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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求对中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一定的资鉴，通过对在国际上较全面进行幸福研讨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研究成果（“报告”为主，其他工作论文为辅）的述评，文章体察出个中的公共政策意蕴，即在新转型变革时代，公共政策制定不仅要围绕经济绩效，更要围绕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趋势是由倚重经济建设时代过渡到并重社会建设时代。
引言
“十二五”开局以来，有关幸福社会建设的舆情方兴未艾。“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逐步得以彰显。因此，有效汲取国际经验，以推进幸福社会建设的学理探讨也就变得格外有意义。经由对向世界各国呼吁进行幸福社会建设“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及其他关联工作论文的解读，文章体察出其中所内含的公共政策转向意蕴，即经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应逐步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此转向将来可能成为公共政策选择与调整的一个新评价标准。而在这样一个由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建设的新时代，为了满足当前经济社会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双重转变的需要，推进社会建设，丰富与完善社会管理是社会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构成。
一、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背景与基本内容
2009年，“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及其相关工作论文发布。[1]报告的基本内容是倡导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既有的聚焦于“生产导向”的测量过渡到聚焦于未来福祉的社会进步测量，其相关论述可概括为关于幸福测度的8个维度与12条建议。
首先，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应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基于既有有关幸福探讨的研究成果（如卡尼曼的“体验效用与客观幸福”）和环球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丹的GNH治国理念），报告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2]：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和物理的）。这8个维度在实质上形塑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体系所忽略。报告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有关建议的具体内涵如下：
建议1：对物质幸福的评估，收入和消费占据的比重应大于生产产出的比重。
生活中，适用于对市场生产进行测度的GDP常常被用以对民众福祉的衡量，此二者的混用可能会衍生出有关民众幸福度量的误导性指标，并催生出错误的决策。事实上，物质生活水准（物质幸福）与国民净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即当收入降低时，生产可能会扩张，反之亦然；如果再考虑及一国内货币贬值及收入的流入流出状况与产品、消费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其实际收入往往可能降低了。
建议2：注重家庭视角。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去观察，实际上，在很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其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与人均实际GDP增长往往有着重大差异，通常前者的增速会更慢。家庭视角要考虑家庭收支在部门之间的转移问题（如纳税与付息等），以及家庭户可以分享到的受政府补贴的非货币服务（比如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的数量与质量。因此，经由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测度，可以更好了解公民物质生活水准（物质幸福）的现状与趋势。
建议3：统观收入、消费和财富。收入与消费指标对于生活水准的评估非常关键，但其必需与财富指标一道使用。譬如，一户在消费品上增加开支的家庭可能增加了当前幸福度，但却牺牲了未来的幸福。在进行幸福测度时，这类行为应纳入家庭资产盈亏表中予以考虑。同样，这种关联也适用于其他经济部门和整体经济。也就是说，为了构建资产平衡表，我们需要涵盖资产与债务的综合性账目信息。当然，对国家而言，资产平衡表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只不过其使用范围仍相当有限，有待推广。在这个事关可持续性的测量过程中，对财富的度量是中心环节。至于这方面的未来应用，当考虑到财富的诸种资本储备形式，例如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因此，如何正确评估这些资本储备形式就变得很重要了。
建议4：优先考虑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布。如建议3所言，尽管平均收入（消费和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但它们还不能全面反映生活水准。比如，不同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份额可能是不均等的，其中一些家庭的境况可能会比其他家庭更差。因此，在收入、消费和财富这三者的平均标准测度方面，还应该有可以反映其分布状况的指标加以配合。在这方面，消费（收入、财富）的中位数应该比其平均数能够更好地测量个体或家庭的情况。不过，由于很多原因，要了解到收入与财富分布的最低端或最顶端的状况并不容易，比如对贫困状况的统计。理想的操作是，这些信息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联系起来看待，即对一个家庭户富裕程度的了解要综合涉及物质生活水准多维度信息，如收入、消费和财富等。
建议5：把收入测量扩展到非市场活动。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家庭和社会的功能运作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有许多服务，人们过去是从其他家庭获得的，现在却是从市场上购买到的。这种转移转换有助于作为国民经济账户测量标准上的收入增长，从而可能会造成生活水准提高的假象，但它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服务从非市场提供转向了市场提供。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家庭为自身也提供了不少服务，这些服务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但它们尚没有为官方收入和生产标准所承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家庭自产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依然扮有重要角色，评估这些国家的家庭消费水平，需要对这种家产产品予以必要的关注。一旦非市场活动得以重视，闲暇问题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假如以更少时间可以获得原先同质同量的商品与服务，即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准获得了提升。
