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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镇上热闹的日子,也是警察忙碌的日子。这一天如果接到镇上报警不出警,很可能一件小事会变成恶性事件,甚至是人命案
小镇印象
坡贡镇府在黔西南山区一条狭长狭长的街上,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多分钟。如果不是街上有几个染着红头发的少年,人们仿佛置身于上世纪70年代。
这个地处三县交界位置的安静小镇,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看似祥和而太平。
每周二是这里赶场的日子,镇上热热闹闹,附近的农民们背着背篓,卖些农产品,挣上零花钱,然后买上日用品。
赶集的那天,饭饱酒足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最容易发生打架斗殴。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记得,镇上最近的一桩命案发生在2009年元旦前夕,几个人在摇骰子赌钱,为了几元钱起争执,一个60多岁的刑满释放人员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老人用尖刀捅死。
2010年元旦后的第二周,镇上又险些发生另一起命案,伤者身中数刀,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对世代居住在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既见多了这样的打架斗殴,也见多了近十年来轮班换的派出所所长。2008年3月到任的派出所长副所长张磊在他们眼中,至今仍是一位新人。张磊到来以后,打架斗殴的情况并未有好转,但坡贡街上却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
一个染着红头发、20岁左右的年轻人清晰记得他亲眼所见的新所长(因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镇上直接称张磊为所长)张磊的“威武”。那次,张磊看到镇上一户人家敞开门在赌博,他闯进去,打牌的人见状正准备卷钱逃跑,他往前一扑,和一位打牌的人同时抓住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百元大钞被撕成两半。
这位年轻人说,当时牌桌边围观的人太多,张磊不敢动粗,于是就把脾气发在了这家店对面的一个“拉砣砣”的人身上。张磊举起身边的一个小板凳,猛地砸向正在收拾装箱的砣砣,箱子被砸得稀巴烂。
“拉砣砣”是一种兼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游戏,玩家先押一张牌,并下赌注,镇上人的赌注一般都是一两元钱。如果玩家猜对了,就获得赌注两倍的钱,如果猜错了,押金也退不回。镇上的退休干部说,张磊来后,“拉砣砣”的人每天要向派出所交50元管理费。“拉砣砣”的利润并不高,交管理费利润就无几了。于是,这些人就不敢随便来到坡贡镇“做生意”了。
两个女算命先生与“拉砣砣”的人有相同的命运,她们的行为被张磊认为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她们被带到了坡贡镇派出所,不仅被没收了算命道具,而且还被关了几小时。类似的算命活动,在附近乡镇及县城并不少见,但他们也不敢来坡贡了。
基层困境
坡贡镇派出所的管辖范围远不只是那条狭长的坡贡街,还包括交通十分不便、分散在群山之中的村寨。他们的难题在于,财政拨款和人手都不足。仅仅只有3名正式警察、两名协警的小派出所,必须应付全镇68.9平方公里内发生的各种事情。
坡贡镇地处三县交界,不仅辖区内偷牛盗马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还是外镇盗贼运输赃物前往六盘水地区和镇宁县的必经之路。坡贡镇派出所老所长胡涛任内曾专门去紧挨坡贡的几个村庄建立关系,一旦坡贡这边发现了盗贼,就通知对方的村民协助。
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了,偷牛盗马的现象相对就少了一些。也有不少坡贡镇的村民反映,有时他们抓住了盗贼,报警后却等不来警察。对于这个小派出所的民警来说,自然有其苦衷,全所只有一辆汽车,山高路远,甚至还有些地方连汽车也无法通行,所有的报警都要去人,几乎没有可能。
派出所近年曾聘请过几位协警。除了瘦高的布衣族协警卢文相干了20多年,其他的协警,如刘成龙、周元新、李强等等,大多只干了一两年就离开。协警不仅仅工作辛苦,而且工资低。刘成龙,今年将近30岁,从安顺体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就干起了协警,后来他还在当地的一项体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现在在贵阳做工程。老协警卢文相至今仍然是个临时工,一旦离开派出所他就没有任何保障。
