼声、歌唱声汇成一片，持续长达1个小时。
7月30日，胡耀邦被选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副主席。
在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期间，胡耀邦异常忙碌，他组织中国代表团接触并联系了100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两万多人。
一个历史背景是，当时世界上只有1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人评价说，这样大规模的交往，对于中国开辟更广阔的外交空间，起了播撒种子的作用。
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联欢节期间，胡耀邦带领的中国代表团邀请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包括学生、工人、记者和艺术界人士在内的42名美国青年，在面临美国政府阻挠的情况下，到中国进行了6个星期的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公开来到中国。
同青年交朋友，不会觉得孤独
11月的一天，坐在家里的沙发上，85岁高龄的高勇算了算，“耀邦60年的革命工作生涯，有46年是跟青年工作相关的”。
青年影响着胡耀邦。资深新闻工作者唐非的《胡耀邦传》里记录了胡耀邦说过的一段话：“一个青年工作者一定要热爱青年，要善于把青年中蕴藏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因素激发出来，同时自己也从中受到感染。”
有一次，胡耀邦见到一个与他相处多年、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心情不大好的部下，他跟对方说：“听说你感到有些孤独是不是？这大概是因为你接触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应该多接触年轻人，同青年交朋友，这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青春激荡的年代》这部电影的结尾是，1957年5月，胡耀邦主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电影在胡耀邦的发言声中落幕。起初的样片里，画面是胡耀邦当时讲话的真实画面，但声音是演员配音的，而不是胡耀邦本人的。后来，制片人考虑到应该让电影更有历史质感，而且能重现胡耀邦的声音，不惜多花成本去电影厂里买下这段电影资料放进片中。
于是，历史画面和电影镜头，在跨越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没有缝隙地结合在了一起。
如今，第一部以胡耀邦为主角的电影终于上映。用此部电影的制片人张葆青的话说，“这将填补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空白”。
“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而胡耀邦从来没有被人拍过，是个空缺。”湖南籍的张葆青谈起拍摄初衷，“胡耀邦又是湖南人，我们想用这部电影来纪念他。”
电影中的时间被设定在1952年到1957年之间。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胡耀邦担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这5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电影主要讲的是在那段岁月中，胡耀邦关心、爱护青年，鼓励一代青年投身国家建设的故事。
电影镜头连接了历史和大银幕。胡耀邦在青年团工作的那段历史，他和青年之间的故事，有的在镜头之内，更多的在镜头之外。
耀邦同志
《青春激荡的年代》中胡耀邦的第一个镜头，是他俯身攀爬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像一个普通建筑工人一样，正在劳作着。他穿着短袖，里面套着汗衫，脸上淌着汗。
1952年6月，主政川北的胡耀邦接到中央电令，要他“务于7月底抵京”。离开川北时，胡耀邦以为自己会按照中央拟任定的那样，去政务院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当部长。
胡耀邦很兴奋，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
后来的实际任命令胡耀邦感到意外，他被安排到团中央工作。此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要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3名接替者人选：胡耀邦、陈丕显和谭启龙。这3个人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有团的工作经验，而且都是年轻的省委干部。最终，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
胡耀邦女儿李恒（原名李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场景：
“父亲回到位于南河沿的翠明庄招待所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
跟父亲一起从川北来京的曹秘书，看到父亲盘着腿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忍不住问他：‘怎么了，工作定了没有？’父亲一脸不高兴地指了指身边睡熟的德平（胡耀邦长子）说：‘让我当团中央书记……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当孩子王！他们当显然（指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当合适得多嘛！’
不高兴归不高兴，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父亲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到团中央去了。”
曾经在团中央给胡耀邦做过机要秘书的高勇，回忆起新书记要来的消息在人们中间引起的反应。往日平静的团中央大院活跃了起来，“当时议论较多的是，胡耀邦过去在哪儿工作，做过什么工作”。
当高勇他们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时，才发现这位“了不起的英雄”跟想象中的不大一样，那是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胡耀邦接见团中央机关干部的时候。当时团中央没有礼堂，晚饭后人群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胡耀邦就站在水池边上。
人们眼中的胡耀邦，“留着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
胡耀邦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告状啰！”
胡耀邦的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电影忠实地还原了这个场景，还包括胡耀邦立下的那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