建议6：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条件和可行能力。对幸福（生活质量）[1]测度所采取的措施应有利于健康、教育、个人活动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尤其要就社会关系、政治发言权的测度发展出稳健可靠的措施并予以贯彻，而其中的不安全状况则可以经由生活满意度去表达。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不应只是依据人们的自我报告，还要包括对人们“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测度的认知，因为人的有价值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功能性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包括衣食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言论观点，以及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它们可以被列为一个清单。这其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2]，即人们可以拥有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以及在此机会集内人们的自由选择度和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因此，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观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可以假设存在一份能够全面表现人的能力的清单。从工具性视角看，其包含五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即通常所言的公民权利）、经济条件（指个人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满足人们对信息公开性的需要）、防护性保障（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网）。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其中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同时，也要看到，一方面，对于任何生活质量测度而言，相关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的选择都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只是一种技术操作；另一方面，尽管影响生活质量的“清单特质”[3]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价值判断，但是关于生活质量的共识还是有的，即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健康、教育、日常活动（包括获得体面的工作和住房的权利）、政治参与程度、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关系个人和经济安全的各项因素。测量所有这些特征，既需要客观数据，也需要主观数据。 建议7：所有生活质量指标均应全面评估不平等状况。对各国在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任何评估，都应对不平等境况加以关注。关于生活质量的多面性，不仅需要建立测量不平等的独立标准，而且要考虑其中的社会关联因素。对生活质量不平等评估，适用于人际之间、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性别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比较，此外，还要特别注意新产生的不平等，比如与移民有关的不平等。
建议8：不同政策项目在调查阶段就应评估影响生活质量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度。首先，能否提出这类问题很关键，即生活质量某个领域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其他领域发展的，且不同领域的发展与收入相关性究竟怎样。其次，为了解在生活质量诸多领域均处于弱势的人们的需求及其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具体领域的政策设计方面，应对生活质量不同层面所受到的影响予以综合考虑。
建议9：统计部门应提供累积生活质量不同层面的信息，并允许建立不同指数。尽管对生活质量的评估需要多元化的指标，但仍需要建立起某一概括性综合标准。依据研究的问题和路径，一些综合类标准已经开始采用，比如一个国家整体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类的复合指标。同时，在政府统计体系能够提供必要数据的前提下，也可以设定某些类似标准予以补充，比如基于人们陈述和偏好的“等效—收入”（equivalent-income）标准。
建议10：主客观幸福的测度对于评定人们的生活质量都很重要。统计部门应把人们的生活评估、快乐体验及其本身的调查进行优先次序整合，因为收集有意义而可靠的主客观幸福的数据是可能的。主观幸福包含有不同方面，比如对积极情绪（如幸福、满意度、高兴等）和对消极情绪（痛苦和抑郁等）的认知评价等。为了获得对人们生活更加全面的评价，以上每个方面都需要独立测量。主观幸福度量值不仅可以提供对生活质量本身的一种测度，也可以提供对幸福限定性影响因素（收入及其他物质条件之外）的理解。尽管这方面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些主观测度能够为生活质量测度提供重要信息则是毫无无疑问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些小规模和非官方调查中所使用的价值检验类问题，也可以囊括于官方更大规模的调查统计之中。
建议11：评估可持续性，需要清晰的指标工具。对可持续性的测度与评定是报告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回应的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关系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目前的幸福水平。测量可持续性，至少需要弄清影响未来幸福的不同因素在量上的变化。不同的是，可持续性要求几种“储备”（stocks)同时保留或者增加，比如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等。
建议12：可持续发展环境因素的测度应是具有独立性的跟进。这种跟进基于一组精选的物理指标，特别是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对环境破坏达到危险水平程度的清晰指标，比如气候变化或鱼类资源枯竭等。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货币价值测量才难以对自然环境作出有效测量，一套独立的物理指标监控才成为必要。这类指标应测量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否接近气候变化的危险水平，或者能够测量在一个合理预期内，其将达到的浓度排放水平等。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12条建议中，1—5条主要是论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6—10条则主要是论及有哪些主客观数据对于幸福测度而言具有同等重要性；11条主要是论及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测度的实用路径；最后一条主要是论及从属于外在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主旨：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
综上，简而言之，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之类指标替补“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以及设定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报告指出人们使用GDP和 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 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相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 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可以说，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幸福，可能是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
