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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今，唯有溪边流水，见人如故。
——宋 袁去华《瑞鹤仙·郊原初过雨》
我教完了最后一堂数学课，把该交的事交完了，领取了最后一笔返聘工资，就准备安安心心回家。老婆病了，我再干下去，对得起学生，对不起家人。刚出校门，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的南京来电，稍稍考虑了一下是否是营销或者诈骗电话之后，接了。
对方带着南京口音急切地说：“喂，您好，您是韩志学么？哦，韩叔叔好！我是您的侄子陆小飞，陆志飞的儿子。我爸病了，说必须您来，才有治！”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强烈疑心他诈骗，问：“你爸爸得了什么病，需要汇款么？”
他就说：“他不要您汇款，还说要给您一百万！我爸发的是癔症，有点像老年痴呆前兆。喜欢待在水边，不钓鱼，就拿着一根树枝在水上乱写。一待就是半天，非常吓人！”
我就像被雷一劈，愣在了那里，能变成这样子，真的还就是陆志飞这家伙。
一天后，陆小飞如约开车到天平镇接我。他还挺出息，三十岁刚出头，就在省里一个厅机关任团委副书记。显然，他一人风尘仆仆开车跑到这个偏远的小镇，不是为了来骗我这样普通退休老教师的。
车在高速上走了许久，我才从晕车中清醒点，问他：“除了在水面上写写画画，你爸其他没有什么作怪的吧？”
陆小飞面露苦色地告诉我说：“其他倒没有，只要他一离开水边，那表情啊，说话啊，一切都正常。”
我看了一眼车窗外迅速后退的树木，叹息一声：“嗯，辛苦了。不过，老陆没有病，他只是回来了！”
“回来了？”陆小飞一脸的不解，问，“回哪了？”
老陆能回到哪里去？
我看到层层叠叠的杨树排列在高速公路边际，遮住了生机勃勃的仲夏原野。树木的影子飞速倒退，无数的池塘、沟渠在上午的阳光之中闪烁，在一团团的绿色中显现出斑斑清亮的光芒。某一点光芒里，或许就是老陆要回去的地方。那是我和他青春共同萌发的地方。我晕车的感觉已烟消云散，漫长的车行，正好可以跟陆小飞讲讲过去的故事。
故事应该从四十多年前说起吧。我很难跟陆小飞描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具体境况。对他而言，太远了，但我相信陆志飞一定跟他讲起过他们家乡的贫瘠。我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家里还算过得去。而陆志飞可苦多了，他父亲走得早，只有母亲辛苦地拉扯着他和他的妹妹。
至今，我都说不清老陆的父亲是因为什么而早逝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那时候，他还叫陆飞，不叫陆志飞。虽然我们两人家里境况不同，其实都穷，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我从县里的高中肄业，到韩庄短暂地插队，被分在陆飞那一小队里。那一整年，我们一起在田间劳动，一起自学高中课程。我已经记不清那许多纷繁的运动，只记得我和他都不是爱热闹的人。他作为指导我这个傻知青的农民师傅，往往承担了我大量的劳动，交换条件是跟我借书。
我父亲念过大学，常常跟我说起“大学”这个组织。我就把这个信念传递给经常找我借书看的社员朋友陆飞。他问：大学离韩庄很远么？我说很远。他点了点头说：“一定要去！”
其实，我们都去不了大学，我没法被推荐去，他更不可能。这些事究竟什么缘由，我也懒得细说了。后来，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找到一份天平公社蒲桥小学代课教师的工作，免除了插队的劳动之苦。
而陆飞却只能继续在田间劳作。他必须要和他母亲一起养活妹妹。那个像尾巴一样爱跟着他，永远问他要吃的的光脚丫小女孩子。我至今记得她的衣服全是由陆飞的旧衣改成，两个眼睛很大，瘦弱得却像风中的芦苇。
我的工作并不繁重，给小孩子们上课，布置好作业。之后，我便常常站在屋檐下望着空荡荡的田野发呆。陆飞会来找我，还是为了借书，实际上，也因为我是他唯一一个在一起读书的朋友。但他并不在课间惊扰我。他喜欢安静地蹲在学校外的池塘边，用一根芦苇在水面上点点戳戳。
我很好奇他在干吗，他告诉我，那是他在水面上演算数学题目，有时候是写点文字。
我猜他肯定是经常这么干，就问他，干吗不写在沙地上，要是缺笔墨和紙，我可以送给你。他摇了摇头说：“你借给我书就成了，我就写在水上，他们看不见，我是看得见的。你信不信，这方小水塘已经被我写满了，我有这个天赋！”
我哈哈一笑，他也哈哈一笑。是的，他有这个天赋。虽然全村的人都以为他这是想读书读傻了，生了毛病，但我坚信他没有骗我。只要看到他专注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没有胡说。既然我能理解他，他也就更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了。
于是，韩庄周围方圆十里的沟渠塘池，都成了陆飞的稿纸。他利用一切孤独的时间，在上面写着，写着。
在学校里代课教书有两个不错的好处，一个是能搞到很多自修学习的书，另一个就是信息不那么闭塞。1977年，我第一时间就从天平镇的文教委员那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立刻背熟了报名条件，借了老校长的一辆自行车，匆忙忙地从镇上赶到韩庄找陆飞。
那是个秋收的十月，陆飞一如既往地在田间忙碌着。我远远地就喊他：“陆飞，快来，快来，好消息！”
他直起腰，向同在劳作的生产队队长看了一眼，说：“韩老师，什么好消息，你直接说吧，我忙着呢！”
我见他不肯来，就扶着自行车扯开嗓门，把可以高考的消息隔着两亩地告诉他。他听了立刻丢掉手中的活计，像鸟儿一样从稻田之上飞了过来。生产队长这时候却直起了身体，一脸严肃地说：“陆家后生，你不干活，今天算旷工！”
我故意加大了嗓门，对着其他弯腰劳动的青年人说：“都可以考大学了，都可以考大学了！”
那一天，陆飞还是没敢旷工。直到晚上，他才跑到我宿舍外面喊我。详细问清楚了原由，我给他看了刊登消息的报纸。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欣喜若狂，只是不停地搓手，跟我分析：
“我听你说过，好多年以前大学是可以考的。等了这么多年后，才又能考了，说不定明年就变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得考上。以前能考的时候，数理化占的比重很高。这次怎么才能确保考上？我们再突击一遍数理化！因为语文这些补补就能上，数理化在四十几天里怎么补都不可能突飞猛进的，但是我们有准备。我们绝对能成！” 他那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理性，让我觉得这个总在水面上演算的朋友真是不简单。我父亲有一套1963年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堪称奇迹的是，经历这么多年，这套书竟然一本没有丢失。陆飞经常找我借着看的，就是这套书。我不得不承认，他有这方面的天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书中的大部分内容。
最神奇的是，他或许真的是在水面上写满了这套书中的各种演算，完成了自修。当我拿着书突击准备那年冬天的高考时，他甚至能辅导我很多。那一个多月，我的那点工资积蓄全用来打点灯的煤油和请陆飞吃夜宵了。他后来告诉我，为了省点钱，白天他通常只吃一顿，就靠我晚上提供丰盛夜宵保证一天费脑的营养。
那一年冬天的高考，已经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了，有很多的故事可讲。我们都是在提早降临的寒流之中哆哆嗦嗦进入考场的，但内心却都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我可以用高中肄业生的学历去考，而陆飞是以高等中学学历申报的。他的报考资格还是我想办法请父亲开了假证明给他弄来的。因为这件事，陆飞趁机把自己名字也改成“陆志飞”。他说：“你叫韩志学，我就叫陆志飞。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割头不换的兄弟！”我倒非常不习惯这个又瘦又矮、平素里沉默寡言的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热情，笑了笑，没有接他的话茬。不过，我真心觉得“志在飞翔”，这个名字改得挺好。
陆志飞的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都不同意他考试。但是那年，全国求知进学的氛围实在是太强烈了，村里那些从上海来插队的知青们，全都回去考试了。没人能阻挡我们。我强烈地记得，从考场出来的时候，与大部分考懵了的同学不一样，陆志飞神采奕奕，用手捶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相信不，我们成了！到北京，到清华胜利会师！”
