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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文学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国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的译介和传播独具特点。本论文首先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史，并指出译介过程中所遵循的翻译理论，传播的途径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聚焦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的译介传播，以著名作家为例分析其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情况，为今后“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化战略所涉及的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俄罗斯;传播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7-0103-06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顯得尤为重要，其中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发挥着弥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发表讲话，强调文学作品译介和传播在当今时代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译介和传播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加深了解、消除矛盾。俄罗斯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文学互译也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但很长时间内中俄文学译介传播关系不平衡，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俄罗斯作品耳熟能详，而俄罗斯读者却对中国文学倍感陌生。如何从这种不平衡的译介和传播模式中脱颖而出，走出一条新的传播之路，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并试图加以梳理总结，概述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着重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翻译情况，就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建议。
一、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
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交往密切，文化之间的交流历久弥新。早在17世纪两国便开始了文化交往，学者往来互动，开启了文化交往新篇章;18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走进俄国，俄国读者开始接触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19世纪俄国的汉文学研究迈入正轨，19世纪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活跃在俄国文艺界;20世纪已经出现了汉学流派，着重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汉学家。俄罗斯文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不菲成就，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还略有不足，这是由历史条件、读者需求、传播方式等各种因素决定的。
1. 历史分期
根据著名俄罗斯汉学家索罗金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分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该时期在俄国汉语是一种冷门的语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者对汉语都知之甚少。译者翻译的中国作品，多数是借由英语或欧洲语言翻译过来再转化为俄语，准确度并不高。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作品的译介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在俄译介和传播的真正开端，但已给俄国人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的大门。
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汉学家是В·М·阿列克谢耶夫。这位汉学家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俄罗斯汉学界广为流传，其理论沿用至今。20世纪大批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汉学界泰斗。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传统文学很感兴趣，当时和学生主要翻译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时他便坚持直接将中文翻译成俄语，拒绝英译本译为俄语这种简便省时的做法，开启了直接中译俄的先河。
1917年“文学革命”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吸引了苏联汉学界的关注，然而当时出于种种原因，苏联汉学家没能及时对新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和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才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译著，其中翻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新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汉学家索罗金曾说过：“在1930年到1931年间，瓦西里耶夫和卡拉—穆尔扎写的杂志评论发表，其中有卡拉—穆尔扎为五卷本《文学百科全书》写的文章。这可视为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开端。”①
由于受到当时两国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出版业受到很大限制，很多文学作品在苏联传播要冲破重重阻碍，以至于译介和传播更新速度缓慢。例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因为对国民政府的某些看法，其作品出版和传播备受阻挠，直到1944年苏联读者通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俄译本和生平简介才认识了这位杰出的作家。
第二阶段是1950—1976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掀起了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潮。战争结束后，人们生活日趋稳定，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对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充满好奇。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各领域交往提上日程，苏联政府大力支持汉学研究。在中苏关系蜜月期，大量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学作品被引入苏联，翻译和传播如火如荼。同样，中国也大量翻译和传播苏联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双向的文学交流现象。但由于这种文学交流受两国关系影响颇深：友好交往时大量文学作品涌入对方国家，而当两国关系紧张起来时，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则受到了极大阻碍。1960—1976年间受中国和苏联国内环境的影响，苏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几乎停滞，汉学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
第三阶段是1976—1991年。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仍是中国传统文学。80年代后期中苏渐渐恢复友好关系，文学交流也得以改善。②
