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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山（1906—1969），男，河北省蠡县万安村人。1925年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部，1931年在江西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军副团长、团参谋长、团长、干部队队长。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战役。是中共七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国防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06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夜，河北蠡县万安村经过了一天的喧闹，疲倦了，安静了。这个上千户人家的大镇，盛产香火。几百里外的商人，来这里趸香，贩卖到外地。本村的人，也出去几百里、上千里卖香，于是，在村中的大石桥旁，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追踪溯源，万安村的兴旺，是因为有穿村而过的孝义河，每逢夏季，河水暴涨，白洋淀的商船经常溯河而上，来这里做买卖。
这天晚上，暴涨的河水浅了些，但河面仍很宽。站在小船上，能听到水里不时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那是鲤鱼在练习跳龙门。这时，河西的大堤上，出现一点灯火，有人打着灯笼奔跑，河东的财主有点纳闷，河西村都是穷棒子，十年九涝，平时连个灯油都不舍得点，今个儿是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对面隐隐约约地传来几声婴儿啼哭，村东的富人们明白了：“有人家生小孩。”
河西的两间小低屋里，一个高高的汉子激动地望着接生婆举起他的婴儿，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接生婆说话了：“他哥，给小子起个名吧！”
“前有车，后有辙，他们这辈，排到了庆字，就叫孟庆山吧！”
孟庆山的母亲郭荣琴脸上露出了无力的笑容：“今年水大，地都涝了，又添了一张嘴。”
“怕啥，多一个，就多一份力。人多了不受欺侮。”高高的汉子说。他就是孟庆山的爹孟宪耀，一个敢说敢做、性格倔强的庄稼人。
孟庆山在这个贫农家庭里面成长起来了，以后，母亲又生下了庆龙、庆三、庆中、庆杰。生活越来越苦，河套里的四亩地年年被水淹，根本没法让全家人糊口。从七岁起，每当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孟庆山都要出去讨饭。13岁时，孟庆山已到了知道讨饭害羞的岁数了，他丢掉了讨饭棍，到清苑县营头村给一家地主织小布，挣点钱，接济家里。
这年春天，东家的恶少爷非要和他掰手腕，他不干，恶少爷就使劲掰他的手，并将他的手掰伤。两人发生了争吵，老地主和一个打手、一个侄子跑出来，将他强行赶走。无奈之下，孟庆山用小棍挑着铺盖卷，攥着那微薄的工钱，离开了营头村地主家。天傍黑，他到了万安村，一进低矮的屋门，看到娘正伏在灶前烧火，柴禾湿，黝黑的屋子里到处都是烟。他直想掉泪，但强忍着，叫了声“娘！”
娘抬起头，拨了拨额前一绺乱发，惊喜地问：“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孟庆山放下铺盖卷，靠在门框上，小声说：“东家不让干了。”
父亲闻声从屋里走了出来，问道：“怎么不让干了。”
“大少爷非要和我掰手腕，把我的手腕掰坏了，我和他们吵起来……”
父亲走过来，拿起被掰肿的手腕看了看，很生气地训斥道：“人家是什么人家？你是什么人家？饭都吃不饱还有心情给人家掰手腕……”他越说越火，举手要打孟庆山，母亲赶忙过来拦阻：“孩子的手都弄成了这样，你还打他！”
孟宪耀气呼呼地喊道：“回去，让他们请先生（医生）治手，不给治不行。”
父亲说话是算数的，孟庆山一看父亲这副样子，没敢再说话，转身向外边走去。孟庆山沿着村里的小路，盲目地走着。他饥肠辘辘，右手又痛又酸，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哪里呢？家里不收，东家不要。这时，一个主意暗暗在心中打定了，他想去天津找堂叔。堂叔在纱厂做工，也许能给他找一个混饭吃的事干。
他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保定，然后用全部工钱买了张火车票，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转眼间，到了1925年。19岁的孟庆山已长成一条壮墩墩的汉子。在堂叔的帮助下，他到天津玉丰纱厂当了工人。在这四年里，有两件事情使孟庆山受了很大震动。一是1922年10月的开滦工人大罢工。五万开滦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天津保安队和北洋军阀的镇压，虽然死伤50余人，却是在以每月工资为15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十的条件下复工的；第二是1923年2月4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斗争性很强的天津工人，积极参加了支援活动。孟庆山在这些活动中，看到了穷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1925年8月上旬，孟庆山参加了纱厂的争取发工资的活动。厂长出尔反尔，激怒了工人们。孟庆山和工友们将他痛打了一顿。在厂长叫来警察前孟庆山跑回工棚赶紧收拾了一下铺盖，登上了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
