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什么？当年是穷日子，但故事是富矿石，而现在的生活已经枯燥无味。”现在的中国要怎么写？这三十年来的故事不乏戏剧性和荒诞，但是背后的成因盘根纠结、情节支离破碎，再难呈现史诗性的传奇。
　　严歌苓却还是想写当下的。于是今年她写了小说《补玉山居》，首次用中文来讲述当下中国。
　　谁在写当下
　　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严歌苓正在飞往武汉的路途中，所以没能第一时间祝贺这位老朋友。严歌苓和莫言曾经是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在她看来，莫言获奖“说明西方开始企图懂得中国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
　　旅居国外20多年，还用英文出版过小说的严歌苓觉得中国作品很难被西方接纳。在一次采访中她说：“1989年我刚去美国时，发现外国人不了解杨白劳和黄世仁的矛盾，理解不了如何让人家有审美观？”
　　如今莫言获了奖，多少代表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重视，但是这样的重视更多是文学精英们自个儿玩自个儿的—莫言写的是农村、乡野和历史，对当下城市鲜有刻画，他作品里丰富绚烂的文化渊源，早就定格在西方对中国的符号性认识里。不只是莫言，与他同时期的余华、苏童、马原等等，都仍然在不停地扒着过去的灰烬。那么当下的中国，对这些当代作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异域？
　　经常坐公车
　　严歌苓总是四处奔忙。一时在北京，一时在柏林，对她的采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追逐。她在柏林安置了新家，问她什么时候能回北京拍照，她叫屈似的说：“呀！我这阵子不会过去啦，女儿没人看。”
　　她的丈夫是外交官，每几年就会搬到新的国家。习惯了到处迁移的严歌苓，在外面反倒觉得很轻松，而在她原本的家北京她过世的父亲萧马曾定居在这里对她来说更像个工作的地方。“回到柏林我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人住在外国里，周围都是外国人。坐在一个餐馆里或者咖啡馆里，我间接地享受一些这种陌生人的陪伴但是并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就是我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某某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住在国外心情比较轻松，能够写作、读书、深思的原因。回到中国你要做一个编剧、你要做一个作家、你要到处演讲、你要到处接受采访、照相，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身份很累。”
　　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了，她对这个城市不是没有失望的，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她会想“如果这个人不读书的话我跟他有什么话题呢”，在中国她就发现人们讨论各种话题，就是不谈书。
　　当周围的有钱人、文化人都三句不离吃喝玩乐，严歌苓又开始了另一种逃离。她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她都是那种坐公车的人。“一个人假如说不去坐地铁了，停止坐公车了，他会失掉一个很大的生活资源。我经常还去坐一下公车，然后经常还被传染感冒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我不太上网，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你不能了解那种状态和情绪。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艺术家以为上网就在参与生活了，实际上好像大量的人都在脱离生活。”
　　不协调的颜色在尖叫
　　在2006年之前，严歌苓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她偶尔会在北京呆上一阵子，看到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光怪陆离，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个谜团。1999年，她的一个朋友在平谷的村子里买了房子，于是她就跟着去山区里游玩。在那里她邂逅了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娘。老板娘非常勤奋，在村里人都还没有下田的时候，她就开始到山上采香椿，走路到很远的一个老干部休养所去卖。老板娘的精明能干让严歌苓刮目相看，她从老板娘身上看到了一种淳朴的特质，“吃饭也好、住店也好，她总是希望为你做得更多，就像她的家人那样”。但她又是不缺交际手腕和心眼的，在小说里，老板娘最喜欢的游戏是猜测和窥探客人的身份，而且总是猜得八九不离十。
　　当时严歌苓就认为这个老板娘是个人物，生起了给她写一部小说的想法。但是久居国外的严歌苓对于自己能不能写一个当下中国的故事并没有自信，于是这个故事就耽搁了。
　　2006年到2009年，严歌苓的外交官丈夫在台北工作，她每一两个月就回一趟内地，渐渐地不自信的感觉淡了，用中文来写当下中国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以前回中国是回乡，现在“就像一个生活在中国但是长期出差国外的人”，在这期间，她再次回去平谷的山居，发现那里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老板娘的山居不火了，现代度假村林立，带来了滑雪场、大型游乐场、歌厅等，“反正所有不协调的颜色都在一块尖叫，相互尖叫，我就觉得很失望”。她发现老板娘却还不认输，想要跟这些资本竞争，“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有很多农村人往城市跑，很多城市人又寻找那种乌托邦，到农村去。这是一个挺奇妙的现象”。
　　一个人要怎样消失
　　严歌苓自己又何尝不在寻找一个乌托邦。2000年前后，农家乐、郊区游开始火热起来。城市人赶集似的跑到山区、湖边减压，严歌苓最早去的是十渡，那里自然的环境让她放松下来。对她来说，这些地方最大的吸引力是，那些地方的人不读书，不认识她，会很平等地把她当一个人对待。有时候她会突发奇想，要不要到延安去，或者到什么地方步行，摆脱现在放在她身上的身份标签。
　　在外寄居20年的严歌苓，对于迁徙和逃离总有格外的敏锐。“有的时候人们会很被自己的身份和现存的情感关系搞得筋疲力尽。所以我在美国看到有那种教人怎么消失的课程。就是干脆不要做你自己了，做另外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身份。人家都以为你自杀了，或者不知道到哪去了。”
　　严歌苓给随波逐流的人创造了一个词“零”。“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都是被动地在生活，抱怨抱怨，其实什么东西都是选择，包括胖瘦都是选择。对我来讲，很简单嘛：你知道你选择了这个可能会失去那个，但是你必须要选择。”
　　很多选择的人，反而不自由
　　《补玉山居》里写了一个叫周在鹏的编剧，他给“补玉山居”题了字，鼓励老板娘用山居人自然的方式来经营客店，最后又叛离了老板娘住进了现代度假村里。这个人物是老板娘补玉的对照，严歌苓说，“我想写一个失败的作家，就因为他没有自由独立的精神，就变成了一个很被动的人。那相当是一个有很多选择的人没有去选择的自由。像补玉这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她反而更加有自由”。
　　其实，周在鹏的身份跟严歌苓是最贴近的，大众对严歌苓的认识，有一大部分来自影视剧，去年的《金陵十三钗》是热门话题，而刚上映的《危险关系》里，编剧严歌苓的名字反而不太被提起。
　　对这些严歌苓不太关注，她甚至连电影上映了都不知道。严歌苓说，“我的精神家园就是创作小说，世俗的家园就是创作影视剧。影视剧不是因为我想写，是因为有很多是情面的难却啊”。
　　“情面难却”是采访中严歌苓频频用到的词。虽然她强调独立自由是她最看重的品质，但这在中国却很难实现，“好像很快就被绑架到什么事情上去了，绑架着去写剧本，绑架着去写电视剧，然后去出版。本来我也不该出版那么多书，好像都很不由自主。”谈到选择的时候她说，“在中国，选择是什么呢？人家一定要你出这本书，你不给他出就觉得你伤害了他。关系到别人的利益，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想伤害人。我说这世界上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伤害谁”。
　　于是严歌苓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追逐着，从北京到柏林，她一方面在为书里的人物寻找出口，一方面也在应付着各种“情面难却”。
　　小说里的人可以逃脱到城郊臆想中的乌托邦，而当代作家如何自处？或者乌托邦只存在于一次次的脱离之中，而不在任何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