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醒来时，背部酸疼。暗白的曙色从窗帘漏入，落在颜色与它差不多的枕头和棉被上。坐起来，没有灯光的铺位，没有晃动的影子。我兀自笑起来。这体验真是特别之极！平生从来没有过。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说，他有，而且比我辛苦得多——他曾在火车上站了七个昼夜，从广州站熬到北京站。那时二十郎当岁，为的是和百万以上的红卫兵战友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接受伟大统帅接见。“离城楼太远，看不到人”。那是四十多年前，如今以老迈之身，和硬邦邦的床铺抗衡，岂可同日而语？不过我反而感到踏实，在时而流畅时而抽搐的运行中，悠悠然想起三十多年前岭南大河上的庞然大物——花尾渡，一样的拥挤，脏，充满教人舒心的俚俗气息。待在这里，不会为了突然撞见大人物而紧张，也不会惊艳，尽管错身而过的旅客中不乏妩媚女子，但都被这个气氛拉到“底层”的水平。花尾渡是两三层高的木船，被小火轮牵引。二等舱和通舱，每人一个铺位，十分狭窄，虽以木板隔开，也差不多和“同床共枕”般亲密。火车的硬卧却没有这个麻烦，每人一张床。白得不大地道的枕头和被盖，居然没有异味。花尾渡里每人一张的被子，不管你怎么把被子的头尾调来换去，久久不洗的脚的味道也把人熏得毛发倒竖。此刻枕着的棉布枕头，软和得很，可能每个月放进洗衣机洗一次。
　　开灯据说要在天全亮以后，只好看过道外的风景，两个男子静静坐着，被窗外的天衬托出清晰的剪影。蜂拥而来、呼啸而去的山河，树，花，村舍，山之外还是山，铿锵之外还是铿锵。这是真实的人间世。然后，研究窗户旁边的一幅宣传画，它上方是一个制服男子的半身像，该是列车长，不然不会笑得如此得体。下方是口号：“服务旅客，待旅客如亲人。创先争优，共建流动之家。”两个“旅客”，不能换掉一个吗？“口号大国”的铁道部，如此之多的宣传专才，连这点语文功底也没有。幸亏太早，列车员没来巡逻，如果有，我一定投诉，敦请他们改过来，“以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若然，我的洋相就出尽了，他（她）肯定把这个现成笑话传遍全车。最早出现的小贩是兜卖云南“小粒咖啡”的男子，穿着列车员制服，口吻如此专业，而且推销近于狂热，似乎不可能是吃大锅饭的在编工人，说是承包人就有说服力了。

二

　　此行是旅游，按照旅行社的口号，叫作“去罗平看油菜花”。订票匆忙，和团友们一起乘车到广州火车站。走进候车人的圈子，很快就意识到“异样”。候车大楼前的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乘客极少有衣着光鲜的。男的西装、运动装、革新装、中山装乃至唐衫，一概灰溜溜。女的衣服本来鲜艳，但都在旅途给揉得皱巴巴。拖着行李，眼神少有坦然的，坐在稀薄的午后阳光里，满怀心事似地。
　　为了排遣无聊，我去广场旁边唯一的摊档去买杂志。买的第一本是《读者》合订本，十块钱，翻开来，字迹模糊，拿回去，对坐在冒热汽的茶叶蛋锅子后听歌的年轻老板说，这是盗版。他不和我争辩，甩过来另外一本，叫《重案追踪》，封面足够煽情，不料封三的广告，销售“迷幻药”，声称“五米之内，只需要一喷，两秒钟可使歹徒神智不清，任你摆布，醒后没有记忆”。还有“一千换一万，量大派人送货上门，需要全套样板付二百元定金”的“高仿真伪钞”。明目张胆地教唆、引诱读者犯罪，和山寨版的杀人案并排，教你翻开时哭笑不得。