或许，他太自信了，生活必然要给这种轻狂的自信一点点小教训。结果几个月之后，我和他收到的，都是一张设立在本县中等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我知道我的原因，的确考分不够高，但至少能到省城去读个师范大学。而陆志飞的成绩真是高，考到省城最好的石城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一心想飞得远，其实也不过就是几十公里的地。
陆小飞非常不解地问我：“为什么，第一年高考不是更按照成绩公平录取么？”
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公平，那是对身在公平的人来说的。对于另外一些人，首先得求公平。”
“也不能怪谁吧，有时候你自己没坚持，只好怪命。你爸不就坚持下来么，他不就求得公平了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县里面管教育的人害怕一次高考把县里所有读书人都给弄走了，没人搞教育，私下命令，把很多从乡镇报名的档案给截住了，统一转录到县里师范学校去。这种命令只执行过一年，也只截住了一批人。我们不偏不巧就在这一批里。很多年以后，我才从退了休的教育局办事人员嘴里得知。”
不过，虽然失望，我还是和陆志飞在师范学校里会师了。他一大早从村里背着行囊安静地走。他的妈妈欢天喜地地把儿子送到村口。只是到了县里的师范念书，她没觉得儿子走多远，心里很踏实。
而他的小妹妹则跟着他走了很久，陆志飞忍不住转过身，恶狠狠地对她说：“我不可能把你带到县里去的！你可以回去吃我的那份粮了。”
那个比陆志飞还要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就一路哭哭啼啼地走回村子了。
陆志飞到镇上找到了我，我们一起搭乘一辆破破烂烂的乡村公交去了县城。一路上，两人精神不佳，互相之间话都没多说。
按理说，我应该比陆志飞更加沮丧才对。因为就算没有那一次高考，我将来也能通过单位举荐、委托培养之类途径到县里的师范进修，甚至到市里的师专、省里的师范大学学习。结果，折腾了这么一下，我还是这样。我的父亲对我非常失望。但我觉得像陆志飞这么禀赋特异的家伙能陪我一块念师范，心理宽慰了很多。
县里的师范有一排排从民国时代留下来的红砖老楼，风格中西结合，非常漂亮。至今都还在。在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县城里，它们迷人，幽静。一眼看去就显得别具一格，我以前到县里时来过很多次，但陆志飞倒真是第一次來。到了校园里，看到一起报到的新生和迎新的老师，他居然笑了起来：“他娘的，好歹是出来了！还成，跟做梦一样！”
我这才觉得他一路的深沉都是装出来的。只要离开韩庄，他总是高兴的。
师范大专班只需要念两年，可以说是速成。可能因为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真实缘由，学校让我们自己选方向。陆志飞选择了数学专业，我却选择了当时最热的中文专业。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年冬天一篇叫《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在到处流传。是陆志飞拿给我看的，只不过，引起他兴趣的是文中人，而引起我兴趣的是作者本身。
因为专业不同，我们两人在中师时反倒是疏远了。两年光阴里，我和一位小我三岁的同班同学小杨谈恋爱了。
陆志飞也谈恋爱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和一位远在南通的女生谈恋爱。方法很独特，靠笔和纸谈恋爱。不过，也没啥可奇怪的，和现在的网恋差不多，那时候很多大众杂志上最后两页都会有读者通联的广告，里面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和兴趣爱好，希望交往一位怎样的异性朋友交流理想和思想。陆志飞就这样认识那个在另一所师范里念书的数学专业的女孩子，和她通信整整五年。
除了这位女笔友，我实在记不清老陆那高龄的青春时光有什么可以怀念的。后来，我问他在信中都和那叫做文英的女孩子谈了些啥。他说主要谈了“哥德巴赫猜想”。足足论证两年，发现全错了，就请文英把信都退了回来，一把火烧掉。
事实后来又证明了，这段通信错的不是讨论数学问题，而完完全全是感情问题。
陆小飞似乎头一次听到自己父亲当年的轶闻，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眼里含着点泪。这时候，他手机响了。他戴上蓝牙耳机，隔着电话与那头的妻儿说明情况。
他挂上电话，我继续讲。
两年倏忽而过，我们面临着分配工作。或许，关于我当年的高考情况，我父亲知道了点底细，觉得错怪我也不应该。一辈子不求人的他费尽心思，把我分配到县城中学教初中。而陆志飞，找不着人，毫无悬念地被分配到距离县城二十公里外的西渠乡初中教书。 完成了这次分配后，在中师时与我相处得不冷不淡的陆志飞突然又跟我熟络起来。他常常骑着车，赶非常远的路到县城里找我喝酒。不过，都是我请他喝，就像当年他辅导我时吃夜宵一样。他的那点工资要省下来一半给他妈妈。每次都由他的妹妹跑几十公里的路来找他要钱，每次他都把妹妹骂哭回家。骂归骂，钱还是给了她。
很快，八十年代到来了。那时候，所有人都满怀信心，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期待，我们都能感到将来的生活会有极其巨大的变化。那阵子，陆志飞的想法特别多，一会说要报名参军，去南方打仗。我就带他去看当时非常罕见的黑白电视机。那台电视告诉我们，南方的仗在跨入八十年代之前就已经打完了，现在只有零星的小仗要打，并不要那么多的人；有阵子，他说要辞了工作出去流浪。不过，那时给外出人打工的机会并不多，在外面乱跑乱做小生意，还可能要被抓起来坐牢的。
事实上，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安安心心又马马虎虎地做他的乡村中学教师。
有时，我会到西渠乡去看看陆志飞。
毫无疑问，他那时候又恢复了在水面上写写画画的习惯。我一直都以为这是他郁郁不得志的表现。后来长期观察才发现，那是他真正出神放松的时刻，就跟有人爱抽烟，有人爱喝酒，我爱读书一样。一穷二白的时代，陆志飞给自己开发出了这么独特的娱乐，把平静的水面当成随意挥洒的纸面。他使用的枝条越来越长，特别喜欢长长的嫩绿芦苇秆，半弯着垂在水面上，随心所欲地写写画画。有那么点像无钩垂钓的姜太公。这种独特的乐趣，我当时虽然无法想象，但还是感同身受。
那时候，我的女友小杨已经被分配到了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了。我们都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人默默攒钱置办“三转一响”。我们已经有了自行车、收音机和电风扇。至于黑白电视机，太奢侈了，没法子想。我们也有了实质的进展，就等着教育局或者学校能分套宿舍，好正式结婚。
我很关心陆志飞的婚恋问题。因为少年时代营养跟不上，加上家庭情况不好，早早负担了很重的劳动，陆志飞个子不高，背还稍稍有点驼，人也显老，所谓的“颜值不高”。更要命的是他很闷，不擅长与人交流。结果，他谈恋爱这件事变得特别拖沓，变成一种水上恋情。中师毕业前后五年，他一直跟那个叫文英的南通女孩子通信，却不曾见面。那个女孩子可能姓田，也可能姓钱。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他说：“谈恋爱，谈恋爱，谈着才有爱，你得见面谈，你们得面对面，你整天写信，这算什么谈恋爱！”
这是他唯一对我信服不疑的一次。在我的鼓动下，他终于动身出发，开始出他这一生之中第一次的远门。转了四趟车，历经十三个小时才从西渠乡中学来到南通的如皋。他回来后告诉我，那个叫文英的女孩子带着她的一个女朋友出来见他，三个人一块吃了顿饭。那女孩子知趣地先走了，留下文英和陆志飞。没说几句话，文英就痛哭不已。
这个痛哭令陆志飞慌了手脚，完全搞不懂文英是什么意思。他在如皋找了一个小旅馆过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就风尘仆仆地又赶回来了。回来第一件事不是来找我汇报情况，而是独自在一条小河边写了一夜的水。
大概過了半个月，我自己忍不住好奇，骑车到西渠乡去找到陆志飞问问情况。他问我：“她那哭哭啼啼一场是什么意思？”
我说：“能有几个意思，压根人家就没想跟你有什么结果，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陆志想了一会子，说：“嗯，显然的，你大概说得对。我就写封信跟她吹了。”
我问，自你离开南通后，她没来信跟你说什么？他说没有。我说：“那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跟她吹了，你快三十的人了，成家立业为重，得有个决断！”
陆志飞就掏出两封都封好口的信。两封信都折叠得皱皱巴巴。他仔细看了看两封信上的标记，哭丧着脸交给我其中一封，说：“那拜托你，经过邮局的时候，把这封绝交信给我寄了！”
我没多说什么。看来，他已经准备好了两封主题内容截然相反的信。交给我的那封背后用铅笔打了个小小的叉，这代表着他失恋了，估计是认认真真写水好久，才从水面上誊到信纸上。这个痴汉，跟任何人都不熟络，甚至对自己的亲妹妹都十分冷漠，不知为何对这桩写在水上的爱情用心这么深。
