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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斯加的印象，最早来自杰克·伦敦笔下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字：捕鲸的小船、变成狼的狗、闪闪发光的金块和呼啸着时刻都要把你吞没的风雪，遥远、荒蛮、恐怖。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茫茫雪原上十几条不停奔跑的狗、飞速疾驰的雪橇和几千公里孤独的日与夜，这些全部都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惊心动魄，显示着人的力量、信念和大自然的无尽魅力。
终于，我来到了阿拉斯加。
我们先是乘游轮溯流而上，拍摄峡湾里的小镇、回游的大马哈鱼和壮丽的冰川。阿拉斯加有3万多条冰河，流到大洋的尽头便是冰川，人们只能乘船而来匆匆地一睹它们的容颜。其中，威廉王子湾的冰川最为壮阔和震撼，船上的很多人都是为它而来的。每年7月是大马哈鱼回游的时候，成群的鱼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溪流。卡迈勒国家公园内，众多的灰熊从四面八方赶来，享受一年一度的盛宴。
我们下船后先乘车赶到安克雷奇换乘小飞机，再换乘几人座的水上飞机才到达这里。灰熊是这块领地真正的主人，它们对于造访的人几乎视而不见，只是一味贪婪地寻觅着食物，积累足够多的脂肪，以便顺利渡过漫长的冬季。我们来得似乎晚了些，大多数熊已吃饱了向山里撤去。大雪降临时，它们将在那里冬眠。
我在海边长大，也曾在渤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上生活和工作过两年，海上的情景见过许多，对大海有着独特的感情。当身心又一次被熟悉的海风抽打时，当目光又一次被深邃的蓝色震撼抚慰时，我全然没有此岸或彼岸的分辨，时常把脚下的甲板想象成在BBC片子里看到的那条在滔天的波浪中前行的渔船——那艘不曾回头的船。我想，一定还要再来阿拉斯加，租一台车，不分秋天冬天，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刮风下雪，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地游荡。
邮轮上的树
去阿拉斯加，有几天是在邮轮上渡过的。邮轮很大，近十万吨，因而承载的人很多。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孩子，也有老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杨丽萍的舞蹈《两棵树》，很唯美地描绘了人们激情飞扬的一个段落。如果一个人就是一棵树，那这船上2000多人就是一片林子了，是一片物种多样、千媚百态、跨越国界、带来许多故事的树林。
邮轮很平稳，基本上是晚上行驶，黎明时分靠上锚地，白天让人们下船游玩，即使不下地的人们也可以在船上吃喝玩乐。作为成熟的邮轮文化，这是其经久不衰的基本保证。船上两个地方的人最多，一个是餐厅，另一个就是中央甲板。这里有游泳池和露天影院，还有24小时供应的餐吧，披萨、薯条、啤酒和冷热饮应有尽有。
邮轮上老人比较多。一位老者蹒跚地推着自己的老伴在长长的甲板上缓缓走过，从云隙间透下的阳光显得特别珍贵和温暖。两位老人平静地望着海面，望着比他（她）都老许多许多的冰川在坍塌、消失，他们对生命的起始跌宕似乎又多了些感叹和释然。推车的老人从轮椅的包里取出个小相机，请旁边的人帮他们拍照，谢过之后就推着车继续走去。生命在他们的身后又留下了一个瞬间，一个不再被人们记起的瞬间。杨丽萍的那支舞蹈，写的是一对年轻的树，如果来写这两棵老树呢？胡杨树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烂，如果这就是两棵胡杨树，他们生命的激情又该如何阐述？三千年，不用。三百年后又该到哪里去找寻他们的灵魂，去找寻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乘电梯来到后甲板，这里是篮球场和孩子们的活动场，白天的时候很喧闹，这时却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来看日出和晨雾里岸边的景色。天气不好时，我就从这儿沿船舷径直走到船头的自助餐厅，端一杯热茶，在高大的舷窗下找一个座位，静静地看着船划开被雨打湿的海面悄无声息地向前飘去。这时，你闭上眼睛，船就消失了，是你的心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飘。悠悠地，每一下颠簸都被抽动一下，并不是害怕，也不辨方向，就那么茫然然而又享受着又一个海上的清晨。