20世纪20年代，北京正发生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皇室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成为“国中之国”。为了驱散清王朝复辟的阴魂，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临时大总统曹锟，将清王朝从紫禁城驱赶出去。在这一重大行动后，冯玉祥脱离了直系军阀，成立国民军，并提出了推翻军阀统治的口号，还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1925年1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也被称为西北军。
就在这混乱当中，孟庆山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他准备换乘车次去保定。但他又有些犹豫，回村干什么呢？家里一贫如洗，自己回去，就又添了张吃饭的嘴。
这时，路边桌子后两个吆喝的士兵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兵，当兵一月两块大洋。吃得饱，吃得好！”
孟庆山看看他们，有些动心。
那两个招兵的人也看到了他，一个人转向他：“小伙子，当兵吧！俺们是国民军，是保护民众的。”
孟庆山走到他们面前，憨厚地问：“每个月能拿到两块大洋吗？” 孟庆山走到他们面前，憨厚地问：“每个月能拿到两块大洋吗？”
岁数大的那个好像是官长，他说：“没问题，你每月拿到大洋，还可以寄回家里，帮助家里解决困难。”
孟庆山说：“好，给我报个名吧！”
那个官长给他在纸上用毛笔写了个名，然后对身边的士兵：“带他到队伍上，换换衣服。”
孟庆山跟他到了营房，换上军装才知道，这是西北军警卫第二旅三团九连。
部队在北京驻扎了半年多，每天就是训练，跑操、射击、投弹、队列、劈刀，苦得很。1926年4月，部队开到南口，和奉军打仗。孟庆山因为军事技术好，机敏，当了班长。四个月后，被提拔为排长。在此之前，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协议，由帝国主义插手牵线，在“讨逆”的旗帜下形成了大联合，企图消灭在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
5月，“讨逆”同盟军分别在南口、延庆、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等地向西北军发起进攻，在2000里的战线上展开战斗，双方屡得屡失，战况空前激烈。孟庆山和士兵们在南口的三个多月里，天天枪弹横飞，不但吃不饱饭，发不了饷，且弹药匮乏，枪械损坏，药品无法补充，伤员不能安置。大家苦不堪言。
8月15日，上峰下达了总退却的命令。冯玉祥走了，群龙无首，西北军开始了总溃退。孟庆山随部队先撤退到包头，又赶赴五原。他虽然当了副连长，但对国民军的军官打骂士兵、上级欺负下级等不平等现象十分不满，加之战斗、行军辛苦，又看不到前途，遂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他几次要走，但想到家境贫寒，回去之后没有生活出路，无奈只得待下去。
1928年底，国民党军队进驻北平、天津之后，逼奉军退出关外。不久，少帅张学良易帜，蒋介石的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到1929年冬天，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严重摩擦。1930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大混战。战争打了半年，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冯玉祥退居山东泰安，军队失掉了西北几省地盘，号称“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至此全部瓦解。失败后的西北军重要军官孙连仲发出通电给蒋介石政府，声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不久，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并被调到山东济宁。
在西北军败退途中，孟庆山率领全连担任掩护收容工作，与上司失去联系。后被暂编第四旅收编，将该连及收容的共300多人编为一个营，孟庆山被委任副营长。部队到济宁后被编散，又派孟庆山去招兵，共招收了1000多人，孟庆山被任命为副营长。
1931年夏，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围剿”。强令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吃了败仗的、由原西北军改编的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参加“剿共”。
当时，宁都四周是红色区域，第二十六路军孤军深入不久，即被消灭了一个旅。孟庆山所在的工兵营遭到重创，官多兵少，再次整编。孟庆山因为不是孙连仲的亲信，降职当排长，越发感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望。他过去长期在西北各地，对长江以南情况不太了解，对共产党的发展不大清楚。这次他随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看到苏区到处贴着标语和宣传品，头一次听到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的主张。他想，自己本是穷人出身，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又想到蒋介石利用打共产党来削弱地方杂牌部队实在可气，他思想有了转变。