一个老团干回忆起胡耀邦讲这段话的情景：“他激动得在台上跳起来，用手拍着胸脯说：‘我这个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书记’。”
在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的十余年里，书记处的书记、机关干部、秘书、工勤人员以及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头儿，都叫他：耀邦同志。
向困难进军
影片里，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的配乐声响起，最激荡人心的画面之一是年轻的垦荒队员告别家人、恋人，坐上北上的火车，前往一片泥泞的北大荒，豪情万丈地要为国家开垦良田。
那代人青春的时代特点——建设祖国、奋斗甚至自我牺牲，是贯穿《青春激荡的年代》这部电影的主题。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大潮汹涌有声。胡耀邦提出，“青年团的一切任务，都应当围绕国家建设的任务展开”。
1955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胡耀邦认为，垦荒事业正是青年的用武之地。他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就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事业。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团组织在青年中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垦荒的几项意见》传达下去不久，众多青年报名要求垦荒。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家里接见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5名发起人，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还询问他们是否完全出于自愿，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61名垦荒队员出发时，胡耀邦为他们送行、授旗，还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中说：“你们的行为是英勇的行为，是爱国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垦荒队员开往北大荒后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风尘仆仆地赶到黑龙江萝北县，去探望垦荒队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在茅草房里和大伙儿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胡耀邦干脆用手抓着吃。
《青春激荡的年代》剧组为了再现当年北大荒、江西鄱阳湖畔垦荒的场景，专程去那些地方取景。他们原本打算在那里找一块荒地来搭景。制片人张葆青说，到了当地，他们完全找不到可以还原那种荒凉之感的沼泽地，目力所及的是整片的农田和大型农业机械。
胡耀邦去世后长眠于江西共青城，而那片土地也是垦荒队员开发出来的。数年前，共青城已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就像胡耀邦对垦荒队员期许的那样，“住高楼大厦，走宽阔的马路”。 成为青年的知音
任何一代人的青春都有困惑和迷茫，也都需要有人为他们拨开成长中的迷雾。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是，几个青年学生在争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
胡耀邦深知团组织可以为青年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他经常跟身边的团干部说，要时时处处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
他刚到任团中央就明确谈到：团中央要办一份青年的报纸，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是具有青年特点的。
胡耀邦在中国青年报上花费了很多心血。他每年要去报社多次，找负责人谈话，或者向编辑部、记者作报告。报社编印的《胡耀邦同志谈办中国青年报》就有4万余字。
胡耀邦曾经让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邀请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跟他座谈，谈的都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在电影里被演绎：
一次座谈中，一名大学生突然问胡耀邦到底该怎样谈恋爱。胡耀邦毫不犹豫地回答：“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
高勇回忆说，胡耀邦曾经反复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视的”。为此，胡耀邦还建议中国青年报设立“青年呼声”栏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现青年的呼声”。
在他的眼中，报刊应该办得有趣味，能让读者长知识。在回忆录里，高勇记下胡耀邦的一些主意：“比如，中秋节前介绍中秋，孔子诞辰介绍孔子，也可介绍婚姻恋爱的历史，篮排球的历史，中国衣着是从哪里来的，穿裙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什么式样，等等。”还有“为什么青年见了人脸红，如何使自己长高一点，如何使自己不胖。”“这些都是青年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一定受欢迎”。
在那个年代，胡耀邦对青年总是抱着一种开明的态度。当时，有人简单化地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胡耀邦公开说，“青年要敢于穿花衣服，爱美是人的天性嘛。”
家人曾经感受过胡耀邦的这种开明。女儿李恒谈恋爱时，男友送给她两件塞浦路斯的紧身弹力上衣，一件红色，一件翠绿色，穿在身上色彩鲜艳，还能显现出少女的身材。母亲李昭看见了，皱着眉头说：“看你穿的，像什么样子！”胡耀邦回头看了一眼，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班级的第39个人
过去的逎兹府大街关东店20号，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时一家人住过的地方。那里是个普通的四合院，有多处掉皮的朱红油漆大门坐西朝东。无论是虚构的镜头，还是现实里，这个大门经常是敞开的，尤其是对青年。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较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而是习惯将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和研究问题。他的书房和客厅，几乎成为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女儿回忆，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