第四阶段是1992年至今。苏联解体后出版业实现了私有化，政府不再对文学作品绝对监管，索罗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和传播的新起点。“80年代末中苏政治关系恢复正常以后，苏联文坛再一次出现了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潮”③。这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俄译本出版，其中收录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中短篇小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这一方面吸引了邻国俄罗斯的目光，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及其文化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满兴趣，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愈加重视文化对外输出，让世界包括俄罗斯更加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已经刻不容缓，政府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给予了支持。2006—2007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2008—2009年互办语言年等一系列举措将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汉学家和翻译家重燃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推广活动方兴未艾。此外，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俄罗斯读者对其充满了好奇心，渴望通过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 2. 译介与传播的需求与特点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译介和传播的需求可按年龄进行划分，不同年龄的读者关注点自然也大不相同：俄罗斯年轻人，即80后、90后，更为关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喜爱阅读现实主义流派作品，如余华的小说《活着》、《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等。他们通过阅读此类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俄罗斯中年人偏爱阅读娱乐休闲类作品，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武侠小说，既有宏大场面的国恨家仇，也有细腻动人的爱恨情仇，这类小说的读者可以从中捕捉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温键键的言情小说《成龙传》，这是由于他们特别喜爱看成龙主演的电影，爱屋及乌，对相关小说也很感兴趣，也正是因为阅读此类小说，很多俄罗斯人认为在中国人人都会武术，家家都有武林秘籍;而老年一代推崇的是描写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以及角色有爱憎分明吃苦耐劳性格的作品，如王蒙的《青春万岁》，莫言的《红高粱》等，“其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创作方法与苏联文学有相似性，其表现的思想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引起了苏联民众的共鸣”④。这类小说对他们而言就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于我们，能勾起对上个世纪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是一种对过去的缅怀。
根据俄苏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以及我国学者对中国现代作品俄译的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俄苏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较为齐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小说的译介和传播，对诗歌、戏剧的关注度则远远不够。
第二，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并未脱离实际，他们力图将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这种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真正去把握作品灵魂的研究。
第三，与欧洲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及研究现状相比，苏联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还相对薄弱，译本偏少，缺乏专职的研究队伍，翻译与研究效率也略低。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于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做报告时针对性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提出建议：“需要各研究机构和大学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培养计划以壮大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⑤
第四，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受两国关系影响颇深。50年代中苏建立友好联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文学互动也随之减缓。
第五，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需求远远不如对欧美文学的需求。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面窄，俄译本发行量低;主力军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俄罗斯影响较小，比重不足。
3. 译介与传播的途径与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纸质图书。苏联未解体前，中苏政府签订一系列关于促进文学传播的协定，有计划地在苏联推广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俄译本。1983—1991年间苏联出版了大量优秀作家的作品。据汉学家罗季奥诺夫介绍，自苏联解体1992—2009年17年间总共出版了20余部中国现代小说散文俄译本。
自2006年至今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文化年等，极大地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在中国政府推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八大工程中，与俄罗斯达成多项合作计划，双方相继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为推动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互动开辟了新格局。⑥ 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刘斌杰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为中国出版商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以此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此外，中国政府还向俄罗斯翻译家、汉学家和出版商提供各种津贴和补助金。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还依靠网络手段。自2006年中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网络上传播量大大增加。俄罗斯建立了几个专门介绍中国的网站，用较大版面来介绍现当代文学，例如俄罗斯论文网、汉学网、东半球网等。在“东半球”网站上，有版块专门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还有中国文学的相关信息，以及一些将英文等其他语种译成俄语来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和材料。通过访客数量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数正在稳步增加。2007-2012年这几年间，浏览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中国新文学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开端，以五四文学为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一般来说，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是从1917年到1949年，当代文学是1949年至今。本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的译介和传播。
1. 现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特点
20世纪初，经历了战争和动荡，苏联百废待兴，对中国新文学并未给予太大关注。直到1929年，漢学家王希礼翻译的《阿Q正传》出版，可以说这位汉学家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入俄序幕，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正式走进苏联。在这段时期，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其作品都出版了俄译本，如《鲁迅选集》、《老舍选集》、《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等。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文学中能了解到普通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一大原因是俄罗斯读者想要了解邻国人民的理想信仰，想要从精神层面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学者们研究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意图通过其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中寻找到与中国进行人文交往的钥匙。
