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众多的论说，而与他相知有素的老友章士钊的描述，倒是惟妙惟肖，言之成理。他说陈独秀这个人乃“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其胸怀俊迈的抱负，奋不顾身的胆略，已经跃然纸上。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
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母亲见此情景，常常以父亲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人的恨事，进行劝慰，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也失声痛哭。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他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他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也有说他一生五次入狱），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此时，新旧之间的角逐已是短兵相接，作为新派势力的领军人物，他的处境十分危险，朋友纷纷劝他南下，以暂避锋芒。他却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与此恶浊之社会已不共戴天，必欲决一死战。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青年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他不拘泥于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而不做叶公好龙似的人物。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九十八天的牢狱囚禁，使他第一次体验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而正是这第一次被捕，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人物。
1932年10月，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途中，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的气节，一时传为佳话。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挥毫题赠，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闻名全国的大律师、他的故友章士钊主动当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并以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出党，成为托派为辩护的基点，指出陈独秀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即此一点，陈独秀已是反共的同盟军，于国民党不仅无罪，而且有功。这样的辩护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听罢立即公开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使章士钊尴尬难堪。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他写的《辩诉状》。这份文件从法理上将国民党政府与国家作了区别，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如此义正词严的声张，而毫无回旋转圜的余地，显然，他早已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当有人硬要把他往反共的线上划时，那他是万万不能答应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此就有过亲身的体验。陈独秀被捕后，徐恩曾曾对中共进行了研究，自作聪明地以为陈独秀既已被共产党开除，自然会放弃原先的政治主张。于是，便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十三年徒刑。他在法庭上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他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陈独秀的一生是在艰难困厄中度过的，清白素朴，自成风骨，保持一生的气节是书生本色。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的楼上，这是一间破旧的楼房。这里，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一直怀念这段艰难的生活经历，二十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义务，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老朋友相知有素，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罢！”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但逢此时，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他日复一日地支取稿费和版税，早已透支。入狱后，汪原放前来探望，他十分内疚地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很难过。我打算将《独秀文存》重印，适之又一再催我写自传，我也着手准备。这样，以版税和书稿抵债，我也略为心安了。”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独秀文存》早已不能登报出售，以稿偿债的心愿也就难能兑现。为此，他一直牵挂在心，难以忘怀。
人们大多知道他是位政治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位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他的学生王森然曾经感叹地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他对文字学尤有造诣，1938年8月，他来到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是贫病交迫。还是在南京蹲大狱时，他就静下心，作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他的这方面专长，在知识圈内人人皆知。所以。国立编译馆即时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预支五千元稿费。
他又一次做起以文赚酬的生计。他承诺：“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这个“相当之稿”就是《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小学”为文字训诂学，就此而言，书名是再确切不过了。书稿送呈审读时，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怕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此书即是小学的识字教本，主张去掉“小学”，改书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他认为此议纯为多余，不答应更改书名。书稿因此而束之高阁，未能出版。直至他逝世，预交的稿费，都遵他的嘱咐未动一文。
他锋芒初露于辛亥革命，声名大噪于新文化运动，由此而结识了众多的同人和朋友。五四运动后，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因此而与许多朋友成为政治上的对手。可是，当他因从事政治活动而深陷囹圄时，这些昔日的朋友、今日的对手竟然都能不计前嫌，不避利害，设法奔走营救。如，蔡元培、胡适、章士钊、傅斯年、段锡朋等。他之所以能得此援助，除却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外，则来自他书生本色的人格魅力。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晚年在江津的诗句，最能反映他真实生活的窘境。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已使他不能握笔写作，以文赚酬的谋生手段，受到严重影响。战时物价飞涨，为了维持生计，老友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被典进当铺，一些衣物还卖给房东家。他的住房陈旧、简陋，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地上码放着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条幅，令人见了肃然起敬。
他此时的主要生活来源如他给友人信中所说：“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维持。”为此，他十分感激，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可是，不多时，飙升的物价直接影响了他一家的生活，每月三百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用他的话说：“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好在此时，他结识了新友杨朋升，正是这位新友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才使他度过了难关。从他致杨朋升的信中得知，杨朋升曾三次予以接济，共计二千三百元。另有他人赠款二千二百元。一向孤傲、清高的他，几至靠友人的接济而生活，他的心情是感动而复杂的，因此，在致谢的复信中，不乏如下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
