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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采用文献情报分析法对信息产权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新近动向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热点正在向大数据产权的归属确认、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机制方向集中并将向数据确权机制及其规制建设方向拓展。
关键词 信息产权 大数据产权 确权机制
分类号 G25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12.004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cience analysis toresearch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property right’s history and new trend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hotspot of information property research in China will heads to big data property’s right confirmation， value assessment and pricing mechanism， and extends to the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ul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property. Big data property. Right confirmation mechanism.
1 信息产权研究是时代赋予学人的历史使命
信息产权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学者们对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人类社会信息所表现出的资源属性、产权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与探究。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的全面信息化是催生信息产权研究的源动力，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核心、以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及信息存储与检索技术创新发展为支撑的信息技术革命，促使人类世界很快进入信息化社会，社会信息化的结果是社会信息量呈摩尔定理态势增长、信息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资源而且信息资源价值增长呈梅特卡夫定律态势。信息产权研究活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总体上看，这场社会信息化的技术革命基本上围绕着“信息处理-信息传输-信息存储-信息再处理（情报加工与情报分析）”这一主线深入开展。信息处理技术商业化发展的早期靠的是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技术，商业模式依赖的是知识产权中的软件与数据库版权交易，随着处理、传输和存储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信息服务逐步成为了信息产业的主要商业模式，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信息服务派生的产权问题已经超越了知识产权的范畴，信息产权问题开始走向学术研究的前沿。1984年澳大利亚学者Michael Pendleton的专著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和1987年我国学者郑成思的著作《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被学界视为信息产权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是最早提出信息产权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理论阐释[1]的文章，他们认为信息产权是知识产权的扩展、突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本质。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全面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突破原有知识产权规制体系的信息产权纠纷事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如此的时代背景，很快吸引了大批学者来关注、研究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于是有了美国学者Pamela Samuelson（1991） 的 Is Information Property？、荷兰Kluwer Law International出版社 （1998） 出版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Property等较有影响力的信息产权研究文献[2]。此间，国内信息产权研究主要集中在郑成思（1988，1989）[3-4]、郑胜利（1999）[5]等为数不多的学者之间，他們主要深入分析了从知识产权研究扩展到信息产权研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
此后，随着社会信息化向着虚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网络信息侵权即网上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成了学者和产权诉求当事人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再后来，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产业的突然兴起，大数据交易流通过程中的数据产权与确权问题、大数据中的信息私权或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大数据的清洗策略问题、大数据的交易定价策略机制问题等等，都很现实地呈现在了大数据信息产权当事人和信息产权学者的面前。当今国内，随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重庆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等的纷纷成立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发布，国内在大数据视角下的数据信息产权研究再度升温，在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及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指南中，均对大数据的信息产权问题给予了专题指引，说明新时期的信息产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我们有必要从情报学的角度来认真分析信息产权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新近动向，以期未来的信息产权研究更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2 我国信息产权研究动态的文献情报分析