5点多钟，餐厅的人很少，大多数是像我这样来听海的，一个人一张桌子，默默地发呆。左手靠边的桌子，常坐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红头发女人。她大多数时间比我来得早，有时带一本书，有时带绣活儿来做，偶尔才抬起头来看一眼。仿佛这儿就是她自家的厨房，早起的她在等着贪睡的丈夫和孩子。当然，船上也有很多热闹的地方，歌厅、赌场、剧院，供人们肆意地宣泄，肆意地狂放，肆意地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浪漫的故事。
在船上，我还结识了一对年过半百的中国夫妇，他们来美国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车，每年有一点积蓄就到处走走。我注意到那位先生藏蓝色西装的胸前醒目地戴着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是他刚参加过船长欢迎晚宴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正装。阿拉斯加清冽的海风吹拂着他倚靠在舷边瘦高的身躯，就像吹拂着远处荒野里生长在冻土之上的树。它们的根须永远不可能深深地扎下去。
为了避免拥挤，下船的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便做了分批安排，通知我们的时间是8点半。可能是走在最后了，船舱里静悄悄的，甲板上也空无一人，吧台边的椅子被整齐地摞了起来，游泳池也被放干了水、罩上了网罩。树都各奔东西了，带走了绿色，也就带走了生机。邮轮像窒息了一般。然而这又是一瞬间，明天新的树上来，终点成为起点，它又要起航。
麦金利山之掠影
海拔6193米的麦金利山是北美最高的山峰，位于阿拉斯加山脉中段，构造上属太平洋边缘山带。终年白雪皑皑的主峰和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山脉，就像一只展开翅翼的白头鹰，从穹空鸟瞰着树林、河流和阿拉斯加广袤的旷野。
其实，我们那天从安克雷奇乘火车到丹奈利的路上就已经看到它了。这是一列豪华的观光火车，沿途遇到风光就减慢速度，让你细细地欣赏。我们乘坐的这一节，又是全列车最豪华的：上层坐人，下层独用餐车，尾部是敞篷车，可以一路拍照。这一天，我们这些端着长枪短炮的人进进出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儿。当麦金利金字塔形的主峰从树丛后面露出来时，快门声更是响成一片。这个地区多雨，山峰大多时间都隐匿在云里，所以能看到时就赶快抓拍。
飞到麦金利山上近距离拍雪山的行程安排在我们这次阿拉斯加之行的最后一天。前一天我们在丹奈利国家公园拍到了鹿、熊、山羊等野生动物和原住民淘金后，就等着这最后的一拍了。 我们预定的飞行时间在傍晚，所以赶到山脚下的小机场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麦金利山被云雾缠绕着，看不清面目，从云里钻出的小飞机像蜻蜓一样滑到我们面前，跳下了一群兴奋的人们，挥舞着手臂喊叫着。机场给我们这个摄影团安排了三架飞机，十座的、六座的和四座的。每架飞机有几个座，就有几张纸条作机票，只是颜色不同，十座的是红色，六座的是黄色，四座的是蓝色，摆在柜台上让我们自己选。我选了六座的，谁叫咱姓黄呢！
前面两架飞机一前一后飞走了，急促促地，像是那些赶场子的艺人，渐行渐远的轰鸣便是他们撒落的放浪。又等了许久，我们要坐的飞机才降了下来。小飞机红蓝相间，像是马戏团的一个物件，夸张得夺目，又有一点绅士的诙谐，特别是当我被塞进狭窄的机舱最后一排时，想到的是被塞进了一只烟斗，坐着烟斗去拍麦金利山。飞机还没有拉平，伙计们就对着下面干开了，连拍扫射，先是湖泊、树丛，当绿色消失出现斑驳裸露的山体和灰褐石块掩映着残断的冰川时，我意识到进山了。
麦金利山原名迪那利峰，印第安语的意思是太阳之家。1896年第一支阿拉斯加探险队以第二十五届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的名字重新命名了这座山峰。1917年麦金利山成为美国国家公园，面积6800多平方公里，是仅次于黄石公园的第二大国家公园。从这里向北400公里就进入了北极圈。由于这座山独特的位置和风光，每年都吸引着众多的游人和登山者。但来这登山必须提前预约，因为每年只允许1500人上去。这既是为了保护登山人的安全，也是保护自然环境。登山有一条全长58公里的小路，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登顶，折戟而归的既有专业登山人，也有普通的爱好者。所以，来到这儿的更多的是我们这样的，或远远地观之，用心与它对话；或乘小飞机匆匆地上去遛个弯儿，拍几张照。飞行路线有三条，穿行于不同的山谷间，当然，除了银子还要看当时的天气。