因而，可以发现，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立场很明晰，即其立足于呼吁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发展观的转变。报告通篇阐述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展开。其要义在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生产产出，还需要哪些与社会进步有密切关联的指标；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展示与当前经济绩效有关的综合性统计信息，以评估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并探求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测量工具，即探讨为何要构建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以及如何构建此衡量体系，从而推动人们把幸福指标与真正有利于生活质量的内容相协调[1]。依笔者看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核心主旨在于倡导人类发展的转型，即发展应由原先较为单一的经济建设（GDP）至上渐次转向社会进步（幸福）至上，校正以往在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方面相混淆的认知，也即经济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用于提升幸福的手段。
三、基于报告的反思：中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与幸福社会建设
（一）中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30多年来，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例如，我国GDP增速基本实现了以年均9.7%速度增幅，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仍保持较为高速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有关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达到10%以上，2006、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在2010年，我国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增加到39.7983万亿元(约合5.7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与1978年相比，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GDP增加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1]，这样，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规划目标已经提前近40年得以实现（周瑞金，2011）。[2]但在国内GDP建设取得不菲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过度关注GDP所造就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是发生于一个社会经济急遽转型期，面临多重挑战与压力。转轨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冲突频发时期，各式社会矛盾突显，部分民生问题突出，使得当前中国发展不得不面临一些沉郁的困境。还应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系列经济改革开始,国企、教育、医疗、房地产、股市等改革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争议，诸如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放权与收权等。因此，虽说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同时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而在当下突出表现为民众对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益集团板块化，从而阻碍了社会上向流动的路径。针对现有社会不公平状况，全社会蕴积了较为普遍性的不满情绪。于是，为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以及更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齐心共建“和谐社会”，稳健平衡与共享发展成果诉求提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日程安排之中。中国政府也与2010年正式接受由亚洲银行在2007年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3]理念并在国内大加倡导与力行，以便让全体民众可以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因此，为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需要渐进转变既有经济发展方式，在由“生产导向”走向“幸福导向”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如公共服务）的公正化与合理化，而实现这种公正化又需要从主观认知差异与客观制约的双重性出发，在三个维度方面有所突破，分别为：在宏观层次，也就是制度结构层面要广辟渠道，有规划的地逐步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在中观层次，制度安排层面，需要通过相关具体制度建设和相关标准细则的制定与应用，以求获得相对公平的社会产出，而这一切并非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说即可以解决处理，而是需要建立在相对完整的基础数据和信息收集之上，建立在对成本—收益予以选择和比较的基础之上。在微观层次，要注意培植民众的稳定平和的心态，如对待法制规则修缮持以可循序渐进性进步观，关注民众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校正，以求对社会机会的获得拥有良性预期。
（二）幸福寻觅的公共政策意蕴
古有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一般而言，“仓廪实”和“衣食足”仅是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国强民富”，因此，要实现民众的“知礼节”和“知荣辱”仅有硬件层面的“强与富”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软件层面的“礼与乐”（礼制、礼教、礼治及其统一融合）[4]，易言之，“仓廪实”和“衣食足”只是“知礼节”和“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后者则更多属于社会发展范畴，即发展的要义不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国强民富”，还要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国强民乐”，这其中“礼”（有序）与“乐”（和谐）自然是少不了。因此，为民众谋幸福，提升民众的福祉，政府当仁不让。改革开放以来，经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产业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构成世界经济史上一桩里程碑式事件。一方面，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瓶颈阶段。在这个双转型时期，社会保护与社会公平则更应引起注意，因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衍生了不少社会问题，有些发展方式（如暴力拆迁）甚至可能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诱因。此外，现有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能源资源约束、投资与消费失衡约束、环境资源约束等多重制约，同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也在加大。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1]。