但是,正式警察在镇上还是人们羡慕的职业。派出所的另外一位民警陈淑仪,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警队,他此前在一所中学教书,未给县教育局打招呼就去报考公务员,几百人考试,他拿了第一名,最后,托了重重关系才让教育局长签字放人。相对于当地乡镇教师的待遇,派出所民警的薪水每個月要多几百元,而且“一年还发几套服装,伙食也大多是国家负责”。
招商引资是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关岭县自然也不例外。当投资商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派出所往往为投资商“保驾护航”。一位在桐木煤矿工作的重庆人记得,张磊的前任罗亚林任所长时,矿老板一个电话,罗亚林就会赶到现场。在安顺市政府网站上有一篇对罗亚林的表扬报道中提到,“派出所干警经常‘不请自到’,随时主动上门了解煤矿治安情况。”
桐木村的村民多次见过张磊,每次都是来处理村民与矿场的纠纷。去年9月,桐木矿的老板拉来一车人,手持木棍、钢管,后来张磊陪同镇领导前来处理此事,镇领导说村民砸了矿场的锅碗瓢盆,但村民坚称没有。张磊和村民一同查看现场,后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说,那次是因为他们有道理,否则张磊肯定不是那个态度。
张磊任职后,与矿场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并不清晰。镇上传闻他所开的一辆无牌照的车为煤老板所赠,但未得到证实。镇上一位退休干部说,煤矿不时会出现安全事故,死亡一两人,矿老板都会摆平,和死者家属私了。每年,关岭县都要开展一次打击非法小煤窑的整治行动,坡贡镇自然也在其中。
张磊在坡贡派出所任职半年后,回家对他父亲透露过派出所工作难做的意思。张磊的父亲张克勇说,“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非常难,政府下拨的资金相当紧缺,要想方设法节约,还要筹集资金,工作又要抓好。”
张磊到任后,坡贡镇派出所搬到了新址,在镇政府下面,一条正在修建的新街上。当地搞装修的师傅说,派出所的新房子造价需要五六十万元,张磊到任后,曾试图将300多平米的旧派出所房产拍卖,但是以40万元的底价在县城拍卖依然流拍,房屋至今仍闲置。
镇上的人说,除了查赌博一次罚款5000元外,当地派出所其实没什么其他收入。现在,镇上除了有煤矿外,经济状况与十多年前差不多。
胡涛在坡贡镇派出所连任三届,这样的情况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说,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派出所长,都是当满一届就调动,怕当地人报复。
5声枪响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镇上热闹的日子,也是警察忙碌的日子。这一天如果接到镇上报警不出警,很可能一件小事会变成恶性事件,甚至是人命案。
当天下午,协警王道胜刚刚处理完一起翻车后货物被哄抢的事件,又接到一起报警。王道胜20出头,外号王大龙,退伍回家后一直在镇上晃荡,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协警。
据警方事后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个报警电话是下午4点20分打进的,但并没有公布报警人。本刊记者调查了解,拨打这个报警电话的号码是坡贡中学教师张天仪的,但电话并不是他打的,他的学生借了他的电话报警。
身穿便服的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和协警王道胜一起出警。他们没有开车,也不用开车,上个坡,转个弯,再步行几十米就到了出事地点——宗申摩托专卖店门口。
这家摩托车专卖店位于坡贡街的下头街一栋两层楼房的一楼,单层总面积有上百平米。店主外号刘老三,租了张天仪的房子。
当天下午,戴家和郭家打架到底是什么情况,双方各有说法,警方也没有公布调查结论。当刘老三走到门口来围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打架,也并不认为之前有人打架。他看到,王道胜已经出现在人群里,一手拿着警棍,一手拉着一个人,似乎是要把这个人带回派出所。
这条街上的小纠纷太多了,他不覺得有什么惊奇,就把头扭向了一边,不再围观。
当他再次回头看时,听见张磊指着郭永华高声喊:“跪下!”同时,张磊的另一只手打开枪套,拔出手枪,枪套上还有3颗子弹。刘老三清楚地记得,郭永华和张磊之间的距离至少有30厘米,他们没有碰着。