我看都不看，果断地把他打叉的信塞进了乡里的邮筒。一个月后，又给陆志飞介绍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在县医院上班的护士。那姑娘是小杨的同学，追求她的人有供电局的，有邮电局的，有供销联社的，她居然看上了陆志飞，或许是因为他貌似成熟稳重吧。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家庭出身还是个人境况，这段新恋情也算是对得起陆志飞了。他好像也很快进入角色了，没过三个月，就从西渠乡下学校宿舍搬到那个护士的宿舍。两人同居了，并准备谈婚论嫁的事情。
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叫文英的女孩子居然从南通来找陆志飞，哭得昏天暗地，要跟他再续前缘。原来我走后，陆志飞辗转反侧了两天，最终，又把那封打钩的信给寄了出去。这个家伙！
我被小杨骂着找到陆志飞时，他竟然已经下了决心，从护士的宿舍又搬回了西渠初中。与我同去的小杨凶巴巴地要为同学出头，责问他原由。不知什么时候起，他竟然抽起了烟，躲在烟雾缭绕之后回答小杨：“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不起她。”我就问，老陆，那么你准备跟那个文英正式确定关系？他也摇摇头，说，两个人都对不起，我索性都不要了！
小杨忍不住骂他：“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谁？你以为你算老几，你就是个泥巴扶不上墙的土包子，臭不要脸的黄色流氓、劳改犯！”我慌忙架着她出去。
小杨和我劳师无获，回县城时候，她在自行车后座上恶狠狠地对我说：“韩志学，你要再认陆志飞当朋友，我立马就跟你吹！”
她这句话简直就是一个不祥的预言。经过这场风波，陆志飞倒是在小县城的教育圈子里出名了。慢慢，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向他笼罩过去。那个时代，很多事跟今天不同。有一天，陆志飞灰头土脸地来找我，跟我说：“兄弟，我请你喝酒！”
这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我慌忙给学生们布置点晚自习作业，带着他到县中附近一个小酒馆喝酒。真的喝起了酒，他劈头就说：“兄弟，我们一块考研究生吧。这次一定要远走高飞，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日子，太他妈怂了！” 我被“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吓了一跳。我说，我都要成家立业的人，考研啊，还真遥远。他就不多说了。他的酒我们没喝完，太呛，他的烟我抽了两根，没过滤嘴的春城烟很不好抽。我送了他两包从父亲那儿拿来的飞马香烟，还有一本刊登着小说《人生》的文学杂志。他都收下了，却不说一个谢字。我们其实不欢而散。
1983年，在自己足三十岁的那个秋天，陆志飞全力以赴投入考研究生了。他投考的是石城大学的数学系。那一年，他没有考上，又请我喝酒，还回了那本刊登 《人生》的杂志。他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你给我看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坚定了我要考研走出去的决心！
小杨得知我依旧在跟陆志飞交往，就跟我告吹了。那段时期，我也学陆志飞单身至上，交了很多热爱文学的笔友，天南海北地通信，在小县城里还组织了一个“老朋友诗社”，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也不一心急着结婚成家了。那个八十年代啊，真是美好，我怎么想都觉得是人生里最洒脱的一段光阴。
紧接其后的两年，陆志飞又落榜了两次。这段时间，我被抽调到县教育局帮忙写材料。倒是和小杨又复合了。主要因为在一个单位，说和的人很多。小杨的护士同学也结婚了，那风波也就过去了。
这期间，我常常看到各个乡镇文教助理发上来的教育情况报告。西渠乡的报告总是特别扎眼，说有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数学教师，行为古怪，一心想着考研究生而置自己的学生于不顾，教学成绩一塌糊涂，总是拖后腿，建议县里查实后严肃处理，调离岗位之类。每每看到这样的报告，我都尽力压着。当然，真实的情况总会传到那些掌权人的耳朵里，我压也压不住的。
1986年，三十三岁的陆志飞终于如愿以偿，考中了石城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列第七名。前五名是公费正取名额，后五名则是委托培养名额。他得寻求委托培养。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考试不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将是我的一次转折。
在得知老陆考研成功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去西渠乡找他。我要告诉他县教育局的意见。局里的领导是这么说：“就是这个小子，马马虎虎，心不在焉，为了自己考研耽误了西渠乡的教育事业，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我忍不住劝说那位领导：“他已经心不在焉了，如果实在考不上，也就安心了。既然考上，得饶人处且饶人，您想想当年的陈景润，就算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高抬贵手吧。”那位领导没吭声。
但我到西渠乡找陆志飞时，他竟然不在。学校的同事说他已经旷课一周了，去向不明。我有点失望地返回县城。直到三天以后，陆志飞跑到教育局里找到我，说请我喝酒。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喝的不是酒，是陆志飞带回来的一瓶叫做可乐的东西。那是我们第一次喝可乐。他蓬头垢面，尽管喝着黑乎乎、味道特别的可乐，还是难以掩饰满脸的沮丧。
我问他这几天去哪了，连假都不请就失踪了？
他说，我请假了。我妹妹结婚了。
我问他，你妹妹嫁给怎样的一个人？
他说，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在外做工程的钢筋工，還是一个搞小运输的个体户的，叫不出名，是挺横的一个粗男人。
我很惊讶：“你没有参加你妹的亲事？”
他摇摇头，非常苦恼地说：“我去外面几个学校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委培我。扬州、苏州的学校都说自己的教师有委培指标。又去了河南和安徽的几个大学，人家说不委培外省籍的人，怕最终留不住人。我这次考研，怕又得泡汤了。”
我终于知道这家伙这十来天干什么去了，心里一边骂他没心没肺，对自己妹妹都这么不上心；一边感叹，这小子现在走得还真够远的，十年前还只知道在地里刨食的农民，十年后的心思连我都摸不透了。
他说：我积蓄的那一点钱快用完了，你能不能借我点。我还想跑几家学校问问看。
我如实相告，刚刚和小杨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金星电视机，手头没啥钱了。我们也快要结婚了，还在求别人借点钱。突然，我想到了一点：“你还找什么学校啊，干脆求求自己的导师去呗！”
陆志飞一听，顿时精神一振，眼睛一亮，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第二天，他就动身去了南京，提着一篮子鸡蛋到了石城大学找他要投考的导师。
陆志飞在古柏森森的石大老校园里寻访到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陈明了困境。那位许广厚教授是老民国时代留洋的知识分子，曾是国内数学界颇为知名的专家。那年是他经历多年运动以后，时隔三十年再一次带研究生，因此格外地爱惜人才。
许教授跟他聊了很多专业问题，他的回答令许教授非常满意。许教授十分动情地对他说：“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不容易啊。这样，这篮子鸡蛋你带回去，我不会要。但我一定出面，凭着自己这张不值钱的老脸，向教育部再要一个名额。你回去办手续，开学来上课！”
最要命的问题解决了，陆志飞真心被老师感动了，忍不住双腿一软，给老师跪了。许教授慌忙拉起他说：“使不得使不得，快回去办手续吧！”
这些细节都是陆志飞后来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及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许广厚教授的面，却从心底为这样的教授而感动。在同样的信中，老陆还说，他出了校门，身上所剩钱也无多了，就在广州路上把那篮子鸡蛋卖了，痛痛快快地到夫子庙游览了一圈。
他还折了一根柳枝，在秦淮河的水面上题了一首类似“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打油诗。后来他跟我说，至今河面上还漂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题诗的陆志飞没有想到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县里后还有最难的一道关要过——县教育局不肯放人。局里的那个领导放话了，青年教师陆志飞人品拙劣，德行败坏，身名狼籍，坑了西渠乡的教育，在青年教师中树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反面典型。他就是被免职，也绝不会放陆志飞这样的人去更高的地方，危害社会。