广大官兵厌战情绪十分浓重。他们纷纷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已经快打到我们老家，我们要求调防，去和日本人打仗！”
在“围剿”红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总指挥孙连仲请假到上海养病，脱离了前线。临走前，他将部队交给军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代理指挥。
孙连仲没有想到，他委托指挥第二十六路军的赵博生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
1931年12月14日深夜，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宁都夜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的率领下，起义一举成功。起义过程中，高兴的孟庆山多次教育全排的士兵：“我们参加起义，就是真正的革命军了，大家不要开小差，行军路上要遵守纪律……”在他的教育下，全排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参加红军后，孟庆山非常高兴，每天都接受很多新道理，还知道了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时，不断有红军干部被派到起义的部队来，和他们谈话中，孟庆山看到他们能写信，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十分羡慕。有一天，他听说红军大学正在培训干部，就向上级提出去参加培训，组织上很快答应了他的要求。去学习前，孟庆山和几个干部一道到中央军委驻地办手续。周恩来副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简单问过他们的个人情况，鼓励他们到学校好好学习，尽快回到部队，充实红军队伍。
说了一会儿话，周恩来说：“你们稍等一下，毛泽东同志要见见你们。”说着，就去毛泽东的房间通报情况。
很快，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走进屋。孟庆山很激动，和大家一同起立，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满面笑容，和大家打招呼，周恩来将他们介绍给毛泽东。当介绍到孟庆山时，周恩来说：“这是孟庆山同志，冯（玉祥）先生的手枪队长。”
孟庆山上前一步，给毛泽东敬礼。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鼓励：“以后就大有用场了。”
孟庆山高兴地表态：“当了红军，我们浑身是劲！”
毛泽东笑着说，有了你们，红军会发展得更快。
晚上，到了红军大学的孟庆山久久睡不着觉，白天见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情形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中央首长的鼓励、红军大学的热情接待使他感到，中国革命前途光明，自己的前途也光明。（编辑 潘 鹏）
（作者孟昱东是孟庆山之长孙）
1906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夜，河北蠡县万安村经过了一天的喧闹，疲倦了，安静了。这个上千户人家的大镇，盛产香火。几百里外的商人，来这里趸香，贩卖到外地。本村的人，也出去几百里、上千里卖香，于是，在村中的大石桥旁，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追踪溯源，万安村的兴旺，是因为有穿村而过的孝义河，每逢夏季，河水暴涨，白洋淀的商船经常溯河而上，来这里做买卖。
这天晚上，暴涨的河水浅了些，但河面仍很宽。站在小船上，能听到水里不时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那是鲤鱼在练习跳龙门。这时，河西的大堤上，出现一点灯火，有人打着灯笼奔跑，河东的财主有点纳闷，河西村都是穷棒子，十年九涝，平时连个灯油都不舍得点，今个儿是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对面隐隐约约地传来几声婴儿啼哭，村东的富人们明白了：“有人家生小孩。”
河西的两间小低屋里，一个高高的汉子激动地望着接生婆举起他的婴儿，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接生婆说话了：“他哥，给小子起个名吧！”
“前有车，后有辙，他们这辈，排到了庆字，就叫孟庆山吧！”
孟庆山的母亲郭荣琴脸上露出了无力的笑容：“今年水大，地都涝了，又添了一张嘴。”
“怕啥，多一个，就多一份力。人多了不受欺侮。”高高的汉子说。他就是孟庆山的爹孟宪耀，一个敢说敢做、性格倔强的庄稼人。
孟庆山在这个贫农家庭里面成长起来了，以后，母亲又生下了庆龙、庆三、庆中、庆杰。生活越来越苦，河套里的四亩地年年被水淹，根本没法让全家人糊口。从七岁起，每当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孟庆山都要出去讨饭。13岁时，孟庆山已到了知道讨饭害羞的岁数了，他丢掉了讨饭棍，到清苑县营头村给一家地主织小布，挣点钱，接济家里。
这年春天，东家的恶少爷非要和他掰手腕，他不干，恶少爷就使劲掰他的手，并将他的手掰伤。两人发生了争吵，老地主和一个打手、一个侄子跑出来，将他强行赶走。无奈之下，孟庆山用小棍挑着铺盖卷，攥着那微薄的工钱，离开了营头村地主家。天傍黑，他到了万安村，一进低矮的屋门，看到娘正伏在灶前烧火，柴禾湿，黝黑的屋子里到处都是烟。他直想掉泪，但强忍着，叫了声“娘！”