从社会学视角观察，社会分化、内需不足和维稳压力增大，成为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典型表征物。随着“十二五”的实施，一个社会经济秩序新变迁时代也即将来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现象可能更为显现。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走向新的转型，踏上一个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型路程，因为经济本身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Ng,Y.K，2007）。[2]而在发展的诸多要义中，确保高质量基本社会服务的全面惠及是达成发展目标最有效方式之一（托马斯，2007:19）。[3]从实际情形观察，现有发展中的困境促使中国加速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议题提上日程，因为造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深层次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三者的改善与加强亟待实施。在笔者看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任何一者均不可或缺。不过，通览国内社会建设事业现状可以发现，虽然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有所增强，但社会建设远没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社会建设在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李克强，2010）。[4]有鉴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幸福社会建设的建议，例如第6条论及的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可行能力”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以此推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深入推进以公民权利臻善和政府责任臻善为愿景（融合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社会建设，例如，有研究证明，人民对发展决策在制度层次上的实际参与具有程序效用（procedural utility）作用，这种政治参与可以直接提高公民的幸福水平（弗雷,斯塔特勒，2006:88）。[5]同时，纵览全球经济社会的转型变迁的经验与成果，在致力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均不可缺失，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长威权历史的国家而言，政府角色地位格外醒目。在新的形势下，如要满足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既有的具有经济至上单一性的“法团主义”政府建制显然已经滞后于社会要求了，新的转变应当趋向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建设型政府建制。[6]
四、结论
在当代，经济发展方式应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已经成为时代性的潮流之一。发展一种可以通过集中于人的幸福以及可持续性的测度去补充既有的市场活动测度的统计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简言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超越GDP，测量幸福。在这个新转型时代，倡导的是“经济与社会共建”的幸福社会理念，因此，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引言
“十二五”开局以来，有关幸福社会建设的舆情方兴未艾。“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逐步得以彰显。因此，有效汲取国际经验，以推进幸福社会建设的学理探讨也就变得格外有意义。经由对向世界各国呼吁进行幸福社会建设“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及其他关联工作论文的解读，文章体察出其中所内含的公共政策转向意蕴，即经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应逐步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此转向将来可能成为公共政策选择与调整的一个新评价标准。而在这样一个由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建设的新时代，为了满足当前经济社会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双重转变的需要，推进社会建设，丰富与完善社会管理是社会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构成。
一、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背景与基本内容
2009年，“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及其相关工作论文发布。[1]报告的基本内容是倡导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既有的聚焦于“生产导向”的测量过渡到聚焦于未来福祉的社会进步测量，其相关论述可概括为关于幸福测度的8个维度与12条建议。
首先，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应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基于既有有关幸福探讨的研究成果（如卡尼曼的“体验效用与客观幸福”）和环球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丹的GNH治国理念），报告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2]：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和物理的）。这8个维度在实质上形塑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体系所忽略。报告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有关建议的具体内涵如下：
建议1：对物质幸福的评估，收入和消费占据的比重应大于生产产出的比重。
生活中，适用于对市场生产进行测度的GDP常常被用以对民众福祉的衡量，此二者的混用可能会衍生出有关民众幸福度量的误导性指标，并催生出错误的决策。事实上，物质生活水准（物质幸福）与国民净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的关系更为密切，即当收入降低时，生产可能会扩张，反之亦然；如果再考虑及一国内货币贬值及收入的流入流出状况与产品、消费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其实际收入往往可能降低了。
建议2：注重家庭视角。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去观察，实际上，在很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其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与人均实际GDP增长往往有着重大差异，通常前者的增速会更慢。家庭视角要考虑家庭收支在部门之间的转移问题（如纳税与付息等），以及家庭户可以分享到的受政府补贴的非货币服务（比如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的数量与质量。因此，经由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测度，可以更好了解公民物质生活水准（物质幸福）的现状与趋势。