为了弄清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学术动态和热点演变，我们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报纸和重要会议论文等，起止时间为1988-2015年）为标的库，采用主题检索方法，分别以“信息产权”“信息权益”以及“大数据”并含“产权”作主题词检索，共得到了1000来篇相关文献，将其中重复出现的、内容与主题无关的和新闻报道以及会议征文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献全部剔除之后，剩余866篇文献。下面的文献统计分析便是以这866篇文献为样本进行的。 2.1 年度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我国学者最早在1988年公开发表了关于信息产权的文献（郑成思教授的《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一文），到1993年才有了第二篇关于信息产权的文章，之后，有更多学者加入到信息产权研究的队伍中，相应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产出。这主要是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即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资源突破了原来孤立的数据库状态而开始网上流动，从而使数据库的版权问题升格为信息产权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开始由知识产权向信息产权研究转移。以表1和图1可看出，从1996年开始，信息产权研究的年度文献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05年达到阶段高峰，但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年度文献数量明显下降，直到2013年又突然增长。
在样本文献中，由于会计信息产权研究文献很大一部分是站在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增强资本市场效率的视角（我们有另文研究），与本文所要分析的信息产权研究的专业内容有所出入，因此，有必要舍去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研究的相关文献。图2是在图1的基础上将会计信息产权的相关文献剔除后所展现的年度数量趋势图。
对比图1与图2，可以发现，两图在走势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2000年至2012年间，根据两图走势之间的差异可以判断，图1显示在2005年左右出现国内信息产权研究达到阶段高峰。而图2显示在2012年之前，除去会计信息产权的信息产权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较为缓慢的增长态势，从2013年起，其年度数量增幅突然加大，个中原因尚需后面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出现频度的年度统计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2.2 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年度统计分析
2.2.1 重要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分析
上述866个样本文献中，有26个样本存在没有关键词的情况，因此，有效样本为840个，将这840个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在EXCEL软件上逐篇进行手工录入。在完成了关键词的录入之后，使用“查找”功能分别以“产权”“信息”“数据”“交易”“专利”“权益”“版权”“权利” “著作权”等单词作为核心词汇进行初级查找，并统计每个单词对应查找到的关键词数量。接着对包含这些具体的关键词进行分类和统计，形成二级和三级的统计结果，二级分类中既包括了单词关键词，也包括了两单词组成的关键词，三级分类中既包括了单词关键词，也包括了两单词关键词和三单词关键词（如表2所示），表2中的各级统计量均是以该级别的关键词为核心词汇在EXCEL中查找，而得到的关键词的统计量。
由表2看出，以“信息”和“产权”为核心词汇在已录入样本文献关键词的EXCEL表中查找到包含“信息”和“产权”的关键词统计量为最大，分别达到936个和543个（其中256个“信息产权”统计量是二者交叉含有的），在二级分类和三级分类的统计中，“信息产权”的统计量均为最大值，说明这些样本文献的核心研究内容是围绕“信息”的“产权”问题即“信息产权”而展开的；在二级和三级分类统计中，紧随“信息产权”之后的是“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产权”，说明会计信息的产权研究在整个文献中占有很大比分，这也验证了图1和图2趋势曲线对比差异的原因；表2显示，与“会计信息”对应的三级关键词除了“会计信息”还有“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等，与“信息产权”对应的三级关键词有 “会计信息产权”“审计信息产权”“XBRL信息产权”和“地质信息产权”等，说明我国会计信息产权研究的核心内容偏向于如何通过会计信息市场来解决会计信息失真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同时说明财会、审计、金融、地质等专业与行业信息产权研究比较活跃；表2统计的含有“知识产权”一词和“产权界定”一词的关键词分别为96个和53个，其中三级“知识产权”关键词和“产权界定”关键词分别为56个和46个，一方面说明信息产权研究与知识产权研究有着较大的重叠交叉领域，一方面说明信息与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即确权研究占据了很大比分，说明信息确权问题是信息产权研究的重大核心内容。另外两个二级高频关键词是“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分别达37个和36个，说明大数据的产权问题与个人信息的权益问题也是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重要内容；三级高频关键词还包括了“信息权利”“信息权益”“权益保护”等，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内容上还比较关注信息产权利益及信息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
2.2.2 研究热点演变的關键词年度频次趋势分析
为了把握信息产权研究的热点演变，我们将二级分类的9个高频关键词按照年度出现频次制成如图3所示的折线趋势图并加以分析：
由图3看出，“会计信息”与“信息产权”词频的年度趋势变化较为相像，在2002年以前增长均较缓慢，在2003年至2005年间突然快速增长，而后又呈现下滑趋势。结合图1与图2的对比分析及表2与表3的概念逻辑分析，可以推定2005年左右的文献数量增长高峰基本上是由会计信息产权研究文献的增长所带动的。这一时段正值我国行业标准“JR/T 0021—200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的研制与应用推广，国内会计信息产权和XBRL信息产权研究热潮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产权界定”的词频虽然明显低于“信息产权”，但在频次变化趋势上有明显的同向特征，说明信息产权界定或信息确权方面的研究文献与信息产权研究文献的年度变化呈正相关；“知识产权”的词频变化在2012年之前总体上与“产权”“交易费用”和“信息披露”这3个的词频变化趋势较为相近，也较为平缓，但从2013年起，其与“大数据”“个人信息”一起呈现“异军突起”之状，说明自2013年开始，大数据的产权问题及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和个人信息权利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原有的信息产权研究，成为了新时期信息产权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图3显示，在2009年之前“个人信息”的统计量几乎为0，统计量的出现伴随着下滑中的“信息产权”在2010年出现了小反转，说明个人信息权益问题在2010年之后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重视；在2012年之前“大数据”的统计量一直为0，2013年一经出现即呈爆发性增长态势，说明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突然兴起及其引发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热潮，激发了信息产权研究热点向大数据产权研究的转变。为了验证上述统计分析结论，我们再对我国信息产权研究文献作以下的具体内容分析。 3 我国信息产权研究文献内容的学术视角分析