　　进站以后，在凳子上坐下来，行李箱的把手依然在掌中，不敢放开。抬眼一望，黑压压的，五花八门的人和光怪陆离的行李，嗡嗡的人语，小贩的吆喝和婴孩的哭。往洗手间走去，路过一个开水供应处。站在通道旁边，以三指宽的窗台为餐桌，埋头雪雪有声地吃泡面的，至少二三十名男女，都年轻得教人妒忌。到处是弃置的盒子，一次性筷子。
　　上了列车，站在床位前发了五分钟的呆。看看手里的车票，没错，是十三号的上铺。从来没搭过卧铺，不知道此“上”有如青天。共三层，每层的间隔不到一米，坐还得弯腰，别说站立了。我所在的车厢似乎是附加的，比别的更简陋，它在铺位和过道之间没有设置梯子，只在床柱上安装踏脚的小木板，而且间隔太大，设计者假定乘客都有飞檐走壁之功似的。我的老伴也给分了上铺。我开头不以为意，纵身跳上第一个踏脚板，才晓得爬上铺位相当吃力，下来尤其惊险，我先前还妄想把行李箱提到铺位旁边的行李架去，如此险峻，这把老骨头能不能安放尚且是疑问，还顾得上身外物？
　　策划这次旅游的小刘，没想到被旅行社拍胸脯答应下来的“美好”旅途，有这般难堪的意外，很不好意思，设法斡旋。她以漂亮女孩子特有的魅力，劝说已在下铺躺下来的青年男子，把铺位让给我。看模样在小企业当部门主管的青年人从容而利落，说一声好，翻身坐起，爬到上铺。我有了着落，舒坦地在下铺躺下来，胡乱翻书。和二十号相对的二十一号，上铺归老妻。她向上爬的能耐和胆量虽说不如我，但没抱怨。我知道，她的心思和我一样：成千上万的乘客都能安卧，我们老一点罢了，凭什么拒绝高高在上？可是，她以“不累”为理由，坐在下铺硬梆梆的床上，和团友拉呱。二十一号的中铺和下铺，分别由一男一女占据，都是二十出头。女的和男的说话，语气不是指使就是责备。据此，我揣测是他们是姐弟。“弟弟”早已躺在中铺，“姐姐”没说上几句，他就呼呼大睡。女的是标准的打工妹，模样算得娟秀，但也许走出家门打拼以来，顺心事不多，使她的脸色缺乏润泽。我读一阵山寨版的《重案追踪》，累了，列车开行时蓦地减速所引起的震动难以适应，便看周围。对面，这位从来没微笑过的姑娘，把不怎么白的被单铺在床上，小心地振平四角，动作娴熟，该是能干的小媳妇。我对老妻说，你坐到我这边来，人家要休息。姑娘连忙否认：“没事，你们坐。”为了腾出更多地方，她蜷在靠窗处，打开手机，塞上耳机听音乐，隐隐飘出的是缠绵的《潇湘雨》。团友小刘早知道这姑娘没有换卧铺的意思，但不死心，又凑近去问，她低头不答，催急了，低声说，我晕车。果然，她到洗手间去了两次，可能是呕吐发作。不过，她还是做了一桩好事——把中铺的另一半推醒，叫他爬到上铺去，就此，我老伴免了登临绝顶的麻烦。
　　茂名，河唇，玉林，贵港，黎塘，南宁，百色——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然后，是多山的贵州。不期然想起徐志摩的诗《火车噙住轨》：“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琢磨诗中的“蛙鼓”，哑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火车是不是清一色“特慢”呢？蒸汽的巨响，轮声和风声的联手作用下，青蛙的叫，是断断听不真确的。 　　和老妻聊天的团友，打着哈欠，回一板之隔的中铺睡觉去了。老妻依然安坐。换了中铺，她还是不想爬。就在这个时候，姑娘发话了：“我上去，你睡下铺。”“慢着，你不是晕车吗？”“没事，老人家，让你爬，好意思吗？”她坚决地把手机和手袋往中铺一扔，攀床沿，蹦一下就上去了。