值得一提的是，苏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
苏俄汉学家从实际出发，翻译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作品的时代背景，强调作者的所思所想，研究和评价作品尽量做到公正客观。如老舍、茅盾等作家，汉学家对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介绍较多，也注重研究分析作者思想内涵及作品表达形式。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还包括以下特点：俄罗斯学术界把更多的目光集中于获得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之上;选择作品时注重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色彩，并用注释加以阐述，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偏爱以选集形式译介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对长篇小说关注力度不够，因此还有许多重要作家的优秀长篇作品尚未翻译。⑦ 2. 以老舍与茅盾为例分析
老舍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优秀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富含人道主义关怀，具有民族性和对人性丑恶的评判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曾遭遇过这样或那样的苦难，因此各国读者都能从其作品中寻到共鸣。
20世纪20—30年代老舍就已经在中国极富影响力，但由于中苏两国各自遭遇了战争和动乱，老舍的作品没能及时在苏联得到译介和传播。1944年汉学家翻译了他的一部短篇小说，对其生平做了一番介绍，自那时起才渐渐被苏联读者所知。
60年代的“文革”迫使这位文学大家陨落，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降至冰点，但苏联文学界纷纷对这位大师进行各种形式的追思、悼念。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老舍作品俄译本发行量不减反增，维持的水平普遍较高。各大出版社相继发行了如《老舍短篇小说选》、《离婚》、《猫城记》等作品的俄译本。1967年还出版了安吉博夫斯基的专著《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索罗金对这部专著做了评析：“安吉博夫斯基通过转述及注释，介绍了抗日战争前10年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他向我们介绍了老舍采用的多种多样的体裁和主题，彰显了人道精神和对黑暗社会的披露”，“作者首次论述了由谢曼诺夫翻译的讽刺小说《猫城记》，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作者早期不成熟思想的体现，但却是我国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中国作品，读者们看到了‘文化革命’这个悲剧的预言，而它的作者也成了牺牲品。在安吉博夫斯基的这部著作里，老舍被列入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进程脱轨的‘孤独和被限制的作家’。”⑧
1983年远东国立技术大学东方学院博罗吉娜的《老舍：1937—1949战争年代的创作》一书在苏联出版，这本书介绍了老舍在战争期间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情况，赞誉他“不仅是作为一名作家，而且作为一名公民在活动”。书中首次介绍了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工作和成就。索罗金对此做出评论：“书中第一次分析了三卷本《四世同堂》，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在思想上有巨大意义。”⑨
此外，费德林主编的《中国文学》一书中设有专章来介绍老舍，《老舍短篇小说、剧本、论文集》中也专门收录了关于老舍作品的评论类文章。季什科夫在《老舍短篇小说》俄译本的序言中指出，老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和文艺评论，他的作品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黑暗现实的痛恨，老舍的文艺批评则是其“多才多艺、富有敏锐鉴赏力和热爱祖国文学事业的强有力证明”⑩。
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也脍炙人口。他的《茶馆》曾多次登上苏联话剧舞台，引人入胜，深受观众好评。有学者认为《茶馆》受欢迎的原因一是富有中国时代特色，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通过“这面镜子”来认识中国社会 ，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教育型的喜剧和社会学的文献”;二是《茶馆》与现实相交融，观众观看时易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并且与众不同的东方神韵也让观众流连忘返。
茅盾是另外一位影响深远的现代作家。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在整个世界都享有盛名。此外，他的创作深受高尔基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在俄罗斯译介和传播也就更容易获得认同感。
1934年茅盾作品《春蚕》的俄译本发表，从此苏联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茅盾研究。十年后他的第二篇小说《林家铺子》由奥沙宁翻译，并收录在《中国短篇小说集》中。蘇联小说家和剧作家卡达耶夫指出：“《林家铺子》这篇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以林家伟为典型代表的阶级逐渐衰落和走向灭亡的画面。”乌利茨卡娅注意到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对普通民众和穷苦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之情。此时的汉学家不仅翻译茅盾的作品，也对其展开了分析研究。
王希礼在长篇小说《动摇》俄译本的序言里对茅盾进行了客观的评析，他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如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本身对小资产阶级仍留有幻想、立场不坚定有所动摇等;也强调了作品的价值所在，“力求创造出他详细研究过的形象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这幅广阔的全景式生活画面”，“客观地涵盖了许多揭露性的事实”。 费德林认为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最优秀的作品，评价其“作品独具伟大魅力”，创造出表现“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 《子夜》是中国革命文学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索罗金在《纪念茅盾》一文中赞扬道：在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这几十年里，茅盾描绘出一幅宏大而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在这方面，恐怕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能与之匹敌。”费德林也指出：“茅盾的作品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能创作出如此广阔的现代中国社会图景，也无法描绘出如此丰满的同代人形象，也不能像茅盾在其小说中提出这么多的社会重大问题。”
除此之外，索罗金的专著《茅盾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苏联时期茅盾研究的最大成就。这部著作详细全面地介绍了茅盾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极具首创意义。索罗金本人评价这部著作：“很遗憾当时在莫斯科没有充分的资料，在中国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也很薄弱，因此在书中没能十分全面地介绍这位艺术家的面貌”，幸而通过有限的资料“注意到了茅盾文学活动的博大和多方面特质”。 该书还划分了主题思想，条理清晰地介绍了20到40年代茅盾创作的作品。这本专著开启了国外研究茅盾及其创作的先河，对茅盾境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标志着苏联达到了茅盾研究的高峰。
三、对推进译介与传播的思考
纵览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我们发现随着时代进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作品传播数量远远不够。整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仍处于边缘地带。根据搜寻的相关资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共有98部：