这个论断太霸道，太欺人，杀伤力也太大了。我跟这位局长求情，被骂了回来，找了很多人求情，也被“免谈”二字挡回。我让陆志飞自己去负荆请罪，更别谈有什么结果。陆志飞那段时间简直像被人绑架了一样，怒不可遏，扬言要买刀与此人同归于尽。我还是尽力劝住了他。 我想来想去，所谓“不放人”，无非就是盖一个红印公章的事情。我的未婚妻小杨正好管着局里的公章。那么，这算多大的一件事啊。我实在是憋不下去了。某一天，趁着这个人到外地出差，偷了小杨的钥匙，偷拿了局里的公章出来，盖给了陆志飞。
从我把章盖给他的那一刻，陆志飞满脸的神采就都回来了。他对我连一个谢字都不说，只是重重地说：“你也看到了，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志学，来吧，跟我一块考研，考到石大的中文系，以你的文采，一定会超过写《人生》那作家的！”
我摇了摇头说，你走吧，飞得越远越好。日后，等我结婚成家，一切定当下来再说吧。
陆志飞就这么走了。他刚走，那个领导就回来了。为局里公章被我私窃的事大发雷霆。结果，小杨和我都背上了严重的处分。我被从县中调到距离县城最远的天平镇蒲桥中学。兜了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回去了。
小杨也是气到了极点。她说，你为任何人做这件事我都不计较，你却为了陆志飞这个流氓！小杨告诉我，县里曾经派人找陆志飞谈过话，吓唬他，说因为是偷盖的公章，县里可以认认真真以公函形式告知石城大学取消其入学资格，或者保留诉诸公安、司法的权利。陆志飞随即就把我和小杨给出卖了。看在我父亲为县里教育工作这么多年的分上，局里认为给我的处分算是轻的。
于是，我和小杨又告吹了。这次是真的吹了。我调到蒲桥之后三个月，她就跟一位县交管局的秘书结婚了。
我没有跟陆小飞讲这段往事。
我也不怪陆志飞，在我心里，没有觉得这是他的错。那个年代的人与现在很不一样。我想，就算我没帮他这个忙，能从教育部要到指标的许教授也会出面的。有些人想飞，并不是一两道垂在半空中的绳索就能拦得住。如果不想动，也就会像我这样，像是水草，一辈子扎根在流动的水面之下，尽管随着水流不断地摆动，但始终没有离开半步。
自陆志飞走后，我感觉到，似乎我们的人生也互换了。我竟然也学会了在水面上写诗，静静地看着那些鲜明的句子被刻画在了水面上，然后渐渐漂远，消融。这种消遣，与古人说的流觞曲水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后来，我陆陆续续还收到陆志飞写给我的信，都是从县中转过来的。在信中，他继续劝说我考研走出来，也坚持不懈地跟我诉说着近况，事无巨细，绝不疏漏。我知道他读研很顺利，帮助导师所做的课题也有成效。在毕业那年，他们师生却闹崩了。许教授一心期望着他能留校，继续搞研究。导师跟他说：“外面社会乱糟糟的，你又不是个会闹腾的人，就跟着我继续做下去吧。”
但是陆志飞却一心想着出去工作，背着导师，跑了很多单位去联系工作。他找到了在南京做大领导的同乡。最终，财政厅愿意接受他这样精通数学的高材生。他的导师许教授对他太失望了，发狠要系里压着他的档案。他在信中说，自己就再一次跑到导师面前跪下了，只求了老师一句话：
“老师，我想出人头地！”
我对他说过的“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印象极为深刻。我可以想象出那樣场景，许教授听了这个词必定是无限地厌倦与懊恼，最后挥挥手对他淡淡地说：“你，走吧。”
我在头脑中极其清晰地虚构了这一场景，感觉实在是恨不起来陆志飞这样的朋友。他说他想远走高飞，我也看到他走得那么远，视界变得越来越大。可是，他的魂似乎始终还在韩庄的田野与沟渠之间晃荡。所以，对于陆志飞的来信，我一封都没有回复他。
他固执地给我写了五年的信。我一封都没有回复。
我和陆志飞的人生真的在某一刻，神奇地互换了。因为蒲桥中学数学老师奇缺，我不得不转行教起了初中数学。后来不断进修学习，又教起了高中数学。最后，我竟然变成了一个数学老师。而陆志飞刚开始分到财政厅，并没有到财政口子上去，而是郁郁不得志地做起了一份财政内刊报纸的校对。一干就是五年。在这份刊物里慢慢提拔，成了副主编，从事了文字工作，又转任办公室副主任之类。
后来，我跟“老朋友诗社”一位写儿童诗的诗友结识。她是赵庄村小学的老师。我们很快结了婚，有了个聪明的女儿。而陆志飞在省机关联谊会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结婚之前，他又写封信给我，邀请我到南京参加他的婚礼。同样的，我没有回复他。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光阴健忘。在天平镇，陆志飞早已经从人品拙劣、德行败坏的坏典型，慢慢变成了一个励志的榜样。后来，我偶然听人说他到了江南某个县级市挂职当了几年的副市长。或许，是乡村人能设想到的人生的最高峰了吧。可他的妈妈似乎一直跟着女儿女婿过，从韩庄迁到了邻县，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了。
也从来没听陆志飞回乡过，或者跟韩庄的人、中师的同学、以前其他的同事有什么联系。一旦不给我写信，他算是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了吧。在此之后，我就失去了关心他的兴趣。即便有机会到南京去，也不会想起来联系他。
一晃又是几十年，陆小飞带着我向南京飞驰。恍惚之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带动着，一泻千里。
时间都去哪了？我突然害怕再见到陆志飞，我想，他并不代表过往的喜乐怨恨，而是代表过去的光阴本身。太快了，我瑟瑟发抖，不是激动，而是真的害怕。
午饭后在宾馆稍事休息。下午，陆小飞带着我，到河西奥体之外的某一个小区见到蹲在水边的老陆，他依旧在用一根长而弯曲的芦苇在写水。
老友重逢，一切都淡了。他说：“志学，谢谢你，终于来了！我怕，去找你你不肯见我！”
我没看他的脸，蹲着在旁边看水面。小区的造景很美，很高档。曲折平静的水面像是一览无余的镜子。我开口问他：“一晃这多年。你多少年没写水了，老陆？”
陆志飞说：“几十年了，我不知道该写些啥，不会写了。最近退下来了，突然间才又想起该写什么了。”
我说：“是处级上退下的？”
他说：“厅级。说这个干吗？我们都老了，志学，你竟然比以前还瘦。”
我说：“你走了，我却写了几十年的水。你写过的地方，现在被我写满了。” 陆志飞说：“嗯，你比我厉害。听说你姑娘在美国行医，你怎么没去？”
我一愣，说：“不想去，恋家。”
陆志飞说：“志学啊志学，你就是生我的气，一辈子不肯离开那地方！”
我说：“没有，我都快把你忘干净了。我妈走了，我爸还健在。他脑子不灵光了，天天要训我一顿。我走远了，就没人听他训了。我老婆身体也不好。”
陆志飞圆圆胖胖的脖子里，细细的喉结尖突然一颤，说：“我可没忘了你。我妈也走了，走得太早太急，我没来得及好好孝敬她。”
我说：“老了，就这样，总会孤苦伶仃。听说你要给我一百万，哪来的一百万？”
陆志飞一愣，声音有点发颤，说：“志学，不要多想，清白。你要是写几十年的水，肯定没心思玩基金股票，也不炒房。我是学数学出身，会算，会倒腾这些。你看这一片的房子，随便哪一栋都是几百万的。我给小子留得够多了。这一百万，算是帮我还给老家的。我没脸回去，就这么点用了。你帮忙看看，匿名给那些像我们当年的小孩子。不够，我还有点。”
我懂了他的意思，有点感动，点点头，说好。
陆志飞又问：“老兄弟，这么多年，你真没想过我么？”
我摇摇头说没，我没那么固执。
他就很坚定地说：“假如这一辈子一切能从头再来的话，我一定不会这么过的！”
我就侧过头，看了看他已经变得圆润却苍老的脸，就问他：“那么，陆飞，你会从哪一段起重新开始？”
我暗自猜度，他肯定会说自己应该听从许教授的意见，留在石城大学。或许，是不应该告诉县里的人，是我把公章偷盖给了他。或许，是当初不应该在文英和小杨的护士同学之间摇摆。又或许，是不该考研究生，甚至就不应该读书——可能性太多了，好像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无数“不应该”之中跌跌撞撞活到最后。
我眼前的陆飞很坚定地说：“我离开韩庄的时候，不应该把我的妹妹骂回去，应该带着她走。她短短的一辈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痛——”
他没有说下去。流水无声，陆飞在水面上平静地写着无尽的心事。
就在这一刻，我如释重负，才知道我还是我，他還是他。我们都还是那个在韩庄无尽的田野里写水的人。
陶林，男，1982年5月生，200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批评，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为《凤凰周刊》《新京报》等特约、专栏作家。已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近二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莞与翔文》《红结忆》《丁香岛之恋》《少年幸之旅》四部。