当小飞机红色的翅膀从云雾中再一次晃出来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宽阔的冰河，蜿蜒着从山脚一直甩向目之可及的云里。刀刻般的流痕和湛绿的冰湖，昭告着岁月的亘古和谜一样的童话。透过相机镜头，能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冲击着你。这时，一架小飞机贴着冰面飞过，其身躯小得还不如一只蚂蚁。
尽管有气流，飞机时而颠簸，但飞行员还是很自如地操纵着这个“大蜻蜓”，在一条条缝隙和一座座山尖上翻飞。有时是顺着倾泻而下的冰川，像登台阶一样一层一层地向上拉；有时则斜乜机身，像人扬起手臂一样，让翅膀滑过凸起的冰峰；有时还会在空旷的地方回过机头将刚才的线路再飞一遍，让两边的人们都能拍到外面的景色。飞到了高处，从云雾中露出的冰峰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有的裹着厚厚的积雪，近了便清晰地可见万年陈冰梦幻般的幽蓝；有的起起叠叠相拥而立，在厚厚的云层上面抻出一个奇妙的阵仗。太阳也很给力，大把大把地挥洒着光芒，将麦金利山的壮丽和奇峻尽可能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飞机在一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山峰飞过第二次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麦金利的主峰。它在飞机的侧前方，并不显得高大雄伟，甚至还有些随意和漠然，我却不由地放下了端着的相机，默默地与它凝视，想听到些什么，也想告诉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在国内也去拍过不少雪山，梅里、贡嘎、央迈勇、冈仁波齐、阿尼玛卿等等，但如此的近距离，还是第一次，冲撞感真的很强烈。
活动预定的是来回飞行一个小时，在冰面上停留半个小时。我们两眼紧盯着景色，谁都没在意过去的时间。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和对讲，随时可以与飞行员对话。每个人都在等着下到冰面上的拍摄。然而，当山间的冰雪越来越稀薄，山体和冰河皱褶的颜色越来越重，甚至远远地出现绿色时，我们猛地意识到飞机在返航。我们还没在山顶降落呢？一切都由不得我们了，飞机落下，早飞的同伴早已等候在那儿。这时我们才被告知，山上的气象条件不够降落标准，飞机只好多转了一会儿就返航了。
于是，我们的麦金利山上的拍摄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一次掠影。掠是掠过的掠，飞快地闪过；影是影像的影，瞬间消失的影像。
终于，我来到了阿拉斯加。
我们先是乘游轮溯流而上，拍摄峡湾里的小镇、回游的大马哈鱼和壮丽的冰川。阿拉斯加有3万多条冰河，流到大洋的尽头便是冰川，人们只能乘船而来匆匆地一睹它们的容颜。其中，威廉王子湾的冰川最为壮阔和震撼，船上的很多人都是为它而来的。每年7月是大马哈鱼回游的时候，成群的鱼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溪流。卡迈勒国家公园内，众多的灰熊从四面八方赶来，享受一年一度的盛宴。
我们下船后先乘车赶到安克雷奇换乘小飞机，再换乘几人座的水上飞机才到达这里。灰熊是这块领地真正的主人，它们对于造访的人几乎视而不见，只是一味贪婪地寻觅着食物，积累足够多的脂肪，以便顺利渡过漫长的冬季。我们来得似乎晚了些，大多数熊已吃饱了向山里撤去。大雪降临时，它们将在那里冬眠。
我在海边长大，也曾在渤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上生活和工作过两年，海上的情景见过许多，对大海有着独特的感情。当身心又一次被熟悉的海风抽打时，当目光又一次被深邃的蓝色震撼抚慰时，我全然没有此岸或彼岸的分辨，时常把脚下的甲板想象成在BBC片子里看到的那条在滔天的波浪中前行的渔船——那艘不曾回头的船。我想，一定还要再来阿拉斯加，租一台车，不分秋天冬天，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刮风下雪，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地游荡。
邮轮上的树
去阿拉斯加，有几天是在邮轮上渡过的。邮轮很大，近十万吨，因而承载的人很多。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孩子，也有老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杨丽萍的舞蹈《两棵树》，很唯美地描绘了人们激情飞扬的一个段落。如果一个人就是一棵树，那这船上2000多人就是一片林子了，是一片物种多样、千媚百态、跨越国界、带来许多故事的树林。
