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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冰岛——冰原上的华尔街
冰岛人的金融天赋是，把借来的资金提供给朋友和家人，然后购买尽可能多的资产：贝弗里山大楼。英国足球队和百货商店、丹麦航空公司和媒体公司、挪威银行、印度发电厂等。
距苏格兰西北500英里处，冰岛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机场陆续起飞、降落，而机场的外墙上依然涂刷着冰岛国民银行的标志——冰岛国民银行是冰岛倒闭的三大银行之一，其余两家银行是Kaupthing银行和Glitnir银行。
世界上倒闭的金融公司越来越多，外界对这些公司的大量资助让我试图想出一个合适的比喻——当你关掉水龙头之后，花园灌溉软管中残留的水——但是，在我思绪术定之时，我身后座位上的那个男士便起身去拿头顶行李仓中的包，结果不小心撞到了我。不久之后，我就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冰岛男士看来，这种碰撞，恰似麋鹿、公羊及其他长角的哺乳动物一样，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搏杀。
若要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是在城市里到处走走。出于好奇，我想玩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故意在繁华的商业中心街道上来回走动，以便检验一下冰岛男士是否会为了避免撞到彼此而躲开我。答案是否定的。我走进一家名为“波士顿”的夜总会，不出数分钟，便被人猛撞了几下。第一次撞到我的是一个留着胡须的大个子。有人说他在经营一只对冲基金。我还没有从刚才的碰撞中回过神来，一名醉醺醺的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又把我撞了个趔趄。或许因为他喝醉了。也或许因为我们之前曾见过面，他停下来告诉我说：“我……们试图告诉他们……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偿债能力的问题，而是流……动资金的问题。但他们就是不听。”随后便跌跌撞撞地走开了。这样的说法与雷曼兄弟公司和花旗集团的说法不谋而合：假如你们给我们一些资金，帮我们渡过这次难关，那么我们将迅速解决这个暂时性的小问题。
在这样一个如此单一的小国里，大家彼此都十分熟悉，然而，当你听到“国家”一词时，它与你印象中的概念竟有如此根本的不同。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的电话号码本仅列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在冰岛，仅有约9个姓氏，而且，这些姓氏通过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ann”（儿子）或“daughter”（女儿）衍生而来。
冰岛人是地球上近亲繁殖最为严重的人类——基因学家常常利用他们作研究。他们在地处偏僻的岛屿上生活了1100多年，却从未有过融资合并、恶意兼并、衍生品交易或小规模金融诈骗的经历。2003年，当他们与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围坐在一起谈判时，他们对投资银行家的业务内容和方式仅有粗略的了解一其中大多是南冰岛的年轻人从美国各商学院学来的。例如，他们通过对美国的学习后随即认为，与其说金融和生产性企业有关，还不如说金融是在进行纸币交易：因此，当他们提供贷款时，他们并不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为目的，而只是将资金提供给朋友和家人，这样他们便可像投资银行家一样购买和拥有一切：贝弗里山大楼、英国足球队和百货商店、丹麦航空公司和媒体公司、挪威银行、印度发电厂等。
那是冰岛人所牢记的最重要的一堂美国金融课：用借来的资金购买尽可能多的资产。这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资产价格只升不降。到2007年，冰岛人拥有的国外资产约为2002年的50倍。他们购买私人飞机，在伦敦和哥本哈根购买第三套住房。他们花费大笔的财富，以获取冰岛人此前未曾奢望过的服务。他们购买了一些企业的股份，却对企业的业务一无所知。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告诉经营企业的人要如此这般地去做——与真正的美国投资银行一模一样！
其实。对于所要购买的东西，冰岛人并不挑剔。2006年末的时候，我曾与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交谈，发现这其实很好理解：一家本已赢弱的斯堪的纳维亚银行在持续地弱化下去。短期之内它维持了稳同的态势，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了Kaupthing银行，购买了这个即将倒闭的企业10％的股份，致使股票价格上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这样向我解释冰岛银行业的运营机制：你有一条狗。我有一只猫：我们协定，两只动物各值10亿美元。你以10亿的价格把狗卖给我，我以10亿的价格把猫卖给你。现在，我们不再是宠物主人，而是拥有10亿美元新购资产的冰岛银行了。“他们以通货膨胀的币值在他们自己人之间进行资产交易，从而创造虚假资本，”他说，“这便是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数日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但是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却依旧无足轻重。”