“信息产权”是一个复合词，“产权”是核心，“信息”是定语，“产权”既属经济学范畴也属法学范畴，这里的 “信息”，既有信息技术的内涵，也有信息资源的内涵，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信息资源，它们都存在产权问题。因此，国内学者都纷纷从各自學科视角对“信息产权”进行深入研究。
3.1 信息法学研究视角
如前所述，被视为信息产权研究开山之作的Michael Pendleton的专著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和郑成思的《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著作，以及Jessica Litman教授在Stanford Law Review杂志刊载的Information Privacy/Information Property[6]等，都是从法学视角来讨论信息产权问题的，而且郑成思还认为信息财产作为信息社会的主要财产，需建立《信息产权法》来保护[7]。之后，国内的一批法学工作者纷纷加入信息产权研究队伍。郑胜利和袁泳（1999）[5]、陈益军和张军（2001）[8]等从法学的视角肯定和继承了信息产权这一概念，并提出了信息产权立法的相关建议，扩大了信息产权在学界的影响力；郑成思（2003）[1]、刘春田（2003）[9]、蒋万来（2004）[10]、冯晓青（2005）[11]、黄汇（2007）[12]、孙璐（2008）[13]、向波（2011）[14]等针对知识和信息的内涵界定、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的客体对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推动了学界对信息产权客体对象的基础性研究；杨宏玲和黄瑞华（2003）[15]、张振亮（2009）[16]等对信息产权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属性的深入分析，很好地促进了信息产权法制理论建设，丰富了信息产权的理论研究；在具体的信息产权法制建设实践研究方面也出产了不少重要成果，如张新宝（2015）[17]从多方利益再衡量的角度提出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并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建设进行了制度方案设计。总之，对信息产权客体对象范畴的基础性研究、信息产权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的研究是国内法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内容。
3.2 信息经济学研究视角
信息成为产品、商品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不少学者从信息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信息资源、信息产品的生产激励问题及信息产权制度建设问题，如王芳与赖茂生（2003）[18]讨论了信息资源的6大经济学特征并认为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产权界定上；张淑彩（2006）[19]立足经济学视野探讨了金融信息产权界定和金融信息产权有效履行及其深层次的作用机理问题；金雪梅（2001）[20]则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建立信息产权制度的必要性，提出须通过解决信息产品的投资回报问题，来鼓励对信息产品的有效投资和使用等等。
3.3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但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地位不断提升，且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途径和传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应对当今的信息经济时问题重重，这激发了众多信息资源管理和情报学学者去关注和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及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面对网上信息传播新模式时的应用挑战，从而产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意义的信息产权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邱均平等（2001）[21-22]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问题，比较研究了中美两国在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思想上的差异，提出了在网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管理中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陈传夫（2003）[23]极为关注信息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问题，认为建立好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并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安排，是矛盾解决的关键；王芳（2005）[24]研究了政府信息资源进行产权界定问题，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的所有权、转让权与收益权的性质决定政府信息资源应该公开与共享；夏义堃（2007）[25]从产权角度论证了公共信息资源单一政府管理的种种弊端，进而指出应针对公共信息资源的不同产权性质来选择制度供给路径。
3.4 信息技术研究视角
信息化时代，无论是从信息产权保护角度还是从信息产权权利主体及其权益的确认角度考虑，都离不开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最主要的是可逆数据隐藏技术及数据溯源技术的应用，利用数字水印和电子签名技术等来实现信息产权的认证、保护和追溯是目前的普遍做法。但这些技术方法或多或少总存在某些漏洞或不足，于是就有了IT学者对这些技术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的探讨。如何建邦等（2010）[26]对数字水印版权标记应用于地理信息资源产权保护的技术研究；彭浩（2011）[27]利用图像统计特征直方图来进行鲁棒水印的嵌入来提高鲁棒性和不可感知性的研究；李蒙（2014）[28]从提高鲁棒性保密性的角度提出了基于提升小波的数字水印方法；高光勇，龚金林（2014）[29]提出一种利用最新的压缩感知理论及智能可逆水印技术来实现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对数字作品提供版权基本认证的同时，还可以达到篡改定位、篡改内容恢复以及数字作品的智能可逆还原目的的无损认证方法。数据溯源技术原本是为了在科学研究中校核数据质量和追溯数据责任而兴起的一种情报技术，从方法论上讲该种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对信息资源产权归属的溯源追踪，戴超凡（2010）、明华（2012） 等对数据溯源技术作了综述性研究，李亚子（2007）、沈志宏（2011） 等对数据溯源的标注模式与表达模型的研究，倪静、孟宪学（2013）对数据溯源描述语言的比较研究等，对信息产权的溯源确认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此外，源于司法鉴定的电子取证技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知识与信息产权保护领域，特别是最近兴起的存证戳与存证云技术 ，可作为信息产权标引的一种技术手段，对信息产权保护与权责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4 网络环境下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学术轨迹
4.1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显现为信息产权问题