应酬客人曾经成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文革’前的十几年，父亲虽然工资待遇很高，但我们家一直未能摆脱欠债的窘境。”女儿李恒在书中写道，“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和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经常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胡耀邦有时会走出门外主动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坐着很多大学生的车厢，和学生们聊上了，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
在年轻人中间，胡耀邦的魅力显而易见。秘书高勇透露了一个细节：“严格地讲，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为他有点口吃。”
胡耀邦在讲话时，有时一会儿坐着，一会儿又站起来，而且爱打手势，“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讲话”。
但往往人们会忽略或者发现不了胡耀邦可能会有的小尴尬。“耀邦感染力极强，擅长抓住青年的典型语言。”高勇说。
当时，团中央有一个“六级办支部”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身为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头办起了团支部。他选定了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
1964年，胡耀邦己到陕西工作，但还是想办法见一见即将毕业的这个班的同学。消息传出来后，不仅这个班，整个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见胡耀邦。最后，学校决定这个年级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团中央机关参加接见。
学生们一到团中央机关，胡耀邦很快被团团围住。临别时，年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校徽别在胡耀邦胸前，送给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着问：“你们班现在多少人？”学生们回答：“38个人。”
胡耀邦高兴地说：“现在是39个了。”
小个子团长被高高抬起
胡耀邦跟青年的友情是超越国界的。
他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是在1953年7月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罗马尼亚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随后，他又带团参加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青春激荡的年代》里补充了一个细节：出国交流前，胡耀邦特意找秘书借了一件灰色西装。
胡耀邦刚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时.起初几乎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个有些土气的小个子中国代表团团长。
7月27日，胡耀邦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宣布了一个消息：“今天，中国和朝鲜人民郑重地宣布，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停战谈判，中朝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各国代表纷纷跑上讲台，跟胡耀邦拥抱。各种徽章、奖章被人们挂在胡耀邦胸前，大把的鲜花不断抛向他和讲台。还有青年把这位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高高抬起，走下讲台，绕场游行，还不断地把他抛到空中。一时间，掌声、欢呼声、歌唱声汇成一片，持续长达1个小时。
7月30日，胡耀邦被选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副主席。
在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期间，胡耀邦异常忙碌，他组织中国代表团接触并联系了100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两万多人。
一个历史背景是，当时世界上只有1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人评价说，这样大规模的交往，对于中国开辟更广阔的外交空间，起了播撒种子的作用。
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联欢节期间，胡耀邦带领的中国代表团邀请美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包括学生、工人、记者和艺术界人士在内的42名美国青年，在面临美国政府阻挠的情况下，到中国进行了6个星期的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公开来到中国。
同青年交朋友，不会觉得孤独
11月的一天，坐在家里的沙发上，85岁高龄的高勇算了算，“耀邦60年的革命工作生涯，有46年是跟青年工作相关的”。
青年影响着胡耀邦。资深新闻工作者唐非的《胡耀邦传》里记录了胡耀邦说过的一段话：“一个青年工作者一定要热爱青年，要善于把青年中蕴藏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因素激发出来，同时自己也从中受到感染。”
有一次，胡耀邦见到一个与他相处多年、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心情不大好的部下，他跟对方说：“听说你感到有些孤独是不是？这大概是因为你接触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应该多接触年轻人，同青年交朋友，这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青春激荡的年代》这部电影的结尾是，1957年5月，胡耀邦主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电影在胡耀邦的发言声中落幕。起初的样片里，画面是胡耀邦当时讲话的真实画面，但声音是演员配音的，而不是胡耀邦本人的。后来，制片人考虑到应该让电影更有历史质感，而且能重现胡耀邦的声音，不惜多花成本去电影厂里买下这段电影资料放进片中。
于是，历史画面和电影镜头，在跨越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没有缝隙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