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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给全家人做饭的“美食达人”，儿时的梦想是 “开一家可以囊括蟹黄汤包、上海生煎、南翔小笼、天津狗不理、北京庆丰等各个品种的包子铺”。
现实是，刘冬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媒体一干就是18年。之后，机缘巧合，开始闯荡证券咨询行业。
角色在变，对美食的一往情深不变。
特殊的工作履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宽阔。当看到中国“各种急”的浮躁现状，她更加坚信：“烹饪是化解压力，回归平和的一条路径。”
“厨房是我最得意的舞台”
本来，刘冬将采访地点选在了离她家比较近的北京海淀某咖啡馆，听闻记者提出希望登门拜访、品尝她的好手艺时，她爽快地答应了。
登门后，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她家的客厅和厨房里，竟然各安放了一个冰箱。“家里有两个冰箱的不多见，这也反映出我这个吃货的德行啊，哈哈。”
刘冬家的厨房被设计成兼具厨房、餐厅和书房功能的开放式，宽敞明亮，烹饪时还可与家人朋友交流。当然，看书饮茶，更是惬意不过，只是这样的休闲时间对刘冬来说还是太少了。
忙于工作的刘冬，其实没有多少时间花在美食上。蔡澜、沈宏非、陈晓卿式才子文人的美食生活状态，对她来说也过于奢侈，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厨房的细节上精益求精。除了林林总总的中餐调味品，德国的炊具、意大利的烤箱、日本的料理调料、来自世界多国西餐用香料，也都在她家厨房里“欢聚一堂”。
“这个意大利烤箱，是我在2003年买的，是当时我家最贵的电器了。”刘冬边介绍，边忙活。
“我今天做的几个菜，合起来叫‘虾吃虾做’，就是这几个小菜中的食材都有虾。我想说的是，做饭是个随心所欲、就地取材、千变万化的快乐事儿，没什么一定之规。”
“虾吃虾做”这样的菜名，个性十足，幽默中也透露出了创意。而刘冬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做饭升格为一种文化、一种格调的美食达人。正如她所言，“厨房已经成为我最得意的舞台。”
在制作意大利披萨时，刘冬用到了擀面杖。
“这也算是中西结合吧，欧美人做披萨，面饼是甩出来的，那一定是他们不会用擀面杖哈。” 刘冬边展示厨艺，边耐心地向记者讲述每道菜的菜名来历、制作窍门。
油焖大虾、宫保虾球、八珍豆腐、海鲜披萨……没多久，一桌中西结合的“艺术品”新鲜出炉了。
刘冬用干白葡萄酒兑上纯果汁和苏打水为我们调制了鸡尾酒。“有人说，这不是糟蹋葡萄酒吗？可是这样喝起来口感的确不错啊，跟着自己的味蕾走就是了。”
刘冬并没有专门去一些厨艺培训班学习或参加一些美食大赛等活动，“做出好的美食更多依靠的是个人兴趣，我主要是看一些电视的美食栏目，还有美食家的散文，去体会美食。”
难忘老北京的美食记忆
刘冬出生在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家庭，“文革”期间，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父亲去了江西，母亲去了辽宁）。不到两岁时，刘冬住到了姨妈家。
姨妈家在北新桥，也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簋街一带。
那是个充满了老北京气息的四合院。院子里有枫树、枣树、石榴树。辅仁大学毕业，曾师从翦伯赞的姨父是位典型的在旗老北京，饮食起居带着老北京的“范儿”。“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嘴大吃八方’，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饭庄是少不了要去的，但他最大的乐趣还是自己掂锅炒菜。”
每周三家里改善伙食，是刘冬最期待的日子。“一到那天，我就拿个小板凳老老实实坐着等着好吃的上桌。”
在姨妈家生活了6年后，小学二年级时，父母返京，刘冬回到了自己家。父母依然忙碌， 1978年，哥哥又上大学住校，就这样，刘冬成了厨房“主角”。
在冬储大白菜和定量配给的年代，怎样把白菜、土豆和豆腐及“撮堆儿”买的黄瓜、西红柿、茄子做得花样翻新，让刘冬煞费心思。现在很多人把肉皮弃之不用，刘冬记得那个时候家里有道菜，就是把没法炒菜的肉皮用大油炸过晾干，待需要做菜的时候再用温水发开，与豆腐白菜一起炖制，香味扑鼻。
“当时北京的肉是定量供应的，但要是一次只买2毛钱的，就不受限制。”为了做出更美味的菜，刘冬乐此不疲地一天往副食店跑好几次。“我记得那时候副食店里卖猪肉的姑娘长得可靓了，那可是个有权力的工作。”