其中，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莫斯科《我们的同代人》杂志出版了中国文学专号，收录了4篇现代小说和3篇散文。到2012年间，俄罗斯总共出版了中国的5部文集，10部长篇小说，1部诗歌选集。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仍待发展。 第二，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知古不知今的现象明显。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主力军仍是古典文学，大多数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知古不知今，对现代文学知之甚少。笔者在俄罗斯最大的搜索引擎（yandex.ru）上查找关于“中国文学”的词条时，发现搜索到的网站大多都是介绍中国古典文学，有关现代文学的寥寥无几。
第三，翻译人才短缺。俄罗斯汉学家青黄不接，经验丰富德才兼备的老汉学家已步入迟暮之年，而青年汉学家还不足以挑起译介的重担，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迫在眉睫。不论是中国自己的俄语译者还是俄罗斯的汉学家，都任重道远。而且现在大多懂汉语的俄罗斯人不愿意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这就使得俄罗斯的中国文学译介发展缓慢，更不必提出版发表。
第四，译介与传播途径不畅。主流出版机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社会影响范围小。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在俄传播的主要途径仍是纸质书籍，但俄罗斯主流出版社对译介和推广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不积极。此外，其他方式如广播、网络等少有推介中国文学，宣传力度也远远不够。
俄罗斯是一个把艺术刻在骨子里的国家，人们渴求精神食粮。他们可以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书籍;可以饿着肚子，也要穿着体面地去看一场话剧、听一场音乐会。俄罗斯人对书籍接受度高，也乐意阅读外国作品，但前提是作品对他们有吸引力。中国不缺好作品，缺的是好的翻译人才和向外输出的渠道。就此，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的译介与传播事业提出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作品进行高质量翻译和系统推介。汉学家罗季奥诺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若想在国外占据一席之地，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即历史性和文化底蕴”。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吸引外国读者的作品是能够对人类重大问题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的佳作，并且还要具备本民族独特的审美风格、审美特征和审美情趣。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文学也别具一格，将有质量的译本推介到俄罗斯指日可待。
第二，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切实解决翻译人才短缺问题。苏联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汉学界人才的老化和断层，培养中俄两国的翻译人才亟需提上日程。值得借鉴的是法国政府设立翻译津贴的做法，与译者建立密切联系，帮助汉学家和翻译家专心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重视其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组织开展各语种翻译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促使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第三，与俄方建立译者合作翻译机制，加强学术、出版等机构的多方面合作。建立中俄译者合作互译模式，不仅能降低翻译难度，也能大大提高翻译的准确性。除却翻译家发挥译介的重要作用外，出版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读者往往更青睐于选择本国主流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与俄罗斯出版机构加强合作，能大大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在俄传播。
第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特别重视新媒体的传播作用。日本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门的原因不仅是作品确实出众，更大的原因是宣传得当。俄罗斯只有少数几个网站会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与中国不太注重海外宣传不无关系。如今网络当道，新媒体盛行，合理运用新媒体，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大有裨益。
四、结语
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我们发现其发展历程深受两国关系影响，但总体发展趋势向好。中俄两国比邻而居，是交往已久的友好邦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互动往来频繁，为中国现代文学推介到俄罗斯打下良好基础。
我国为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传播做出了不少努力。通过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国家年等活动以及中国推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举措都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在俄传播。
尽管发展趋势向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传播仍任重道远。文学关系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中国现代作家也受到俄苏文学深远的影响，这点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同样地，作家作品中包含這样的历史渊源，也更容易获得俄罗斯读者的认可，在俄罗斯也更具优势。我们要凭借这种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和优秀的作品，寻找正确的途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
罗季奥诺夫对中国现代文学充满期盼：“莫言获诺贝尔奖激发了俄罗斯出版商和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中国现代文学以其最广泛的题材和流派而著称。……石油管道已经铺设完毕，是时候打开文学之窗来了解中国了。”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注释：
① 参见季塔连科：《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② 参见罗季奥诺夫：《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③ 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④ 黄嘉德：《世界文学在苏联》，《文史哲》1994年第11期。
⑤ 波兹德涅耶娃：《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邢公畹译，《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
⑥ 白杨、白璐、汪俊仙、刘翀：《中国新时期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与推广——以张洁作品为例》，《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9期。
⑦ 参见马千钤：《中国当代文学在俄译介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8日。
⑧⑨ 索罗金：《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8、159页。
⑩ 参见钱林森、周宁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2页。
陈军：《论〈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西纳译：《茅盾小说》，国立文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146页。
费德林科编译：《茅盾》，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中国20世纪诗歌与小说：谈过去看未来》（2002年）、《上海人：现代上海作家选集》（2003年）、《雾月牛栏：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命若琴弦：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红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