图3显示，除了“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其它7个关键词的年度频次均在2000年前后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而此时期互联网热潮在我国开始兴起，网络环境下的诸多知识产权问题开始转化为信息产权问题。网络环境下的虚拟数字技术既改变了传统知识作品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将传统的文字、美术、摄影、动画等作品进行数字化表达的数字化作品，又产生了形式新颖的数字式作品如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和多媒体作品等。颜祥林和张雅希（2000）[30]将数字化作品和数字式作品统称为数字作品。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复制变得方便快捷，并且使信息由传统的单向一维的流动方式转变为灵活的网状交叉模式，从而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产品和知识作品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已无法应对这种改变，传统知识产品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及其传播途径的网络化和多样化，使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主体权益保护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原有的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显现为信息产权问题，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产权研究自然成了知识产权研究的领域延伸。
4.2 网络环境下信息产权研究热点转换的必然性
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原有知识产权制度面临诸多挑战，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和网上信息资源的侵权问题已然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正因为此，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普及，相继出现了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和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等数字式作品的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的学术思考，以及从数字作品的网络传播视角对其相关权益保护的系统研究，更有基于博弈分析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信息资源版权保护及其制度完善策略研究等[31]。这些研究均表明，互联网络环境下原有的著作版权法规已经不适应新的知识信息生产传播规律与规制需要，亟待一种覆盖性更广、更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信息产权法规制度体系的建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一新型生产力的发展，使传统的知识产权体制这一生产关系不再相适应，亟需改革这一生产关系，建立健全信息产权制度成为时代必然。因而，很多学者都主张在传统知识产权概念的基础上设立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信息产权这一上位概念，并希望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产权制度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从而推动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5 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信息產权研究的新动向
经过近30年的探讨，在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与信息产权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套较为完整的信息产权理论体系已经形成，21世纪10年代末期信息产权研究成果出产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由前文的文献情报量化分析可知，自2013年起我国学者掀起了大数据研究热潮，尤其是随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重庆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等的纷纷成立，大数据的信息产权问题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场讨论不再局限于对信息产权的经济、法律属性与产权维护的学术研究，而是推向了对大数据信息产权的归属确认、价值评估及数据流通过程中产权价值的再分配与交易定价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如王融（2015）[32]认为清晰的产权归属是大数据交易的前提与基础；吴江（2015）[33]认为数据交易的本质就是数据产权的转让，其前提是产权界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2015）[34]把数据定价技术列为大数据的十个技术前沿之一，他认为“数据有价”首先要确保数据的权利；刘玉（2014）[35]认为大数据属于无形资产范畴，探讨了如何给数据估值和对数据资产的确认与计量问题等等。
由图3可知，“个人信息”作为高频词于2010年开始显现并于2013年与“大数据”的频次一起双双突增，这说明“个人信息”安全与权益问题在2013年前后与大数据的产权问题同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强化大数据开发利用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张新宝（2015）[17]提出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王融（2015）[32]分别从个人用户和企业两个角度对数据产权进行了分析，提出原始和底层的个人数据，所有权归用户本人所有，而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经过充分匿名化获得的数据集，企业享有限制性的所有权；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问题在西方被称为遗忘权保护，被翻译成中文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2013） 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一书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伍艳（2013） [36]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改革实践的视角研究了网络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问题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王茜茹和马海群（2015） [37]研究了开放数据视域下被遗忘权法律规制的国际发展动向，及在开放数据运动中如何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快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
6 结语
综上分析，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内容动向与演进脉络基本上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与信息资源产权的理论研究；二是知识与信息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三是信息资源产权的经济学研究；四是个人信息与商业机密信息的法律保护研究；五是专业及行业信息资源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保护技术研究；六是信息资源产权交易实践研究。
