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说法,以奖金、津贴、补贴论,就有颜色之分——“有些政府机关或垄断国企,慷公共资金之慨,以种种名义给官员、管理层或职工提供远高于市场常规的福利或额外给付”,实际上侵害了公众利益,就属于“灰色收入”。
　　
　　危害:贫富差距带来社会不和谐,衍生机会主义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灰色收入约有5万多亿元,且有将近2/3进入了10%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形成鲜明对比,而灰色收入的长期存在及相关报告的确认,则成为讨论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绕不开的关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比国家统计局数据所展示的更严重,很多问题是正规的统计数据体现不了的。灰色收入占国民收入比如此之大,其中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些不规范的再分配可能会助长灰色收入的增加。GDP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越来越难以改变,社会流动的渠道不通畅。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一个国家系统性的腐败所带来的危害,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非生产性资金被浪费的结果。大量的资源都用于那种非生产性环节,各个环节关口都要去打点,成本就高昂,这个负担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另外,它可能还会扼杀机会的平等,寻租行为不会以质量标准或者能力标准去进行筛选,那些有质量的产品、有才华的人可能会遭遇一种逆淘汰的过程。显性规则跟隐性规则相遭遇,那就要看哪个规则对他个体或祥体更有利,他就采取哪个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的行为。
　　
　　解决:如何堵住灰色钱道
　　《时代周报》评论员韩洪刚认为,权钱联手形成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体系,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在权钱的勾兑中,那些有创造力的产品、有才化的青年往往被制度性地挤出。长此下去,必然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惟一的办法便是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变革。
　　它产生的最严重后果是社会溃败,跟公共事业相关的行业都被灰色收人笼罩的话,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恶劣影响。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不仅警司、警督、港府成员贪污腐败,就连香港的货运司机都要收很高的小费,如果不给他们塞红包,他们的铲车、叉车就不开,但廉政公署成立之后,情况全然改变,政府建立了一个可信赖的体系。
　　夏业良说,现在伪装改革的东西太多了,目前为止改革已经停滞了。比如说政体制改革,喊了差不多有20多年,现在到底在什么方面体现出来?现在,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替代,但是即便这样的话,也做得太粗糙,离实质内容差得太远。
　　现在国民需要的,由公民社会来推动的是制度变革,这是一种完全的重建,一种新的体系的建立,而不是在旧的体制上修修补补。国家领导人表态了,老百姓就会希望兑现,不是说简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应付的。不要想为了安抚老百姓,暂时给你点甜头,暂时有一点改良的迹象,实际上这种修修补补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灰色收入也好,非正当收入也好,要真正遏制其膨胀的趋势,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制度改革。(综合多家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