——宋 袁去华《瑞鹤仙·郊原初过雨》
我教完了最后一堂数学课，把该交的事交完了，领取了最后一笔返聘工资，就准备安安心心回家。老婆病了，我再干下去，对得起学生，对不起家人。刚出校门，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的南京来电，稍稍考虑了一下是否是营销或者诈骗电话之后，接了。
对方带着南京口音急切地说：“喂，您好，您是韩志学么？哦，韩叔叔好！我是您的侄子陆小飞，陆志飞的儿子。我爸病了，说必须您来，才有治！”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强烈疑心他诈骗，问：“你爸爸得了什么病，需要汇款么？”
他就说：“他不要您汇款，还说要给您一百万！我爸发的是癔症，有点像老年痴呆前兆。喜欢待在水边，不钓鱼，就拿着一根树枝在水上乱写。一待就是半天，非常吓人！”
我就像被雷一劈，愣在了那里，能变成这样子，真的还就是陆志飞这家伙。
一天后，陆小飞如约开车到天平镇接我。他还挺出息，三十岁刚出头，就在省里一个厅机关任团委副书记。显然，他一人风尘仆仆开车跑到这个偏远的小镇，不是为了来骗我这样普通退休老教师的。
车在高速上走了许久，我才从晕车中清醒点，问他：“除了在水面上写写画画，你爸其他没有什么作怪的吧？”
陆小飞面露苦色地告诉我说：“其他倒没有，只要他一离开水边，那表情啊，说话啊，一切都正常。”
我看了一眼车窗外迅速后退的树木，叹息一声：“嗯，辛苦了。不过，老陆没有病，他只是回来了！”
“回来了？”陆小飞一脸的不解，问，“回哪了？”
老陆能回到哪里去？
我看到层层叠叠的杨树排列在高速公路边际，遮住了生机勃勃的仲夏原野。树木的影子飞速倒退，无数的池塘、沟渠在上午的阳光之中闪烁，在一团团的绿色中显现出斑斑清亮的光芒。某一点光芒里，或许就是老陆要回去的地方。那是我和他青春共同萌发的地方。我晕车的感觉已烟消云散，漫长的车行，正好可以跟陆小飞讲讲过去的故事。
故事应该从四十多年前说起吧。我很难跟陆小飞描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具体境况。对他而言，太远了，但我相信陆志飞一定跟他讲起过他们家乡的贫瘠。我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家里还算过得去。而陆志飞可苦多了，他父亲走得早，只有母亲辛苦地拉扯着他和他的妹妹。
至今，我都说不清老陆的父亲是因为什么而早逝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那时候，他还叫陆飞，不叫陆志飞。虽然我们两人家里境况不同，其实都穷，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我从县里的高中肄业，到韩庄短暂地插队，被分在陆飞那一小队里。那一整年，我们一起在田间劳动，一起自学高中课程。我已经记不清那许多纷繁的运动，只记得我和他都不是爱热闹的人。他作为指导我这个傻知青的农民师傅，往往承担了我大量的劳动，交换条件是跟我借书。
我父亲念过大学，常常跟我说起“大学”这个组织。我就把这个信念传递给经常找我借书看的社员朋友陆飞。他问：大学离韩庄很远么？我说很远。他点了点头说：“一定要去！”
其实，我们都去不了大学，我没法被推荐去，他更不可能。这些事究竟什么缘由，我也懒得细说了。后来，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找到一份天平公社蒲桥小学代课教师的工作，免除了插队的劳动之苦。
而陆飞却只能继续在田间劳作。他必须要和他母亲一起养活妹妹。那个像尾巴一样爱跟着他，永远问他要吃的的光脚丫小女孩子。我至今记得她的衣服全是由陆飞的旧衣改成，两个眼睛很大，瘦弱得却像风中的芦苇。
我的工作并不繁重，给小孩子们上课，布置好作业。之后，我便常常站在屋檐下望着空荡荡的田野发呆。陆飞会来找我，还是为了借书，实际上，也因为我是他唯一一个在一起读书的朋友。但他并不在课间惊扰我。他喜欢安静地蹲在学校外的池塘边，用一根芦苇在水面上点点戳戳。
我很好奇他在干吗，他告诉我，那是他在水面上演算数学题目，有时候是写点文字。
我猜他肯定是经常这么干，就问他，干吗不写在沙地上，要是缺笔墨和紙，我可以送给你。他摇了摇头说：“你借给我书就成了，我就写在水上，他们看不见，我是看得见的。你信不信，这方小水塘已经被我写满了，我有这个天赋！”
我哈哈一笑，他也哈哈一笑。是的，他有这个天赋。虽然全村的人都以为他这是想读书读傻了，生了毛病，但我坚信他没有骗我。只要看到他专注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没有胡说。既然我能理解他，他也就更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了。
于是，韩庄周围方圆十里的沟渠塘池，都成了陆飞的稿纸。他利用一切孤独的时间，在上面写着，写着。
在学校里代课教书有两个不错的好处，一个是能搞到很多自修学习的书，另一个就是信息不那么闭塞。1977年，我第一时间就从天平镇的文教委员那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立刻背熟了报名条件，借了老校长的一辆自行车，匆忙忙地从镇上赶到韩庄找陆飞。
那是个秋收的十月，陆飞一如既往地在田间忙碌着。我远远地就喊他：“陆飞，快来，快来，好消息！”
他直起腰，向同在劳作的生产队队长看了一眼，说：“韩老师，什么好消息，你直接说吧，我忙着呢！”
我见他不肯来，就扶着自行车扯开嗓门，把可以高考的消息隔着两亩地告诉他。他听了立刻丢掉手中的活计，像鸟儿一样从稻田之上飞了过来。生产队长这时候却直起了身体，一脸严肃地说：“陆家后生，你不干活，今天算旷工！”
我故意加大了嗓门，对着其他弯腰劳动的青年人说：“都可以考大学了，都可以考大学了！”
那一天，陆飞还是没敢旷工。直到晚上，他才跑到我宿舍外面喊我。详细问清楚了原由，我给他看了刊登消息的报纸。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欣喜若狂，只是不停地搓手，跟我分析：
“我听你说过，好多年以前大学是可以考的。等了这么多年后，才又能考了，说不定明年就变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得考上。以前能考的时候，数理化占的比重很高。这次怎么才能确保考上？我们再突击一遍数理化！因为语文这些补补就能上，数理化在四十几天里怎么补都不可能突飞猛进的，但是我们有准备。我们绝对能成！” 他那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理性，让我觉得这个总在水面上演算的朋友真是不简单。我父亲有一套1963年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堪称奇迹的是，经历这么多年，这套书竟然一本没有丢失。陆飞经常找我借着看的，就是这套书。我不得不承认，他有这方面的天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书中的大部分内容。
最神奇的是，他或许真的是在水面上写满了这套书中的各种演算，完成了自修。当我拿着书突击准备那年冬天的高考时，他甚至能辅导我很多。那一个多月，我的那点工资积蓄全用来打点灯的煤油和请陆飞吃夜宵了。他后来告诉我，为了省点钱，白天他通常只吃一顿，就靠我晚上提供丰盛夜宵保证一天费脑的营养。
那一年冬天的高考，已经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了，有很多的故事可讲。我们都是在提早降临的寒流之中哆哆嗦嗦进入考场的，但内心却都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我可以用高中肄业生的学历去考，而陆飞是以高等中学学历申报的。他的报考资格还是我想办法请父亲开了假证明给他弄来的。因为这件事，陆飞趁机把自己名字也改成“陆志飞”。他说：“你叫韩志学，我就叫陆志飞。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割头不换的兄弟！”我倒非常不习惯这个又瘦又矮、平素里沉默寡言的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热情，笑了笑，没有接他的话茬。不过，我真心觉得“志在飞翔”，这个名字改得挺好。
陆志飞的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都不同意他考试。但是那年，全国求知进学的氛围实在是太强烈了，村里那些从上海来插队的知青们，全都回去考试了。没人能阻挡我们。我强烈地记得，从考场出来的时候，与大部分考懵了的同学不一样，陆志飞神采奕奕，用手捶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相信不，我们成了！到北京，到清华胜利会师！”
或许，他太自信了，生活必然要给这种轻狂的自信一点点小教训。结果几个月之后，我和他收到的，都是一张设立在本县中等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我知道我的原因，的确考分不够高，但至少能到省城去读个师范大学。而陆志飞的成绩真是高，考到省城最好的石城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一心想飞得远，其实也不过就是几十公里的地。