在互联网络的普及下，数字化作品的产权保护问题突破原有的知识产权规制框架，向更广泛、更细致、更具体的信息产权研究方向转进；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热点正在向大数据产权的归属确认、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机制方向集中。相信，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指引下，大数据资源的确权机制及其规制建设将会成为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下一个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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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权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学者们对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人类社会信息所表现出的资源属性、产权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与探究。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的全面信息化是催生信息产权研究的源动力，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核心、以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及信息存储与检索技术创新发展为支撑的信息技术革命，促使人类世界很快进入信息化社会，社会信息化的结果是社会信息量呈摩尔定理态势增长、信息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资源而且信息资源价值增长呈梅特卡夫定律态势。信息产权研究活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总体上看，这场社会信息化的技术革命基本上围绕着“信息处理-信息传输-信息存储-信息再处理（情报加工与情报分析）”这一主线深入开展。信息处理技术商业化发展的早期靠的是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技术，商业模式依赖的是知识产权中的软件与数据库版权交易，随着处理、传输和存储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信息服务逐步成为了信息产业的主要商业模式，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信息服务派生的产权问题已经超越了知识产权的范畴，信息产权问题开始走向学术研究的前沿。1984年澳大利亚学者Michael Pendleton的专著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和1987年我国学者郑成思的著作《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被学界视为信息产权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是最早提出信息产权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理论阐释[1]的文章，他们认为信息产权是知识产权的扩展、突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本质。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全面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突破原有知识产权规制体系的信息产权纠纷事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如此的时代背景，很快吸引了大批学者来关注、研究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于是有了美国学者Pamela Samuelson（1991） 的 Is Information Property？、荷兰Kluwer Law International出版社 （1998） 出版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Property等较有影响力的信息产权研究文献[2]。此间，国内信息产权研究主要集中在郑成思（1988，1989）[3-4]、郑胜利（1999）[5]等为数不多的学者之间，他們主要深入分析了从知识产权研究扩展到信息产权研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
此后，随着社会信息化向着虚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网络信息侵权即网上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成了学者和产权诉求当事人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再后来，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产业的突然兴起，大数据交易流通过程中的数据产权与确权问题、大数据中的信息私权或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大数据的清洗策略问题、大数据的交易定价策略机制问题等等，都很现实地呈现在了大数据信息产权当事人和信息产权学者的面前。当今国内，随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重庆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等的纷纷成立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发布，国内在大数据视角下的数据信息产权研究再度升温，在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及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指南中，均对大数据的信息产权问题给予了专题指引，说明新时期的信息产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我们有必要从情报学的角度来认真分析信息产权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新近动向，以期未来的信息产权研究更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2 我国信息产权研究动态的文献情报分析
为了弄清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学术动态和热点演变，我们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报纸和重要会议论文等，起止时间为1988-2015年）为标的库，采用主题检索方法，分别以“信息产权”“信息权益”以及“大数据”并含“产权”作主题词检索，共得到了1000来篇相关文献，将其中重复出现的、内容与主题无关的和新闻报道以及会议征文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献全部剔除之后，剩余866篇文献。下面的文献统计分析便是以这866篇文献为样本进行的。 2.1 年度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我国学者最早在1988年公开发表了关于信息产权的文献（郑成思教授的《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一文），到1993年才有了第二篇关于信息产权的文章，之后，有更多学者加入到信息产权研究的队伍中，相应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产出。这主要是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即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资源突破了原来孤立的数据库状态而开始网上流动，从而使数据库的版权问题升格为信息产权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开始由知识产权向信息产权研究转移。以表1和图1可看出，从1996年开始，信息产权研究的年度文献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05年达到阶段高峰，但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年度文献数量明显下降，直到2013年又突然增长。