《糖》（棉棉著，日丹诺娃译，2005年）、《上海宝贝》（卫慧著，库德里亚夫切瓦译，2006年）、《我的禅》（卫慧著，库德里亚夫切瓦译，2006年）、《病毒》（蔡骏著，热罗霍弗采夫译，2006年）、《诅咒》（蔡骏著，热罗霍弗采夫译，2006年）、《狼图腾》（姜戎著，阿格耶夫译，2008年）、《我的帝王生涯》（苏童著，叶戈罗夫译，2008年）、《妻妾成群》（苏童著，叶戈罗夫译，2008年）、《酒国》（莫言著，叶戈罗夫译，2012年）、《丰乳肥臀》（莫言著，叶戈罗夫译，2012年）。
《亚洲铜》（刘文飞主编，圣彼得堡东方文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鲁旭，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俄罗斯;传播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7-0103-06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顯得尤为重要，其中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发挥着弥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发表讲话，强调文学作品译介和传播在当今时代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译介和传播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加深了解、消除矛盾。俄罗斯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文学互译也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但很长时间内中俄文学译介传播关系不平衡，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俄罗斯作品耳熟能详，而俄罗斯读者却对中国文学倍感陌生。如何从这种不平衡的译介和传播模式中脱颖而出，走出一条新的传播之路，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并试图加以梳理总结，概述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着重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翻译情况，就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建议。
一、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
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交往密切，文化之间的交流历久弥新。早在17世纪两国便开始了文化交往，学者往来互动，开启了文化交往新篇章;18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走进俄国，俄国读者开始接触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19世纪俄国的汉文学研究迈入正轨，19世纪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活跃在俄国文艺界;20世纪已经出现了汉学流派，着重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汉学家。俄罗斯文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不菲成就，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还略有不足，这是由历史条件、读者需求、传播方式等各种因素决定的。
1. 历史分期
根据著名俄罗斯汉学家索罗金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分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该时期在俄国汉语是一种冷门的语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者对汉语都知之甚少。译者翻译的中国作品，多数是借由英语或欧洲语言翻译过来再转化为俄语，准确度并不高。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作品的译介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在俄译介和传播的真正开端，但已给俄国人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的大门。
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汉学家是В·М·阿列克谢耶夫。这位汉学家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俄罗斯汉学界广为流传，其理论沿用至今。20世纪大批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汉学界泰斗。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传统文学很感兴趣，当时和学生主要翻译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时他便坚持直接将中文翻译成俄语，拒绝英译本译为俄语这种简便省时的做法，开启了直接中译俄的先河。
1917年“文学革命”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吸引了苏联汉学界的关注，然而当时出于种种原因，苏联汉学家没能及时对新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和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才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译著，其中翻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新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汉学家索罗金曾说过：“在1930年到1931年间，瓦西里耶夫和卡拉—穆尔扎写的杂志评论发表，其中有卡拉—穆尔扎为五卷本《文学百科全书》写的文章。这可视为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开端。”①
由于受到当时两国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出版业受到很大限制，很多文学作品在苏联传播要冲破重重阻碍，以至于译介和传播更新速度缓慢。例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因为对国民政府的某些看法，其作品出版和传播备受阻挠，直到1944年苏联读者通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俄译本和生平简介才认识了这位杰出的作家。
第二阶段是1950—1976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掀起了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潮。战争结束后，人们生活日趋稳定，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对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充满好奇。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各领域交往提上日程，苏联政府大力支持汉学研究。在中苏关系蜜月期，大量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学作品被引入苏联，翻译和传播如火如荼。同样，中国也大量翻译和传播苏联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双向的文学交流现象。但由于这种文学交流受两国关系影响颇深：友好交往时大量文学作品涌入对方国家，而当两国关系紧张起来时，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则受到了极大阻碍。1960—1976年间受中国和苏联国内环境的影响，苏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几乎停滞，汉学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
第三阶段是1976—1991年。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仍是中国传统文学。80年代后期中苏渐渐恢复友好关系，文学交流也得以改善。②
