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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是一部由城市之旅上升为寻找信仰之旅的精神之书，徐则臣以“70后”主人公为写作中心，在花街、北京的城市切换中审视离乡与归乡主题，“耶路撒冷”作为“缺席”的在场者，是精神隐喻的象征，小说采用了“复调”的艺术手法。内容表达的多义性、写作空间的多样性让整部小说具有厚重感与层次感，展现出了新的文学表达风格。
《耶路撒冷》是一部内容丰厚、艺术匠心、意味绵长的小说，讲述了70后的一群人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以在现在的时空里追忆“花街”为中心的童年往事、青春情爱以及父辈历史，表现了离乡归乡、精神困顿、自我忏悔、救赎、信仰的主题。作品像一座倒映在湖边的峰塔，每一个楼层都有它的映照面：童年与现在的对照、离乡与归乡的对照、精神忏悔与救赎的对照。在书写顺序上，作者采用人名的命名方法，每一篇都从一个小说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辐射出与主人公有关的其他人物和故事，像嵌套式的格局，所有的章节构成了叙述的整体性，画满一个圆，把所有的生活通过不同视角的写作立体地展现了出来。
一、漂泊与归乡：“70后”的城市选择
离乡与归乡是现代人思考与困惑的主题之一，许多作家都围绕这一主题书写了一代人内心的挣扎、矛盾与困顿，自鲁迅开启现代文学乡土小说的写作之路开始，后续的每一代作家对故乡都有着独特的写作感受。鲁迅以启蒙的眼光揭露未庄和鲁镇的麻木与愚钝，孙犁关注于乡土世界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等问题，沈从文则构造了湘西的希腊小庙，莫言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呈现了高密家乡的美丽丑陋、超脱世俗、圣洁龌龊……“70后”作家徐则臣以离乡与归乡的现代人精神困境为切入点，从地方性和个人性生活经验出发，在回顾往事中审视和调整当下生活，开启了新的写作图景，可以把它称作为“70后”的心灵成长史。
《耶路撒冷》以北大社会学博士初平阳为了筹钱去耶路撒冷深造，回花街卖掉自家的大和堂为主线，在几天光景中回溯了花街几十年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交叉，过去与现在穿梭，凡俗的苦恼、精神的救赎，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既是同在北京城打拼漂泊的异乡人，又是成长于“花街”的童年玩伴。小说并不是单一表达逃离城市、回归故里的乡愁乡恋之情，更体现了一种人生路上自我寻找、精神所归的心灵探寻。徐则臣采用空间架构的写作方法，开阔了整部小说的阅读空间。空间架构的两端，一端是北京城，另一端是故乡花街，在两座城市的上端，一座叫“耶路撒冷”的城市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召唤着小说的主人公，两点之上的一线扩大了文学空间与写作疆域。
“花街”在徐则臣的创作轨迹中并不陌生，“花街”坐落在苏北运河边上，交错的码头、运河、斜教堂、东西大街、水晶、翠宝宝纪念馆构成了这座小城独特的地方风貌。花街是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景天赐共同成长的地方，这里记录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及父辈历史，它既是主人公们童年影像的缩影，也是主人公们内心挥之不去的疙瘩的原点，每个人对天赐的死都应负有间接责任。主人公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都绕不开天赐童年的事故，花街的童年过往植根于每个人的记忆中，无论主人公奔到哪里，这根线都牵引着他们，景天赐的存在使小说蒙上了一层虚幻感，如同处于上方的耶路撒冷一般，是来自远方的声音，但却扣响在每个人心中。
带着自责和忏悔之心，“花街”的少年在长大后出走花街，在北京城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和小成就。初平阳是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易长安靠倒卖假证腰缠万贯，杨杰的水晶事业做得有声有色，秦福小在北京领养了干儿子。抵达北京，像是主人公们逃避式的出走，也是寻找精神归宿的栖息地。所有人选择北京都各自有因：初平阳求学深造、秦福小流浪而漂至北京、杨杰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娶了北京媳妇。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他们的某种愿望，但他们却最终又在背井离乡、自我寻找中带着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而返回故乡，从一端回到了另一端。北京是座全新的城市，但是作为京漂和外来群体，他们的归属始终不在这里，即使是学者初平阳，北京依然是一个中转站，同时他还抱着去“耶路撒冷”看一看的心态，希望能真正走向世界，所以北京城更像是短暂的庇护所，相比“花街”，他们始终是外来者的身份。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在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花街——北京——耶路撒冷”代表“故乡——都市——世界”的行走路线，在精神上是一次“出走——愿景——回归”的历程，“耶路撒冷”是主人公们未曾到达的城市，始终以理想、神秘、向往、憧憬的姿态存在于小说中，“到世界去”是年轻人生活的常态，它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像是现实之上的理想寄托。