邮轮很平稳，基本上是晚上行驶，黎明时分靠上锚地，白天让人们下船游玩，即使不下地的人们也可以在船上吃喝玩乐。作为成熟的邮轮文化，这是其经久不衰的基本保证。船上两个地方的人最多，一个是餐厅，另一个就是中央甲板。这里有游泳池和露天影院，还有24小时供应的餐吧，披萨、薯条、啤酒和冷热饮应有尽有。
邮轮上老人比较多。一位老者蹒跚地推着自己的老伴在长长的甲板上缓缓走过，从云隙间透下的阳光显得特别珍贵和温暖。两位老人平静地望着海面，望着比他（她）都老许多许多的冰川在坍塌、消失，他们对生命的起始跌宕似乎又多了些感叹和释然。推车的老人从轮椅的包里取出个小相机，请旁边的人帮他们拍照，谢过之后就推着车继续走去。生命在他们的身后又留下了一个瞬间，一个不再被人们记起的瞬间。杨丽萍的那支舞蹈，写的是一对年轻的树，如果来写这两棵老树呢？胡杨树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烂，如果这就是两棵胡杨树，他们生命的激情又该如何阐述？三千年，不用。三百年后又该到哪里去找寻他们的灵魂，去找寻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乘电梯来到后甲板，这里是篮球场和孩子们的活动场，白天的时候很喧闹，这时却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来看日出和晨雾里岸边的景色。天气不好时，我就从这儿沿船舷径直走到船头的自助餐厅，端一杯热茶，在高大的舷窗下找一个座位，静静地看着船划开被雨打湿的海面悄无声息地向前飘去。这时，你闭上眼睛，船就消失了，是你的心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飘。悠悠地，每一下颠簸都被抽动一下，并不是害怕，也不辨方向，就那么茫然然而又享受着又一个海上的清晨。
5点多钟，餐厅的人很少，大多数是像我这样来听海的，一个人一张桌子，默默地发呆。左手靠边的桌子，常坐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红头发女人。她大多数时间比我来得早，有时带一本书，有时带绣活儿来做，偶尔才抬起头来看一眼。仿佛这儿就是她自家的厨房，早起的她在等着贪睡的丈夫和孩子。当然，船上也有很多热闹的地方，歌厅、赌场、剧院，供人们肆意地宣泄，肆意地狂放，肆意地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浪漫的故事。
在船上，我还结识了一对年过半百的中国夫妇，他们来美国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车，每年有一点积蓄就到处走走。我注意到那位先生藏蓝色西装的胸前醒目地戴着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是他刚参加过船长欢迎晚宴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正装。阿拉斯加清冽的海风吹拂着他倚靠在舷边瘦高的身躯，就像吹拂着远处荒野里生长在冻土之上的树。它们的根须永远不可能深深地扎下去。
为了避免拥挤，下船的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便做了分批安排，通知我们的时间是8点半。可能是走在最后了，船舱里静悄悄的，甲板上也空无一人，吧台边的椅子被整齐地摞了起来，游泳池也被放干了水、罩上了网罩。树都各奔东西了，带走了绿色，也就带走了生机。邮轮像窒息了一般。然而这又是一瞬间，明天新的树上来，终点成为起点，它又要起航。
麦金利山之掠影
海拔6193米的麦金利山是北美最高的山峰，位于阿拉斯加山脉中段，构造上属太平洋边缘山带。终年白雪皑皑的主峰和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山脉，就像一只展开翅翼的白头鹰，从穹空鸟瞰着树林、河流和阿拉斯加广袤的旷野。
其实，我们那天从安克雷奇乘火车到丹奈利的路上就已经看到它了。这是一列豪华的观光火车，沿途遇到风光就减慢速度，让你细细地欣赏。我们乘坐的这一节，又是全列车最豪华的：上层坐人，下层独用餐车，尾部是敞篷车，可以一路拍照。这一天，我们这些端着长枪短炮的人进进出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儿。当麦金利金字塔形的主峰从树丛后面露出来时，快门声更是响成一片。这个地区多雨，山峰大多时间都隐匿在云里，所以能看到时就赶快抓拍。