张磊先对天开了一枪,然后对地开了一枪,地上冒出火花,郭永华在原地跳了一下。曾在部队军械库任文书的郭吉智案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弹壳的颜色和大小,他判定是六四式手枪。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张磊开枪前需要完成打开保险、子弹上膛和扣动扳机3个动作。
刘老三怎么也想不到张磊真会开枪,顿时惊呆了。“也就1秒钟,最多2秒钟。”刘老三听到了第3声枪响,惊吓之余,他记不得张磊扣动扳机那一瞬,只看到扶在郭永华左肩上的张磊的左手正在移开,郭永华随即倒地。
他再一次惊呆了,以至于第4、第5枪至今仍“没有任何印象”。
另外一位目击者郭永文是死者郭永志的亲哥,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在王道胜拉着郭永华时,他正慢慢悠悠地从街上走过来。他见张磊和王大龙一起揪住郭永华往下按,要郭永华跪下,他就上前帮衬一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拉郭永华回家”。结果他却被王大龙踢倒,躺在路边。当他清醒后爬起来,郭永华已经倒在了地上,郭永志正还在说话,让人救他,这时张磊“向郭永志的脑壳补了一枪”。他马上跑过去看弟弟,张磊拿枪对着他说:“不准动,动就一枪打死你。”郭永华吓得跑出人群。
刘老三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后,他赶紧跑上前几步,看见地上又倒下一人。刘老三按下手机快门,留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张磊昂头站在人群中。
当天晚上,事发现场拉起了警戒线。镇上有人看到,进入小镇的高速公路入口,数辆装载武警和民警的卡车和中巴随时待命。镇政府官员通宵未眠,在街上来回巡逻。
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变成了一起举国关注的民警枪杀村民案。
致命武器
在警察的行当中,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枪就是命,命就是枪。这提醒持枪警察,必须把枪看得比命还重要,一旦有人枪支丢失,不仅职位不保,而且可能犯罪入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说,“当一个人拿着枪,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睛。”他觉得,警察一般不喜欢带枪,如果带枪,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然而,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作为基层派出所所长应当配有枪支,“没有枪支心里没底”。他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枪支,有一次他被人用刀砍伤背部,也没有开枪,因为他牢记开枪是为了阻止危险发生,危险既已发生,就不应开枪。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曾在电视里看到播放儿子和其他警察一起破获偷牛盗马大案的新闻报道,说他们在车上整夜蹲点,还遭遇围攻。她在家为儿子担心,“如果警察没有武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张磊的父亲在电视里看到对枪案的报道后说,“如果接到报警不出警,出了事,要遭处分。如果管得严,出了事,也要遭处分。警察怎么当?如果警察没有枪,遇到对方人多势众,就只能逃跑,如果警察都逃跑了,他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按照我国枪械管理有关规定,枪支管理实行“枪弹分离,双人双锁”的原则,公务持枪必须持有持枪证件,使用枪支需要申请并经过局级领导审批。
对枪支的使用同样有严格的规定:处理一般治安案件、群众上访事件和调解民事纠纷;在人群聚集的繁华地段、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及易燃易爆场所;使用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不得使用枪支。
2007年,安顺地区因枪支使用管理不当而引发了一起震惊贵州警界的“警察枪杀警察”案:当时几个从警校毕业的学生举行同学聚会,酒后发生冲突,结果一个警察开枪把另一个警察打死了,肇事者后来被从云南抓捕归案。
2009年12月3日,坡贡镇派出所召开了由党政机关代表和人大代表等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形成的7条建议的最后一条是“希望县公安局能把枪配到派出所”。12月底,出于“冬季严打”的需要,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领到了手枪。不到半个月,坡贡街头的惨剧发生。