在样本文献中，由于会计信息产权研究文献很大一部分是站在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增强资本市场效率的视角（我们有另文研究），与本文所要分析的信息产权研究的专业内容有所出入，因此，有必要舍去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研究的相关文献。图2是在图1的基础上将会计信息产权的相关文献剔除后所展现的年度数量趋势图。
对比图1与图2，可以发现，两图在走势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2000年至2012年间，根据两图走势之间的差异可以判断，图1显示在2005年左右出现国内信息产权研究达到阶段高峰。而图2显示在2012年之前，除去会计信息产权的信息产权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较为缓慢的增长态势，从2013年起，其年度数量增幅突然加大，个中原因尚需后面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出现频度的年度统计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2.2 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年度统计分析
2.2.1 重要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分析
上述866个样本文献中，有26个样本存在没有关键词的情况，因此，有效样本为840个，将这840个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在EXCEL软件上逐篇进行手工录入。在完成了关键词的录入之后，使用“查找”功能分别以“产权”“信息”“数据”“交易”“专利”“权益”“版权”“权利” “著作权”等单词作为核心词汇进行初级查找，并统计每个单词对应查找到的关键词数量。接着对包含这些具体的关键词进行分类和统计，形成二级和三级的统计结果，二级分类中既包括了单词关键词，也包括了两单词组成的关键词，三级分类中既包括了单词关键词，也包括了两单词关键词和三单词关键词（如表2所示），表2中的各级统计量均是以该级别的关键词为核心词汇在EXCEL中查找，而得到的关键词的统计量。
由表2看出，以“信息”和“产权”为核心词汇在已录入样本文献关键词的EXCEL表中查找到包含“信息”和“产权”的关键词统计量为最大，分别达到936个和543个（其中256个“信息产权”统计量是二者交叉含有的），在二级分类和三级分类的统计中，“信息产权”的统计量均为最大值，说明这些样本文献的核心研究内容是围绕“信息”的“产权”问题即“信息产权”而展开的；在二级和三级分类统计中，紧随“信息产权”之后的是“会计信息”和“会计信息产权”，说明会计信息的产权研究在整个文献中占有很大比分，这也验证了图1和图2趋势曲线对比差异的原因；表2显示，与“会计信息”对应的三级关键词除了“会计信息”还有“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等，与“信息产权”对应的三级关键词有 “会计信息产权”“审计信息产权”“XBRL信息产权”和“地质信息产权”等，说明我国会计信息产权研究的核心内容偏向于如何通过会计信息市场来解决会计信息失真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同时说明财会、审计、金融、地质等专业与行业信息产权研究比较活跃；表2统计的含有“知识产权”一词和“产权界定”一词的关键词分别为96个和53个，其中三级“知识产权”关键词和“产权界定”关键词分别为56个和46个，一方面说明信息产权研究与知识产权研究有着较大的重叠交叉领域，一方面说明信息与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即确权研究占据了很大比分，说明信息确权问题是信息产权研究的重大核心内容。另外两个二级高频关键词是“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分别达37个和36个，说明大数据的产权问题与个人信息的权益问题也是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重要内容；三级高频关键词还包括了“信息权利”“信息权益”“权益保护”等，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内容上还比较关注信息产权利益及信息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
2.2.2 研究热点演变的關键词年度频次趋势分析
为了把握信息产权研究的热点演变，我们将二级分类的9个高频关键词按照年度出现频次制成如图3所示的折线趋势图并加以分析：
由图3看出，“会计信息”与“信息产权”词频的年度趋势变化较为相像，在2002年以前增长均较缓慢，在2003年至2005年间突然快速增长，而后又呈现下滑趋势。结合图1与图2的对比分析及表2与表3的概念逻辑分析，可以推定2005年左右的文献数量增长高峰基本上是由会计信息产权研究文献的增长所带动的。这一时段正值我国行业标准“JR/T 0021—200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的研制与应用推广，国内会计信息产权和XBRL信息产权研究热潮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产权界定”的词频虽然明显低于“信息产权”，但在频次变化趋势上有明显的同向特征，说明信息产权界定或信息确权方面的研究文献与信息产权研究文献的年度变化呈正相关；“知识产权”的词频变化在2012年之前总体上与“产权”“交易费用”和“信息披露”这3个的词频变化趋势较为相近，也较为平缓，但从2013年起，其与“大数据”“个人信息”一起呈现“异军突起”之状，说明自2013年开始，大数据的产权问题及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和个人信息权利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原有的信息产权研究，成为了新时期信息产权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图3显示，在2009年之前“个人信息”的统计量几乎为0，统计量的出现伴随着下滑中的“信息产权”在2010年出现了小反转，说明个人信息权益问题在2010年之后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重视；在2012年之前“大数据”的统计量一直为0，2013年一经出现即呈爆发性增长态势，说明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突然兴起及其引发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热潮，激发了信息产权研究热点向大数据产权研究的转变。为了验证上述统计分析结论，我们再对我国信息产权研究文献作以下的具体内容分析。 3 我国信息产权研究文献内容的学术视角分析
“信息产权”是一个复合词，“产权”是核心，“信息”是定语，“产权”既属经济学范畴也属法学范畴，这里的 “信息”，既有信息技术的内涵，也有信息资源的内涵，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信息资源，它们都存在产权问题。因此，国内学者都纷纷从各自學科视角对“信息产权”进行深入研究。
3.1 信息法学研究视角