第四阶段是1992年至今。苏联解体后出版业实现了私有化，政府不再对文学作品绝对监管，索罗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和传播的新起点。“80年代末中苏政治关系恢复正常以后，苏联文坛再一次出现了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潮”③。这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俄译本出版，其中收录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中短篇小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这一方面吸引了邻国俄罗斯的目光，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及其文化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满兴趣，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愈加重视文化对外输出，让世界包括俄罗斯更加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已经刻不容缓，政府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给予了支持。2006—2007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2008—2009年互办语言年等一系列举措将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汉学家和翻译家重燃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推广活动方兴未艾。此外，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俄罗斯读者对其充满了好奇心，渴望通过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 2. 译介与传播的需求与特点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译介和传播的需求可按年龄进行划分，不同年龄的读者关注点自然也大不相同：俄罗斯年轻人，即80后、90后，更为关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喜爱阅读现实主义流派作品，如余华的小说《活着》、《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等。他们通过阅读此类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俄罗斯中年人偏爱阅读娱乐休闲类作品，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武侠小说，既有宏大场面的国恨家仇，也有细腻动人的爱恨情仇，这类小说的读者可以从中捕捉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温键键的言情小说《成龙传》，这是由于他们特别喜爱看成龙主演的电影，爱屋及乌，对相关小说也很感兴趣，也正是因为阅读此类小说，很多俄罗斯人认为在中国人人都会武术，家家都有武林秘籍;而老年一代推崇的是描写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以及角色有爱憎分明吃苦耐劳性格的作品，如王蒙的《青春万岁》，莫言的《红高粱》等，“其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创作方法与苏联文学有相似性，其表现的思想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引起了苏联民众的共鸣”④。这类小说对他们而言就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于我们，能勾起对上个世纪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是一种对过去的缅怀。
根据俄苏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以及我国学者对中国现代作品俄译的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俄苏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较为齐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小说的译介和传播，对诗歌、戏剧的关注度则远远不够。
第二，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并未脱离实际，他们力图将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这种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真正去把握作品灵魂的研究。
第三，与欧洲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及研究现状相比，苏联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还相对薄弱，译本偏少，缺乏专职的研究队伍，翻译与研究效率也略低。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于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做报告时针对性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提出建议：“需要各研究机构和大学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培养计划以壮大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⑤
第四，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受两国关系影响颇深。50年代中苏建立友好联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文学互动也随之减缓。
第五，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需求远远不如对欧美文学的需求。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面窄，俄译本发行量低;主力军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俄罗斯影响较小，比重不足。
3. 译介与传播的途径与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纸质图书。苏联未解体前，中苏政府签订一系列关于促进文学传播的协定，有计划地在苏联推广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俄译本。1983—1991年间苏联出版了大量优秀作家的作品。据汉学家罗季奥诺夫介绍，自苏联解体1992—2009年17年间总共出版了20余部中国现代小说散文俄译本。
自2006年至今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文化年等，极大地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在中国政府推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八大工程中，与俄罗斯达成多项合作计划，双方相继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为推动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互动开辟了新格局。⑥ 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刘斌杰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为中国出版商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以此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此外，中国政府还向俄罗斯翻译家、汉学家和出版商提供各种津贴和补助金。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还依靠网络手段。自2006年中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网络上传播量大大增加。俄罗斯建立了几个专门介绍中国的网站，用较大版面来介绍现当代文学，例如俄罗斯论文网、汉学网、东半球网等。在“东半球”网站上，有版块专门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还有中国文学的相关信息，以及一些将英文等其他语种译成俄语来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和材料。通过访客数量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数正在稳步增加。2007-2012年这几年间，浏览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中国新文学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开端，以五四文学为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一般来说，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是从1917年到1949年，当代文学是1949年至今。本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的译介和传播。
1. 现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特点
20世纪初，经历了战争和动荡，苏联百废待兴，对中国新文学并未给予太大关注。直到1929年，漢学家王希礼翻译的《阿Q正传》出版，可以说这位汉学家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入俄序幕，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正式走进苏联。在这段时期，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其作品都出版了俄译本，如《鲁迅选集》、《老舍选集》、《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等。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文学中能了解到普通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一大原因是俄罗斯读者想要了解邻国人民的理想信仰，想要从精神层面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学者们研究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意图通过其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中寻找到与中国进行人文交往的钥匙。
值得一提的是，苏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
