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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出国旅行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些经济快速发展、观念日益开放的国家里，人们到国外去旅行已蔚然成风。不少人都认为出国旅行令人见多识广，科学家们更指出这种经历有可能给人带来心智上的变化。那么，出国旅行是如何让人大开眼界、具有创新思维的呢？下面这篇文章将给我们一些答案。
阅读感评
秋叶
原文其实是谈了两个问题：一、旅行尤其是国际旅行与创造性思维关系；二、国际旅行能增强个人的自我意识并增加对人类总体的信心。同时，作者又指出，对人类总体的信心（其实是一种对于来自异域文化者的认同）与创造性思维密切相关。因此，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硬币（国际/跨文化旅行）的两面（创造性思维、自我意识与对他者的信心）。
那么，何谓旅行/国际旅行/跨文化旅行（international/multicultural travel）？作者认为，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旅行必须要提供一种“国际经验（international experience）”，通俗地说就是“花时间在国外（spending time abroad）”。按笔者的理解，这应该包括在国外旅行或旅居的经历。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与多种文化接触（engagement）、浸泡（immersion）其中并与之相适应（adapt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能给旅行/旅居者带来认知的弹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使大脑因此具备在不同想法间跳跃的能力，即在貌似不同处发现深层联系，或者说是在不同事物或理念间进行比较与综合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加其思想的深度与整合力（depth and integrativeness of thought）。在作者看来，这两者恰是创造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接着，作者进一步对创造性思维的来源给出一种非常科学化，专业性的解释：“创造力与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或称大脑连通的方式相关，而神经通路受到环境和习惯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它们会对变化敏感：新的声音、气味、语言、味道、情感以及景物会触发大脑中的不同突触（synapses），这有可能激发大脑的活力（have the potential to revitalize the brain）。”
旅行，尤其是出国旅行，能开阔眼界、消除偏见，这已是老生常谈，当然也是不会错的。一个从未出过国门甚至家乡的人，通常会认为本土文化是好的并且正确的，而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经常是反感的，视之为不恰当、不理智，甚至是可笑且需要改良的。这一点符合社会心理学所谓的“一致性倾向”现象。一般认为，以上对异域或异地文化的偏见最好是通过实际接触来消除，可谓是眼见为实，百闻不如—见。但这种旅行，如要对旅行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应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旅游，而是要与异域文化发生浸透式的亲密接触。因此，旅行的方式很重要，所花时间也必须足量，至少要足够长到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我们知道，一般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要研究一个地域，必须至少在该地生活、调查一年，我想这个时间长度也应该是这种旅行者起码要准备度过的时间。否则，好不容易到了国外，在本国导游的带领下去看当地人一般不去的景点，和本国人扎堆，看名胜古迹、拍照、吃饭、购物，一两周后，扛着大包小包坐飞机回国，这就难有什么跨文化的体验，更不会有什么思维方式的改变。要达到培育创造性思维的目标，一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一要反思自身文化的利弊，两者恐怕缺一不可，因为创造性思维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或者说国际视野下的批判性思维，而这仅靠一两次事务性旅行或观光旅游显然是不够的，恐怕只有“旅居”才可能有此效果。
身处境外或异域文化，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确实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思想或行为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动力。例如，有研究者将东西方的学术风格分为四种类型，即盎格鲁～撒克逊式学术风格（以英美两国为代表）、条顿式学术风格（以德国为代表）、高卢式学术风格（以法国为代表）和日式学术风格（以日本为代表）。这四种学术风格的特点应该是各有利弊，所结出的学术成果也是各有偏重。同样，不同民族之间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中西为例，中国的思维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下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是所有文化人追求的目标，上述应该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位启蒙人的最佳状态，很类似于中国圣贤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这“行万里路”在民族国家众多的欧洲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然而，作者又指出，身处一种更熟悉的文化，比起生活在与本土文化相差悬殊的异域文化中，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都知道，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远大于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差异。但“欧风美雨”带给我们的变化要远大于日韩及东南亚国家，而这阵阵的“欧风美雨”除了部分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友好人士或官方送过来的，更大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的留学生以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先贤们拿来的。因此，与哪种异域文化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能给我们带来创造性思维，还是主要由特定文化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以及我们吸纳它的主观意愿是否强烈这两大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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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