　　于是，我和老妻都有了下铺，可是，直到临近下车，才从闲谈了解到，上中下三种铺，价钱有区别，上和下相差将近五十块，这数目，也许相当于这位姑娘一天的工资。然而，三个年轻人，把方便让给素昧生平的老人家，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补差价”。怎么不教人感动？我们在他们下车前作了补救，一是给貌似经理的年轻人付钱，他坚决不要。团友小刘偷偷拉拉老妻的衣角，用广东话悄声说：“我请他吃了一个盒饭，算扯平了，他不会要的。”另外一对“姐弟”，和我们一样，是在兴义下车的。睡得神完气足的小伙子下车前坐在下铺，我趁机和他聊天，知道她不是“姐姐”，而是女朋友，湖北人，而他是兴义人。头一次带女朋友去和父母见面，可见姻缘已近于瓜熟蒂落。我和老妻真心地夸奖：“你们好登对，年纪差不多吧？”他说她大他三个月，一旦谈到“她”，他的嘴角就露出又是得意又是惶恐的笑。在东莞常平认识的，都在替苹果手机制数据线的工厂干活。“第五代苹果销路一般，活不够，我趁机补回老家一趟。春节那一段加班，走不了。”在提起行李离开的一刻，老妻把五十块钱放在小伙子手里，向他俩道谢。小伙子的身体弹起来，手里的纸币仿佛变为烫人的炭。坐在他旁边的姑娘连说“没事”。可是我们比他们更加坚决。他们不再拒绝。然而，表情耐人寻味——惊讶，难堪，好像做了错事，却又带着见惯世面的冷漠。

三

　　下午5时半，我往餐车走去。打算买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小圆凳（我第一次坐下时，十分惊奇于它的弹性，人一离座，它就直立），以平生没有过的慢节奏品咂，每一口，力求喝出三座青山，五个村落，一片田垌，至不济，也得喝出一片云，一组灯光，一条尾随铁轨的绿水或者荒芜的路基。在最急于“谋杀时间”的当口，哪怕是最次的即溶咖啡，也被“无聊”调出隽永的味道。此前我问了乘务员，她干脆地回答：“餐车里才有。”
　　我的车厢是倒数第二节，走向挂在前端的餐车，原来是长征。暮色沉沉，灯都亮了。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道已够窄，还增加了数不清的障碍——坐在折凳的人伸出来的腿，从下铺伸出来的头，以行李箱为牌桌，吆四喝六地甩纸牌的赌徒的胳膊，冷不防，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孩摔倒在你面前，你急忙顿住，暗叫，好在没踩上——走下去，味道有如意大利浓缩咖啡“爱克斯皮拉索”一般，苦涩里的醇厚徐徐渗出。这不就是具体而微、鲜活无比的人间吗？除了这种列车，你如何深入到普通人一概率性任情的场所？经过一个个毫无遮蔽的“卧室”，你以“走错铺位”、“找人”为借口走进里面去也无妨，至多招来警惕的卫生眼珠。
　　一个铺位就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小巢，两个相对的铺位，就是迷你的社区。哪里都散发着民间特有的人情味，市井味。相对而坐的年轻人，在合力对付一盒炸鸡腿，女孩子半躺着，投入手机里名叫“水果忍者”的游戏，年轻夫妇在教第一次去看祖父祖母的儿子结结巴巴地说“爷爷奶奶”。几个汉子在斗喝啤酒，二十多个空瓶躺在垃圾桶里面和旁边。谁在哼歌呢呢？袅袅娜娜的女声，我装作看窗外的站名，停下来。听清了，“山里的山花为谁开/羞答答等待情人来/山里的一首首老情歌哎飘起来”，是布依族的《好花红》，我转头看看声源，是衣着时髦的中年女子。最多的人口，是手机人口；最热门的活动，依次是：睡觉或者假寐，玩手机，发呆，聊天，吃零食，喝饮料，逗小孩。有没有读书的？有，比率在百分之二左右，最热门的是《故事会》，四位年轻人捧着读，眼镜女孩靠近灯光啃《三天学懂会计》，大学生模样的男子翻着《你早该这么玩XXX》。