第二站：希腊——颗粒化生存
这个国家不会像一个集体一样行事，它缺乏修道士们的本能。它的行事方式就像雾化颗粒一样，每一个颗粒都已经习惯于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追寻自己的利益。
那天早上，飞机着陆之后，我便直接去与希腊财政部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见面，他的工作职责是收拾这个纷繁复杂的局面。
在财政部黑暗而狭窄的入口处，客人进入时，几名安全警卫人员会用仪器扫描全身。然后，即便客人身上的什么东西触发了金属探测器的警报，警卫人员也懒得查看而放行了之。
当帕帕康斯坦丁努于2009年10月就任之时，希腊政府预测其2009年度的预算赤字为3.7％。两周之后，这一数字又经修改，上升至12.5％，而实际结果则接近14％。一直以来，他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地向全世界解释原委。“上任后的第二天，我不得不召开一次会议。以便了解预算情况，”他说道，“我把审计总署的每个人都召集到这里，然后，我们便开始查账。”他们每天都会发现大笔的被忽略掉的数字。不知为何。每年近10亿美元的退休金债务并没有出现在政府的账目上，而且。每个人都自欺欺人地以为这笔债务根本不存在。即使政府在不断地支付这笔债务；个体经营人员退休金方案中的漏洞并不是他们之前认为的3亿欧元，而是11亿欧元；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漏洞。“每天下班时，我总要问：‘好吧，兄弟们。就这么多了吗？’而他们总会回答说：‘是的。’次日上午，坐在房间后面的某个人便会举起小手说：‘部长，实际上，还存在另一项1亿-2亿欧元的缺口。’” 到了查清账目的最后一天，房间后面最后一只小手举起之后，原本预计约为70亿欧元的赤字。实际上却超过了300亿欧元。
“我们没有设立国会预算局，”财政部部长向我解释道，“也没有设立任何统计局。”
希腊政府的运营成本仅仅是经济失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政府收入。不久，有两个税收员愿意和我见面，
第一个税收员60多岁，西装革履，虽然内心十分紧张，但表面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痛击希腊税收机构的各种想法。他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如下情况：唯一缴税的希腊人，是那些无法避免缴税的人——拿薪水的公司员工，因为税款是从付薪水的支票中直接扣除的。希腊经济体中有大量从事白南职业的工人——从医生到经营报摊销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家伙，他们都在骗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希腊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人比例最高，这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特质，”他说，“希腊人从来没有学会缴税，因为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惩罚。”
第二个税收员也带来了一个装满纸张的文件夹，只是他提供的例子并非针对骗税的希腊人，而是骗税的希腊公司。然后，他便将这些实例一一道来（“我只说那些我亲眼目睹的例子”）。第一个实例是关于雅典一家建筑公闭的，它在市中心建了7幢大型公寓楼并销售了近千套公寓房。该公司的实际征税额总计约为1500万欧元，但它却没有支付税款，一分也没支付。该公司的逃税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公司从未声明自己是一家企业；其次，它从数十家无所事事的公司中挑选出一家进行雇用，为其伪造无中生有的费用收据，然后，若税收员偶然发现这一情况，就对其行贿。这位税收员便公开告发了它们，并将此案移交给上司——此后，他便发现自己被私家侦探跟踪，电话也被监听了。最后，案件有了审判结果，建筑公司支付了2000欧元罚款。“白那以后，我便被切断了与所有税收调查相关的联系，”这位税收员说道，“因为我戳到了它们的痛处。”
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满是案例的厚厚的文件夹上，他翻了一页。文件夹的每一页上，都记录着一个与他刚刚讲述的类似的故事，20分钟以后，我便感觉索然无味。这样的故事简直人多了，可以充斥整个图书馆，更别说写成一部书了。