另外一起发生在一周前的斗殴事件直接与协警王道胜有关,这是否影响了张磊当天的开枪行为不得而知。事发当天,有人酒后追打王道胜,王道胜的好友,也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鲍虎虎说,“要砍王大龙,先砍我。”结果,他身中数刀,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张磊的从职简历显示,从1997年12月份通过社会招考加入警队以来,他在1998年3月至5月接受了两个月的初任培训就正式成为了一名警察。在他参加的全部14次培训中,只有2008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共2周的“战训合一,轮训轮值”的培训加注“(含枪支培训)”。相比于从警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他所参加的培训显然少得多。
从警之路
张磊从警是个偶然。
张磊的父母都是安顺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普通职工,17岁初中毕业那年,父母让他报考厂里的职中,因为当时厂里有优惠政策,子女读职中,毕业后直接进厂工作。可到张磊毕业的时候,“社会变了,老工人都下岗了,子女就更难进了。”
那年红湖机械厂招收职工子女实行改革,职高两个班,将近70个人,通过考试选拔,能进入厂里工作的只有8人,其中还有两个家庭困难名额,实际招收只有6人。张磊落选,这一年,他19岁,没有出去打工,也没有在当地找工作。
父母让他在家复习,来年再考,“多读书总没错,不行让他考大专。”1997年底,当时正好赶上安顺地区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2400人考试,186人上线,实际招收62人,其中还包括10名女生。
连父母都感到意外,张磊竟然考上了,经过层层的政审、体检,他被分配到关岭县上关派出所工作,成为一名普通警员。5年后,他成为岗乌镇派出所副所长。再过5年后,他成为坡贡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全所工作。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说,张磊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可以装满一个大箱子,有一次回家,她问儿子荣誉证书的事,张磊回答说,“省、市、县的都全了,就少一个公安部的。”
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离开坡贡后到了关岭县公安局工作,退休后他住在公安局分配的旧房子里,家中除电视机外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觉得现在的公安系统形成了一种风气,“谁蛮、狠、强硬,谁就工作能力强,否则就被视为软弱无能。现在的公安,是领导说他有威信,他就有威信,而不是把威信放在群众中间。”
安顺市2009年年底曾召开全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会议披露,2009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同比上升30.6%,公安机关协助处置的群体性事件达到193起。
在关岭县政工室主任王湛的眼里,张磊工作能力较强,是同批进入关岭公安系统中提拔得较快的一个。而张磊的父母并不这样认为,儿子的副所长已经当了7年,一直都升不了,就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
张磊2003年调到岗乌派出所任副所长后,有4年时间实际上是在光照电站工作。光照电站位于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和晴隆县交界处,是北盘江干流上梯级开发的最大的水电站,也是贵州省“西电东送”重点项目,拆迁、移民安置工作非常复杂。
张磊刚去时,那里连宿舍都没有,住在工棚里,从岗乌镇开车过去也要两个小时,而且山路十分陡峭。张磊的父亲有一次去电站看儿子,“坐在车上心都慌,从山上延着陡峭的山路开车到山谷的江边。”但他还是要儿子安心工作,“说大是为国家,说小是为生存,现在就业形势又不好。”
除非父母生病,张磊平时很少回家。张磊工作以来,父母不仅不要儿子的钱,还给钱儿子。张磊的孩子放在婆婆家,孩子的吃穿用都是岳父岳母出钱,张磊在县城买房,两边的父母又分别给了一万多块。
张磊枪击案发生后,他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才知道此事,可拨打儿子的手机,却是关机。
1月21日,在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退休职工宿舍内,本刊记者见到了张磊父母,他们都疾病缠身,前几年张父还因病切除了一只肾,他的母亲在开始讲述之前欲语泪先流。