　　进拥挤的餐车，向进进出出地端菜的服务员打听，小姑娘的嘴角漏出的一丝讥笑说明了一切：压根儿没咖啡。我问买咖啡，其愚蠢一似问“火车为什么常常无缘无故地停下来”。晚饭到六点才开始发卖。此刻吃饭的都是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闹嚷嚷的一片，可见他们虽然近在咫尺，但各自在岗位上积累了许多话，必须在饭桌上倾诉。我离开了。路过软卧车厢，说来见笑，这是第一次见识。它最大的优越性，首先是只有上下铺两层，上铺不那么高俊，爬上去怎么也不算艰难竭蹶。其次是铺上了床单，通体是白，比硬卧稍干净些，也许是每两星期换一次吧？对了，别漏掉床头灯，它不受管制，随时可开关。这些票价比硬卧多四百元的铺位，教我羡妒的只有它。我行李箱里有张翎三天前题赠的最新小说集《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我打算以它来消磨永夜，可惜，遇到自己的“最黑暗的夜晚”。
　　一路琢磨，这十多个相通的硬卧车厢，可比作什么呢？它的乘客，是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但该不够格归入贫困线以下。至少，买得起单程少于一千元的票。手头比他们更紧的，买“硬座”不是不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及此前在外地工作的中国人，为了回家，买站票站足一两个昼夜，困得不行钻上行李架睡觉的，绝非少数。
　　狭窄过道里或坐或立或走动的人，品流复杂，来自五湖四海，彼此均不知道底细，一如城市的大街。所有铺位无不安闲亲切，一如家的客厅乃至炕头，颇像城市小区或村落的人家，可是，不带轮子的家居高深莫测，这里却一眼见底。肯定没有身价过千万的款级，没有香奈儿和LV手袋，没有雷朋墨镜，没有钻戒的毫光晃得人眼花的贵妇，更加没有秘书随行的公仆。不错，是打工阶级的天下，他们最大的资本是年轻，头发蓬乱，皮肤黝黑，鞋子蒙着万里风尘，见到陌生人，多数带着戒备和冷漠。对了，这里像城中村，从出租屋走出来的男女。我一路扫视，不难找到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影——他们住在我所在小区附近的“大麦村”，这个城中村，虽然被市报列入“治安黑点”，理由是发生过多宗入屋盗窃，可是，我差不多天天路过，并无任何危险。十号下铺的中年女子，花衣服，带襻的布鞋，像榕树下“武大郎煎饼”的档主（她肯定不叫潘金莲）；眼前这位，低头绣绷子上的牡丹花，如此专注，一如档主用铁铲子翻煎板上的香肠片。七号车厢的一个小伙子，个把月前把头发染成金黄，后来生的黑发把金黄色拱得高高的，活像一个麦垛，他的“酷”相和村里“名家发院”的小师傅多像！ 　　是的，由于钱的原因，硬卧车厢是底层社会的缩影。说到“底层”，撇开官方传媒以及专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异议者这两种语境，它多少意味着贫困，脏，乱，犯罪，离异，临时夫妻，满地爬的小孩。