苏俄汉学家从实际出发，翻译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作品的时代背景，强调作者的所思所想，研究和评价作品尽量做到公正客观。如老舍、茅盾等作家，汉学家对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介绍较多，也注重研究分析作者思想内涵及作品表达形式。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还包括以下特点：俄罗斯学术界把更多的目光集中于获得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之上;选择作品时注重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色彩，并用注释加以阐述，尽量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偏爱以选集形式译介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对长篇小说关注力度不够，因此还有许多重要作家的优秀长篇作品尚未翻译。⑦ 2. 以老舍与茅盾为例分析
老舍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优秀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富含人道主义关怀，具有民族性和对人性丑恶的评判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曾遭遇过这样或那样的苦难，因此各国读者都能从其作品中寻到共鸣。
20世纪20—30年代老舍就已经在中国极富影响力，但由于中苏两国各自遭遇了战争和动乱，老舍的作品没能及时在苏联得到译介和传播。1944年汉学家翻译了他的一部短篇小说，对其生平做了一番介绍，自那时起才渐渐被苏联读者所知。
60年代的“文革”迫使这位文学大家陨落，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降至冰点，但苏联文学界纷纷对这位大师进行各种形式的追思、悼念。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老舍作品俄译本发行量不减反增，维持的水平普遍较高。各大出版社相继发行了如《老舍短篇小说选》、《离婚》、《猫城记》等作品的俄译本。1967年还出版了安吉博夫斯基的专著《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索罗金对这部专著做了评析：“安吉博夫斯基通过转述及注释，介绍了抗日战争前10年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他向我们介绍了老舍采用的多种多样的体裁和主题，彰显了人道精神和对黑暗社会的披露”，“作者首次论述了由谢曼诺夫翻译的讽刺小说《猫城记》，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作者早期不成熟思想的体现，但却是我国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中国作品，读者们看到了‘文化革命’这个悲剧的预言，而它的作者也成了牺牲品。在安吉博夫斯基的这部著作里，老舍被列入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进程脱轨的‘孤独和被限制的作家’。”⑧
1983年远东国立技术大学东方学院博罗吉娜的《老舍：1937—1949战争年代的创作》一书在苏联出版，这本书介绍了老舍在战争期间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情况，赞誉他“不仅是作为一名作家，而且作为一名公民在活动”。书中首次介绍了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工作和成就。索罗金对此做出评论：“书中第一次分析了三卷本《四世同堂》，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在思想上有巨大意义。”⑨
此外，费德林主编的《中国文学》一书中设有专章来介绍老舍，《老舍短篇小说、剧本、论文集》中也专门收录了关于老舍作品的评论类文章。季什科夫在《老舍短篇小说》俄译本的序言中指出，老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和文艺评论，他的作品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黑暗现实的痛恨，老舍的文艺批评则是其“多才多艺、富有敏锐鉴赏力和热爱祖国文学事业的强有力证明”⑩。
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也脍炙人口。他的《茶馆》曾多次登上苏联话剧舞台，引人入胜，深受观众好评。有学者认为《茶馆》受欢迎的原因一是富有中国时代特色，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通过“这面镜子”来认识中国社会 ，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教育型的喜剧和社会学的文献”;二是《茶馆》与现实相交融，观众观看时易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并且与众不同的东方神韵也让观众流连忘返。
茅盾是另外一位影响深远的现代作家。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在整个世界都享有盛名。此外，他的创作深受高尔基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在俄罗斯译介和传播也就更容易获得认同感。
1934年茅盾作品《春蚕》的俄译本发表，从此苏联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茅盾研究。十年后他的第二篇小说《林家铺子》由奥沙宁翻译，并收录在《中国短篇小说集》中。蘇联小说家和剧作家卡达耶夫指出：“《林家铺子》这篇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以林家伟为典型代表的阶级逐渐衰落和走向灭亡的画面。”乌利茨卡娅注意到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对普通民众和穷苦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之情。此时的汉学家不仅翻译茅盾的作品，也对其展开了分析研究。
王希礼在长篇小说《动摇》俄译本的序言里对茅盾进行了客观的评析，他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如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本身对小资产阶级仍留有幻想、立场不坚定有所动摇等;也强调了作品的价值所在，“力求创造出他详细研究过的形象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这幅广阔的全景式生活画面”，“客观地涵盖了许多揭露性的事实”。 费德林认为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最优秀的作品，评价其“作品独具伟大魅力”，创造出表现“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 《子夜》是中国革命文学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索罗金在《纪念茅盾》一文中赞扬道：在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这几十年里，茅盾描绘出一幅宏大而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在这方面，恐怕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能与之匹敌。”费德林也指出：“茅盾的作品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能创作出如此广阔的现代中国社会图景，也无法描绘出如此丰满的同代人形象，也不能像茅盾在其小说中提出这么多的社会重大问题。”
除此之外，索罗金的专著《茅盾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苏联时期茅盾研究的最大成就。这部著作详细全面地介绍了茅盾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极具首创意义。索罗金本人评价这部著作：“很遗憾当时在莫斯科没有充分的资料，在中国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也很薄弱，因此在书中没能十分全面地介绍这位艺术家的面貌”，幸而通过有限的资料“注意到了茅盾文学活动的博大和多方面特质”。 该书还划分了主题思想，条理清晰地介绍了20到40年代茅盾创作的作品。这本专著开启了国外研究茅盾及其创作的先河，对茅盾境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标志着苏联达到了茅盾研究的高峰。
三、对推进译介与传播的思考
纵览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我们发现随着时代进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作品传播数量远远不够。整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仍处于边缘地带。根据搜寻的相关资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共有98部：
其中，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莫斯科《我们的同代人》杂志出版了中国文学专号，收录了4篇现代小说和3篇散文。到2012年间，俄罗斯总共出版了中国的5部文集，10部长篇小说，1部诗歌选集。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仍待发展。 第二，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知古不知今的现象明显。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主力军仍是古典文学，大多数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知古不知今，对现代文学知之甚少。笔者在俄罗斯最大的搜索引擎（yandex.ru）上查找关于“中国文学”的词条时，发现搜索到的网站大多都是介绍中国古典文学，有关现代文学的寥寥无几。