而另一边,死者郭永志的孩子只有9个月大,另一死者郭永华有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
小镇印象
坡贡镇府在黔西南山区一条狭长狭长的街上,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多分钟。如果不是街上有几个染着红头发的少年,人们仿佛置身于上世纪70年代。
这个地处三县交界位置的安静小镇,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看似祥和而太平。
每周二是这里赶场的日子,镇上热热闹闹,附近的农民们背着背篓,卖些农产品,挣上零花钱,然后买上日用品。
赶集的那天,饭饱酒足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最容易发生打架斗殴。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记得,镇上最近的一桩命案发生在2009年元旦前夕,几个人在摇骰子赌钱,为了几元钱起争执,一个60多岁的刑满释放人员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老人用尖刀捅死。
2010年元旦后的第二周,镇上又险些发生另一起命案,伤者身中数刀,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对世代居住在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既见多了这样的打架斗殴,也见多了近十年来轮班换的派出所所长。2008年3月到任的派出所长副所长张磊在他们眼中,至今仍是一位新人。张磊到来以后,打架斗殴的情况并未有好转,但坡贡街上却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
一个染着红头发、20岁左右的年轻人清晰记得他亲眼所见的新所长(因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镇上直接称张磊为所长)张磊的“威武”。那次,张磊看到镇上一户人家敞开门在赌博,他闯进去,打牌的人见状正准备卷钱逃跑,他往前一扑,和一位打牌的人同时抓住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百元大钞被撕成两半。
这位年轻人说,当时牌桌边围观的人太多,张磊不敢动粗,于是就把脾气发在了这家店对面的一个“拉砣砣”的人身上。张磊举起身边的一个小板凳,猛地砸向正在收拾装箱的砣砣,箱子被砸得稀巴烂。
“拉砣砣”是一种兼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游戏,玩家先押一张牌,并下赌注,镇上人的赌注一般都是一两元钱。如果玩家猜对了,就获得赌注两倍的钱,如果猜错了,押金也退不回。镇上的退休干部说,张磊来后,“拉砣砣”的人每天要向派出所交50元管理费。“拉砣砣”的利润并不高,交管理费利润就无几了。于是,这些人就不敢随便来到坡贡镇“做生意”了。
两个女算命先生与“拉砣砣”的人有相同的命运,她们的行为被张磊认为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她们被带到了坡贡镇派出所,不仅被没收了算命道具,而且还被关了几小时。类似的算命活动,在附近乡镇及县城并不少见,但他们也不敢来坡贡了。
基层困境
坡贡镇派出所的管辖范围远不只是那条狭长的坡贡街,还包括交通十分不便、分散在群山之中的村寨。他们的难题在于,财政拨款和人手都不足。仅仅只有3名正式警察、两名协警的小派出所,必须应付全镇68.9平方公里内发生的各种事情。
坡贡镇地处三县交界,不仅辖区内偷牛盗马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还是外镇盗贼运输赃物前往六盘水地区和镇宁县的必经之路。坡贡镇派出所老所长胡涛任内曾专门去紧挨坡贡的几个村庄建立关系,一旦坡贡这边发现了盗贼,就通知对方的村民协助。
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了,偷牛盗马的现象相对就少了一些。也有不少坡贡镇的村民反映,有时他们抓住了盗贼,报警后却等不来警察。对于这个小派出所的民警来说,自然有其苦衷,全所只有一辆汽车,山高路远,甚至还有些地方连汽车也无法通行,所有的报警都要去人,几乎没有可能。
派出所近年曾聘请过几位协警。除了瘦高的布衣族协警卢文相干了20多年,其他的协警,如刘成龙、周元新、李强等等,大多只干了一两年就离开。协警不仅仅工作辛苦,而且工资低。刘成龙,今年将近30岁,从安顺体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就干起了协警,后来他还在当地的一项体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现在在贵阳做工程。老协警卢文相至今仍然是个临时工,一旦离开派出所他就没有任何保障。