无论是花街、北京还是耶路撒冷，都是主人公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外在形式，城市是精神依托的物理因素，但原乡、外乡、世界的城市变幻，拉宽了整部小说的写作空間，让小说的写作不只停留在故乡的狭小空间，既写出了花街的人文环境，又留有“到世界”的怀想空间，对于“70后”一代，既有故乡的烙印，又为自己的成长留存了理想的信仰空间。
二、信仰与超脱：“耶路撒冷”的精神旨归
《耶路撒冷》以全新的面貌指向深刻的主题，它呈现出世界的眼光和异域的神秘感，既具有对远方理想主义的憧憬，也有对当下现实主义的冲击。“耶路撒冷”是带有浓郁以色列风情的音译外来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在没有明确的意识到汉字之美时，你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的组合之后所呈现的韵味和美感。”的确，“耶路撒冷”无论是其表面的字眼还是内在含义都构成了小说写作的一大特点与基调。
初平阳打算去“耶路撒冷”求学，“耶路撒冷”最初以地理名词出现，“花街”与北京是两座现实而具体的城市，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却始终以抽象想象的方式呈现，它更像是自我内心追寻、信仰高度的终极符号表征，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时，“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便会在远处招摇，它除了名字本身的美感外，还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宗教意义。初平阳回到花街是因为卖掉大和堂去“耶路撒冷”求学，“耶路撒冷”成为主人公下一站的城市选择。 随着小说的推进，在人物回溯生活与自我探寻中，“耶路撒冷”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它从外在的城市符号内化为个人的人生信仰与精神之书，用初平阳的观点就是：“耶路撒冷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小说并不带有宗教色彩，而是找寻精神信仰的自我探寻之旅。小说中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有着自己的信仰，五个主人公对天赐的死都念念不忘，一直生活在自我忏悔中，秦福小领养长得像弟弟的天送，带着天送回乡，这样的选择是最令福小心安的方式。初平阳受塞缪尔教授和顾教授的影响，塞缪尔教授的父母去上海打开了“到世界去”的人生大门，他们在上海躲过一劫，塞缪尔对上海的感恩之旅是灵魂得以心安的方式，顾教授的父母在文革中受过重创，对“文革”进行反思成为他的灵魂救赎，初平阳在教授的影响下向往耶路撒冷，同时日渐明白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是对自我精神的探寻。易长安对父亲好色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却通过男欢女爱获得麻痹的快感。在花街这座小城，与耶路撒冷最先建立联系的是秦环奶奶和沙教士，秦环是花街上受人排解的“另类”人物，在失去生存勇气时，沙教士拯救了她，让她有了重生的希望，沙教士说“人要学会放下才会得到安宁”，指引秦环通过读《圣经》、去斜教堂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渐渐化解了心里的心结……初平阳因“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回到了花街，在故事的发展与自我寻找中，逐渐明白了“耶路撒冷”的真正意义，即自己一路寻找的远方是一种精神皈依，“耶路撒冷”象征了“忏悔、赎罪、感恩、反思”的能力，是心安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之上构筑的理想式“耶路撒冷”为整部小说开拓了想象空间，营造了异域情调，徐则臣以世界眼光的写作方式，拓宽了小说的阅读视野。“耶路撒冷”由地理意义变为了精神信仰的代名词，“耶路撒冷”作为现实之上的新空间，它的庞大声影笼罩在人物的上方闪烁着远方神秘的希望之光。“耶路撒冷”既是一个共性的代表世界的特殊地带，又是内化为每个人心中不同的精神信仰，它像一个核元素生长在花街上的每一个青年心中，既是抽象、泛化的，又对每个个体有着不同的作用，徐则臣去除了“耶路撒冷”的宗教、民族背景，在花街的重聚中，每个人将一无所知的“耶路撒冷”变成了灵魂深处的“超级能指”。