飞到麦金利山上近距离拍雪山的行程安排在我们这次阿拉斯加之行的最后一天。前一天我们在丹奈利国家公园拍到了鹿、熊、山羊等野生动物和原住民淘金后，就等着这最后的一拍了。 我们预定的飞行时间在傍晚，所以赶到山脚下的小机场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麦金利山被云雾缠绕着，看不清面目，从云里钻出的小飞机像蜻蜓一样滑到我们面前，跳下了一群兴奋的人们，挥舞着手臂喊叫着。机场给我们这个摄影团安排了三架飞机，十座的、六座的和四座的。每架飞机有几个座，就有几张纸条作机票，只是颜色不同，十座的是红色，六座的是黄色，四座的是蓝色，摆在柜台上让我们自己选。我选了六座的，谁叫咱姓黄呢！
前面两架飞机一前一后飞走了，急促促地，像是那些赶场子的艺人，渐行渐远的轰鸣便是他们撒落的放浪。又等了许久，我们要坐的飞机才降了下来。小飞机红蓝相间，像是马戏团的一个物件，夸张得夺目，又有一点绅士的诙谐，特别是当我被塞进狭窄的机舱最后一排时，想到的是被塞进了一只烟斗，坐着烟斗去拍麦金利山。飞机还没有拉平，伙计们就对着下面干开了，连拍扫射，先是湖泊、树丛，当绿色消失出现斑驳裸露的山体和灰褐石块掩映着残断的冰川时，我意识到进山了。
麦金利山原名迪那利峰，印第安语的意思是太阳之家。1896年第一支阿拉斯加探险队以第二十五届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的名字重新命名了这座山峰。1917年麦金利山成为美国国家公园，面积6800多平方公里，是仅次于黄石公园的第二大国家公园。从这里向北400公里就进入了北极圈。由于这座山独特的位置和风光，每年都吸引着众多的游人和登山者。但来这登山必须提前预约，因为每年只允许1500人上去。这既是为了保护登山人的安全，也是保护自然环境。登山有一条全长58公里的小路，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登顶，折戟而归的既有专业登山人，也有普通的爱好者。所以，来到这儿的更多的是我们这样的，或远远地观之，用心与它对话；或乘小飞机匆匆地上去遛个弯儿，拍几张照。飞行路线有三条，穿行于不同的山谷间，当然，除了银子还要看当时的天气。
当小飞机红色的翅膀从云雾中再一次晃出来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宽阔的冰河，蜿蜒着从山脚一直甩向目之可及的云里。刀刻般的流痕和湛绿的冰湖，昭告着岁月的亘古和谜一样的童话。透过相机镜头，能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冲击着你。这时，一架小飞机贴着冰面飞过，其身躯小得还不如一只蚂蚁。
尽管有气流，飞机时而颠簸，但飞行员还是很自如地操纵着这个“大蜻蜓”，在一条条缝隙和一座座山尖上翻飞。有时是顺着倾泻而下的冰川，像登台阶一样一层一层地向上拉；有时则斜乜机身，像人扬起手臂一样，让翅膀滑过凸起的冰峰；有时还会在空旷的地方回过机头将刚才的线路再飞一遍，让两边的人们都能拍到外面的景色。飞到了高处，从云雾中露出的冰峰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有的裹着厚厚的积雪，近了便清晰地可见万年陈冰梦幻般的幽蓝；有的起起叠叠相拥而立，在厚厚的云层上面抻出一个奇妙的阵仗。太阳也很给力，大把大把地挥洒着光芒，将麦金利山的壮丽和奇峻尽可能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飞机在一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山峰飞过第二次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麦金利的主峰。它在飞机的侧前方，并不显得高大雄伟，甚至还有些随意和漠然，我却不由地放下了端着的相机，默默地与它凝视，想听到些什么，也想告诉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在国内也去拍过不少雪山，梅里、贡嘎、央迈勇、冈仁波齐、阿尼玛卿等等，但如此的近距离，还是第一次，冲撞感真的很强烈。
活动预定的是来回飞行一个小时，在冰面上停留半个小时。我们两眼紧盯着景色，谁都没在意过去的时间。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和对讲，随时可以与飞行员对话。每个人都在等着下到冰面上的拍摄。然而，当山间的冰雪越来越稀薄，山体和冰河皱褶的颜色越来越重，甚至远远地出现绿色时，我们猛地意识到飞机在返航。我们还没在山顶降落呢？一切都由不得我们了，飞机落下，早飞的同伴早已等候在那儿。这时我们才被告知，山上的气象条件不够降落标准，飞机只好多转了一会儿就返航了。
于是，我们的麦金利山上的拍摄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一次掠影。掠是掠过的掠，飞快地闪过；影是影像的影，瞬间消失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