他收受朋友的接济，纯系生计所迫，而对待接济的态度自有严格的原则。“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中共早期党员、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给他汇去二百元，他当即退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赠以五千元支票，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对他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却拒绝了。朱家骅知道张国焘与陈独秀常来往，又让张国焘重新送去。他收到这张支票后，又让他的学生郑学稼退还给张国焘，甚至责怪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义，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的收据”。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
1941年1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他还对友人邓仲纯说，他“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不时否定历史、否定自身，“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相信进化无穷期”，“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
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负责人，他与来华的共产国际或苏共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他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极为反感，而对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更是不顾一切地反对，所以，几乎来华的外国代表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从而在共产国际总部存有诸多他不服从国际路线的记录，这就为他早早地脱离中共领导岗位，以至被开除出党，留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他履任中央局书记之初，便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冲突。马林认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总部，中国作为下属支部，其工作方针和计划都应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陈独秀却不这样认为，而以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万事刚刚开始，应该让中共独立地担当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没有必要早早地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中国国情，目前我们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以免引起流言蜚语，造成对我们的无端攻击。他和马林的几次会谈，都是在争吵中结束的。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他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已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正当他苦苦思索时，托洛茨基的理论悄然传到中国。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及一些革命的策略问题，竟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似乎理更壮，气更足，一次一次地给中央写信，批评立三为核心的中央，大胆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还要求把这些信公开发表，以期党内的公开讨论。
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中央严禁他公开信件，可他却视如耳旁风，在基层支部公开传阅他写给中央的信。他已经认定自己独立思考所得的结论，乃是痛定思痛后的真理，于是，便不顾一切，以至游移于纪律的约束之外，以个人的微薄之躯，与中央对抗。中央一再警告，他一再违反，甚至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声言：“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他恰如老朋友汪孟邹所说，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他却不忌这些，只要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严气正性石心铁肠”，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晚年，他有意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遭到年青托派的攻击，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他说：“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见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他揭露说，这些人已“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他郑重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他与中国托派已是渐行渐远，基本脱离政治的、组织的关系。
1938年3月，长达三年的莫斯科审判结束，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对此极为反感，愤愤地对友人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这便是他的一生，一位书生政治家，政治家书生。冲动、奋进，拔山盖势，摧枯拉朽。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浊浪中，不会韬光养晦，缺乏灵活性，又特别厌恶玩弄权术。历史注定他只能担当先驱者、鼓吹者、精神领袖，而不能担当实际政治家的角色。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
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母亲见此情景，常常以父亲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人的恨事，进行劝慰，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也失声痛哭。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他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他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也有说他一生五次入狱），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此时，新旧之间的角逐已是短兵相接，作为新派势力的领军人物，他的处境十分危险，朋友纷纷劝他南下，以暂避锋芒。他却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与此恶浊之社会已不共戴天，必欲决一死战。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青年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他不拘泥于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而不做叶公好龙似的人物。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九十八天的牢狱囚禁，使他第一次体验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而正是这第一次被捕，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人物。