三、结构与文体：小说“复调”形式
《耶路撒冷》是一部传统的小说，但在结构、文体上却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写作形式，具有复调形式。在结构上呈现出圆形“蜘蛛网式”的串联样式，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每一章节，从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写到景天赐，以景天赐为中心，将五个主人公逐一倒叙回写至初平阳。小说以不同主人公的叙述视角呈现童年往事，多个切面地讲述，灵活的变换，开阔了读者的阅读视域，引人入胜。在文体上，奇数章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偶数章则是主人公初平阳专栏写作的文章，文体有随笔、演讲稿、短篇小说等，整部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显示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叙述视角的复调是指在共时空间里通过不断变换小说叙述的视角来凸显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的五个主人公共同生活在花街，从不同的人物叙述视角叙述了同一时空的花街，又以四个人物为主角衍生出家族记忆脉络的特殊历史。初平阳与舒袖是一对恋人，初平阳用他的视角讲述了舒袖陪他度过考取北大博士的经历，回到花街后，看到昔日恋人，初平阳开始揣测舒袖的内心，并生发了旧爱情殇，而第二章舒袖则用她的叙述视角讲述了陪初平阳北漂的生活，并且表现了对初平阳念念不忘的深情。一对旧时恋人像被一堵墙封锁着，他们用各自的视角回忆了那段共同的恋爱时光，使各自内心割舍不下的情感，在叙述视角里公开透明，他们互相揣测着对方的情感状态，但双方真实的内心只有局外的读者能看到，这样有限的叙述视角更能表现小说的复杂性，能从不同的视角反复审视同一事件，使小说摆脱了平面化的写作方式。
不同叙述视角的叙事除了创造同一事件的多样空间，同时也扩大了小说的写作范围。每个主人公虽有共性的往事，但也有个性的生活经历，小说像一张布满节点的蜘蛛网，网状的四个点即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以四点为中心连接一序列的线性交织，易长安讲述了他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经历，母亲曾是花街的妓女，父亲因同情而与母亲结婚，后又因心理不平衡而养成好色之心；秦福小追忆了父辈家族的故事，弟弟景天赐是家中的独子，父亲也是家中的独子，痛失爱子让整个家庭多年都难以走出阴影；杨杰的母亲年轻时在花街自称“北京人”，而自己与真正的北京人崔晓萱结婚也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虚荣心；秦环奶奶年轻时的故事、塞缪尔教授父辈在上海的经历、顾教授父辈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在四个主人公的回忆和行走中，一一呈现，小说不停地挖掘着更深的记忆、生活、精神反思，而景天赐作为一个死去的人物，笼罩在四个主人公的上方，他是童年记忆的标志，也是精神忏悔的根源，处在蛛网中心虚点的位置，虚实结合的蛛网让整部小说在空间写作中井然有序、错落有致。庞杂的人物、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被串联牵扯在一起，每个主人公不仅追忆了自己的童年，还回忆起父辈酸苦的花街往事，“花街”像一个纵坐标，这里不仅有“70”后青年人的成长史，更有由古及今的传承史，凡俗的尘世，让“花街”的地方坐标具有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
《耶路撒冷》采用小说人物的多重视角进行叙述，使小說变得全面、真实、丰厚、立体，在文体上，徐则臣也采用了复调手法。文体的复调是指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形式共同组合成一部小说。这就同复调音乐一样由多个不同的声部“平等”而又“不可分割”地服务于同一音乐主题。小说的偶数章以小说主人公——北大社会学博士初平阳的名义插入了《我们这一代》十篇专栏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对婚姻、爱情、社会问题、生命追寻主题的思考，如“到世界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凤凰男”“时间简史”等，这些专栏以随笔、小说、演讲稿的形式写作，有的与小说人物有关联，有的则是对“70”后当下生活困境的反思，既可以看作小说之外的独立文章，也可以帮助理解小说主人公内在的心理矛盾，专栏部分以初平阳全知的视角与自叙，冷静、客观地剖析了社会问题，在文章中闪现人生的哲理思考。
徐则臣复调的小说写作方式使小说形式呈现出新颖化式样，小说是圆形的齿轮状结构，复调的叙述视角、文体，用不同的维度指向同一个时空。
