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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岁的贝茨先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甚至不需要吃午饭。不到十岁，他就在作坊里看制表匠制表，并在父亲的店铺和制表作坊之间担任“快递员”，挣了不少零花钱。二十岁，还在钟表学校上学的他因实用制表技术获得了英国钟表协会颁发的全国大奖。如今，他已经在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了32年。对于贝茨而言，钟表世界就像孩子们的游乐场。
“我从小就在作坊看制表，还学会了拆表”
“我很幸运。”贝茨先生反复说道。
从小，贝茨就知道自己要在钟表行业工作，他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如今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选择的困惑。
贝茨出身于制表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做钟表生意的。所以，贝茨从小就喜欢在作坊里看工匠们制表。“我是老板的儿子。”贝茨笑着说道，“所以大家都对我很照顾。还会教我怎么拆表”。那时候，大的怀表构造其实很简单。小贝茨也拆坏过几块，“只有几块”，贝茨强调道。
“手感稍觉得有问题，就不要强扭或者强按。”贝茨满脸认真地说着幼时学来的拆表修表的经验。那时候，除了看制表匠们制表，小贝茨还是店铺和作坊之间的快递员，拿着一袋袋表穿梭来穿梭去，还挣了些零花钱。
别的孩子踢足球、制作飞机模型的时候，贝茨就已经迷上了钟表。13岁的时候，贝茨还恳求妈妈允许他在卧室里做了个迷你钟表作坊。
17岁的时候，贝茨去Hackney技术学校学习制表，正式开始了他的钟表职业生涯。对钟表的浓厚兴趣让他在2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英国钟表协会颁发的全国大奖。
“那时候，特别志得意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但现在，研究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是不懂的。”对于贝茨而言，钟表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给女王陛下、普京总统、卡特总统还有汤姆.汉克斯做过讲解员。”
1980年，贝茨开始了他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工作。如今，已经是第32个年头了，从馆员到高级专家。
“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你必须有好的动手能力。至少在伦敦是这样。”贝茨说道。贝茨有好几个职务。除了做研究、写书、写钟表说明、做演讲，偶尔贝茨还会亲自给一些专业的钟表人士或者贵宾们担任讲解员。
“女王陛下和菲利普亲王都来过，我是陪同讲解人员之一；我也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当过讲解，他似乎对每件藏品都同样感兴趣。比较专业的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他大概是五年前来的。别人都在展厅参观，但他一直坚持要看我的工作室。影星汤姆.汉克斯对钟表技术很感兴趣，对约翰.哈里逊（John Harrison，英国制表匠钟表匠与精密计时器制作师、科学家）的故事也很有兴趣。而让我最激动的一次经历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当时有人给他介绍我，他非常友好，居然认真地重复我的名字。我当时特别激动，心想：“这可是中国的主席啊！他居然亲口念了我的名字。”
当然，担任讲解只是贝茨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的时间，贝茨都在研究钟表的历史和文化。
“嘿，你听过约翰.哈里逊的故事吗？”
约翰.哈里逊是钟表行业的先驱者，也是贝茨最崇拜的偶像。采访中，贝茨不时激动地说道，我得跟你讲讲他的故事！
“哈里逊最有名的五块航海计时器是H1、H2、H3、 H4、 H5。在哈里逊生活的18世纪初，航海时的经度问题是那个年代的难题。纬度很好确定，但是经度却很难确定。而哈里逊的H1做成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它能管用。1730年，哈里逊制作出了第一个航海计时器H1。最神奇的是它的轴承是旋转的，而不是滑动的。所以不需要任何润滑油，这也意味着它甚至不需要任何护理。而润滑系统是惟一容易造成钟表出现故障的。但是做这种旋转的表工艺非常复杂。”哈里逊的故事，贝茨应该和不同的人说过很多很多遍，但每讲一次，他依然难以掩饰兴奋和赞赏。
1961年，H1接受了一次全面检修，从那以后，5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坏过。
贝茨说，和很多上一次发条就能走一个星期的钟表不一样，H1每天都需要上发条。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贝茨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H1上发条。“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贝茨又说道，“我非常幸运。我的爱好正好就是我的工作”。
但最终获得“经度大奖” （Longitude Prize）的却是H4。贝茨翻出他特意从伦敦带来的H4的照片，继续讲道，“它的尺寸很小，直径只有13厘米，重量为1.45千克。1759年制作完，此前，他做了十多年研究。之前都是做一些大型的钟表，但他意识到应该有小型的表，当时所有制表匠们都不相信甚至嘲笑他，但哈里逊做到了。1761年，H4在海洋试验中进行首次测试，1764年又再次进行测试，其精确性超出自16世纪晚期以来众多所谓悬赏解决‘经度问题’比赛的要求。毫不谦虚地说，约翰.哈里逊的航海时钟H4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块表，它是随后所有精密计时器的奠基石”。