希腊这个国家显然已腐败透顶，而且还在腐败下去。一旦你亲眼目睹它的运作机制，便会理解一种其他情况下无法理解的现象：在希腊，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一个希腊人在背后赞美另一个人。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充满了怀疑。每个人都十分确信，大家都在骗税，或向政治家行贿，或收受贿赂，或隐瞒自己房产的实际价值。而且，这种对彼此缺乏信任的整体氛围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站：德国——欣赏他人变脏
其他国家利用国外资金为国内各种形式的狂热推波助澜，而德国人则通过自己的银行、使用自己的资会让外国人陷入狂热。
《像生活在鸡笼里》，为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阿兰·邓迪斯于20世纪80年代初所著。这本书通过在普通的德国百姓之间争相传诵的故事来描述德国人的性格，“在德国民间文学中，”邓迪斯说，“你会发现有关‘大便’、‘污物’、‘粪肥’和‘屁股’的文字简直数不胜数，这充分证实了德国人对这一领域的人类活动有着由来已久的独特兴趣。”
汉堡的红灯区也曾经引起邓迪斯的关注，因为当地人热衷于泥地摔跤这项运动。赤身裸体的女人在污泥遍地的环形场里打斗，而观众则头戴塑料帽子在旁边观赏，以防被污泥溅到。“这样一来，”邓迪斯写道，“观众在享受泥巴的乐趣的同时还可以保持自身的洁净！”德国人乐于看到糗事，但却不愿身陷其中。事实证明，这也许就是对德国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精辟描述。
一周前在柏林的时候，我曾去拜会德国财政部副部长约克·阿斯姆森——位现年44岁的职业政治家。他直接地回答了有关德国人特质的问题。
2002年至2008年期间。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通过借贷廉价资金来购买其根本无力支付的物品，许多非德国人利用德国的信用评级来放纵自己的物欲，而德国人则是个例外。如果给予德国人机会让他们免费获取什么东西，他们根本就不会理睬。“在德国没有出现信贷扩张，”阿斯姆森说，“房地产价格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消费借贷，因为这种做法在德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这就是德国人的特点，它深藏在德国人的血液之中，也许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残留。”德国政府也保持着同样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德国的不同党派对此已达成共识：如果你不能严格履行财政责任，你就将无缘政府选举，因为每个人都在承担自己相应的财政责任”。
这就使得德国的情况变得特殊起来，如果德国真是唯一一个保持着良好财务道德的发达大国，他们应该表现出一种简单的正直做派。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在信贷扩张时期，德国银行家偏离了正路，趟了一回浑水：他们向美国的次级贷款借款人提供资金，向爱尔兰的房产界大亨和冰岛的银行业巨头发放贷款，让他们去做德国人自己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德国的损失目前还在汇总之中，但最近的一次统计数字显示，他们在冰岛银行拥有210亿美元的债权，在爱尔兰银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债权，拥有各类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债券600亿美元，此外还有一些希腊债券，数目尚待确定。在21世纪的前10年，德国银行家唯一没有参与的一次金融灾难似乎就是犹太人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这可能是德国金融系统排斥犹太人的唯一一个好处）。不过，在德国本土，这些貌似疯狂的德国银行家的行为却很有节制，德国人不允许他们那么做。德国人喜欢外表光鲜。但内里却藏污纳垢，由此可见一斑。那些希望趟回浑水的德国银行需走出国门才有施展的空间。
2003年至2008年期间。德国人以一种对其自身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方式运作资金。此时的他们极度缺乏理性，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易。结果，他们在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损失了巨额资金，如美国次级贷款、希腊政府债券等。诚然，对于欧洲债务危机，有一种观点——希腊街头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危机，是因为德国政府代表其银行的利益进行了煞费苦心的努力，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回自己的资金。德国政府将资金投入欧盟救援基金，欧盟救援基金便可将资金投放给爱尔兰政府，爱尔兰政府又把资金转给爱尔兰银行。借此，爱尔兰银行便可以把贷款还给德国银行。“他们在玩台球游戏。”德国经济学家恩德莱因说。“更简单的方法是把德国的这笔资金直接给德国银行，让爱尔兰银行倒闭。”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冰岛人的金融天赋是，把借来的资金提供给朋友和家人，然后购买尽可能多的资产：贝弗里山大楼。英国足球队和百货商店、丹麦航空公司和媒体公司、挪威银行、印度发电厂等。
