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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小时的故事》叙述了一个在婚姻中深受压抑、内心渴求自由的女性经历短暂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生命陨落的故事。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从懵懂到觉醒，从而建构自我身份，再到幻灭，不过短短一小时，近乎浓缩的悲剧。内心建构自我身份，却无力抗争现实，她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内心的诉求。19世纪末期美国南方社会一个想要追求自由、建构自我身份女性的艰难之路与悲剧所在令人深思。
关键词：身份；建构；自我意识；自由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202-02
凯特·肖邦4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生活在寡居的母亲、外祖母、曾外祖母的教育中。她20岁时嫁给了奥斯卡·肖邦，32岁寡居，从此开始写作。肖邦被认为是19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肖邦的作品处处表达对女性的关怀，尤其关注19世纪末期女性体验的感受与情绪。作为女性作家，她的故事有着完整且本能的叙述。
《一个小时的故事》写于1894年，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听到丈夫死讯之后的情感起伏和内心变动，作者以精炼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在社会规约包围的婚姻中深受压抑、内心渴求自由、渴望独立的女性经历了短暂自我回归的心灵体验之后，因绝望无助而死去的悲剧性故事。
一、身份建构之路
（一）懵懂感觉到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开始，主人公以马拉德夫人的身份出现，这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丈夫遇难的消息由丈夫的朋友带来，她是被告知的对象。对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而言，丈夫遇难的噩耗她这个妻子无力承受，众人的小心翼翼使她成了被保护被关爱的对象，她处于由他人支配的被动处境。
她似乎主动面对这一切，思考以后的生活。“要是别的妇女碰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当哀伤的风暴逐渐减弱时，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她不要人跟着她。”[1]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此刻属于她的独立空间，独处一室避开众人关注，她可以独立思考。窗户开着，她看到萌动的新春，眼前的一切洋溢着勃勃生机，绽放着新的生命。春的生机唤醒了她身体与精神的苏醒，她开始感知生命的召唤，内心本能的渴望与诉求苏醒，长期压抑在心灵深处自我意识的种子萌发。
作者设置了一个打开的窗户，她对于此刻生命的感受都是从这个窗口看到的。她无声地看，她看到的景象是动态的早春，这给她即将进行的思考注入新鲜的生命。新春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她的思考变得清晰。她慢慢进入到平静的、长久的深思熟虑。这时，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感觉袭来，她懵懂觉得有什么东西靠近她，这种东西是她长久以来一直期待的。“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她感觉得出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洋溢在空气中的声音、气味、色彩而向她奔来。”[2]难以名状的东西，本是不可触摸、无法感觉、形容不出的，可是她明明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这种感觉逐渐变成了有形的真实存在，连声音、气味、颜色都可以听到、闻到、看到。这种真实存在似乎触手可得，紧紧攫住她的心，她想挡回去也不能够。她萌生出和悲伤不相干的情绪，微妙、细腻、矛盾、难以捉摸，对自由的渴盼，长期禁锢的情感慢慢得到释放。
这种能感觉、能意识到的真实存在变得清晰起来，不再是无声的，简直可以清晰地跃出她的思想、她的心灵，吐露出来。“从她微微张开的双唇间喃喃地溢出一个词。她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3]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说：“替被压迫者或剥夺话语权的人说话意味着给予他们地位与权威。”[4]作者开始给女主人公话语权，一种能表达自我心声的话语权力。她的自我意识渐渐明晰，她意识到自己苦苦等待的是什么，她的心声终于吐露出来。她要自由，挣脱压抑婚姻的束缚与羁绊。
（二）自我身份建构