刘冬记得，很多相当麻烦的食品都是家里自己制作。比如苏式的香肠，将肥瘦搭配的肉切成块，肠衣泡软，把肉一点儿、一点儿地塞进肠衣，20公分左右的地方用线打个结。有空气的地方用针扎一下把空气排空。晾制一周左右就可以吃到美味的腊味了。汤圆也是自己家里做了馅儿来包。从老家寄来的研磨后的黑芝麻，和上一大勺大油，再加上厚重的糖。
现在，老北京的“慢生活”，已被市场大潮裹挟着冲走了。刘冬当“包子铺老板”的梦想，也经常成了她自我调侃的话题。。
1990年，刘冬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媒体，一干就是18年。离开媒体圈后，开始闯荡证券咨询行业。她现在的身份是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为刘冬的同事，还真对得起自己的胃。”她的很多同事谈到。
闲暇时，刘冬经常做上一些蛋挞、糕点等，带到单位给同事品尝。
“我们同事间、亲友间差不多一两个月聚一次。做做饭、吃吃饭、聊聊天，其乐无穷。”
有一次，她提议同事来她家中聚餐，未料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18人。“我记得那天我做了一大锅打卤面，18个人排队吃面，场面颇为壮观。”
“有些急”的中国餐饮业
孙中山曾说：“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莫及也。”
中国“饮食文化”悠久，很早就有“礼乐文化始于食”等观念，可以说，在中国，美食早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然而，现在中国的餐饮市场却并不乐观。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做点事情。急功近利了，就更难以成功，中国的美食市场也不例外。”刘冬叹道。
“在国外，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都可以开上100年以上。但在中国，很多餐饮门店开上几年就改头换面，甚至关门大吉了。”
现在，随着全球化，对于如刘冬这样的美食达人来说，美食的格局也变得更大了。
做意大利披萨时，刘冬用的是厄瓜多尔的虾、意大利的奶酪、东南亚的香料等。这些洋食材有的是在超市买的，有的是在北京三元桥一个菜市场买的。“这说明，美食已经全球化，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的用这些东西了。”
“我希望在自己的空间能够平衡生活。厨房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个地方。我也希望我的这些饮食感悟能够引起餐饮老板和消费者的共鸣，当然，这都是美食之外的衍生品了。”刘冬说。
现实是，刘冬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媒体一干就是18年。之后，机缘巧合，开始闯荡证券咨询行业。
角色在变，对美食的一往情深不变。
特殊的工作履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宽阔。当看到中国“各种急”的浮躁现状，她更加坚信：“烹饪是化解压力，回归平和的一条路径。”
“厨房是我最得意的舞台”
本来，刘冬将采访地点选在了离她家比较近的北京海淀某咖啡馆，听闻记者提出希望登门拜访、品尝她的好手艺时，她爽快地答应了。
登门后，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她家的客厅和厨房里，竟然各安放了一个冰箱。“家里有两个冰箱的不多见，这也反映出我这个吃货的德行啊，哈哈。”
刘冬家的厨房被设计成兼具厨房、餐厅和书房功能的开放式，宽敞明亮，烹饪时还可与家人朋友交流。当然，看书饮茶，更是惬意不过，只是这样的休闲时间对刘冬来说还是太少了。
忙于工作的刘冬，其实没有多少时间花在美食上。蔡澜、沈宏非、陈晓卿式才子文人的美食生活状态，对她来说也过于奢侈，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厨房的细节上精益求精。除了林林总总的中餐调味品，德国的炊具、意大利的烤箱、日本的料理调料、来自世界多国西餐用香料，也都在她家厨房里“欢聚一堂”。
“这个意大利烤箱，是我在2003年买的，是当时我家最贵的电器了。”刘冬边介绍，边忙活。
“我今天做的几个菜，合起来叫‘虾吃虾做’，就是这几个小菜中的食材都有虾。我想说的是，做饭是个随心所欲、就地取材、千变万化的快乐事儿，没什么一定之规。”
“虾吃虾做”这样的菜名，个性十足，幽默中也透露出了创意。而刘冬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做饭升格为一种文化、一种格调的美食达人。正如她所言，“厨房已经成为我最得意的舞台。”
在制作意大利披萨时，刘冬用到了擀面杖。
“这也算是中西结合吧，欧美人做披萨，面饼是甩出来的，那一定是他们不会用擀面杖哈。” 刘冬边展示厨艺，边耐心地向记者讲述每道菜的菜名来历、制作窍门。
油焖大虾、宫保虾球、八珍豆腐、海鲜披萨……没多久，一桌中西结合的“艺术品”新鲜出炉了。