但是,正式警察在镇上还是人们羡慕的职业。派出所的另外一位民警陈淑仪,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警队,他此前在一所中学教书,未给县教育局打招呼就去报考公务员,几百人考试,他拿了第一名,最后,托了重重关系才让教育局长签字放人。相对于当地乡镇教师的待遇,派出所民警的薪水每個月要多几百元,而且“一年还发几套服装,伙食也大多是国家负责”。
招商引资是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关岭县自然也不例外。当投资商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派出所往往为投资商“保驾护航”。一位在桐木煤矿工作的重庆人记得,张磊的前任罗亚林任所长时,矿老板一个电话,罗亚林就会赶到现场。在安顺市政府网站上有一篇对罗亚林的表扬报道中提到,“派出所干警经常‘不请自到’,随时主动上门了解煤矿治安情况。”
桐木村的村民多次见过张磊,每次都是来处理村民与矿场的纠纷。去年9月,桐木矿的老板拉来一车人,手持木棍、钢管,后来张磊陪同镇领导前来处理此事,镇领导说村民砸了矿场的锅碗瓢盆,但村民坚称没有。张磊和村民一同查看现场,后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说,那次是因为他们有道理,否则张磊肯定不是那个态度。
张磊任职后,与矿场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并不清晰。镇上传闻他所开的一辆无牌照的车为煤老板所赠,但未得到证实。镇上一位退休干部说,煤矿不时会出现安全事故,死亡一两人,矿老板都会摆平,和死者家属私了。每年,关岭县都要开展一次打击非法小煤窑的整治行动,坡贡镇自然也在其中。
张磊在坡贡派出所任职半年后,回家对他父亲透露过派出所工作难做的意思。张磊的父亲张克勇说,“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非常难,政府下拨的资金相当紧缺,要想方设法节约,还要筹集资金,工作又要抓好。”
张磊到任后,坡贡镇派出所搬到了新址,在镇政府下面,一条正在修建的新街上。当地搞装修的师傅说,派出所的新房子造价需要五六十万元,张磊到任后,曾试图将300多平米的旧派出所房产拍卖,但是以40万元的底价在县城拍卖依然流拍,房屋至今仍闲置。
镇上的人说,除了查赌博一次罚款5000元外,当地派出所其实没什么其他收入。现在,镇上除了有煤矿外,经济状况与十多年前差不多。
胡涛在坡贡镇派出所连任三届,这样的情况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说,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派出所长,都是当满一届就调动,怕当地人报复。
5声枪响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镇上热闹的日子,也是警察忙碌的日子。这一天如果接到镇上报警不出警,很可能一件小事会变成恶性事件,甚至是人命案。
当天下午,协警王道胜刚刚处理完一起翻车后货物被哄抢的事件,又接到一起报警。王道胜20出头,外号王大龙,退伍回家后一直在镇上晃荡,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协警。
据警方事后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个报警电话是下午4点20分打进的,但并没有公布报警人。本刊记者调查了解,拨打这个报警电话的号码是坡贡中学教师张天仪的,但电话并不是他打的,他的学生借了他的电话报警。
身穿便服的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和协警王道胜一起出警。他们没有开车,也不用开车,上个坡,转个弯,再步行几十米就到了出事地点——宗申摩托专卖店门口。
这家摩托车专卖店位于坡贡街的下头街一栋两层楼房的一楼,单层总面积有上百平米。店主外号刘老三,租了张天仪的房子。
当天下午,戴家和郭家打架到底是什么情况,双方各有说法,警方也没有公布调查结论。当刘老三走到门口来围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打架,也并不认为之前有人打架。他看到,王道胜已经出现在人群里,一手拿着警棍,一手拉着一个人,似乎是要把这个人带回派出所。
这条街上的小纠纷太多了,他不覺得有什么惊奇,就把头扭向了一边,不再围观。
当他再次回头看时,听见张磊指着郭永华高声喊:“跪下!”同时,张磊的另一只手打开枪套,拔出手枪,枪套上还有3颗子弹。刘老三清楚地记得,郭永华和张磊之间的距离至少有30厘米,他们没有碰着。
张磊先对天开了一枪,然后对地开了一枪,地上冒出火花,郭永华在原地跳了一下。曾在部队军械库任文书的郭吉智案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弹壳的颜色和大小,他判定是六四式手枪。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张磊开枪前需要完成打开保险、子弹上膛和扣动扳机3个动作。