对钟表历史颇有研究的贝茨把那些复杂的人名和制表年份都记得一清二楚，不光是约翰.哈里逊，就连和他相关的人物的故事，他都熟稔于心。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拉科姆.肯德尔。“1772年，拉科姆.肯德尔仿照哈里逊的H4制作出了K1，并被赫赫有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拿去做航海测试，结果证明没问题。这或许是最早的名人认可的例子了。”
说到这，贝茨有关他的偶像约翰·哈里逊的讲述才意犹未尽地告一段落。
“问我对时间的理解？我要告诉你：钟表专家们往往容易迟到！”
32年来，贝茨都从山底下的家步行到山上的格林威治公园里的天文台上班。天气好的时候，能远眺到三四十英里外的风景。
每一天，因为工作关系，贝茨都在本初子午线的两侧来来回回好几遍。“这是种奇妙的感觉。我真的很幸运。”贝茨又说道。
“你要问我对时间的理解？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恐怕我得让你失望了。或许你对时间的理解比我要深刻。你可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测量时间，但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确实如此。那些齿轮、机芯等结合在一起的玩意居然能测量出时间，真的很神奇。你不觉得很浪漫吗？很多钟表专家把精力都花在了对历史的研究，对机械的研究上，他们因此可能对时间更没有概念。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还往往更容易迟到。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贝茨说，他的人生其实一直在冒险前进，他沿着一条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路往前走。幸好，一路上都没遇上什么“爆炸”，而且一路顺畅，误打误撞着有了今天的成就。“我的父母也都因此而骄傲。”
“很多人会觉得做研究很枯燥，但其实那种追踪的乐趣是无穷的。就像人们获得了一件东西以后又想要下一件一样，或者更直白地说，像男人追女人一样。”
贝茨是个爱表的人，也爱收藏。他特坦诚地说道，“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收入并不太高，所以我也买不起太贵的表。我手上戴的就是我从一位法国钟表专家那儿买来的二手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腕表De Ville。它是英国钟表匠乔治.丹尼尔斯和欧米茄合作的。不过这块表对于我而言，还是有点太炫了，而且还有点重”。 贝茨腼腆地笑了起来。
贝茨收藏了三十几块表，因为机芯的价钱要便宜很多，所以收藏了好几百个机芯。由于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贝茨有足够多的机会能接触到珍贵罕见的古董表。“但是我收藏了很多钟表方面的书籍。”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贝茨连午饭都不需要。“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工作机器’，不可思议。但其实我非常快乐。这就像把一个孩子扔在游乐场，和他们喜欢的东西一起玩耍。怎么会不快乐呢？”
“我从小就在作坊看制表，还学会了拆表”
“我很幸运。”贝茨先生反复说道。
从小，贝茨就知道自己要在钟表行业工作，他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如今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选择的困惑。
贝茨出身于制表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做钟表生意的。所以，贝茨从小就喜欢在作坊里看工匠们制表。“我是老板的儿子。”贝茨笑着说道，“所以大家都对我很照顾。还会教我怎么拆表”。那时候，大的怀表构造其实很简单。小贝茨也拆坏过几块，“只有几块”，贝茨强调道。
“手感稍觉得有问题，就不要强扭或者强按。”贝茨满脸认真地说着幼时学来的拆表修表的经验。那时候，除了看制表匠们制表，小贝茨还是店铺和作坊之间的快递员，拿着一袋袋表穿梭来穿梭去，还挣了些零花钱。
别的孩子踢足球、制作飞机模型的时候，贝茨就已经迷上了钟表。13岁的时候，贝茨还恳求妈妈允许他在卧室里做了个迷你钟表作坊。
17岁的时候，贝茨去Hackney技术学校学习制表，正式开始了他的钟表职业生涯。对钟表的浓厚兴趣让他在2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英国钟表协会颁发的全国大奖。
“那时候，特别志得意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但现在，研究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是不懂的。”对于贝茨而言，钟表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给女王陛下、普京总统、卡特总统还有汤姆.汉克斯做过讲解员。”
1980年，贝茨开始了他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工作。如今，已经是第32个年头了，从馆员到高级专家。
“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你必须有好的动手能力。至少在伦敦是这样。”贝茨说道。贝茨有好几个职务。除了做研究、写书、写钟表说明、做演讲，偶尔贝茨还会亲自给一些专业的钟表人士或者贵宾们担任讲解员。
“女王陛下和菲利普亲王都来过，我是陪同讲解人员之一；我也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当过讲解，他似乎对每件藏品都同样感兴趣。比较专业的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他大概是五年前来的。别人都在展厅参观，但他一直坚持要看我的工作室。影星汤姆.汉克斯对钟表技术很感兴趣，对约翰.哈里逊（John Harrison，英国制表匠钟表匠与精密计时器制作师、科学家）的故事也很有兴趣。而让我最激动的一次经历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当时有人给他介绍我，他非常友好，居然认真地重复我的名字。我当时特别激动，心想：“这可是中国的主席啊！他居然亲口念了我的名字。”