娘抬起头，拨了拨额前一绺乱发，惊喜地问：“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孟庆山放下铺盖卷，靠在门框上，小声说：“东家不让干了。”
父亲闻声从屋里走了出来，问道：“怎么不让干了。”
“大少爷非要和我掰手腕，把我的手腕掰坏了，我和他们吵起来……”
父亲走过来，拿起被掰肿的手腕看了看，很生气地训斥道：“人家是什么人家？你是什么人家？饭都吃不饱还有心情给人家掰手腕……”他越说越火，举手要打孟庆山，母亲赶忙过来拦阻：“孩子的手都弄成了这样，你还打他！”
孟宪耀气呼呼地喊道：“回去，让他们请先生（医生）治手，不给治不行。”
父亲说话是算数的，孟庆山一看父亲这副样子，没敢再说话，转身向外边走去。孟庆山沿着村里的小路，盲目地走着。他饥肠辘辘，右手又痛又酸，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哪里呢？家里不收，东家不要。这时，一个主意暗暗在心中打定了，他想去天津找堂叔。堂叔在纱厂做工，也许能给他找一个混饭吃的事干。
他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保定，然后用全部工钱买了张火车票，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转眼间，到了1925年。19岁的孟庆山已长成一条壮墩墩的汉子。在堂叔的帮助下，他到天津玉丰纱厂当了工人。在这四年里，有两件事情使孟庆山受了很大震动。一是1922年10月的开滦工人大罢工。五万开滦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天津保安队和北洋军阀的镇压，虽然死伤50余人，却是在以每月工资为15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十的条件下复工的；第二是1923年2月4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斗争性很强的天津工人，积极参加了支援活动。孟庆山在这些活动中，看到了穷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1925年8月上旬，孟庆山参加了纱厂的争取发工资的活动。厂长出尔反尔，激怒了工人们。孟庆山和工友们将他痛打了一顿。在厂长叫来警察前孟庆山跑回工棚赶紧收拾了一下铺盖，登上了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
20世纪20年代，北京正发生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皇室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成为“国中之国”。为了驱散清王朝复辟的阴魂，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临时大总统曹锟，将清王朝从紫禁城驱赶出去。在这一重大行动后，冯玉祥脱离了直系军阀，成立国民军，并提出了推翻军阀统治的口号，还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1925年1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也被称为西北军。
就在这混乱当中，孟庆山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他准备换乘车次去保定。但他又有些犹豫，回村干什么呢？家里一贫如洗，自己回去，就又添了张吃饭的嘴。
这时，路边桌子后两个吆喝的士兵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兵，当兵一月两块大洋。吃得饱，吃得好！”
孟庆山看看他们，有些动心。
那两个招兵的人也看到了他，一个人转向他：“小伙子，当兵吧！俺们是国民军，是保护民众的。”
孟庆山走到他们面前，憨厚地问：“每个月能拿到两块大洋吗？” 孟庆山走到他们面前，憨厚地问：“每个月能拿到两块大洋吗？”
岁数大的那个好像是官长，他说：“没问题，你每月拿到大洋，还可以寄回家里，帮助家里解决困难。”
孟庆山说：“好，给我报个名吧！”
那个官长给他在纸上用毛笔写了个名，然后对身边的士兵：“带他到队伍上，换换衣服。”
孟庆山跟他到了营房，换上军装才知道，这是西北军警卫第二旅三团九连。
部队在北京驻扎了半年多，每天就是训练，跑操、射击、投弹、队列、劈刀，苦得很。1926年4月，部队开到南口，和奉军打仗。孟庆山因为军事技术好，机敏，当了班长。四个月后，被提拔为排长。在此之前，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协议，由帝国主义插手牵线，在“讨逆”的旗帜下形成了大联合，企图消灭在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
5月，“讨逆”同盟军分别在南口、延庆、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等地向西北军发起进攻，在2000里的战线上展开战斗，双方屡得屡失，战况空前激烈。孟庆山和士兵们在南口的三个多月里，天天枪弹横飞，不但吃不饱饭，发不了饷，且弹药匮乏，枪械损坏，药品无法补充，伤员不能安置。大家苦不堪言。
8月15日，上峰下达了总退却的命令。冯玉祥走了，群龙无首，西北军开始了总溃退。孟庆山随部队先撤退到包头，又赶赴五原。他虽然当了副连长，但对国民军的军官打骂士兵、上级欺负下级等不平等现象十分不满，加之战斗、行军辛苦，又看不到前途，遂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他几次要走，但想到家境贫寒，回去之后没有生活出路，无奈只得待下去。
