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野，本名李福生，男，大专学历，六十年代出生在广东罗定某山村，七十年代全家迁往广东阳江谋生，八十年代到地质队当工人，九十年代失业后在工厂打工至今。现居江门市江海区礼乐。曾当过农民、炊事员、钻探工、机修工、宣传干事、工厂办公室秘书主任等。业余读书学习写小说，参加过《人民文学》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作品散见各级报纸杂志。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失业后就到工厂去打临时散工，拉开了我打工生涯的序幕。幸好我还能吃得消，因为我在乡下种过田，又在地质队住过几年的帐篷，风餐露宿都过来了。因而我在工厂里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重活累活都要干，也都能接受得了。至于老板、主管们的辱骂，我也能孙子地忍耐着，因为这一切都关系到我的生计问题。在厂里，我很快就融入到打工底层生活群体里去了，我成为底层生活群体的一分子。
　　有一天，我到厂医疗室去看病，听到这样的一件事，一位云南出来的农民工，他是看炉工房的，得了一种怪病绝症，医疗室的医生知道了就婉言将其劝退了。当时听那胖胖的谢医生跟几个正式工说得有声有色，好像自己为厂立下了大功劳，挽回了一笔钱财损失似的。我却听得不是滋味。虽然我本来不是农民工，只是失业后出来打工的临时工，但也就是农民工一样的待遇。人事部给我的几份表格，他们要我填，写的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和临时工到医疗室看病是要收钱的。如果我是个真真正正的农民工，没有做过正式工，不懂得城市里的工人干部那一套待遇，也就罢了。可我在单位里做过正式工，又坐过几年的办公室，读过点书，懂得什么就是歧视，就是城乡差别。我于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像云南那位农民工一样，得了个绝症，最后也会被莫名其妙辞退！
　　后来，我脑海里就产生了要写一篇叫做《绝症》的小说，无非想泄泄愤罢了，不过，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悲悯情怀。老板厂长经理不会悲悯的，他们只会敲骨吸髓，比《白毛女》的黄世仁还要黄世仁。于是，我编了一个名字叫朱涛的打工仔，用我乡下贵龙坳作为写作生活背景，他到城里来，一下子就被城市的好光景吸引住了，他一心想在城里扎根，最后却累得得了绝症，不得不回乡下去的悲剧故事。小说写好后，自己读读觉得有点意思，就送给我以前在地质队做宣传干事时认识的一个纯文学杂志副主编，他看后说写得很真实，很朴素，观察生活也很细致，对于现实生存中的一些问题的感觉也很敏锐，思想内容也好，文学感觉也好，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觉得平直了些。他要我读读契诃夫的作品，进一步提炼情节的紧凑性和节奏感，其次读读卡夫卡、伍尔夫和劳伦斯的作品，能够吸取一些新的写作技法，利用这些新的写作方式，表达现代人内心的情感等等。有朋友说，写得让人看不懂就不平直了。但我最终没有运用象征、隐喻、夸张的手法。
　　现在，已时隔10年，我连这篇叫做《绝症》的小说底稿都弄掉了，打工的厂子也转换了10多家，苦头吃了不少，伤痕累累。期间我也写过一些打工文学作品，故事相近，好些都写失败了。我也研读过卡夫卡的《判决》，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等。我在第二次决定构思重写《绝症》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思想深度问题，让作品浸透着自然而深刻的悲剧精神。我没有刻意为之，只是以我最熟悉的生活，发生在我身边的小事作基础，然后给它套上了小标题，让小标题的概括力提起读者的兴趣罢了。再次就是作品的语言，让语言最先打动人，是否达到轻快生动、调侃敏锐，而不是平板无味。这得益于我很多的时候，会将现代小说那些精彩生动词语写在纸片上，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偷偷看。
　　我因为要上班，并且日夜地加班，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三四个月才写好，又改了几次，抄了两次，才变成现在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成功与否？
　　我是个穷人，没有电脑，也不会打字，也许我这样用笔杆来写来抄已经过时了。
　　我自己感觉《绝症》在有限的空间里安排了很多的故事内容，又将小说主人公朱涛的命运和形象推向极致，是激烈冷酷的行为，它是呼喊，是鲜明强烈的控诉，是直指人心的。这一点我是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