距苏格兰西北500英里处，冰岛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机场陆续起飞、降落，而机场的外墙上依然涂刷着冰岛国民银行的标志——冰岛国民银行是冰岛倒闭的三大银行之一，其余两家银行是Kaupthing银行和Glitnir银行。
世界上倒闭的金融公司越来越多，外界对这些公司的大量资助让我试图想出一个合适的比喻——当你关掉水龙头之后，花园灌溉软管中残留的水——但是，在我思绪术定之时，我身后座位上的那个男士便起身去拿头顶行李仓中的包，结果不小心撞到了我。不久之后，我就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冰岛男士看来，这种碰撞，恰似麋鹿、公羊及其他长角的哺乳动物一样，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搏杀。
若要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是在城市里到处走走。出于好奇，我想玩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故意在繁华的商业中心街道上来回走动，以便检验一下冰岛男士是否会为了避免撞到彼此而躲开我。答案是否定的。我走进一家名为“波士顿”的夜总会，不出数分钟，便被人猛撞了几下。第一次撞到我的是一个留着胡须的大个子。有人说他在经营一只对冲基金。我还没有从刚才的碰撞中回过神来，一名醉醺醺的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又把我撞了个趔趄。或许因为他喝醉了。也或许因为我们之前曾见过面，他停下来告诉我说：“我……们试图告诉他们……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偿债能力的问题，而是流……动资金的问题。但他们就是不听。”随后便跌跌撞撞地走开了。这样的说法与雷曼兄弟公司和花旗集团的说法不谋而合：假如你们给我们一些资金，帮我们渡过这次难关，那么我们将迅速解决这个暂时性的小问题。
在这样一个如此单一的小国里，大家彼此都十分熟悉，然而，当你听到“国家”一词时，它与你印象中的概念竟有如此根本的不同。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的电话号码本仅列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在冰岛，仅有约9个姓氏，而且，这些姓氏通过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ann”（儿子）或“daughter”（女儿）衍生而来。
冰岛人是地球上近亲繁殖最为严重的人类——基因学家常常利用他们作研究。他们在地处偏僻的岛屿上生活了1100多年，却从未有过融资合并、恶意兼并、衍生品交易或小规模金融诈骗的经历。2003年，当他们与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围坐在一起谈判时，他们对投资银行家的业务内容和方式仅有粗略的了解一其中大多是南冰岛的年轻人从美国各商学院学来的。例如，他们通过对美国的学习后随即认为，与其说金融和生产性企业有关，还不如说金融是在进行纸币交易：因此，当他们提供贷款时，他们并不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为目的，而只是将资金提供给朋友和家人，这样他们便可像投资银行家一样购买和拥有一切：贝弗里山大楼、英国足球队和百货商店、丹麦航空公司和媒体公司、挪威银行、印度发电厂等。
那是冰岛人所牢记的最重要的一堂美国金融课：用借来的资金购买尽可能多的资产。这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资产价格只升不降。到2007年，冰岛人拥有的国外资产约为2002年的50倍。他们购买私人飞机，在伦敦和哥本哈根购买第三套住房。他们花费大笔的财富，以获取冰岛人此前未曾奢望过的服务。他们购买了一些企业的股份，却对企业的业务一无所知。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告诉经营企业的人要如此这般地去做——与真正的美国投资银行一模一样！
其实。对于所要购买的东西，冰岛人并不挑剔。2006年末的时候，我曾与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交谈，发现这其实很好理解：一家本已赢弱的斯堪的纳维亚银行在持续地弱化下去。短期之内它维持了稳同的态势，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了Kaupthing银行，购买了这个即将倒闭的企业10％的股份，致使股票价格上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这样向我解释冰岛银行业的运营机制：你有一条狗。我有一只猫：我们协定，两只动物各值10亿美元。你以10亿的价格把狗卖给我，我以10亿的价格把猫卖给你。现在，我们不再是宠物主人，而是拥有10亿美元新购资产的冰岛银行了。“他们以通货膨胀的币值在他们自己人之间进行资产交易，从而创造虚假资本，”他说，“这便是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数日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但是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却依旧无足轻重。”