当然，担任讲解只是贝茨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的时间，贝茨都在研究钟表的历史和文化。
“嘿，你听过约翰.哈里逊的故事吗？”
约翰.哈里逊是钟表行业的先驱者，也是贝茨最崇拜的偶像。采访中，贝茨不时激动地说道，我得跟你讲讲他的故事！
“哈里逊最有名的五块航海计时器是H1、H2、H3、 H4、 H5。在哈里逊生活的18世纪初，航海时的经度问题是那个年代的难题。纬度很好确定，但是经度却很难确定。而哈里逊的H1做成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它能管用。1730年，哈里逊制作出了第一个航海计时器H1。最神奇的是它的轴承是旋转的，而不是滑动的。所以不需要任何润滑油，这也意味着它甚至不需要任何护理。而润滑系统是惟一容易造成钟表出现故障的。但是做这种旋转的表工艺非常复杂。”哈里逊的故事，贝茨应该和不同的人说过很多很多遍，但每讲一次，他依然难以掩饰兴奋和赞赏。
1961年，H1接受了一次全面检修，从那以后，5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坏过。
贝茨说，和很多上一次发条就能走一个星期的钟表不一样，H1每天都需要上发条。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贝茨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H1上发条。“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贝茨又说道，“我非常幸运。我的爱好正好就是我的工作”。
但最终获得“经度大奖” （Longitude Prize）的却是H4。贝茨翻出他特意从伦敦带来的H4的照片，继续讲道，“它的尺寸很小，直径只有13厘米，重量为1.45千克。1759年制作完，此前，他做了十多年研究。之前都是做一些大型的钟表，但他意识到应该有小型的表，当时所有制表匠们都不相信甚至嘲笑他，但哈里逊做到了。1761年，H4在海洋试验中进行首次测试，1764年又再次进行测试，其精确性超出自16世纪晚期以来众多所谓悬赏解决‘经度问题’比赛的要求。毫不谦虚地说，约翰.哈里逊的航海时钟H4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块表，它是随后所有精密计时器的奠基石”。
对钟表历史颇有研究的贝茨把那些复杂的人名和制表年份都记得一清二楚，不光是约翰.哈里逊，就连和他相关的人物的故事，他都熟稔于心。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拉科姆.肯德尔。“1772年，拉科姆.肯德尔仿照哈里逊的H4制作出了K1，并被赫赫有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拿去做航海测试，结果证明没问题。这或许是最早的名人认可的例子了。”
说到这，贝茨有关他的偶像约翰·哈里逊的讲述才意犹未尽地告一段落。
“问我对时间的理解？我要告诉你：钟表专家们往往容易迟到！”
32年来，贝茨都从山底下的家步行到山上的格林威治公园里的天文台上班。天气好的时候，能远眺到三四十英里外的风景。
每一天，因为工作关系，贝茨都在本初子午线的两侧来来回回好几遍。“这是种奇妙的感觉。我真的很幸运。”贝茨又说道。
“你要问我对时间的理解？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恐怕我得让你失望了。或许你对时间的理解比我要深刻。你可能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测量时间，但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确实如此。那些齿轮、机芯等结合在一起的玩意居然能测量出时间，真的很神奇。你不觉得很浪漫吗？很多钟表专家把精力都花在了对历史的研究，对机械的研究上，他们因此可能对时间更没有概念。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还往往更容易迟到。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贝茨说，他的人生其实一直在冒险前进，他沿着一条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路往前走。幸好，一路上都没遇上什么“爆炸”，而且一路顺畅，误打误撞着有了今天的成就。“我的父母也都因此而骄傲。”
“很多人会觉得做研究很枯燥，但其实那种追踪的乐趣是无穷的。就像人们获得了一件东西以后又想要下一件一样，或者更直白地说，像男人追女人一样。”
贝茨是个爱表的人，也爱收藏。他特坦诚地说道，“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收入并不太高，所以我也买不起太贵的表。我手上戴的就是我从一位法国钟表专家那儿买来的二手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腕表De Ville。它是英国钟表匠乔治.丹尼尔斯和欧米茄合作的。不过这块表对于我而言，还是有点太炫了，而且还有点重”。 贝茨腼腆地笑了起来。
贝茨收藏了三十几块表，因为机芯的价钱要便宜很多，所以收藏了好几百个机芯。由于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贝茨有足够多的机会能接触到珍贵罕见的古董表。“但是我收藏了很多钟表方面的书籍。”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贝茨连午饭都不需要。“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工作机器’，不可思议。但其实我非常快乐。这就像把一个孩子扔在游乐场，和他们喜欢的东西一起玩耍。怎么会不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