然而，我在这里所见，几乎没有黑暗面。漫长的二十个小时内，没有发酒疯的，随处吸烟的，乱扔垃圾，抢开水，争铺位的。空间如此挤迫，稍不小心就会撞上，踩上，可是，处处风平浪静。IPAD啦、手机啦、手袋啦，都随便放着，极容易被路过者“顺”走，却没有人说失窃。没有吵架，没听到恶言恶语。不错，地面很快就落下瓜子壳和空瓶罐，但多数情有可原，因为垃圾桶太满。国人的“素质”不是常常被诟病吗？然而，这里密集着中国人最为可爱的素质：安分。至少，乘客的整体文明程度，高于硬件设施，且看一例：洗手间的便盆都一仍旧贯，直通路基，大小便一律落在铁道上，教人以为枕木需要这种肥料滋养。

四

　　归程，又是一千五百公里。从兴义的小站上车。这一趟车厢新一些，靠团友照顾，我们这对最老的夫妻都睡下铺。
　　车在群山中铿锵。想起洛夫早年的诗句：“与千山并辔而行”。占着我头上的中铺的乘客，不爱睡觉，老坐在窗户前。他脚下，靠墙放着啤酒瓶，窗台上是一包包打开来的零食——波波糖、麻辣丝、七公主九味卷、全留香牛肉干、天使天然薯片。忽然，在昏暗的曙色中，我惊讶地发现，这男子的长相少见地精彩！以窗外不紧不慢地驰过的粉黛色青山为背景，他散发出云贵高原男子汉的全部魅力。苦心经营出的乱发，笔直的高鼻梁，下巴的线条刀削一般，骨架粗大，从文化衫的短袖伸出来的胳膊，肌肉仿佛带上棱角。更引人注目的是气质，忧郁里带着不羁，酷里蕴含优雅。他凝视前方时，我把他想象为驾驭青山这匹“骏马”的骑士。
　　天亮以后，我和这位汉子聊起来。我开门见山就是拍马：“是不是干模特这一行？”他吃惊地微笑，没回答，只以漫不经心的眼神发问：“你为啥这么想？”“有没有一米八五高？好衣架子！不走T台，太浪费了！”“才一米八零呢！怎么轮到我？”不过，他看出我绝不是捉弄，不再戒备，和我谈起来。“我是贵州罗平人，在东莞打工。”“干哪一行？”“在一家制门窗的公司干维修。最近接单少，厂里放假，我趁机回家看家人。”天色已大白，我看清楚了，这位“拟模特”的牙齿乌黑，笑起来不大雅观。“早结婚了，两个女儿，和老婆待在老家，种点地”。“你们那里种不种油菜？我们昨天去那里，看不到花了，一望无际是绿，路旁有养蜂人摆的蜂箱，到处是蜜蜂，围着人嗡嗡，开始时以为是苍蝇。”我赞美他的家乡，他微笑。我没对他说，罗平以油菜花作为旅游热点，沿路垃圾太多，煞去一半风景。我们下到油菜地照相，一个老汉赶来，摊开手，说地是他的，要收钱，我们每人给了他一到五块。
　　窗外闪过一蓬蓬艳艳的大红。我探头看，是木棉在春天的空濛中格外嚣张。是广东地面了。阳春站落在后面，下一站是肇庆，然后——到家了！

五

　　从昆明起算全程为一千六百三十七公里，从罗平上车，在佛山下车，少了三个站，行程少于一千五百公里，也要二十一个小时。过了肇庆站，估计还有两个小时。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拿来描摹急于归家的感觉毋宁更为贴切。老天爷仿佛嫌我这一趟“体验底层之旅”缺一个切题的结尾，布置了以下场景：
　　我和罗平籍美男子的闲聊告一段落后，一个一岁多的小屁孩，站起来，摔倒，站起来，再走。我给他鼓掌。可爱的小家伙，黑眼睛骨碌骨碌转。我把手里拿着的苏打饼干，塞在他的小手上，他要往口里送时，妈妈现身了。此前这么久，她躲在哪里，我没兴趣深究。她并不排斥陌生人给亲骨肉喂食，也许，在她看来，我已经老得不慈祥不行了。孩子母亲，骨架大且富态，但有点邋遢，不过，带奶渍的圆领运动衫和碎花长裤，和车厢的色调特别和谐。她脸孔不乏娟秀，皮肤不是长年务农而积累的黝黑，而是城里人的白皙，连浅浅的雀斑也相当抢眼。生下孩子以后，没及时减去赘肉，身躯格外庞大，弯腰抱孩子时手臂的扇肉如波浪摆荡。