建议3：统观收入、消费和财富。收入与消费指标对于生活水准的评估非常关键，但其必需与财富指标一道使用。譬如，一户在消费品上增加开支的家庭可能增加了当前幸福度，但却牺牲了未来的幸福。在进行幸福测度时，这类行为应纳入家庭资产盈亏表中予以考虑。同样，这种关联也适用于其他经济部门和整体经济。也就是说，为了构建资产平衡表，我们需要涵盖资产与债务的综合性账目信息。当然，对国家而言，资产平衡表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只不过其使用范围仍相当有限，有待推广。在这个事关可持续性的测量过程中，对财富的度量是中心环节。至于这方面的未来应用，当考虑到财富的诸种资本储备形式，例如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因此，如何正确评估这些资本储备形式就变得很重要了。
建议4：优先考虑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布。如建议3所言，尽管平均收入（消费和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但它们还不能全面反映生活水准。比如，不同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份额可能是不均等的，其中一些家庭的境况可能会比其他家庭更差。因此，在收入、消费和财富这三者的平均标准测度方面，还应该有可以反映其分布状况的指标加以配合。在这方面，消费（收入、财富）的中位数应该比其平均数能够更好地测量个体或家庭的情况。不过，由于很多原因，要了解到收入与财富分布的最低端或最顶端的状况并不容易，比如对贫困状况的统计。理想的操作是，这些信息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联系起来看待，即对一个家庭户富裕程度的了解要综合涉及物质生活水准多维度信息，如收入、消费和财富等。
建议5：把收入测量扩展到非市场活动。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家庭和社会的功能运作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有许多服务，人们过去是从其他家庭获得的，现在却是从市场上购买到的。这种转移转换有助于作为国民经济账户测量标准上的收入增长，从而可能会造成生活水准提高的假象，但它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服务从非市场提供转向了市场提供。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家庭为自身也提供了不少服务，这些服务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但它们尚没有为官方收入和生产标准所承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家庭自产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依然扮有重要角色，评估这些国家的家庭消费水平，需要对这种家产产品予以必要的关注。一旦非市场活动得以重视，闲暇问题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假如以更少时间可以获得原先同质同量的商品与服务，即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准获得了提升。
建议6：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条件和可行能力。对幸福（生活质量）[1]测度所采取的措施应有利于健康、教育、个人活动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尤其要就社会关系、政治发言权的测度发展出稳健可靠的措施并予以贯彻，而其中的不安全状况则可以经由生活满意度去表达。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不应只是依据人们的自我报告，还要包括对人们“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测度的认知，因为人的有价值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功能性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包括衣食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言论观点，以及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它们可以被列为一个清单。这其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2]，即人们可以拥有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以及在此机会集内人们的自由选择度和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因此，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观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可以假设存在一份能够全面表现人的能力的清单。从工具性视角看，其包含五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即通常所言的公民权利）、经济条件（指个人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满足人们对信息公开性的需要）、防护性保障（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网）。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其中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同时，也要看到，一方面，对于任何生活质量测度而言，相关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的选择都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只是一种技术操作；另一方面，尽管影响生活质量的“清单特质”[3]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价值判断，但是关于生活质量的共识还是有的，即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健康、教育、日常活动（包括获得体面的工作和住房的权利）、政治参与程度、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关系个人和经济安全的各项因素。测量所有这些特征，既需要客观数据，也需要主观数据。 建议7：所有生活质量指标均应全面评估不平等状况。对各国在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任何评估，都应对不平等境况加以关注。关于生活质量的多面性，不仅需要建立测量不平等的独立标准，而且要考虑其中的社会关联因素。对生活质量不平等评估，适用于人际之间、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性别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比较，此外，还要特别注意新产生的不平等，比如与移民有关的不平等。
建议8：不同政策项目在调查阶段就应评估影响生活质量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度。首先，能否提出这类问题很关键，即生活质量某个领域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其他领域发展的，且不同领域的发展与收入相关性究竟怎样。其次，为了解在生活质量诸多领域均处于弱势的人们的需求及其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具体领域的政策设计方面，应对生活质量不同层面所受到的影响予以综合考虑。
建议9：统计部门应提供累积生活质量不同层面的信息，并允许建立不同指数。尽管对生活质量的评估需要多元化的指标，但仍需要建立起某一概括性综合标准。依据研究的问题和路径，一些综合类标准已经开始采用，比如一个国家整体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类的复合指标。同时，在政府统计体系能够提供必要数据的前提下，也可以设定某些类似标准予以补充，比如基于人们陈述和偏好的“等效—收入”（equivalent-income）标准。