刘老三怎么也想不到张磊真会开枪,顿时惊呆了。“也就1秒钟,最多2秒钟。”刘老三听到了第3声枪响,惊吓之余,他记不得张磊扣动扳机那一瞬,只看到扶在郭永华左肩上的张磊的左手正在移开,郭永华随即倒地。
他再一次惊呆了,以至于第4、第5枪至今仍“没有任何印象”。
另外一位目击者郭永文是死者郭永志的亲哥,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在王道胜拉着郭永华时,他正慢慢悠悠地从街上走过来。他见张磊和王大龙一起揪住郭永华往下按,要郭永华跪下,他就上前帮衬一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拉郭永华回家”。结果他却被王大龙踢倒,躺在路边。当他清醒后爬起来,郭永华已经倒在了地上,郭永志正还在说话,让人救他,这时张磊“向郭永志的脑壳补了一枪”。他马上跑过去看弟弟,张磊拿枪对着他说:“不准动,动就一枪打死你。”郭永华吓得跑出人群。
刘老三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后,他赶紧跑上前几步,看见地上又倒下一人。刘老三按下手机快门,留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张磊昂头站在人群中。
当天晚上,事发现场拉起了警戒线。镇上有人看到,进入小镇的高速公路入口,数辆装载武警和民警的卡车和中巴随时待命。镇政府官员通宵未眠,在街上来回巡逻。
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变成了一起举国关注的民警枪杀村民案。
致命武器
在警察的行当中,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枪就是命,命就是枪。这提醒持枪警察,必须把枪看得比命还重要,一旦有人枪支丢失,不仅职位不保,而且可能犯罪入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说,“当一个人拿着枪,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睛。”他觉得,警察一般不喜欢带枪,如果带枪,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然而,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作为基层派出所所长应当配有枪支,“没有枪支心里没底”。他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枪支,有一次他被人用刀砍伤背部,也没有开枪,因为他牢记开枪是为了阻止危险发生,危险既已发生,就不应开枪。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曾在电视里看到播放儿子和其他警察一起破获偷牛盗马大案的新闻报道,说他们在车上整夜蹲点,还遭遇围攻。她在家为儿子担心,“如果警察没有武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张磊的父亲在电视里看到对枪案的报道后说,“如果接到报警不出警,出了事,要遭处分。如果管得严,出了事,也要遭处分。警察怎么当?如果警察没有枪,遇到对方人多势众,就只能逃跑,如果警察都逃跑了,他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按照我国枪械管理有关规定,枪支管理实行“枪弹分离,双人双锁”的原则,公务持枪必须持有持枪证件,使用枪支需要申请并经过局级领导审批。
对枪支的使用同样有严格的规定:处理一般治安案件、群众上访事件和调解民事纠纷;在人群聚集的繁华地段、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及易燃易爆场所;使用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不得使用枪支。
2007年,安顺地区因枪支使用管理不当而引发了一起震惊贵州警界的“警察枪杀警察”案:当时几个从警校毕业的学生举行同学聚会,酒后发生冲突,结果一个警察开枪把另一个警察打死了,肇事者后来被从云南抓捕归案。
2009年12月3日,坡贡镇派出所召开了由党政机关代表和人大代表等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形成的7条建议的最后一条是“希望县公安局能把枪配到派出所”。12月底,出于“冬季严打”的需要,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领到了手枪。不到半个月,坡贡街头的惨剧发生。