陆小飞非常不解地问我：“为什么，第一年高考不是更按照成绩公平录取么？”
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公平，那是对身在公平的人来说的。对于另外一些人，首先得求公平。”
“也不能怪谁吧，有时候你自己没坚持，只好怪命。你爸不就坚持下来么，他不就求得公平了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县里面管教育的人害怕一次高考把县里所有读书人都给弄走了，没人搞教育，私下命令，把很多从乡镇报名的档案给截住了，统一转录到县里师范学校去。这种命令只执行过一年，也只截住了一批人。我们不偏不巧就在这一批里。很多年以后，我才从退了休的教育局办事人员嘴里得知。”
不过，虽然失望，我还是和陆志飞在师范学校里会师了。他一大早从村里背着行囊安静地走。他的妈妈欢天喜地地把儿子送到村口。只是到了县里的师范念书，她没觉得儿子走多远，心里很踏实。
而他的小妹妹则跟着他走了很久，陆志飞忍不住转过身，恶狠狠地对她说：“我不可能把你带到县里去的！你可以回去吃我的那份粮了。”
那个比陆志飞还要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就一路哭哭啼啼地走回村子了。
陆志飞到镇上找到了我，我们一起搭乘一辆破破烂烂的乡村公交去了县城。一路上，两人精神不佳，互相之间话都没多说。
按理说，我应该比陆志飞更加沮丧才对。因为就算没有那一次高考，我将来也能通过单位举荐、委托培养之类途径到县里的师范进修，甚至到市里的师专、省里的师范大学学习。结果，折腾了这么一下，我还是这样。我的父亲对我非常失望。但我觉得像陆志飞这么禀赋特异的家伙能陪我一块念师范，心理宽慰了很多。
县里的师范有一排排从民国时代留下来的红砖老楼，风格中西结合，非常漂亮。至今都还在。在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县城里，它们迷人，幽静。一眼看去就显得别具一格，我以前到县里时来过很多次，但陆志飞倒真是第一次來。到了校园里，看到一起报到的新生和迎新的老师，他居然笑了起来：“他娘的，好歹是出来了！还成，跟做梦一样！”
我这才觉得他一路的深沉都是装出来的。只要离开韩庄，他总是高兴的。
师范大专班只需要念两年，可以说是速成。可能因为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真实缘由，学校让我们自己选方向。陆志飞选择了数学专业，我却选择了当时最热的中文专业。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年冬天一篇叫《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在到处流传。是陆志飞拿给我看的，只不过，引起他兴趣的是文中人，而引起我兴趣的是作者本身。
因为专业不同，我们两人在中师时反倒是疏远了。两年光阴里，我和一位小我三岁的同班同学小杨谈恋爱了。
陆志飞也谈恋爱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和一位远在南通的女生谈恋爱。方法很独特，靠笔和纸谈恋爱。不过，也没啥可奇怪的，和现在的网恋差不多，那时候很多大众杂志上最后两页都会有读者通联的广告，里面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和兴趣爱好，希望交往一位怎样的异性朋友交流理想和思想。陆志飞就这样认识那个在另一所师范里念书的数学专业的女孩子，和她通信整整五年。
除了这位女笔友，我实在记不清老陆那高龄的青春时光有什么可以怀念的。后来，我问他在信中都和那叫做文英的女孩子谈了些啥。他说主要谈了“哥德巴赫猜想”。足足论证两年，发现全错了，就请文英把信都退了回来，一把火烧掉。
事实后来又证明了，这段通信错的不是讨论数学问题，而完完全全是感情问题。
陆小飞似乎头一次听到自己父亲当年的轶闻，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眼里含着点泪。这时候，他手机响了。他戴上蓝牙耳机，隔着电话与那头的妻儿说明情况。
他挂上电话，我继续讲。
两年倏忽而过，我们面临着分配工作。或许，关于我当年的高考情况，我父亲知道了点底细，觉得错怪我也不应该。一辈子不求人的他费尽心思，把我分配到县城中学教初中。而陆志飞，找不着人，毫无悬念地被分配到距离县城二十公里外的西渠乡初中教书。 完成了这次分配后，在中师时与我相处得不冷不淡的陆志飞突然又跟我熟络起来。他常常骑着车，赶非常远的路到县城里找我喝酒。不过，都是我请他喝，就像当年他辅导我时吃夜宵一样。他的那点工资要省下来一半给他妈妈。每次都由他的妹妹跑几十公里的路来找他要钱，每次他都把妹妹骂哭回家。骂归骂，钱还是给了她。
很快，八十年代到来了。那时候，所有人都满怀信心，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期待，我们都能感到将来的生活会有极其巨大的变化。那阵子，陆志飞的想法特别多，一会说要报名参军，去南方打仗。我就带他去看当时非常罕见的黑白电视机。那台电视告诉我们，南方的仗在跨入八十年代之前就已经打完了，现在只有零星的小仗要打，并不要那么多的人；有阵子，他说要辞了工作出去流浪。不过，那时给外出人打工的机会并不多，在外面乱跑乱做小生意，还可能要被抓起来坐牢的。
事实上，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安安心心又马马虎虎地做他的乡村中学教师。
有时，我会到西渠乡去看看陆志飞。
毫无疑问，他那时候又恢复了在水面上写写画画的习惯。我一直都以为这是他郁郁不得志的表现。后来长期观察才发现，那是他真正出神放松的时刻，就跟有人爱抽烟，有人爱喝酒，我爱读书一样。一穷二白的时代，陆志飞给自己开发出了这么独特的娱乐，把平静的水面当成随意挥洒的纸面。他使用的枝条越来越长，特别喜欢长长的嫩绿芦苇秆，半弯着垂在水面上，随心所欲地写写画画。有那么点像无钩垂钓的姜太公。这种独特的乐趣，我当时虽然无法想象，但还是感同身受。
那时候，我的女友小杨已经被分配到了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了。我们都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人默默攒钱置办“三转一响”。我们已经有了自行车、收音机和电风扇。至于黑白电视机，太奢侈了，没法子想。我们也有了实质的进展，就等着教育局或者学校能分套宿舍，好正式结婚。
我很关心陆志飞的婚恋问题。因为少年时代营养跟不上，加上家庭情况不好，早早负担了很重的劳动，陆志飞个子不高，背还稍稍有点驼，人也显老，所谓的“颜值不高”。更要命的是他很闷，不擅长与人交流。结果，他谈恋爱这件事变得特别拖沓，变成一种水上恋情。中师毕业前后五年，他一直跟那个叫文英的南通女孩子通信，却不曾见面。那个女孩子可能姓田，也可能姓钱。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他说：“谈恋爱，谈恋爱，谈着才有爱，你得见面谈，你们得面对面，你整天写信，这算什么谈恋爱！”
这是他唯一对我信服不疑的一次。在我的鼓动下，他终于动身出发，开始出他这一生之中第一次的远门。转了四趟车，历经十三个小时才从西渠乡中学来到南通的如皋。他回来后告诉我，那个叫文英的女孩子带着她的一个女朋友出来见他，三个人一块吃了顿饭。那女孩子知趣地先走了，留下文英和陆志飞。没说几句话，文英就痛哭不已。
这个痛哭令陆志飞慌了手脚，完全搞不懂文英是什么意思。他在如皋找了一个小旅馆过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就风尘仆仆地又赶回来了。回来第一件事不是来找我汇报情况，而是独自在一条小河边写了一夜的水。
大概過了半个月，我自己忍不住好奇，骑车到西渠乡去找到陆志飞问问情况。他问我：“她那哭哭啼啼一场是什么意思？”
我说：“能有几个意思，压根人家就没想跟你有什么结果，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陆志想了一会子，说：“嗯，显然的，你大概说得对。我就写封信跟她吹了。”
我问，自你离开南通后，她没来信跟你说什么？他说没有。我说：“那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跟她吹了，你快三十的人了，成家立业为重，得有个决断！”
陆志飞就掏出两封都封好口的信。两封信都折叠得皱皱巴巴。他仔细看了看两封信上的标记，哭丧着脸交给我其中一封，说：“那拜托你，经过邮局的时候，把这封绝交信给我寄了！”
我没多说什么。看来，他已经准备好了两封主题内容截然相反的信。交给我的那封背后用铅笔打了个小小的叉，这代表着他失恋了，估计是认认真真写水好久，才从水面上誊到信纸上。这个痴汉，跟任何人都不熟络，甚至对自己的亲妹妹都十分冷漠，不知为何对这桩写在水上的爱情用心这么深。
