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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长达四十多年的美苏冷战中，遏制战略一直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奠定了美国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则是对遏制思想的实践与发展，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的根基，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相同之处
无论是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是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是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擴张，将其控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对两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以及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以及实施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为美国战后称霸世界提供了便利。通过实行“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对于西欧经济的控制与渗透，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美苏争霸奠定了军事和势力范围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是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它们都暴露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夸大对手的威胁，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美国提出遏制战略所要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但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却不断夸大苏联政权的危险性，认为与苏联的妥协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对苏采取强硬态度，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甚至是将战略基础建立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的预测之上，这便使得战后美国的外交策略缺乏现实依据，常常带有巨大的盲目性，从而给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遏制战略导致了以美苏为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军备竞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长期处于核战争的威胁之下，两大阵营的人们相互对立、相互仇恨，国家之间不在进行正常的往来和合作，不利于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再者，美苏两国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疯狂的竞赛中去，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削弱了两国的实力。
最后，遏制战略实际上是对美国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 政策的偏离，是一种政策原则的倒退。二战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美国旨在建立世界霸权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 以来形成的建立世界霸权非常有利的时机，默认并屈从了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陷入了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美苏关系由盟友走向冲突和对抗，美国的对外政策也由合作转为对抗，由开放转向遏制，最终陷入势力范围之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二、差别所在：“均势遏制”与“全球遏制”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实施遏制的手段以及范围方面，把握两者之间的差别，既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遏制战略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冷战期间美苏大国关系的演进。
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没有将美苏之间的对抗定义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划定势力范围的斗争，凯南对于美国政府向所有呈现出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不加区别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行为是予以强烈批评的，他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必然會使美国负上重荷。再者，凯南认为遏制必须是有重点的，必须在重点地区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世界几大工业中心：如北美，日本，欧洲和英国等地区。凯南认为，西欧是美国主要利益的所在区，同时共产主义并不是西欧问题的根源，西欧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的二战后权利的真空和不自信。
而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它是以两级思想、普遍主义民族利益观念为基础特征的。在杜鲁门主义中，所谓“遏制”，首先是遏制苏联政治经济势力的对外扩张，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全球争霸。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启动，援助战后的西欧各国；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 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在东亚与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还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
总之，凯南“遏制”思想的特质在于“均势遏制”，它所寻求的是在苏联毗邻地区确定以后苏联不得逾越的界限，进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战略格局。所谓“遏制”，既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是军事的，只不过是以政治经济手段为主，外交手段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谈判和缓和在美国对苏联政策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相比，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更加注重军事遏制，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进而建立世界霸权。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附件一：第342-346页。
2、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pp.1-4.
3、 （俄）斯大林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441-454页。
张亚伟 ，女，山东青岛，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世界史硕士。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相同之处
无论是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是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是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擴张，将其控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对两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以及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以及实施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为美国战后称霸世界提供了便利。通过实行“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对于西欧经济的控制与渗透，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美苏争霸奠定了军事和势力范围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是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它们都暴露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夸大对手的威胁，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美国提出遏制战略所要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但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却不断夸大苏联政权的危险性，认为与苏联的妥协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对苏采取强硬态度，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甚至是将战略基础建立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的预测之上，这便使得战后美国的外交策略缺乏现实依据，常常带有巨大的盲目性，从而给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遏制战略导致了以美苏为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军备竞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长期处于核战争的威胁之下，两大阵营的人们相互对立、相互仇恨，国家之间不在进行正常的往来和合作，不利于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再者，美苏两国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疯狂的竞赛中去，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削弱了两国的实力。
最后，遏制战略实际上是对美国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 政策的偏离，是一种政策原则的倒退。二战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美国旨在建立世界霸权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 以来形成的建立世界霸权非常有利的时机，默认并屈从了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陷入了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美苏关系由盟友走向冲突和对抗，美国的对外政策也由合作转为对抗，由开放转向遏制，最终陷入势力范围之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二、差别所在：“均势遏制”与“全球遏制”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实施遏制的手段以及范围方面，把握两者之间的差别，既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遏制战略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冷战期间美苏大国关系的演进。
凯南的“遏制”思想还没有将美苏之间的对抗定义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划定势力范围的斗争，凯南对于美国政府向所有呈现出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不加区别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行为是予以强烈批评的，他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必然會使美国负上重荷。再者，凯南认为遏制必须是有重点的，必须在重点地区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世界几大工业中心：如北美，日本，欧洲和英国等地区。凯南认为，西欧是美国主要利益的所在区，同时共产主义并不是西欧问题的根源，西欧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的二战后权利的真空和不自信。
而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它是以两级思想、普遍主义民族利益观念为基础特征的。在杜鲁门主义中，所谓“遏制”，首先是遏制苏联政治经济势力的对外扩张，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全球争霸。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启动，援助战后的西欧各国；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 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在东亚与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还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
总之，凯南“遏制”思想的特质在于“均势遏制”，它所寻求的是在苏联毗邻地区确定以后苏联不得逾越的界限，进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战略格局。所谓“遏制”，既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是军事的，只不过是以政治经济手段为主，外交手段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谈判和缓和在美国对苏联政策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相比，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更加注重军事遏制，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进而建立世界霸权。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附件一：第342-346页。
2、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pp.1-4.
3、 （俄）斯大林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441-454页。
张亚伟 ，女，山东青岛，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世界史硕士。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