第三，翻译人才短缺。俄罗斯汉学家青黄不接，经验丰富德才兼备的老汉学家已步入迟暮之年，而青年汉学家还不足以挑起译介的重担，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迫在眉睫。不论是中国自己的俄语译者还是俄罗斯的汉学家，都任重道远。而且现在大多懂汉语的俄罗斯人不愿意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这就使得俄罗斯的中国文学译介发展缓慢，更不必提出版发表。
第四，译介与传播途径不畅。主流出版机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社会影响范围小。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在俄传播的主要途径仍是纸质书籍，但俄罗斯主流出版社对译介和推广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不积极。此外，其他方式如广播、网络等少有推介中国文学，宣传力度也远远不够。
俄罗斯是一个把艺术刻在骨子里的国家，人们渴求精神食粮。他们可以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书籍;可以饿着肚子，也要穿着体面地去看一场话剧、听一场音乐会。俄罗斯人对书籍接受度高，也乐意阅读外国作品，但前提是作品对他们有吸引力。中国不缺好作品，缺的是好的翻译人才和向外输出的渠道。就此，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的译介与传播事业提出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作品进行高质量翻译和系统推介。汉学家罗季奥诺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若想在国外占据一席之地，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即历史性和文化底蕴”。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吸引外国读者的作品是能够对人类重大问题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的佳作，并且还要具备本民族独特的审美风格、审美特征和审美情趣。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文学也别具一格，将有质量的译本推介到俄罗斯指日可待。
第二，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切实解决翻译人才短缺问题。苏联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汉学界人才的老化和断层，培养中俄两国的翻译人才亟需提上日程。值得借鉴的是法国政府设立翻译津贴的做法，与译者建立密切联系，帮助汉学家和翻译家专心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重视其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组织开展各语种翻译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促使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第三，与俄方建立译者合作翻译机制，加强学术、出版等机构的多方面合作。建立中俄译者合作互译模式，不仅能降低翻译难度，也能大大提高翻译的准确性。除却翻译家发挥译介的重要作用外，出版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读者往往更青睐于选择本国主流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与俄罗斯出版机构加强合作，能大大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在俄传播。
第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特别重视新媒体的传播作用。日本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门的原因不仅是作品确实出众，更大的原因是宣传得当。俄罗斯只有少数几个网站会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这与中国不太注重海外宣传不无关系。如今网络当道，新媒体盛行，合理运用新媒体，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大有裨益。
四、结语
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我们发现其发展历程深受两国关系影响，但总体发展趋势向好。中俄两国比邻而居，是交往已久的友好邦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互动往来频繁，为中国现代文学推介到俄罗斯打下良好基础。
我国为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传播做出了不少努力。通过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国家年等活动以及中国推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举措都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在俄传播。
尽管发展趋势向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译介传播仍任重道远。文学关系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中国现代作家也受到俄苏文学深远的影响，这点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同样地，作家作品中包含這样的历史渊源，也更容易获得俄罗斯读者的认可，在俄罗斯也更具优势。我们要凭借这种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和优秀的作品，寻找正确的途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
罗季奥诺夫对中国现代文学充满期盼：“莫言获诺贝尔奖激发了俄罗斯出版商和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中国现代文学以其最广泛的题材和流派而著称。……石油管道已经铺设完毕，是时候打开文学之窗来了解中国了。”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注释：
① 参见季塔连科：《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② 参见罗季奥诺夫：《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③ 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④ 黄嘉德：《世界文学在苏联》，《文史哲》1994年第11期。
⑤ 波兹德涅耶娃：《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邢公畹译，《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
⑥ 白杨、白璐、汪俊仙、刘翀：《中国新时期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与推广——以张洁作品为例》，《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9期。
⑦ 参见马千钤：《中国当代文学在俄译介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8日。
⑧⑨ 索罗金：《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8、159页。
⑩ 参见钱林森、周宁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2页。
陈军：《论〈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西纳译：《茅盾小说》，国立文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146页。
费德林科编译：《茅盾》，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中国20世纪诗歌与小说：谈过去看未来》（2002年）、《上海人：现代上海作家选集》（2003年）、《雾月牛栏：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命若琴弦：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红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集》（2007年）。
《糖》（棉棉著，日丹诺娃译，2005年）、《上海宝贝》（卫慧著，库德里亚夫切瓦译，2006年）、《我的禅》（卫慧著，库德里亚夫切瓦译，2006年）、《病毒》（蔡骏著，热罗霍弗采夫译，2006年）、《诅咒》（蔡骏著，热罗霍弗采夫译，2006年）、《狼图腾》（姜戎著，阿格耶夫译，2008年）、《我的帝王生涯》（苏童著，叶戈罗夫译，2008年）、《妻妾成群》（苏童著，叶戈罗夫译，2008年）、《酒国》（莫言著，叶戈罗夫译，2012年）、《丰乳肥臀》（莫言著，叶戈罗夫译，2012年）。
《亚洲铜》（刘文飞主编，圣彼得堡东方文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鲁旭，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