如前所述，被视为信息产权研究开山之作的Michael Pendleton的专著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和郑成思的《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著作，以及Jessica Litman教授在Stanford Law Review杂志刊载的Information Privacy/Information Property[6]等，都是从法学视角来讨论信息产权问题的，而且郑成思还认为信息财产作为信息社会的主要财产，需建立《信息产权法》来保护[7]。之后，国内的一批法学工作者纷纷加入信息产权研究队伍。郑胜利和袁泳（1999）[5]、陈益军和张军（2001）[8]等从法学的视角肯定和继承了信息产权这一概念，并提出了信息产权立法的相关建议，扩大了信息产权在学界的影响力；郑成思（2003）[1]、刘春田（2003）[9]、蒋万来（2004）[10]、冯晓青（2005）[11]、黄汇（2007）[12]、孙璐（2008）[13]、向波（2011）[14]等针对知识和信息的内涵界定、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的客体对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推动了学界对信息产权客体对象的基础性研究；杨宏玲和黄瑞华（2003）[15]、张振亮（2009）[16]等对信息产权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属性的深入分析，很好地促进了信息产权法制理论建设，丰富了信息产权的理论研究；在具体的信息产权法制建设实践研究方面也出产了不少重要成果，如张新宝（2015）[17]从多方利益再衡量的角度提出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并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建设进行了制度方案设计。总之，对信息产权客体对象范畴的基础性研究、信息产权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的研究是国内法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内容。
3.2 信息经济学研究视角
信息成为产品、商品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不少学者从信息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信息资源、信息产品的生产激励问题及信息产权制度建设问题，如王芳与赖茂生（2003）[18]讨论了信息资源的6大经济学特征并认为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产权界定上；张淑彩（2006）[19]立足经济学视野探讨了金融信息产权界定和金融信息产权有效履行及其深层次的作用机理问题；金雪梅（2001）[20]则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建立信息产权制度的必要性，提出须通过解决信息产品的投资回报问题，来鼓励对信息产品的有效投资和使用等等。
3.3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但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地位不断提升，且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途径和传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应对当今的信息经济时问题重重，这激发了众多信息资源管理和情报学学者去关注和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产权问题及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面对网上信息传播新模式时的应用挑战，从而产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意义的信息产权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邱均平等（2001）[21-22]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问题，比较研究了中美两国在网络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思想上的差异，提出了在网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管理中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陈传夫（2003）[23]极为关注信息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问题，认为建立好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并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安排，是矛盾解决的关键；王芳（2005）[24]研究了政府信息资源进行产权界定问题，认为政府信息资源的所有权、转让权与收益权的性质决定政府信息资源应该公开与共享；夏义堃（2007）[25]从产权角度论证了公共信息资源单一政府管理的种种弊端，进而指出应针对公共信息资源的不同产权性质来选择制度供给路径。
3.4 信息技术研究视角
信息化时代，无论是从信息产权保护角度还是从信息产权权利主体及其权益的确认角度考虑，都离不开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最主要的是可逆数据隐藏技术及数据溯源技术的应用，利用数字水印和电子签名技术等来实现信息产权的认证、保护和追溯是目前的普遍做法。但这些技术方法或多或少总存在某些漏洞或不足，于是就有了IT学者对这些技术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的探讨。如何建邦等（2010）[26]对数字水印版权标记应用于地理信息资源产权保护的技术研究；彭浩（2011）[27]利用图像统计特征直方图来进行鲁棒水印的嵌入来提高鲁棒性和不可感知性的研究；李蒙（2014）[28]从提高鲁棒性保密性的角度提出了基于提升小波的数字水印方法；高光勇，龚金林（2014）[29]提出一种利用最新的压缩感知理论及智能可逆水印技术来实现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对数字作品提供版权基本认证的同时，还可以达到篡改定位、篡改内容恢复以及数字作品的智能可逆还原目的的无损认证方法。数据溯源技术原本是为了在科学研究中校核数据质量和追溯数据责任而兴起的一种情报技术，从方法论上讲该种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对信息资源产权归属的溯源追踪，戴超凡（2010）、明华（2012） 等对数据溯源技术作了综述性研究，李亚子（2007）、沈志宏（2011） 等对数据溯源的标注模式与表达模型的研究，倪静、孟宪学（2013）对数据溯源描述语言的比较研究等，对信息产权的溯源确认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此外，源于司法鉴定的电子取证技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知识与信息产权保护领域，特别是最近兴起的存证戳与存证云技术 ，可作为信息产权标引的一种技术手段，对信息产权保护与权责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4 网络环境下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学术轨迹
4.1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显现为信息产权问题
图3显示，除了“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其它7个关键词的年度频次均在2000年前后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而此时期互联网热潮在我国开始兴起，网络环境下的诸多知识产权问题开始转化为信息产权问题。网络环境下的虚拟数字技术既改变了传统知识作品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将传统的文字、美术、摄影、动画等作品进行数字化表达的数字化作品，又产生了形式新颖的数字式作品如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和多媒体作品等。颜祥林和张雅希（2000）[30]将数字化作品和数字式作品统称为数字作品。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复制变得方便快捷，并且使信息由传统的单向一维的流动方式转变为灵活的网状交叉模式，从而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产品和知识作品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已无法应对这种改变，传统知识产品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及其传播途径的网络化和多样化，使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主体权益保护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原有的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显现为信息产权问题，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产权研究自然成了知识产权研究的领域延伸。
