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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肇始于1851年的英伦,以科技与艺术作两翼,吸附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两次成功跨越世纪之交,在21世纪的第一个整十年头,向我们疾奔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在眼前。这是中国世博梦在新中国新时期的花落华土。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中国屈辱史,志士仁人以救国济世为己任,奔走呼号,努力奋斗。同时,他们不忘融入世界、争取认同。事实上,中国有识之人早将进军世博会视为商战与文化角逐的竞技场。而在中国成功举办一届世博会,更是萦绕中华民族百年的世博强国梦。
中国人与世博会结缘甚早,早在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就有在沪经商的广东人徐荣村选送湖丝参博,并荣获金银大奖。不仅止此,世博会开幕式上,还出现了一位疑似“满大人”希生,因其向英维多利亚女王鞠躬致敬,被当作中国官方代表,编入外交官行列,随英王室巡览水晶宫。还有,中国展区的中国雇员;还有,一个中国家庭组合在阿尔伯特门附近举办小型音乐会……
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中国开始形成委托海关代办的参博模式。海关代办中国参博事务,助推中国融入世界功不可没。然而,海关“洋员”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以取悦西方游客,使中国人为之蒙羞。更为严重的是,由西方操控的海关代办参博,致使西方人误以为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的个人行为,中国参博的主体性无以彰显。
海关代办参博期间,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士宦除李圭、马一浮等少数人参与相关工作外,其余多为单纯的游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士宦无所作为。在法国求学、公干的陈季同,受邀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作了题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演讲,这可说是贫弱中国借世博会平台发出的最大文化声响。
郭嵩焘,是清朝派驻英国的首任公使。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前一年,他受邀参观了首届世博会的建筑遗产水晶宫。不久,郭嵩焘开始思考仿照美、法大国举办世博会,终因费用庞大,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拟建上海博物院。此后,驻美公使张荫桓、崔国因也渐次扭转了对世博会的传统偏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在大力阐发世博强国论的同时,还提出了上海办博的主张。在此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描写未来时代“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的盛景,由此领起了世博强国梦的民族构想。在其影响下,吴趼人1905年发表《新石头记》,结末幻想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1910年陆士谔发表《新中国》,虚构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这属于全国性博览会,是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中华民族的世博强国梦,促使清政府有所作为。海关代办参博权被终止,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期间参观了米兰世博会。官商合办的参博新模式,使中国渔业展览在米兰取得不俗的成绩。考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后来还成功倡导了南洋劝业会在1910年的举办。
政改缓进的清政府,终被历史车轮甩在了后面。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很快有了一次展示自我的机缘——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晚清多年累积的参博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发挥了作用,中国在巴拿马世博会的成功有如奇峰突起。此后,无论是举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力进军1926年费城世博会,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组织参博的比利时1930年世博会,抑或是追赶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一个世纪的进步”,均无以超越那次。值得一提的是,民初曾任江苏实业厅厅长的徐兰墅参加1926年费城世博会归来,倡言“拟设一万国博览会于上海、或上海邻近之江湾”,但终未实现。抗日战争爆发,空前的民族灾难迫使中国最终放弃1939年纽约世博会,更不要提1940年金门世博会。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博览会的最后节庆。
回顾百年世博,不能不感佩中国志士仁人参与世博的积极努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艰辛、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白费,成为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肩负历史的重托,承载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全人类的世博盛会终于要在上海开演了。
中国人与世博会结缘甚早,早在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就有在沪经商的广东人徐荣村选送湖丝参博,并荣获金银大奖。不仅止此,世博会开幕式上,还出现了一位疑似“满大人”希生,因其向英维多利亚女王鞠躬致敬,被当作中国官方代表,编入外交官行列,随英王室巡览水晶宫。还有,中国展区的中国雇员;还有,一个中国家庭组合在阿尔伯特门附近举办小型音乐会……
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中国开始形成委托海关代办的参博模式。海关代办中国参博事务,助推中国融入世界功不可没。然而,海关“洋员”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以取悦西方游客,使中国人为之蒙羞。更为严重的是,由西方操控的海关代办参博,致使西方人误以为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的个人行为,中国参博的主体性无以彰显。
海关代办参博期间,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士宦除李圭、马一浮等少数人参与相关工作外,其余多为单纯的游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士宦无所作为。在法国求学、公干的陈季同,受邀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作了题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演讲,这可说是贫弱中国借世博会平台发出的最大文化声响。
郭嵩焘,是清朝派驻英国的首任公使。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前一年,他受邀参观了首届世博会的建筑遗产水晶宫。不久,郭嵩焘开始思考仿照美、法大国举办世博会,终因费用庞大,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拟建上海博物院。此后,驻美公使张荫桓、崔国因也渐次扭转了对世博会的传统偏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在大力阐发世博强国论的同时,还提出了上海办博的主张。在此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描写未来时代“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的盛景,由此领起了世博强国梦的民族构想。在其影响下,吴趼人1905年发表《新石头记》,结末幻想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1910年陆士谔发表《新中国》,虚构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这属于全国性博览会,是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中华民族的世博强国梦,促使清政府有所作为。海关代办参博权被终止,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期间参观了米兰世博会。官商合办的参博新模式,使中国渔业展览在米兰取得不俗的成绩。考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后来还成功倡导了南洋劝业会在1910年的举办。
政改缓进的清政府,终被历史车轮甩在了后面。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很快有了一次展示自我的机缘——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晚清多年累积的参博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发挥了作用,中国在巴拿马世博会的成功有如奇峰突起。此后,无论是举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力进军1926年费城世博会,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组织参博的比利时1930年世博会,抑或是追赶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一个世纪的进步”,均无以超越那次。值得一提的是,民初曾任江苏实业厅厅长的徐兰墅参加1926年费城世博会归来,倡言“拟设一万国博览会于上海、或上海邻近之江湾”,但终未实现。抗日战争爆发,空前的民族灾难迫使中国最终放弃1939年纽约世博会,更不要提1940年金门世博会。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博览会的最后节庆。
回顾百年世博,不能不感佩中国志士仁人参与世博的积极努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艰辛、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白费,成为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肩负历史的重托,承载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全人类的世博盛会终于要在上海开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