她的自由意志激活了，从此她为自己活着，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不服从他人的意志。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平等的人（a fellow-creature），她有着与所有人同样的人的身份，人的存在价值（her being）。她彻底觉醒了，被爱、被支配的困境都要摒弃。“自由了！身心自由了！”[5]她不住地悄悄低语着冥冥中追求的自由梦想。追求独立和构建女性身份所做的努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女性话语，表达了自我之声。至此，她构建了完整的自我身份，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追寻的价值，有表达内心声音的话语。她成长为一名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女性。
她从被审视的“他者”进入到审视男性的主动地位。她对盲目顺从提出质疑，从此她不再盲从任何他人的意志。她学会评价和界定霸权的男性不公正的行为。“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在她目前心智特别清明的一刻里，她看清楚：促成这种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的。”[6]她象征权力的丈夫失去了昔日庞大无比的力量。在她的想象中，“死去的”丈夫是僵硬的，他的手毫无生气地摆放着，他那曾经含情脉脉、如今失去生命的眼睛无法转动，目光呆滞。作者将马拉德先生置于被动的、无声的境地，剥夺了他的话语权、意识能动性和行为权力，使其处于被动、被想象、被支配的地位，摧毁了丈夫的男性霸权身份。
她的自我身份完成了构建，她的名字露易丝才在她姐姐朱赛芬的苦苦哀求声中首次提到。作者赋予女主人公识别身份的名字和表达自我的话语，她从此人格独立、有话语权、有自己独立完整的身份。话语是对世俗的极大挑战。她从小心翼翼被保护的对象转变成懂得表达自己诉求的女性。觉醒后的露易丝拥有话语权，拥有自我身份，拥有认识生命价值的自我意识。
（三）行动走向自由
于是她有了行动表现。她站起来，不像一个刚刚丧夫、需要他人抚慰的妻子，而是她主动给予别人力量。她是独立的、完整的，她可以主导别人了。“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中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7]获得自由，找回自我，宛如胜利女神神圣而自信。绚丽热情的夏天、明媚生动的春光都将属于她，没有秋的萧瑟冷寂与冬的荒凉。她的难熬的无尽的漫漫日子捱到头了，她从此可以享受美好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于是她紧搂着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去。她走出房间，走出她的独立人格完成的空间，她要迈出人生重生的一步，走向无限美好的自由新生活。 二、自由幻灭，生命陨落
受到莫泊桑叙事模式的影响，凯特·肖邦的故事结尾总是设置得那么不寻常；甚或作者在用这戏剧性的结尾控诉19世纪末期女性为自由与自我身份挣扎的无力。她还没来得及绽放她的独立自由与刚刚构建的自我身份，丈夫戏剧性地出现了。丈夫远离事故现场，平安归来，她构建的独立性、完整性统统被打破，她的无限憧憬的未来被击得粉碎。她来不及弄明白，她脆弱的心脏无力承受大起大落，于是她生命陨落。她等待的、觉醒的、构建的一切戛然而止。丈夫的归来让她的自由梦想瞬间瓦解、崩溃，她独立的人格被扼杀了。
这是戏剧的安排甚或讽刺的顶点，她的生命终成悲剧。她刚刚建构的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生命去真正走向自由的人生之路还没有启程，便落下了帷幕。内心自我身份完成建构，现实中并未能实现，她止步于生命陨落。
“医生的解释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公理：丈夫的生还使她乐极生悲，这符合男权社会伦理道德对马拉德太太的期许。”[8]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权判定了她的死因，她来不及陈述、更改，没有时间、空间将她的心声公布于众、付诸实施。所有的这一切戏剧性事态和莫大的讽刺反映、投射出一个女性想要走出束缚，走向自由人性的困境。
马拉德先生的“假设死亡”不在场促成了马拉德夫人内心构建完整自我身份。丈夫出现，她构建的完整身份被瓦解。马拉德夫人的人生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这再现了19世纪末期男性中心话语下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的困境。
三、悲剧所在
整理女主人公的主体身份建构到生命陨落的过程，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从懵懂到觉醒再到幻灭，不过短短的一小时，近乎浓缩了的悲剧。丈夫遇难的噩耗不期而至，她经历了内心挣扎，经历了深刻洗礼，带着无限憧憬试图走向未来美好自由的生活，从此作为享受生活的生命个体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现实却无力抗争。她的主体建构动机有些令人难以信服，戏剧性的意外结局近乎荒谬。“作者对女主人公既有同情又不无反讽，对独立自由也态度矛盾。”[9]尽管肖邦比同时期女作家具有更明确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生长于19世纪后半期保守的美国南方社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妇女在家庭和婚姻包围中消极被动，马拉德先生的突然死亡让马拉德夫人有了思考自己身体与心灵特殊诉求的可能性。“丈夫的死亡为她的生活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但是，对于新生活的希望实际上却是无尽的无望。”[10]她和姐姐下楼来，理查德在楼梯的尽头等着她们，又一次将她置于被众人围困的困境。女主人公渴望独立和自由，又逃不出被社会吞没和同化的必然结局。爱米丽·托斯（Emily Toth）在《解读凯特·肖邦》的前言中指出：“凯特·肖邦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在1899年，她是个孤独的先行者。”[11]
