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到过一间私塾。这是一所百余年前的小学堂。我们走进堂屋后，看到左边的房间是课室，里面只有两张方桌，至多能坐十几个孩子；右边的房间是教书先生的住房。我猜想这所“学校”可能只有一位教书先生。在堂屋前面的柱子上有一幅对联：“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看到这幅对联，我顿时对这间“学校”、对这位教书先生肃然起敬——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竟是这位籍籍无名的教书先生的教育理想。
　　我不由得想起北京四中的首任校长王道元先生。1912年，33岁的王道元先生在北京四中辦学的危难时刻走马上任。上任伊始，王道元先生就提出，四中的学生要“学科学、学世界、学做人”。尽管当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刚刚结束，尽管旧都城中尚处处弥漫着陈腐习气，尽管北京四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平民阶层甚至边远农家，但他仍对学生提出了很高的期望——“要对风化抱着改良的愿望，对国是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心”，他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社会中坚人物……”，他对学生提出的人生目标就是“学无止境致用亦无止境”“厚其积储以大效于世”。正是这样的学校文化的熏染，才能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学生。2014年，北京四中全体高三毕业生在一幅书写着“厚其积储大效于世”的大字横卷上按下自己的手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母校也是向社会做出郑重的承诺。
　　从私塾对联和王道元校长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教育前辈心中崇高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境界。他们兴办教育和投身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所谓学生的成功，不是为了让学生成官成名而与有荣焉，更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陋习，促进国家进步。前辈们的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情怀，不仅是被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所激发，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古老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文化的土壤之中。
　　《学记》中写道，“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学记》中对教育各个阶段的目标也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学生获取了知识，培养了能力，还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成功之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形成坚定的信仰，要使社会风气和习俗变得更好。
　　与一二百年前的社会和学堂相比，我们今天无疑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一二百年前的学堂教学，不论是教育技术、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和教育模式都无法与现在相比。但是，不论教育的实施方法和过程如何，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没有改变，也不应当改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是立德树人。教育应当始终考虑的问题是，要为未来的不断进步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今天的学生终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因此，学校是什么样子，未来的社会就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和反问的是，我们是否具有前辈们崇高的教育理想境界和博大的教育情怀呢？当前的一些现象令人不得不忧。我曾从网络上看到某学校高考前的冲刺誓词：“……我们是一群狼，一群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血狼……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是狼，一群吃肉的狼……”我也曾看到某城市在当年科举考场的附近搭建了古代官帽造型的彩灯。联想到社会上时而出现的对状元的过度推捧，每年高考后一些餐馆推出的“飞黄腾达宴”“金榜题名宴”“平步青云宴”，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其根源仍然是教育的价值观问题。
　　中华民族的无数教育先辈是怀抱救亡图存的伟大理想兴办或投身教育的。今天，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教育是关键的基础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目标，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是让青少年自觉地将个人的发展、成功和幸福，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文明进步统一起来，将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的幸福结合起来。我们要让孩子们懂得，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结合，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也只有当每个人的人生追求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相一致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