我看都不看，果断地把他打叉的信塞进了乡里的邮筒。一个月后，又给陆志飞介绍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在县医院上班的护士。那姑娘是小杨的同学，追求她的人有供电局的，有邮电局的，有供销联社的，她居然看上了陆志飞，或许是因为他貌似成熟稳重吧。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家庭出身还是个人境况，这段新恋情也算是对得起陆志飞了。他好像也很快进入角色了，没过三个月，就从西渠乡下学校宿舍搬到那个护士的宿舍。两人同居了，并准备谈婚论嫁的事情。
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叫文英的女孩子居然从南通来找陆志飞，哭得昏天暗地，要跟他再续前缘。原来我走后，陆志飞辗转反侧了两天，最终，又把那封打钩的信给寄了出去。这个家伙！
我被小杨骂着找到陆志飞时，他竟然已经下了决心，从护士的宿舍又搬回了西渠初中。与我同去的小杨凶巴巴地要为同学出头，责问他原由。不知什么时候起，他竟然抽起了烟，躲在烟雾缭绕之后回答小杨：“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不起她。”我就问，老陆，那么你准备跟那个文英正式确定关系？他也摇摇头，说，两个人都对不起，我索性都不要了！
小杨忍不住骂他：“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谁？你以为你算老几，你就是个泥巴扶不上墙的土包子，臭不要脸的黄色流氓、劳改犯！”我慌忙架着她出去。
小杨和我劳师无获，回县城时候，她在自行车后座上恶狠狠地对我说：“韩志学，你要再认陆志飞当朋友，我立马就跟你吹！”
她这句话简直就是一个不祥的预言。经过这场风波，陆志飞倒是在小县城的教育圈子里出名了。慢慢，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向他笼罩过去。那个时代，很多事跟今天不同。有一天，陆志飞灰头土脸地来找我，跟我说：“兄弟，我请你喝酒！”
这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我慌忙给学生们布置点晚自习作业，带着他到县中附近一个小酒馆喝酒。真的喝起了酒，他劈头就说：“兄弟，我们一块考研究生吧。这次一定要远走高飞，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日子，太他妈怂了！” 我被“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吓了一跳。我说，我都要成家立业的人，考研啊，还真遥远。他就不多说了。他的酒我们没喝完，太呛，他的烟我抽了两根，没过滤嘴的春城烟很不好抽。我送了他两包从父亲那儿拿来的飞马香烟，还有一本刊登着小说《人生》的文学杂志。他都收下了，却不说一个谢字。我们其实不欢而散。
1983年，在自己足三十岁的那个秋天，陆志飞全力以赴投入考研究生了。他投考的是石城大学的数学系。那一年，他没有考上，又请我喝酒，还回了那本刊登 《人生》的杂志。他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你给我看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坚定了我要考研走出去的决心！
小杨得知我依旧在跟陆志飞交往，就跟我告吹了。那段时期，我也学陆志飞单身至上，交了很多热爱文学的笔友，天南海北地通信，在小县城里还组织了一个“老朋友诗社”，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也不一心急着结婚成家了。那个八十年代啊，真是美好，我怎么想都觉得是人生里最洒脱的一段光阴。
紧接其后的两年，陆志飞又落榜了两次。这段时间，我被抽调到县教育局帮忙写材料。倒是和小杨又复合了。主要因为在一个单位，说和的人很多。小杨的护士同学也结婚了，那风波也就过去了。
这期间，我常常看到各个乡镇文教助理发上来的教育情况报告。西渠乡的报告总是特别扎眼，说有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数学教师，行为古怪，一心想着考研究生而置自己的学生于不顾，教学成绩一塌糊涂，总是拖后腿，建议县里查实后严肃处理，调离岗位之类。每每看到这样的报告，我都尽力压着。当然，真实的情况总会传到那些掌权人的耳朵里，我压也压不住的。
1986年，三十三岁的陆志飞终于如愿以偿，考中了石城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列第七名。前五名是公费正取名额，后五名则是委托培养名额。他得寻求委托培养。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考试不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将是我的一次转折。
在得知老陆考研成功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去西渠乡找他。我要告诉他县教育局的意见。局里的领导是这么说：“就是这个小子，马马虎虎，心不在焉，为了自己考研耽误了西渠乡的教育事业，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我忍不住劝说那位领导：“他已经心不在焉了，如果实在考不上，也就安心了。既然考上，得饶人处且饶人，您想想当年的陈景润，就算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高抬贵手吧。”那位领导没吭声。
但我到西渠乡找陆志飞时，他竟然不在。学校的同事说他已经旷课一周了，去向不明。我有点失望地返回县城。直到三天以后，陆志飞跑到教育局里找到我，说请我喝酒。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喝的不是酒，是陆志飞带回来的一瓶叫做可乐的东西。那是我们第一次喝可乐。他蓬头垢面，尽管喝着黑乎乎、味道特别的可乐，还是难以掩饰满脸的沮丧。
我问他这几天去哪了，连假都不请就失踪了？
他说，我请假了。我妹妹结婚了。
我问他，你妹妹嫁给怎样的一个人？
他说，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在外做工程的钢筋工，還是一个搞小运输的个体户的，叫不出名，是挺横的一个粗男人。
我很惊讶：“你没有参加你妹的亲事？”
他摇摇头，非常苦恼地说：“我去外面几个学校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委培我。扬州、苏州的学校都说自己的教师有委培指标。又去了河南和安徽的几个大学，人家说不委培外省籍的人，怕最终留不住人。我这次考研，怕又得泡汤了。”
我终于知道这家伙这十来天干什么去了，心里一边骂他没心没肺，对自己妹妹都这么不上心；一边感叹，这小子现在走得还真够远的，十年前还只知道在地里刨食的农民，十年后的心思连我都摸不透了。
他说：我积蓄的那一点钱快用完了，你能不能借我点。我还想跑几家学校问问看。
我如实相告，刚刚和小杨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金星电视机，手头没啥钱了。我们也快要结婚了，还在求别人借点钱。突然，我想到了一点：“你还找什么学校啊，干脆求求自己的导师去呗！”
陆志飞一听，顿时精神一振，眼睛一亮，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第二天，他就动身去了南京，提着一篮子鸡蛋到了石城大学找他要投考的导师。
陆志飞在古柏森森的石大老校园里寻访到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陈明了困境。那位许广厚教授是老民国时代留洋的知识分子，曾是国内数学界颇为知名的专家。那年是他经历多年运动以后，时隔三十年再一次带研究生，因此格外地爱惜人才。
许教授跟他聊了很多专业问题，他的回答令许教授非常满意。许教授十分动情地对他说：“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不容易啊。这样，这篮子鸡蛋你带回去，我不会要。但我一定出面，凭着自己这张不值钱的老脸，向教育部再要一个名额。你回去办手续，开学来上课！”
最要命的问题解决了，陆志飞真心被老师感动了，忍不住双腿一软，给老师跪了。许教授慌忙拉起他说：“使不得使不得，快回去办手续吧！”
这些细节都是陆志飞后来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及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许广厚教授的面，却从心底为这样的教授而感动。在同样的信中，老陆还说，他出了校门，身上所剩钱也无多了，就在广州路上把那篮子鸡蛋卖了，痛痛快快地到夫子庙游览了一圈。
他还折了一根柳枝，在秦淮河的水面上题了一首类似“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打油诗。后来他跟我说，至今河面上还漂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题诗的陆志飞没有想到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县里后还有最难的一道关要过——县教育局不肯放人。局里的那个领导放话了，青年教师陆志飞人品拙劣，德行败坏，身名狼籍，坑了西渠乡的教育，在青年教师中树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反面典型。他就是被免职，也绝不会放陆志飞这样的人去更高的地方，危害社会。