《耶路撒冷》呈现了动态的版图运动，一群人在城市归途中挣扎、碰撞、回忆、寻找，最终变成了心灵之旅，主人公们在花街短暂聚首后的别离意味着一次更远的到达，即心安归处的终极信仰的灵魂抵达，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安归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耶路撒冷》是一部内容丰厚、艺术匠心、意味绵长的小说，讲述了70后的一群人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以在现在的时空里追忆“花街”为中心的童年往事、青春情爱以及父辈历史，表现了离乡归乡、精神困顿、自我忏悔、救赎、信仰的主题。作品像一座倒映在湖边的峰塔，每一个楼层都有它的映照面：童年与现在的对照、离乡与归乡的对照、精神忏悔与救赎的对照。在书写顺序上，作者采用人名的命名方法，每一篇都从一个小说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辐射出与主人公有关的其他人物和故事，像嵌套式的格局，所有的章节构成了叙述的整体性，画满一个圆，把所有的生活通过不同视角的写作立体地展现了出来。
一、漂泊与归乡：“70后”的城市选择
离乡与归乡是现代人思考与困惑的主题之一，许多作家都围绕这一主题书写了一代人内心的挣扎、矛盾与困顿，自鲁迅开启现代文学乡土小说的写作之路开始，后续的每一代作家对故乡都有着独特的写作感受。鲁迅以启蒙的眼光揭露未庄和鲁镇的麻木与愚钝，孙犁关注于乡土世界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等问题，沈从文则构造了湘西的希腊小庙，莫言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呈现了高密家乡的美丽丑陋、超脱世俗、圣洁龌龊……“70后”作家徐则臣以离乡与归乡的现代人精神困境为切入点，从地方性和个人性生活经验出发，在回顾往事中审视和调整当下生活，开启了新的写作图景，可以把它称作为“70后”的心灵成长史。
《耶路撒冷》以北大社会学博士初平阳为了筹钱去耶路撒冷深造，回花街卖掉自家的大和堂为主线，在几天光景中回溯了花街几十年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交叉，过去与现在穿梭，凡俗的苦恼、精神的救赎，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既是同在北京城打拼漂泊的异乡人，又是成长于“花街”的童年玩伴。小说并不是单一表达逃离城市、回归故里的乡愁乡恋之情，更体现了一种人生路上自我寻找、精神所归的心灵探寻。徐则臣采用空间架构的写作方法，开阔了整部小说的阅读空间。空间架构的两端，一端是北京城，另一端是故乡花街，在两座城市的上端，一座叫“耶路撒冷”的城市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召唤着小说的主人公，两点之上的一线扩大了文学空间与写作疆域。
“花街”在徐则臣的创作轨迹中并不陌生，“花街”坐落在苏北运河边上，交错的码头、运河、斜教堂、东西大街、水晶、翠宝宝纪念馆构成了这座小城独特的地方风貌。花街是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景天赐共同成长的地方，这里记录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及父辈历史，它既是主人公们童年影像的缩影，也是主人公们内心挥之不去的疙瘩的原点，每个人对天赐的死都应负有间接责任。主人公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都绕不开天赐童年的事故，花街的童年过往植根于每个人的记忆中，无论主人公奔到哪里，这根线都牵引着他们，景天赐的存在使小说蒙上了一层虚幻感，如同处于上方的耶路撒冷一般，是来自远方的声音，但却扣响在每个人心中。
带着自责和忏悔之心，“花街”的少年在长大后出走花街，在北京城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和小成就。初平阳是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易长安靠倒卖假证腰缠万贯，杨杰的水晶事业做得有声有色，秦福小在北京领养了干儿子。抵达北京，像是主人公们逃避式的出走，也是寻找精神归宿的栖息地。所有人选择北京都各自有因：初平阳求学深造、秦福小流浪而漂至北京、杨杰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娶了北京媳妇。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他们的某种愿望，但他们却最终又在背井离乡、自我寻找中带着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而返回故乡，从一端回到了另一端。北京是座全新的城市，但是作为京漂和外来群体，他们的归属始终不在这里，即使是学者初平阳，北京依然是一个中转站，同时他还抱着去“耶路撒冷”看一看的心态，希望能真正走向世界，所以北京城更像是短暂的庇护所，相比“花街”，他们始终是外来者的身份。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在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花街——北京——耶路撒冷”代表“故乡——都市——世界”的行走路线，在精神上是一次“出走——愿景——回归”的历程，“耶路撒冷”是主人公们未曾到达的城市，始终以理想、神秘、向往、憧憬的姿态存在于小说中，“到世界去”是年轻人生活的常态，它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像是现实之上的理想寄托。