建议10：主客观幸福的测度对于评定人们的生活质量都很重要。统计部门应把人们的生活评估、快乐体验及其本身的调查进行优先次序整合，因为收集有意义而可靠的主客观幸福的数据是可能的。主观幸福包含有不同方面，比如对积极情绪（如幸福、满意度、高兴等）和对消极情绪（痛苦和抑郁等）的认知评价等。为了获得对人们生活更加全面的评价，以上每个方面都需要独立测量。主观幸福度量值不仅可以提供对生活质量本身的一种测度，也可以提供对幸福限定性影响因素（收入及其他物质条件之外）的理解。尽管这方面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些主观测度能够为生活质量测度提供重要信息则是毫无无疑问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些小规模和非官方调查中所使用的价值检验类问题，也可以囊括于官方更大规模的调查统计之中。
建议11：评估可持续性，需要清晰的指标工具。对可持续性的测度与评定是报告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回应的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关系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目前的幸福水平。测量可持续性，至少需要弄清影响未来幸福的不同因素在量上的变化。不同的是，可持续性要求几种“储备”（stocks)同时保留或者增加，比如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等。
建议12：可持续发展环境因素的测度应是具有独立性的跟进。这种跟进基于一组精选的物理指标，特别是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对环境破坏达到危险水平程度的清晰指标，比如气候变化或鱼类资源枯竭等。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货币价值测量才难以对自然环境作出有效测量，一套独立的物理指标监控才成为必要。这类指标应测量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否接近气候变化的危险水平，或者能够测量在一个合理预期内，其将达到的浓度排放水平等。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12条建议中，1—5条主要是论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6—10条则主要是论及有哪些主客观数据对于幸福测度而言具有同等重要性；11条主要是论及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测度的实用路径；最后一条主要是论及从属于外在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主旨：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
综上，简而言之，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之类指标替补“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以及设定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报告指出人们使用GDP和 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 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相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 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可以说，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幸福，可能是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
因而，可以发现，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立场很明晰，即其立足于呼吁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发展观的转变。报告通篇阐述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展开。其要义在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生产产出，还需要哪些与社会进步有密切关联的指标；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展示与当前经济绩效有关的综合性统计信息，以评估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并探求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测量工具，即探讨为何要构建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以及如何构建此衡量体系，从而推动人们把幸福指标与真正有利于生活质量的内容相协调[1]。依笔者看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核心主旨在于倡导人类发展的转型，即发展应由原先较为单一的经济建设（GDP）至上渐次转向社会进步（幸福）至上，校正以往在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方面相混淆的认知，也即经济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用于提升幸福的手段。
三、基于报告的反思：中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与幸福社会建设
（一）中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30多年来，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例如，我国GDP增速基本实现了以年均9.7%速度增幅，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仍保持较为高速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有关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达到10%以上，2006、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在2010年，我国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增加到39.7983万亿元(约合5.7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与1978年相比，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GDP增加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1]，这样，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规划目标已经提前近40年得以实现（周瑞金，2011）。[2]但在国内GDP建设取得不菲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过度关注GDP所造就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是发生于一个社会经济急遽转型期，面临多重挑战与压力。转轨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冲突频发时期，各式社会矛盾突显，部分民生问题突出，使得当前中国发展不得不面临一些沉郁的困境。还应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系列经济改革开始,国企、教育、医疗、房地产、股市等改革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争议，诸如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放权与收权等。