原文其实是谈了两个问题：一、旅行尤其是国际旅行与创造性思维关系；二、国际旅行能增强个人的自我意识并增加对人类总体的信心。同时，作者又指出，对人类总体的信心（其实是一种对于来自异域文化者的认同）与创造性思维密切相关。因此，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硬币（国际/跨文化旅行）的两面（创造性思维、自我意识与对他者的信心）。
那么，何谓旅行/国际旅行/跨文化旅行（international/multicultural travel）？作者认为，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旅行必须要提供一种“国际经验（international experience）”，通俗地说就是“花时间在国外（spending time abroad）”。按笔者的理解，这应该包括在国外旅行或旅居的经历。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与多种文化接触（engagement）、浸泡（immersion）其中并与之相适应（adapt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能给旅行/旅居者带来认知的弹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使大脑因此具备在不同想法间跳跃的能力，即在貌似不同处发现深层联系，或者说是在不同事物或理念间进行比较与综合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加其思想的深度与整合力（depth and integrativeness of thought）。在作者看来，这两者恰是创造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接着，作者进一步对创造性思维的来源给出一种非常科学化，专业性的解释：“创造力与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或称大脑连通的方式相关，而神经通路受到环境和习惯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它们会对变化敏感：新的声音、气味、语言、味道、情感以及景物会触发大脑中的不同突触（synapses），这有可能激发大脑的活力（have the potential to revitalize the brain）。”
旅行，尤其是出国旅行，能开阔眼界、消除偏见，这已是老生常谈，当然也是不会错的。一个从未出过国门甚至家乡的人，通常会认为本土文化是好的并且正确的，而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经常是反感的，视之为不恰当、不理智，甚至是可笑且需要改良的。这一点符合社会心理学所谓的“一致性倾向”现象。一般认为，以上对异域或异地文化的偏见最好是通过实际接触来消除，可谓是眼见为实，百闻不如—见。但这种旅行，如要对旅行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应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旅游，而是要与异域文化发生浸透式的亲密接触。因此，旅行的方式很重要，所花时间也必须足量，至少要足够长到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我们知道，一般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要研究一个地域，必须至少在该地生活、调查一年，我想这个时间长度也应该是这种旅行者起码要准备度过的时间。否则，好不容易到了国外，在本国导游的带领下去看当地人一般不去的景点，和本国人扎堆，看名胜古迹、拍照、吃饭、购物，一两周后，扛着大包小包坐飞机回国，这就难有什么跨文化的体验，更不会有什么思维方式的改变。要达到培育创造性思维的目标，一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一要反思自身文化的利弊，两者恐怕缺一不可，因为创造性思维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或者说国际视野下的批判性思维，而这仅靠一两次事务性旅行或观光旅游显然是不够的，恐怕只有“旅居”才可能有此效果。
身处境外或异域文化，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确实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思想或行为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动力。例如，有研究者将东西方的学术风格分为四种类型，即盎格鲁～撒克逊式学术风格（以英美两国为代表）、条顿式学术风格（以德国为代表）、高卢式学术风格（以法国为代表）和日式学术风格（以日本为代表）。这四种学术风格的特点应该是各有利弊，所结出的学术成果也是各有偏重。同样，不同民族之间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中西为例，中国的思维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下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是所有文化人追求的目标，上述应该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位启蒙人的最佳状态，很类似于中国圣贤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这“行万里路”在民族国家众多的欧洲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然而，作者又指出，身处一种更熟悉的文化，比起生活在与本土文化相差悬殊的异域文化中，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都知道，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远大于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差异。但“欧风美雨”带给我们的变化要远大于日韩及东南亚国家，而这阵阵的“欧风美雨”除了部分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友好人士或官方送过来的，更大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的留学生以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先贤们拿来的。因此，与哪种异域文化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能给我们带来创造性思维，还是主要由特定文化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以及我们吸纳它的主观意愿是否强烈这两大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