无论是花街、北京还是耶路撒冷，都是主人公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外在形式，城市是精神依托的物理因素，但原乡、外乡、世界的城市变幻，拉宽了整部小说的写作空間，让小说的写作不只停留在故乡的狭小空间，既写出了花街的人文环境，又留有“到世界”的怀想空间，对于“70后”一代，既有故乡的烙印，又为自己的成长留存了理想的信仰空间。
二、信仰与超脱：“耶路撒冷”的精神旨归
《耶路撒冷》以全新的面貌指向深刻的主题，它呈现出世界的眼光和异域的神秘感，既具有对远方理想主义的憧憬，也有对当下现实主义的冲击。“耶路撒冷”是带有浓郁以色列风情的音译外来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在没有明确的意识到汉字之美时，你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的组合之后所呈现的韵味和美感。”的确，“耶路撒冷”无论是其表面的字眼还是内在含义都构成了小说写作的一大特点与基调。
初平阳打算去“耶路撒冷”求学，“耶路撒冷”最初以地理名词出现，“花街”与北京是两座现实而具体的城市，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却始终以抽象想象的方式呈现，它更像是自我内心追寻、信仰高度的终极符号表征，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时，“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便会在远处招摇，它除了名字本身的美感外，还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宗教意义。初平阳回到花街是因为卖掉大和堂去“耶路撒冷”求学，“耶路撒冷”成为主人公下一站的城市选择。 随着小说的推进，在人物回溯生活与自我探寻中，“耶路撒冷”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它从外在的城市符号内化为个人的人生信仰与精神之书，用初平阳的观点就是：“耶路撒冷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小说并不带有宗教色彩，而是找寻精神信仰的自我探寻之旅。小说中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有着自己的信仰，五个主人公对天赐的死都念念不忘，一直生活在自我忏悔中，秦福小领养长得像弟弟的天送，带着天送回乡，这样的选择是最令福小心安的方式。初平阳受塞缪尔教授和顾教授的影响，塞缪尔教授的父母去上海打开了“到世界去”的人生大门，他们在上海躲过一劫，塞缪尔对上海的感恩之旅是灵魂得以心安的方式，顾教授的父母在文革中受过重创，对“文革”进行反思成为他的灵魂救赎，初平阳在教授的影响下向往耶路撒冷，同时日渐明白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是对自我精神的探寻。易长安对父亲好色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却通过男欢女爱获得麻痹的快感。在花街这座小城，与耶路撒冷最先建立联系的是秦环奶奶和沙教士，秦环是花街上受人排解的“另类”人物，在失去生存勇气时，沙教士拯救了她，让她有了重生的希望，沙教士说“人要学会放下才会得到安宁”，指引秦环通过读《圣经》、去斜教堂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渐渐化解了心里的心结……初平阳因“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回到了花街，在故事的发展与自我寻找中，逐渐明白了“耶路撒冷”的真正意义，即自己一路寻找的远方是一种精神皈依，“耶路撒冷”象征了“忏悔、赎罪、感恩、反思”的能力，是心安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之上构筑的理想式“耶路撒冷”为整部小说开拓了想象空间，营造了异域情调，徐则臣以世界眼光的写作方式，拓宽了小说的阅读视野。“耶路撒冷”由地理意义变为了精神信仰的代名词，“耶路撒冷”作为现实之上的新空间，它的庞大声影笼罩在人物的上方闪烁着远方神秘的希望之光。“耶路撒冷”既是一个共性的代表世界的特殊地带，又是内化为每个人心中不同的精神信仰，它像一个核元素生长在花街上的每一个青年心中，既是抽象、泛化的，又对每个个体有着不同的作用，徐则臣去除了“耶路撒冷”的宗教、民族背景，在花街的重聚中，每个人将一无所知的“耶路撒冷”变成了灵魂深处的“超级能指”。
三、结构与文体：小说“复调”形式