　　我们为她逗孩子，她和我们聊天。她才二十四岁（我以为至少三十四岁），四川大凉山人。“哦，你是彝族？老家还分黑彝和白彝吗？”“是啊！黑白的界线还在，不过，黑彝没地位了，他们的祖先，解放前当奴隶主，可威风了，后人没什么出息，都没发财，谁看得起？”“刘伯承带领红军路过大凉山，和你们的头人歃血为盟，这故事知道不？”“怎么不知道，告诉你，我是冕宁人，我家乡就是刘伯承的红军当年经过的对方。和刘伯承喝鸡血酒的叫小叶丹，他和我曾祖父是堂兄弟哩！小叶丹没等到解放就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身亡，他的后人没沾到光。”“你离开大凉山多久，外出打工苦不苦？”她的脸微微露出不悦，为了我把她看作“打工妹”的缘故。“我，大小也是老板呢！”我为了解窘，起劲地逗在地上爬圆圈的小宝贝。“你儿子长得俊气，是当老板的料！”她微笑着点头，神色缓和了。“我和老公出来八年了，不瞒你，开头在服装厂当杂工，那个苦，吃够了！后来自己发展，专门回老家招工人，带队到广州，负责给他们找工作，当他们的代表，和厂方办交涉，签合同，争权益。”“哗，你们夫妻自己办劳动局！”“叫人力资源中心。后生和姑娘，待在山旮旯，耕那一亩三分地有啥出息？我们代工厂招工，带出一批又一批，最多的一年带五批出山，合共一千八百多人。责任可重，有什么闪失，人家的家长上门闹翻天，不过我们办事稳当，从来没失过手。”“带出来的人，干什么活？”“哪一行都有，制衣厂、地盘、餐馆、建材厂、电子厂、搬运，反正是卖力气的，技术工要熬几年才当得上。需求旺时，在工地挑砖的，一天没一百五十块不干。现在差一些。去年最倒霉。“她清了清喉咙说下去，语气完全是炫耀。“去年我老公带一群老乡回家过年，火车上行李堆在一处，到站时他的那一件被人家拿走了。他找不到箱子，暗叫不好，脸色煞白。我那时挺着肚子，没法帮他找，一个劲安慰他，不要紧，钱丢了，明年赚，回家过年，要的是喜气。我和老公都不敢张扬，丢失的行李箱里面，有九万八千块现款，拿来发工资的。这下倒好，人都到家了，过年的开销打了水漂。我和老公马上给在广州的姐姐打电话，让她把我们存在银行的钱提出来，再借一部分高利贷，第二天电汇给我们。在火车上知道我们丢了钱的乡亲，没迫我们马上发钱，相处这么久，我几时骗过他们？到家第二天，到我们一户户送上工资，谁不高兴得跳起来呀！马上杀猪！几个寨子提前敲响过年的锣鼓，为了感谢我们哪！”我听着，连连点头。我们越聊越热络，到最后，郑重约定，明年大凉山的火把节，我们将参加，还要去彝海子吃最出名的细鲤鱼。
　　还有一细节：在聊天进行了一半时，地上的小宝贝突然不安生起来，哇哇大哭，当母亲的一把抱他在怀，喃喃道：“哦，饿了，乖乖。”利落地拉高运动衣的下摆，把米袋一般的乳房掏出来，大大方方地送进婴儿的嘴巴。一次倒也罢了，她把乳汁当成万应灵药，娃娃一共闹了三次，每次她都以乳头止哭。我差点说她：“你儿子怎么可能这么快又饿了？”她可绝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认为哺乳是至为天经地义的。我脸红耳热，本来出于礼貌，和人谈话须面向对方，然而怎么可以盯住那触目惊心之处？只好假装查看手机上的短信，深深低下头去。坐在下铺另一头的老妻，远远看着我的狼狈相，躲在枕头下咯咯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