第二站：希腊——颗粒化生存
这个国家不会像一个集体一样行事，它缺乏修道士们的本能。它的行事方式就像雾化颗粒一样，每一个颗粒都已经习惯于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追寻自己的利益。
那天早上，飞机着陆之后，我便直接去与希腊财政部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见面，他的工作职责是收拾这个纷繁复杂的局面。
在财政部黑暗而狭窄的入口处，客人进入时，几名安全警卫人员会用仪器扫描全身。然后，即便客人身上的什么东西触发了金属探测器的警报，警卫人员也懒得查看而放行了之。
当帕帕康斯坦丁努于2009年10月就任之时，希腊政府预测其2009年度的预算赤字为3.7％。两周之后，这一数字又经修改，上升至12.5％，而实际结果则接近14％。一直以来，他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地向全世界解释原委。“上任后的第二天，我不得不召开一次会议。以便了解预算情况，”他说道，“我把审计总署的每个人都召集到这里，然后，我们便开始查账。”他们每天都会发现大笔的被忽略掉的数字。不知为何。每年近10亿美元的退休金债务并没有出现在政府的账目上，而且。每个人都自欺欺人地以为这笔债务根本不存在。即使政府在不断地支付这笔债务；个体经营人员退休金方案中的漏洞并不是他们之前认为的3亿欧元，而是11亿欧元；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漏洞。“每天下班时，我总要问：‘好吧，兄弟们。就这么多了吗？’而他们总会回答说：‘是的。’次日上午，坐在房间后面的某个人便会举起小手说：‘部长，实际上，还存在另一项1亿-2亿欧元的缺口。’” 到了查清账目的最后一天，房间后面最后一只小手举起之后，原本预计约为70亿欧元的赤字。实际上却超过了300亿欧元。
“我们没有设立国会预算局，”财政部部长向我解释道，“也没有设立任何统计局。”
希腊政府的运营成本仅仅是经济失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政府收入。不久，有两个税收员愿意和我见面，
第一个税收员60多岁，西装革履，虽然内心十分紧张，但表面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痛击希腊税收机构的各种想法。他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如下情况：唯一缴税的希腊人，是那些无法避免缴税的人——拿薪水的公司员工，因为税款是从付薪水的支票中直接扣除的。希腊经济体中有大量从事白南职业的工人——从医生到经营报摊销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家伙，他们都在骗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希腊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人比例最高，这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特质，”他说，“希腊人从来没有学会缴税，因为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惩罚。”
第二个税收员也带来了一个装满纸张的文件夹，只是他提供的例子并非针对骗税的希腊人，而是骗税的希腊公司。然后，他便将这些实例一一道来（“我只说那些我亲眼目睹的例子”）。第一个实例是关于雅典一家建筑公闭的，它在市中心建了7幢大型公寓楼并销售了近千套公寓房。该公司的实际征税额总计约为1500万欧元，但它却没有支付税款，一分也没支付。该公司的逃税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公司从未声明自己是一家企业；其次，它从数十家无所事事的公司中挑选出一家进行雇用，为其伪造无中生有的费用收据，然后，若税收员偶然发现这一情况，就对其行贿。这位税收员便公开告发了它们，并将此案移交给上司——此后，他便发现自己被私家侦探跟踪，电话也被监听了。最后，案件有了审判结果，建筑公司支付了2000欧元罚款。“白那以后，我便被切断了与所有税收调查相关的联系，”这位税收员说道，“因为我戳到了它们的痛处。”
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满是案例的厚厚的文件夹上，他翻了一页。文件夹的每一页上，都记录着一个与他刚刚讲述的类似的故事，20分钟以后，我便感觉索然无味。这样的故事简直人多了，可以充斥整个图书馆，更别说写成一部书了。