这个论断太霸道，太欺人，杀伤力也太大了。我跟这位局长求情，被骂了回来，找了很多人求情，也被“免谈”二字挡回。我让陆志飞自己去负荆请罪，更别谈有什么结果。陆志飞那段时间简直像被人绑架了一样，怒不可遏，扬言要买刀与此人同归于尽。我还是尽力劝住了他。 我想来想去，所谓“不放人”，无非就是盖一个红印公章的事情。我的未婚妻小杨正好管着局里的公章。那么，这算多大的一件事啊。我实在是憋不下去了。某一天，趁着这个人到外地出差，偷了小杨的钥匙，偷拿了局里的公章出来，盖给了陆志飞。
从我把章盖给他的那一刻，陆志飞满脸的神采就都回来了。他对我连一个谢字都不说，只是重重地说：“你也看到了，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志学，来吧，跟我一块考研，考到石大的中文系，以你的文采，一定会超过写《人生》那作家的！”
我摇了摇头说，你走吧，飞得越远越好。日后，等我结婚成家，一切定当下来再说吧。
陆志飞就这么走了。他刚走，那个领导就回来了。为局里公章被我私窃的事大发雷霆。结果，小杨和我都背上了严重的处分。我被从县中调到距离县城最远的天平镇蒲桥中学。兜了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回去了。
小杨也是气到了极点。她说，你为任何人做这件事我都不计较，你却为了陆志飞这个流氓！小杨告诉我，县里曾经派人找陆志飞谈过话，吓唬他，说因为是偷盖的公章，县里可以认认真真以公函形式告知石城大学取消其入学资格，或者保留诉诸公安、司法的权利。陆志飞随即就把我和小杨给出卖了。看在我父亲为县里教育工作这么多年的分上，局里认为给我的处分算是轻的。
于是，我和小杨又告吹了。这次是真的吹了。我调到蒲桥之后三个月，她就跟一位县交管局的秘书结婚了。
我没有跟陆小飞讲这段往事。
我也不怪陆志飞，在我心里，没有觉得这是他的错。那个年代的人与现在很不一样。我想，就算我没帮他这个忙，能从教育部要到指标的许教授也会出面的。有些人想飞，并不是一两道垂在半空中的绳索就能拦得住。如果不想动，也就会像我这样，像是水草，一辈子扎根在流动的水面之下，尽管随着水流不断地摆动，但始终没有离开半步。
自陆志飞走后，我感觉到，似乎我们的人生也互换了。我竟然也学会了在水面上写诗，静静地看着那些鲜明的句子被刻画在了水面上，然后渐渐漂远，消融。这种消遣，与古人说的流觞曲水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后来，我陆陆续续还收到陆志飞写给我的信，都是从县中转过来的。在信中，他继续劝说我考研走出来，也坚持不懈地跟我诉说着近况，事无巨细，绝不疏漏。我知道他读研很顺利，帮助导师所做的课题也有成效。在毕业那年，他们师生却闹崩了。许教授一心期望着他能留校，继续搞研究。导师跟他说：“外面社会乱糟糟的，你又不是个会闹腾的人，就跟着我继续做下去吧。”
但是陆志飞却一心想着出去工作，背着导师，跑了很多单位去联系工作。他找到了在南京做大领导的同乡。最终，财政厅愿意接受他这样精通数学的高材生。他的导师许教授对他太失望了，发狠要系里压着他的档案。他在信中说，自己就再一次跑到导师面前跪下了，只求了老师一句话：
“老师，我想出人头地！”
我对他说过的“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印象极为深刻。我可以想象出那樣场景，许教授听了这个词必定是无限地厌倦与懊恼，最后挥挥手对他淡淡地说：“你，走吧。”
我在头脑中极其清晰地虚构了这一场景，感觉实在是恨不起来陆志飞这样的朋友。他说他想远走高飞，我也看到他走得那么远，视界变得越来越大。可是，他的魂似乎始终还在韩庄的田野与沟渠之间晃荡。所以，对于陆志飞的来信，我一封都没有回复他。
他固执地给我写了五年的信。我一封都没有回复。
我和陆志飞的人生真的在某一刻，神奇地互换了。因为蒲桥中学数学老师奇缺，我不得不转行教起了初中数学。后来不断进修学习，又教起了高中数学。最后，我竟然变成了一个数学老师。而陆志飞刚开始分到财政厅，并没有到财政口子上去，而是郁郁不得志地做起了一份财政内刊报纸的校对。一干就是五年。在这份刊物里慢慢提拔，成了副主编，从事了文字工作，又转任办公室副主任之类。
后来，我跟“老朋友诗社”一位写儿童诗的诗友结识。她是赵庄村小学的老师。我们很快结了婚，有了个聪明的女儿。而陆志飞在省机关联谊会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结婚之前，他又写封信给我，邀请我到南京参加他的婚礼。同样的，我没有回复他。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光阴健忘。在天平镇，陆志飞早已经从人品拙劣、德行败坏的坏典型，慢慢变成了一个励志的榜样。后来，我偶然听人说他到了江南某个县级市挂职当了几年的副市长。或许，是乡村人能设想到的人生的最高峰了吧。可他的妈妈似乎一直跟着女儿女婿过，从韩庄迁到了邻县，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了。
也从来没听陆志飞回乡过，或者跟韩庄的人、中师的同学、以前其他的同事有什么联系。一旦不给我写信，他算是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了吧。在此之后，我就失去了关心他的兴趣。即便有机会到南京去，也不会想起来联系他。
一晃又是几十年，陆小飞带着我向南京飞驰。恍惚之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带动着，一泻千里。
时间都去哪了？我突然害怕再见到陆志飞，我想，他并不代表过往的喜乐怨恨，而是代表过去的光阴本身。太快了，我瑟瑟发抖，不是激动，而是真的害怕。
午饭后在宾馆稍事休息。下午，陆小飞带着我，到河西奥体之外的某一个小区见到蹲在水边的老陆，他依旧在用一根长而弯曲的芦苇在写水。
老友重逢，一切都淡了。他说：“志学，谢谢你，终于来了！我怕，去找你你不肯见我！”
我没看他的脸，蹲着在旁边看水面。小区的造景很美，很高档。曲折平静的水面像是一览无余的镜子。我开口问他：“一晃这多年。你多少年没写水了，老陆？”
陆志飞说：“几十年了，我不知道该写些啥，不会写了。最近退下来了，突然间才又想起该写什么了。”
我说：“是处级上退下的？”
他说：“厅级。说这个干吗？我们都老了，志学，你竟然比以前还瘦。”
我说：“你走了，我却写了几十年的水。你写过的地方，现在被我写满了。” 陆志飞说：“嗯，你比我厉害。听说你姑娘在美国行医，你怎么没去？”
我一愣，说：“不想去，恋家。”
陆志飞说：“志学啊志学，你就是生我的气，一辈子不肯离开那地方！”
我说：“没有，我都快把你忘干净了。我妈走了，我爸还健在。他脑子不灵光了，天天要训我一顿。我走远了，就没人听他训了。我老婆身体也不好。”
陆志飞圆圆胖胖的脖子里，细细的喉结尖突然一颤，说：“我可没忘了你。我妈也走了，走得太早太急，我没来得及好好孝敬她。”
我说：“老了，就这样，总会孤苦伶仃。听说你要给我一百万，哪来的一百万？”
陆志飞一愣，声音有点发颤，说：“志学，不要多想，清白。你要是写几十年的水，肯定没心思玩基金股票，也不炒房。我是学数学出身，会算，会倒腾这些。你看这一片的房子，随便哪一栋都是几百万的。我给小子留得够多了。这一百万，算是帮我还给老家的。我没脸回去，就这么点用了。你帮忙看看，匿名给那些像我们当年的小孩子。不够，我还有点。”
我懂了他的意思，有点感动，点点头，说好。
陆志飞又问：“老兄弟，这么多年，你真没想过我么？”
我摇摇头说没，我没那么固执。
他就很坚定地说：“假如这一辈子一切能从头再来的话，我一定不会这么过的！”
我就侧过头，看了看他已经变得圆润却苍老的脸，就问他：“那么，陆飞，你会从哪一段起重新开始？”
我暗自猜度，他肯定会说自己应该听从许教授的意见，留在石城大学。或许，是不应该告诉县里的人，是我把公章偷盖给了他。或许，是当初不应该在文英和小杨的护士同学之间摇摆。又或许，是不该考研究生，甚至就不应该读书——可能性太多了，好像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无数“不应该”之中跌跌撞撞活到最后。
我眼前的陆飞很坚定地说：“我离开韩庄的时候，不应该把我的妹妹骂回去，应该带着她走。她短短的一辈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痛——”
他没有说下去。流水无声，陆飞在水面上平静地写着无尽的心事。
就在这一刻，我如释重负，才知道我还是我，他還是他。我们都还是那个在韩庄无尽的田野里写水的人。
陶林，男，1982年5月生，200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批评，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为《凤凰周刊》《新京报》等特约、专栏作家。已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近二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莞与翔文》《红结忆》《丁香岛之恋》《少年幸之旅》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