女主人身上体现了女性身份的焦虑，她有突破自己的勇气，尝试女性话语，确定内在自我，建构自我身份；可是她同时挣扎在命运的边缘，无论她怎么突破自己，当时男权社会认定她是个“他者”。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不给予她哪怕一刻真正体验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享受新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自觉、自立，最终摆脱婚姻家庭桎梏走向自由的新生活，内心尝试构建自我身份，可在现实中并不能摆脱束缚，无法成功迈出真正自由面对现实的一步。这是当时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面对，现实为女性设下了困境。当她走出那扇经历了内心洗礼的卧室门，下楼去寻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外境遇的困顿出现了，她只能处于十分尴尬的生存困境。内心建构的自我身份，现实中并不能实现，于是她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内心的诉求。
可见，19世纪末期美国南方社会，女性追求、建构、认定自我身份的道路充满崎岖坎坷。女主人公一小时自我身份建构的体验对照了她的一生，这是那个时代女性寻求自由的悲歌。
参考文献：
〔1〕〔2〕〔3〕〔5〕〔6〕〔7〕朱虹.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
〔4〕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8〕杨彦清.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评析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7）：80-83.
〔9〕申丹.叙述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J].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4.
〔10〕董翠格.夭折的自由——评析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J].文学界（理论版），2011，（6）：212-214.
〔11〕Emily Toth. Unveiling Kate Chopin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xix.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身份；建构；自我意识；自由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202-02
凯特·肖邦4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生活在寡居的母亲、外祖母、曾外祖母的教育中。她20岁时嫁给了奥斯卡·肖邦，32岁寡居，从此开始写作。肖邦被认为是19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肖邦的作品处处表达对女性的关怀，尤其关注19世纪末期女性体验的感受与情绪。作为女性作家，她的故事有着完整且本能的叙述。
《一个小时的故事》写于1894年，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听到丈夫死讯之后的情感起伏和内心变动，作者以精炼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在社会规约包围的婚姻中深受压抑、内心渴求自由、渴望独立的女性经历了短暂自我回归的心灵体验之后，因绝望无助而死去的悲剧性故事。
一、身份建构之路
（一）懵懂感觉到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开始，主人公以马拉德夫人的身份出现，这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丈夫遇难的消息由丈夫的朋友带来，她是被告知的对象。对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而言，丈夫遇难的噩耗她这个妻子无力承受，众人的小心翼翼使她成了被保护被关爱的对象，她处于由他人支配的被动处境。
她似乎主动面对这一切，思考以后的生活。“要是别的妇女碰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当哀伤的风暴逐渐减弱时，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她不要人跟着她。”[1]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此刻属于她的独立空间，独处一室避开众人关注，她可以独立思考。窗户开着，她看到萌动的新春，眼前的一切洋溢着勃勃生机，绽放着新的生命。春的生机唤醒了她身体与精神的苏醒，她开始感知生命的召唤，内心本能的渴望与诉求苏醒，长期压抑在心灵深处自我意识的种子萌发。