因此，虽说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同时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而在当下突出表现为民众对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益集团板块化，从而阻碍了社会上向流动的路径。针对现有社会不公平状况，全社会蕴积了较为普遍性的不满情绪。于是，为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以及更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齐心共建“和谐社会”，稳健平衡与共享发展成果诉求提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日程安排之中。中国政府也与2010年正式接受由亚洲银行在2007年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3]理念并在国内大加倡导与力行，以便让全体民众可以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因此，为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需要渐进转变既有经济发展方式，在由“生产导向”走向“幸福导向”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如公共服务）的公正化与合理化，而实现这种公正化又需要从主观认知差异与客观制约的双重性出发，在三个维度方面有所突破，分别为：在宏观层次，也就是制度结构层面要广辟渠道，有规划的地逐步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在中观层次，制度安排层面，需要通过相关具体制度建设和相关标准细则的制定与应用，以求获得相对公平的社会产出，而这一切并非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说即可以解决处理，而是需要建立在相对完整的基础数据和信息收集之上，建立在对成本—收益予以选择和比较的基础之上。在微观层次，要注意培植民众的稳定平和的心态，如对待法制规则修缮持以可循序渐进性进步观，关注民众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校正，以求对社会机会的获得拥有良性预期。
（二）幸福寻觅的公共政策意蕴
古有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一般而言，“仓廪实”和“衣食足”仅是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国强民富”，因此，要实现民众的“知礼节”和“知荣辱”仅有硬件层面的“强与富”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软件层面的“礼与乐”（礼制、礼教、礼治及其统一融合）[4]，易言之，“仓廪实”和“衣食足”只是“知礼节”和“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后者则更多属于社会发展范畴，即发展的要义不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国强民富”，还要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国强民乐”，这其中“礼”（有序）与“乐”（和谐）自然是少不了。因此，为民众谋幸福，提升民众的福祉，政府当仁不让。改革开放以来，经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产业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构成世界经济史上一桩里程碑式事件。一方面，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瓶颈阶段。在这个双转型时期，社会保护与社会公平则更应引起注意，因为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衍生了不少社会问题，有些发展方式（如暴力拆迁）甚至可能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诱因。此外，现有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能源资源约束、投资与消费失衡约束、环境资源约束等多重制约，同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也在加大。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1]。
从社会学视角观察，社会分化、内需不足和维稳压力增大，成为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典型表征物。随着“十二五”的实施，一个社会经济秩序新变迁时代也即将来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现象可能更为显现。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走向新的转型，踏上一个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型路程，因为经济本身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Ng,Y.K，2007）。[2]而在发展的诸多要义中，确保高质量基本社会服务的全面惠及是达成发展目标最有效方式之一（托马斯，2007:19）。[3]从实际情形观察，现有发展中的困境促使中国加速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议题提上日程，因为造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深层次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三者的改善与加强亟待实施。在笔者看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任何一者均不可或缺。不过，通览国内社会建设事业现状可以发现，虽然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有所增强，但社会建设远没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社会建设在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李克强，2010）。[4]有鉴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幸福社会建设的建议，例如第6条论及的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可行能力”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以此推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深入推进以公民权利臻善和政府责任臻善为愿景（融合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社会建设，例如，有研究证明，人民对发展决策在制度层次上的实际参与具有程序效用（procedural utility）作用，这种政治参与可以直接提高公民的幸福水平（弗雷,斯塔特勒，2006:88）。[5]同时，纵览全球经济社会的转型变迁的经验与成果，在致力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均不可缺失，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长威权历史的国家而言，政府角色地位格外醒目。在新的形势下，如要满足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既有的具有经济至上单一性的“法团主义”政府建制显然已经滞后于社会要求了，新的转变应当趋向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建设型政府建制。[6]
四、结论
在当代，经济发展方式应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已经成为时代性的潮流之一。发展一种可以通过集中于人的幸福以及可持续性的测度去补充既有的市场活动测度的统计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简言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超越GDP，测量幸福。在这个新转型时代，倡导的是“经济与社会共建”的幸福社会理念，因此，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