另外一起发生在一周前的斗殴事件直接与协警王道胜有关,这是否影响了张磊当天的开枪行为不得而知。事发当天,有人酒后追打王道胜,王道胜的好友,也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鲍虎虎说,“要砍王大龙,先砍我。”结果,他身中数刀,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张磊的从职简历显示,从1997年12月份通过社会招考加入警队以来,他在1998年3月至5月接受了两个月的初任培训就正式成为了一名警察。在他参加的全部14次培训中,只有2008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共2周的“战训合一,轮训轮值”的培训加注“(含枪支培训)”。相比于从警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他所参加的培训显然少得多。
从警之路
张磊从警是个偶然。
张磊的父母都是安顺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普通职工,17岁初中毕业那年,父母让他报考厂里的职中,因为当时厂里有优惠政策,子女读职中,毕业后直接进厂工作。可到张磊毕业的时候,“社会变了,老工人都下岗了,子女就更难进了。”
那年红湖机械厂招收职工子女实行改革,职高两个班,将近70个人,通过考试选拔,能进入厂里工作的只有8人,其中还有两个家庭困难名额,实际招收只有6人。张磊落选,这一年,他19岁,没有出去打工,也没有在当地找工作。
父母让他在家复习,来年再考,“多读书总没错,不行让他考大专。”1997年底,当时正好赶上安顺地区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2400人考试,186人上线,实际招收62人,其中还包括10名女生。
连父母都感到意外,张磊竟然考上了,经过层层的政审、体检,他被分配到关岭县上关派出所工作,成为一名普通警员。5年后,他成为岗乌镇派出所副所长。再过5年后,他成为坡贡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全所工作。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说,张磊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可以装满一个大箱子,有一次回家,她问儿子荣誉证书的事,张磊回答说,“省、市、县的都全了,就少一个公安部的。”
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离开坡贡后到了关岭县公安局工作,退休后他住在公安局分配的旧房子里,家中除电视机外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觉得现在的公安系统形成了一种风气,“谁蛮、狠、强硬,谁就工作能力强,否则就被视为软弱无能。现在的公安,是领导说他有威信,他就有威信,而不是把威信放在群众中间。”
安顺市2009年年底曾召开全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会议披露,2009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同比上升30.6%,公安机关协助处置的群体性事件达到193起。
在关岭县政工室主任王湛的眼里,张磊工作能力较强,是同批进入关岭公安系统中提拔得较快的一个。而张磊的父母并不这样认为,儿子的副所长已经当了7年,一直都升不了,就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
张磊2003年调到岗乌派出所任副所长后,有4年时间实际上是在光照电站工作。光照电站位于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和晴隆县交界处,是北盘江干流上梯级开发的最大的水电站,也是贵州省“西电东送”重点项目,拆迁、移民安置工作非常复杂。
张磊刚去时,那里连宿舍都没有,住在工棚里,从岗乌镇开车过去也要两个小时,而且山路十分陡峭。张磊的父亲有一次去电站看儿子,“坐在车上心都慌,从山上延着陡峭的山路开车到山谷的江边。”但他还是要儿子安心工作,“说大是为国家,说小是为生存,现在就业形势又不好。”
除非父母生病,张磊平时很少回家。张磊工作以来,父母不仅不要儿子的钱,还给钱儿子。张磊的孩子放在婆婆家,孩子的吃穿用都是岳父岳母出钱,张磊在县城买房,两边的父母又分别给了一万多块。
张磊枪击案发生后,他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才知道此事,可拨打儿子的手机,却是关机。
1月21日,在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退休职工宿舍内,本刊记者见到了张磊父母,他们都疾病缠身,前几年张父还因病切除了一只肾,他的母亲在开始讲述之前欲语泪先流。
而另一边,死者郭永志的孩子只有9个月大,另一死者郭永华有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