作者设置了一个打开的窗户，她对于此刻生命的感受都是从这个窗口看到的。她无声地看，她看到的景象是动态的早春，这给她即将进行的思考注入新鲜的生命。新春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她的思考变得清晰。她慢慢进入到平静的、长久的深思熟虑。这时，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感觉袭来，她懵懂觉得有什么东西靠近她，这种东西是她长久以来一直期待的。“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她感觉得出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洋溢在空气中的声音、气味、色彩而向她奔来。”[2]难以名状的东西，本是不可触摸、无法感觉、形容不出的，可是她明明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这种感觉逐渐变成了有形的真实存在，连声音、气味、颜色都可以听到、闻到、看到。这种真实存在似乎触手可得，紧紧攫住她的心，她想挡回去也不能够。她萌生出和悲伤不相干的情绪，微妙、细腻、矛盾、难以捉摸，对自由的渴盼，长期禁锢的情感慢慢得到释放。
这种能感觉、能意识到的真实存在变得清晰起来，不再是无声的，简直可以清晰地跃出她的思想、她的心灵，吐露出来。“从她微微张开的双唇间喃喃地溢出一个词。她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3]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说：“替被压迫者或剥夺话语权的人说话意味着给予他们地位与权威。”[4]作者开始给女主人公话语权，一种能表达自我心声的话语权力。她的自我意识渐渐明晰，她意识到自己苦苦等待的是什么，她的心声终于吐露出来。她要自由，挣脱压抑婚姻的束缚与羁绊。
（二）自我身份建构
她的自由意志激活了，从此她为自己活着，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不服从他人的意志。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平等的人（a fellow-creature），她有着与所有人同样的人的身份，人的存在价值（her being）。她彻底觉醒了，被爱、被支配的困境都要摒弃。“自由了！身心自由了！”[5]她不住地悄悄低语着冥冥中追求的自由梦想。追求独立和构建女性身份所做的努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女性话语，表达了自我之声。至此，她构建了完整的自我身份，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追寻的价值，有表达内心声音的话语。她成长为一名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女性。
她从被审视的“他者”进入到审视男性的主动地位。她对盲目顺从提出质疑，从此她不再盲从任何他人的意志。她学会评价和界定霸权的男性不公正的行为。“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在她目前心智特别清明的一刻里，她看清楚：促成这种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的。”[6]她象征权力的丈夫失去了昔日庞大无比的力量。在她的想象中，“死去的”丈夫是僵硬的，他的手毫无生气地摆放着，他那曾经含情脉脉、如今失去生命的眼睛无法转动，目光呆滞。作者将马拉德先生置于被动的、无声的境地，剥夺了他的话语权、意识能动性和行为权力，使其处于被动、被想象、被支配的地位，摧毁了丈夫的男性霸权身份。
她的自我身份完成了构建，她的名字露易丝才在她姐姐朱赛芬的苦苦哀求声中首次提到。作者赋予女主人公识别身份的名字和表达自我的话语，她从此人格独立、有话语权、有自己独立完整的身份。话语是对世俗的极大挑战。她从小心翼翼被保护的对象转变成懂得表达自己诉求的女性。觉醒后的露易丝拥有话语权，拥有自我身份，拥有认识生命价值的自我意识。
（三）行动走向自由
于是她有了行动表现。她站起来，不像一个刚刚丧夫、需要他人抚慰的妻子，而是她主动给予别人力量。她是独立的、完整的，她可以主导别人了。“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中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7]获得自由，找回自我，宛如胜利女神神圣而自信。绚丽热情的夏天、明媚生动的春光都将属于她，没有秋的萧瑟冷寂与冬的荒凉。她的难熬的无尽的漫漫日子捱到头了，她从此可以享受美好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于是她紧搂着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去。她走出房间，走出她的独立人格完成的空间，她要迈出人生重生的一步，走向无限美好的自由新生活。 二、自由幻灭，生命陨落
受到莫泊桑叙事模式的影响，凯特·肖邦的故事结尾总是设置得那么不寻常；甚或作者在用这戏剧性的结尾控诉19世纪末期女性为自由与自我身份挣扎的无力。她还没来得及绽放她的独立自由与刚刚构建的自我身份，丈夫戏剧性地出现了。丈夫远离事故现场，平安归来，她构建的独立性、完整性统统被打破，她的无限憧憬的未来被击得粉碎。她来不及弄明白，她脆弱的心脏无力承受大起大落，于是她生命陨落。她等待的、觉醒的、构建的一切戛然而止。丈夫的归来让她的自由梦想瞬间瓦解、崩溃，她独立的人格被扼杀了。