1928年底，国民党军队进驻北平、天津之后，逼奉军退出关外。不久，少帅张学良易帜，蒋介石的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但到1929年冬天，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发生严重摩擦。1930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大混战。战争打了半年，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冯玉祥退居山东泰安，军队失掉了西北几省地盘，号称“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至此全部瓦解。失败后的西北军重要军官孙连仲发出通电给蒋介石政府，声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不久，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并被调到山东济宁。
在西北军败退途中，孟庆山率领全连担任掩护收容工作，与上司失去联系。后被暂编第四旅收编，将该连及收容的共300多人编为一个营，孟庆山被委任副营长。部队到济宁后被编散，又派孟庆山去招兵，共招收了1000多人，孟庆山被任命为副营长。
1931年夏，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围剿”。强令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吃了败仗的、由原西北军改编的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参加“剿共”。
当时，宁都四周是红色区域，第二十六路军孤军深入不久，即被消灭了一个旅。孟庆山所在的工兵营遭到重创，官多兵少，再次整编。孟庆山因为不是孙连仲的亲信，降职当排长，越发感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望。他过去长期在西北各地，对长江以南情况不太了解，对共产党的发展不大清楚。这次他随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看到苏区到处贴着标语和宣传品，头一次听到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的主张。他想，自己本是穷人出身，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又想到蒋介石利用打共产党来削弱地方杂牌部队实在可气，他思想有了转变。
广大官兵厌战情绪十分浓重。他们纷纷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已经快打到我们老家，我们要求调防，去和日本人打仗！”
在“围剿”红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总指挥孙连仲请假到上海养病，脱离了前线。临走前，他将部队交给军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代理指挥。
孙连仲没有想到，他委托指挥第二十六路军的赵博生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
1931年12月14日深夜，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宁都夜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的率领下，起义一举成功。起义过程中，高兴的孟庆山多次教育全排的士兵：“我们参加起义，就是真正的革命军了，大家不要开小差，行军路上要遵守纪律……”在他的教育下，全排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参加红军后，孟庆山非常高兴，每天都接受很多新道理，还知道了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时，不断有红军干部被派到起义的部队来，和他们谈话中，孟庆山看到他们能写信，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十分羡慕。有一天，他听说红军大学正在培训干部，就向上级提出去参加培训，组织上很快答应了他的要求。去学习前，孟庆山和几个干部一道到中央军委驻地办手续。周恩来副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简单问过他们的个人情况，鼓励他们到学校好好学习，尽快回到部队，充实红军队伍。
说了一会儿话，周恩来说：“你们稍等一下，毛泽东同志要见见你们。”说着，就去毛泽东的房间通报情况。
很快，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走进屋。孟庆山很激动，和大家一同起立，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满面笑容，和大家打招呼，周恩来将他们介绍给毛泽东。当介绍到孟庆山时，周恩来说：“这是孟庆山同志，冯（玉祥）先生的手枪队长。”
孟庆山上前一步，给毛泽东敬礼。
毛泽东高兴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鼓励：“以后就大有用场了。”
孟庆山高兴地表态：“当了红军，我们浑身是劲！”
毛泽东笑着说，有了你们，红军会发展得更快。
晚上，到了红军大学的孟庆山久久睡不着觉，白天见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情形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中央首长的鼓励、红军大学的热情接待使他感到，中国革命前途光明，自己的前途也光明。（编辑 潘 鹏）
（作者孟昱东是孟庆山之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