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在《论语·述而》中这样概括自己的为人：“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从这句自述中，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孔子是个乐天派。
　　 对一个人的了解，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是既要知其言，更要观其行。孔子说自己“乐以忘忧”，是否真的如此？我们只要看看，面对突发事件，孔子的表现，就很清楚了。
　　 也是在《论语·述而》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对比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我们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到宋国去，与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习礼。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拔掉了这棵大树。孔子离开了，弟子们催促孔子，快点逃。孔子说：“慌什么？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那桓魋将把我怎样？”孔子在面对杀身之祸的严峻时刻，居然还有缓者的雅致，真是不简单。可以看到，孔子对自己的德性（也包含声名）是高度自信的。在孔子眼中，德性就是自己的护身符，或者说挡箭牌。拥有它，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自己。这种自信换一种说法，就是“乐天”。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孔子经过匡准备到陈国去，因为自己的相貌与鲁国的阳虎相似，被匡人误认为是曾经残害过他们的阳虎，于是把孔子囚禁了起来。孔子一点也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情，他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段话，展现出孔子高度的文化自觉。他觉得自己俨然就是周文化遗产的最高代表。如果老天爷要让这种文化丧失，那我也不会掌握它了。言外之意，老天爷既然让我掌握了这种文化，就不会让这种文化丧失。既然我是这种文化的唯一继承人，老天爷自然不会让我死于非命，匡人又能把我怎样？在这则故事中，孔子的自信简直到了自大的程度，难道周朝的优秀文化遗产真的只有孔子一个人得其精髓吗？孔子这样看待问题，只能说他是一个极其乐天的人。在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孔子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消极面，而是积极面。果然，匡人在囚禁孔子五日后释放了他。
　　 孔子的两次化险为夷，其实都表明了一点：孔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高度自觉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代表周文化的精髓，所以自然不会死于非命。孔子的乐天，源于孔子对周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表现在自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而且也表现在当时的社会对这种文化还心存敬畏之心。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虽然已经是“礼崩乐坏”，但周文化的余威还在，如果孔子生活在庄子的时代，也许孔子早就死于非命了，哪怕他是周文化遗产的唯一和最高的继承人。
　　 孔子人格中这种乐天几乎是一种天性，我们阅读《论语》，时时可见这种乐天的踪影。虽然有时候，孔子也发发感慨，有时似乎也比较悲观，像《论语·子罕》中孔子悲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言外之意，这天下清明无望呀！同样是《论语·子罕》，孔子站在河边悲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論语·公冶长》中，孔子悲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说得似乎凄凄哀哀。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悲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这只是孔子人生中的小插曲而已。每个人都有意志消沉的时刻，我们看的是一个人一生的主色调，而孔子一生的主色调应该是“乐天”。这就像为人上，孔子一般是相当宽容的，和颜悦色，让人如沐春风，这是孔子为人的主色调，但孔子也会发脾气，也会骂昼寝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孔子骂的最凶的一次是骂自己的老朋友原壤。我疑心这个人有点道家的气象。譬如母亲死了，孔子去帮他治丧，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这是不是有点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味道？孔子大约心里很烦，但那一次孔子忍住了，他装作没听见。可这一次，孔子看见原壤“夷俟”，大约就是荆轲被秦始皇最后杀死时坐在地上的那个姿态：箕踞。表达自己对秦始皇的鄙视。面对原壤如此轻浮无礼的举止，对于把“礼”看得重如生命的孔子来说，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孔子这次大光其火，骂自己的老朋友：“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并“以杖叩其胫”，我估计这次孔子气得绝对是血压升高不少的。但这只是反常现象。平常的孔子，绝对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
　　 所以，看人，要看他的主流。孔子人格的主流就是“乐天”，这种“乐天”的精神动力源于他对周文化的自信。正因为自己是正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孔子相当乐观地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在《论语·述而》中，孔子相当高调地指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当孔子在陈绝粮，跟随的人饿得爬不起床来了，子路沉不住气，逼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响当当地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乐天的天性，高尚的人格操守，在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子是一个极为乐观的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才会掷地有声地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庄子在他的文章中经常调侃孔子倒霉的一生。庄子把孔子死守周礼看成是已陈之刍狗，“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孔子倒霉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不合时宜。“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庄子是深刻的，也是刻毒的。他看出孔子拘守周礼的不合时宜，显出庄子进化的眼光。所以他眼中的孔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真是一条活生生的丧家之犬，但在庄子眼中倒霉透顶的孔子，却相当开朗地看待自己人生的困境。庄子嘲笑孔子及其弟子“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的悲惨境遇，但身临其境的孔子自己却“弦歌不辍”，优雅平和，一点没有感到死期将至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周讥笑孔子，他自己不也像孔子一样穷困潦倒，甚至比孔子还倒霉，要找监河侯贷粟度日吗？他们不都是在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吗？孔子是待价而沽，庄子是持竿不顾，不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吗？所以庄子大可不必讥笑孔子的潦倒，更不必嘲弄孔子的不合时宜，因为庄子自己逍遥无为的主张，在统治者眼中不同样是不合时宜形同异端吗？孔子坚定地传播周文化，他自己和庄子的看法一样，也知道没有好结果，在《论语·微子》中，当隐者请子路转告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言外之意是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忙活，没有任何意义，孔子却坚定地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子路说老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说到底不就是一种乐天精神在支撑着这位“万世师表”吗？
　　 人应该有一点精神。这从孔子身上看得最分明。做事不论成败，只要有这点精神，就能得到人们的敬仰。孔子“从周”的政治理想也许有些不合时宜，孔子借助周文化调和整个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努力也许显得保守，但孔子坚守理想的乐天精神实在让人佩服。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一幅天真浪漫的图画，我以为是孔子乐天人格最诗意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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