《耶路撒冷》是一部传统的小说，但在结构、文体上却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写作形式，具有复调形式。在结构上呈现出圆形“蜘蛛网式”的串联样式，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每一章节，从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写到景天赐，以景天赐为中心，将五个主人公逐一倒叙回写至初平阳。小说以不同主人公的叙述视角呈现童年往事，多个切面地讲述，灵活的变换，开阔了读者的阅读视域，引人入胜。在文体上，奇数章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偶数章则是主人公初平阳专栏写作的文章，文体有随笔、演讲稿、短篇小说等，整部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显示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叙述视角的复调是指在共时空间里通过不断变换小说叙述的视角来凸显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的五个主人公共同生活在花街，从不同的人物叙述视角叙述了同一时空的花街，又以四个人物为主角衍生出家族记忆脉络的特殊历史。初平阳与舒袖是一对恋人，初平阳用他的视角讲述了舒袖陪他度过考取北大博士的经历，回到花街后，看到昔日恋人，初平阳开始揣测舒袖的内心，并生发了旧爱情殇，而第二章舒袖则用她的叙述视角讲述了陪初平阳北漂的生活，并且表现了对初平阳念念不忘的深情。一对旧时恋人像被一堵墙封锁着，他们用各自的视角回忆了那段共同的恋爱时光，使各自内心割舍不下的情感，在叙述视角里公开透明，他们互相揣测着对方的情感状态，但双方真实的内心只有局外的读者能看到，这样有限的叙述视角更能表现小说的复杂性，能从不同的视角反复审视同一事件，使小说摆脱了平面化的写作方式。
不同叙述视角的叙事除了创造同一事件的多样空间，同时也扩大了小说的写作范围。每个主人公虽有共性的往事，但也有个性的生活经历，小说像一张布满节点的蜘蛛网，网状的四个点即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以四点为中心连接一序列的线性交织，易长安讲述了他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经历，母亲曾是花街的妓女，父亲因同情而与母亲结婚，后又因心理不平衡而养成好色之心；秦福小追忆了父辈家族的故事，弟弟景天赐是家中的独子，父亲也是家中的独子，痛失爱子让整个家庭多年都难以走出阴影；杨杰的母亲年轻时在花街自称“北京人”，而自己与真正的北京人崔晓萱结婚也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虚荣心；秦环奶奶年轻时的故事、塞缪尔教授父辈在上海的经历、顾教授父辈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在四个主人公的回忆和行走中，一一呈现，小说不停地挖掘着更深的记忆、生活、精神反思，而景天赐作为一个死去的人物，笼罩在四个主人公的上方，他是童年记忆的标志，也是精神忏悔的根源，处在蛛网中心虚点的位置，虚实结合的蛛网让整部小说在空间写作中井然有序、错落有致。庞杂的人物、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被串联牵扯在一起，每个主人公不仅追忆了自己的童年，还回忆起父辈酸苦的花街往事，“花街”像一个纵坐标，这里不仅有“70”后青年人的成长史，更有由古及今的传承史，凡俗的尘世，让“花街”的地方坐标具有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
《耶路撒冷》采用小说人物的多重视角进行叙述，使小說变得全面、真实、丰厚、立体，在文体上，徐则臣也采用了复调手法。文体的复调是指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形式共同组合成一部小说。这就同复调音乐一样由多个不同的声部“平等”而又“不可分割”地服务于同一音乐主题。小说的偶数章以小说主人公——北大社会学博士初平阳的名义插入了《我们这一代》十篇专栏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对婚姻、爱情、社会问题、生命追寻主题的思考，如“到世界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凤凰男”“时间简史”等，这些专栏以随笔、小说、演讲稿的形式写作，有的与小说人物有关联，有的则是对“70”后当下生活困境的反思，既可以看作小说之外的独立文章，也可以帮助理解小说主人公内在的心理矛盾，专栏部分以初平阳全知的视角与自叙，冷静、客观地剖析了社会问题，在文章中闪现人生的哲理思考。
徐则臣复调的小说写作方式使小说形式呈现出新颖化式样，小说是圆形的齿轮状结构，复调的叙述视角、文体，用不同的维度指向同一个时空。
《耶路撒冷》呈现了动态的版图运动，一群人在城市归途中挣扎、碰撞、回忆、寻找，最终变成了心灵之旅，主人公们在花街短暂聚首后的别离意味着一次更远的到达，即心安归处的终极信仰的灵魂抵达，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安归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