希腊这个国家显然已腐败透顶，而且还在腐败下去。一旦你亲眼目睹它的运作机制，便会理解一种其他情况下无法理解的现象：在希腊，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一个希腊人在背后赞美另一个人。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充满了怀疑。每个人都十分确信，大家都在骗税，或向政治家行贿，或收受贿赂，或隐瞒自己房产的实际价值。而且，这种对彼此缺乏信任的整体氛围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站：德国——欣赏他人变脏
其他国家利用国外资金为国内各种形式的狂热推波助澜，而德国人则通过自己的银行、使用自己的资会让外国人陷入狂热。
《像生活在鸡笼里》，为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阿兰·邓迪斯于20世纪80年代初所著。这本书通过在普通的德国百姓之间争相传诵的故事来描述德国人的性格，“在德国民间文学中，”邓迪斯说，“你会发现有关‘大便’、‘污物’、‘粪肥’和‘屁股’的文字简直数不胜数，这充分证实了德国人对这一领域的人类活动有着由来已久的独特兴趣。”
汉堡的红灯区也曾经引起邓迪斯的关注，因为当地人热衷于泥地摔跤这项运动。赤身裸体的女人在污泥遍地的环形场里打斗，而观众则头戴塑料帽子在旁边观赏，以防被污泥溅到。“这样一来，”邓迪斯写道，“观众在享受泥巴的乐趣的同时还可以保持自身的洁净！”德国人乐于看到糗事，但却不愿身陷其中。事实证明，这也许就是对德国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精辟描述。
一周前在柏林的时候，我曾去拜会德国财政部副部长约克·阿斯姆森——位现年44岁的职业政治家。他直接地回答了有关德国人特质的问题。
2002年至2008年期间。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通过借贷廉价资金来购买其根本无力支付的物品，许多非德国人利用德国的信用评级来放纵自己的物欲，而德国人则是个例外。如果给予德国人机会让他们免费获取什么东西，他们根本就不会理睬。“在德国没有出现信贷扩张，”阿斯姆森说，“房地产价格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消费借贷，因为这种做法在德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这就是德国人的特点，它深藏在德国人的血液之中，也许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残留。”德国政府也保持着同样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德国的不同党派对此已达成共识：如果你不能严格履行财政责任，你就将无缘政府选举，因为每个人都在承担自己相应的财政责任”。
这就使得德国的情况变得特殊起来，如果德国真是唯一一个保持着良好财务道德的发达大国，他们应该表现出一种简单的正直做派。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在信贷扩张时期，德国银行家偏离了正路，趟了一回浑水：他们向美国的次级贷款借款人提供资金，向爱尔兰的房产界大亨和冰岛的银行业巨头发放贷款，让他们去做德国人自己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德国的损失目前还在汇总之中，但最近的一次统计数字显示，他们在冰岛银行拥有210亿美元的债权，在爱尔兰银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债权，拥有各类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债券600亿美元，此外还有一些希腊债券，数目尚待确定。在21世纪的前10年，德国银行家唯一没有参与的一次金融灾难似乎就是犹太人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这可能是德国金融系统排斥犹太人的唯一一个好处）。不过，在德国本土，这些貌似疯狂的德国银行家的行为却很有节制，德国人不允许他们那么做。德国人喜欢外表光鲜。但内里却藏污纳垢，由此可见一斑。那些希望趟回浑水的德国银行需走出国门才有施展的空间。
2003年至2008年期间。德国人以一种对其自身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方式运作资金。此时的他们极度缺乏理性，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易。结果，他们在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损失了巨额资金，如美国次级贷款、希腊政府债券等。诚然，对于欧洲债务危机，有一种观点——希腊街头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危机，是因为德国政府代表其银行的利益进行了煞费苦心的努力，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回自己的资金。德国政府将资金投入欧盟救援基金，欧盟救援基金便可将资金投放给爱尔兰政府，爱尔兰政府又把资金转给爱尔兰银行。借此，爱尔兰银行便可以把贷款还给德国银行。“他们在玩台球游戏。”德国经济学家恩德莱因说。“更简单的方法是把德国的这笔资金直接给德国银行，让爱尔兰银行倒闭。”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