这是戏剧的安排甚或讽刺的顶点，她的生命终成悲剧。她刚刚建构的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生命去真正走向自由的人生之路还没有启程，便落下了帷幕。内心自我身份完成建构，现实中并未能实现，她止步于生命陨落。
“医生的解释代表了权威，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公理：丈夫的生还使她乐极生悲，这符合男权社会伦理道德对马拉德太太的期许。”[8]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权判定了她的死因，她来不及陈述、更改，没有时间、空间将她的心声公布于众、付诸实施。所有的这一切戏剧性事态和莫大的讽刺反映、投射出一个女性想要走出束缚，走向自由人性的困境。
马拉德先生的“假设死亡”不在场促成了马拉德夫人内心构建完整自我身份。丈夫出现，她构建的完整身份被瓦解。马拉德夫人的人生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这再现了19世纪末期男性中心话语下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的困境。
三、悲剧所在
整理女主人公的主体身份建构到生命陨落的过程，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从懵懂到觉醒再到幻灭，不过短短的一小时，近乎浓缩了的悲剧。丈夫遇难的噩耗不期而至，她经历了内心挣扎，经历了深刻洗礼，带着无限憧憬试图走向未来美好自由的生活，从此作为享受生活的生命个体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现实却无力抗争。她的主体建构动机有些令人难以信服，戏剧性的意外结局近乎荒谬。“作者对女主人公既有同情又不无反讽，对独立自由也态度矛盾。”[9]尽管肖邦比同时期女作家具有更明确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生长于19世纪后半期保守的美国南方社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妇女在家庭和婚姻包围中消极被动，马拉德先生的突然死亡让马拉德夫人有了思考自己身体与心灵特殊诉求的可能性。“丈夫的死亡为她的生活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但是，对于新生活的希望实际上却是无尽的无望。”[10]她和姐姐下楼来，理查德在楼梯的尽头等着她们，又一次将她置于被众人围困的困境。女主人公渴望独立和自由，又逃不出被社会吞没和同化的必然结局。爱米丽·托斯（Emily Toth）在《解读凯特·肖邦》的前言中指出：“凯特·肖邦在许多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在1899年，她是个孤独的先行者。”[11]
女主人身上体现了女性身份的焦虑，她有突破自己的勇气，尝试女性话语，确定内在自我，建构自我身份；可是她同时挣扎在命运的边缘，无论她怎么突破自己，当时男权社会认定她是个“他者”。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不给予她哪怕一刻真正体验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享受新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自觉、自立，最终摆脱婚姻家庭桎梏走向自由的新生活，内心尝试构建自我身份，可在现实中并不能摆脱束缚，无法成功迈出真正自由面对现实的一步。这是当时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面对，现实为女性设下了困境。当她走出那扇经历了内心洗礼的卧室门，下楼去寻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外境遇的困顿出现了，她只能处于十分尴尬的生存困境。内心建构的自我身份，现实中并不能实现，于是她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内心的诉求。
可见，19世纪末期美国南方社会，女性追求、建构、认定自我身份的道路充满崎岖坎坷。女主人公一小时自我身份建构的体验对照了她的一生，这是那个时代女性寻求自由的悲歌。
参考文献：
〔1〕〔2〕〔3〕〔5〕〔6〕〔7〕朱虹.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
〔4〕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8〕杨彦清.论女性话语权的丧失——评析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7）：80-83.
〔9〕申丹.叙述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J].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4.
〔10〕董翠格.夭折的自由——评析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J].文学界（理论版），2011，（6）：212-214.
〔11〕Emily Toth. Unveiling Kate Chopin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xix.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