刘冬用干白葡萄酒兑上纯果汁和苏打水为我们调制了鸡尾酒。“有人说，这不是糟蹋葡萄酒吗？可是这样喝起来口感的确不错啊，跟着自己的味蕾走就是了。”
刘冬并没有专门去一些厨艺培训班学习或参加一些美食大赛等活动，“做出好的美食更多依靠的是个人兴趣，我主要是看一些电视的美食栏目，还有美食家的散文，去体会美食。”
难忘老北京的美食记忆
刘冬出生在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家庭，“文革”期间，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父亲去了江西，母亲去了辽宁）。不到两岁时，刘冬住到了姨妈家。
姨妈家在北新桥，也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簋街一带。
那是个充满了老北京气息的四合院。院子里有枫树、枣树、石榴树。辅仁大学毕业，曾师从翦伯赞的姨父是位典型的在旗老北京，饮食起居带着老北京的“范儿”。“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嘴大吃八方’，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饭庄是少不了要去的，但他最大的乐趣还是自己掂锅炒菜。”
每周三家里改善伙食，是刘冬最期待的日子。“一到那天，我就拿个小板凳老老实实坐着等着好吃的上桌。”
在姨妈家生活了6年后，小学二年级时，父母返京，刘冬回到了自己家。父母依然忙碌， 1978年，哥哥又上大学住校，就这样，刘冬成了厨房“主角”。
在冬储大白菜和定量配给的年代，怎样把白菜、土豆和豆腐及“撮堆儿”买的黄瓜、西红柿、茄子做得花样翻新，让刘冬煞费心思。现在很多人把肉皮弃之不用，刘冬记得那个时候家里有道菜，就是把没法炒菜的肉皮用大油炸过晾干，待需要做菜的时候再用温水发开，与豆腐白菜一起炖制，香味扑鼻。
“当时北京的肉是定量供应的，但要是一次只买2毛钱的，就不受限制。”为了做出更美味的菜，刘冬乐此不疲地一天往副食店跑好几次。“我记得那时候副食店里卖猪肉的姑娘长得可靓了，那可是个有权力的工作。”
刘冬记得，很多相当麻烦的食品都是家里自己制作。比如苏式的香肠，将肥瘦搭配的肉切成块，肠衣泡软，把肉一点儿、一点儿地塞进肠衣，20公分左右的地方用线打个结。有空气的地方用针扎一下把空气排空。晾制一周左右就可以吃到美味的腊味了。汤圆也是自己家里做了馅儿来包。从老家寄来的研磨后的黑芝麻，和上一大勺大油，再加上厚重的糖。
现在，老北京的“慢生活”，已被市场大潮裹挟着冲走了。刘冬当“包子铺老板”的梦想，也经常成了她自我调侃的话题。。
1990年，刘冬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媒体，一干就是18年。离开媒体圈后，开始闯荡证券咨询行业。她现在的身份是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为刘冬的同事，还真对得起自己的胃。”她的很多同事谈到。
闲暇时，刘冬经常做上一些蛋挞、糕点等，带到单位给同事品尝。
“我们同事间、亲友间差不多一两个月聚一次。做做饭、吃吃饭、聊聊天，其乐无穷。”
有一次，她提议同事来她家中聚餐，未料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18人。“我记得那天我做了一大锅打卤面，18个人排队吃面，场面颇为壮观。”
“有些急”的中国餐饮业
孙中山曾说：“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莫及也。”
中国“饮食文化”悠久，很早就有“礼乐文化始于食”等观念，可以说，在中国，美食早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然而，现在中国的餐饮市场却并不乐观。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做点事情。急功近利了，就更难以成功，中国的美食市场也不例外。”刘冬叹道。
“在国外，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都可以开上100年以上。但在中国，很多餐饮门店开上几年就改头换面，甚至关门大吉了。”
现在，随着全球化，对于如刘冬这样的美食达人来说，美食的格局也变得更大了。
做意大利披萨时，刘冬用的是厄瓜多尔的虾、意大利的奶酪、东南亚的香料等。这些洋食材有的是在超市买的，有的是在北京三元桥一个菜市场买的。“这说明，美食已经全球化，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的用这些东西了。”
“我希望在自己的空间能够平衡生活。厨房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个地方。我也希望我的这些饮食感悟能够引起餐饮老板和消费者的共鸣，当然，这都是美食之外的衍生品了。”刘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