4.2 网络环境下信息产权研究热点转换的必然性
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原有知识产权制度面临诸多挑战，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和网上信息资源的侵权问题已然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正因为此，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普及，相继出现了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和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等数字式作品的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的学术思考，以及从数字作品的网络传播视角对其相关权益保护的系统研究，更有基于博弈分析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信息资源版权保护及其制度完善策略研究等[31]。这些研究均表明，互联网络环境下原有的著作版权法规已经不适应新的知识信息生产传播规律与规制需要，亟待一种覆盖性更广、更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信息产权法规制度体系的建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一新型生产力的发展，使传统的知识产权体制这一生产关系不再相适应，亟需改革这一生产关系，建立健全信息产权制度成为时代必然。因而，很多学者都主张在传统知识产权概念的基础上设立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信息产权这一上位概念，并希望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产权制度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从而推动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5 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信息產权研究的新动向
经过近30年的探讨，在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与信息产权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套较为完整的信息产权理论体系已经形成，21世纪10年代末期信息产权研究成果出产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由前文的文献情报量化分析可知，自2013年起我国学者掀起了大数据研究热潮，尤其是随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重庆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等的纷纷成立，大数据的信息产权问题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场讨论不再局限于对信息产权的经济、法律属性与产权维护的学术研究，而是推向了对大数据信息产权的归属确认、价值评估及数据流通过程中产权价值的再分配与交易定价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如王融（2015）[32]认为清晰的产权归属是大数据交易的前提与基础；吴江（2015）[33]认为数据交易的本质就是数据产权的转让，其前提是产权界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2015）[34]把数据定价技术列为大数据的十个技术前沿之一，他认为“数据有价”首先要确保数据的权利；刘玉（2014）[35]认为大数据属于无形资产范畴，探讨了如何给数据估值和对数据资产的确认与计量问题等等。
由图3可知，“个人信息”作为高频词于2010年开始显现并于2013年与“大数据”的频次一起双双突增，这说明“个人信息”安全与权益问题在2013年前后与大数据的产权问题同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强化大数据开发利用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张新宝（2015）[17]提出了“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王融（2015）[32]分别从个人用户和企业两个角度对数据产权进行了分析，提出原始和底层的个人数据，所有权归用户本人所有，而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经过充分匿名化获得的数据集，企业享有限制性的所有权；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问题在西方被称为遗忘权保护，被翻译成中文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2013） 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一书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伍艳（2013） [36]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改革实践的视角研究了网络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问题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王茜茹和马海群（2015） [37]研究了开放数据视域下被遗忘权法律规制的国际发展动向，及在开放数据运动中如何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快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
6 结语
综上分析，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内容动向与演进脉络基本上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与信息资源产权的理论研究；二是知识与信息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三是信息资源产权的经济学研究；四是个人信息与商业机密信息的法律保护研究；五是专业及行业信息资源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保护技术研究；六是信息资源产权交易实践研究。
在互联网络的普及下，数字化作品的产权保护问题突破原有的知识产权规制框架，向更广泛、更细致、更具体的信息产权研究方向转进；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热点正在向大数据产权的归属确认、价值评估与交易定价机制方向集中。相信，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指引下，大数据资源的确权机制及其规制建设将会成为我国信息产权研究的下一个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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