1932年10月，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途中，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的气节，一时传为佳话。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挥毫题赠，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闻名全国的大律师、他的故友章士钊主动当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并以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出党，成为托派为辩护的基点，指出陈独秀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即此一点，陈独秀已是反共的同盟军，于国民党不仅无罪，而且有功。这样的辩护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听罢立即公开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使章士钊尴尬难堪。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他写的《辩诉状》。这份文件从法理上将国民党政府与国家作了区别，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如此义正词严的声张，而毫无回旋转圜的余地，显然，他早已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当有人硬要把他往反共的线上划时，那他是万万不能答应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此就有过亲身的体验。陈独秀被捕后，徐恩曾曾对中共进行了研究，自作聪明地以为陈独秀既已被共产党开除，自然会放弃原先的政治主张。于是，便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十三年徒刑。他在法庭上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他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陈独秀的一生是在艰难困厄中度过的，清白素朴，自成风骨，保持一生的气节是书生本色。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的楼上，这是一间破旧的楼房。这里，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一直怀念这段艰难的生活经历，二十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义务，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老朋友相知有素，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罢！”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但逢此时，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他日复一日地支取稿费和版税，早已透支。入狱后，汪原放前来探望，他十分内疚地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很难过。我打算将《独秀文存》重印，适之又一再催我写自传，我也着手准备。这样，以版税和书稿抵债，我也略为心安了。”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独秀文存》早已不能登报出售，以稿偿债的心愿也就难能兑现。为此，他一直牵挂在心，难以忘怀。
人们大多知道他是位政治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位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他的学生王森然曾经感叹地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他对文字学尤有造诣，1938年8月，他来到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是贫病交迫。还是在南京蹲大狱时，他就静下心，作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他的这方面专长，在知识圈内人人皆知。所以。国立编译馆即时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预支五千元稿费。
他又一次做起以文赚酬的生计。他承诺：“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这个“相当之稿”就是《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小学”为文字训诂学，就此而言，书名是再确切不过了。书稿送呈审读时，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怕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此书即是小学的识字教本，主张去掉“小学”，改书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他认为此议纯为多余，不答应更改书名。书稿因此而束之高阁，未能出版。直至他逝世，预交的稿费，都遵他的嘱咐未动一文。
他锋芒初露于辛亥革命，声名大噪于新文化运动，由此而结识了众多的同人和朋友。五四运动后，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因此而与许多朋友成为政治上的对手。可是，当他因从事政治活动而深陷囹圄时，这些昔日的朋友、今日的对手竟然都能不计前嫌，不避利害，设法奔走营救。如，蔡元培、胡适、章士钊、傅斯年、段锡朋等。他之所以能得此援助，除却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外，则来自他书生本色的人格魅力。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晚年在江津的诗句，最能反映他真实生活的窘境。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已使他不能握笔写作，以文赚酬的谋生手段，受到严重影响。战时物价飞涨，为了维持生计，老友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被典进当铺，一些衣物还卖给房东家。他的住房陈旧、简陋，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地上码放着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条幅，令人见了肃然起敬。
他此时的主要生活来源如他给友人信中所说：“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维持。”为此，他十分感激，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可是，不多时，飙升的物价直接影响了他一家的生活，每月三百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用他的话说：“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好在此时，他结识了新友杨朋升，正是这位新友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才使他度过了难关。从他致杨朋升的信中得知，杨朋升曾三次予以接济，共计二千三百元。另有他人赠款二千二百元。一向孤傲、清高的他，几至靠友人的接济而生活，他的心情是感动而复杂的，因此，在致谢的复信中，不乏如下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
他收受朋友的接济，纯系生计所迫，而对待接济的态度自有严格的原则。“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中共早期党员、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给他汇去二百元，他当即退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赠以五千元支票，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对他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却拒绝了。朱家骅知道张国焘与陈独秀常来往，又让张国焘重新送去。他收到这张支票后，又让他的学生郑学稼退还给张国焘，甚至责怪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义，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的收据”。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
1941年1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他还对友人邓仲纯说，他“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不时否定历史、否定自身，“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相信进化无穷期”，“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
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负责人，他与来华的共产国际或苏共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他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极为反感，而对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更是不顾一切地反对，所以，几乎来华的外国代表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从而在共产国际总部存有诸多他不服从国际路线的记录，这就为他早早地脱离中共领导岗位，以至被开除出党，留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他履任中央局书记之初，便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冲突。马林认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总部，中国作为下属支部，其工作方针和计划都应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陈独秀却不这样认为，而以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万事刚刚开始，应该让中共独立地担当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没有必要早早地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中国国情，目前我们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以免引起流言蜚语，造成对我们的无端攻击。他和马林的几次会谈，都是在争吵中结束的。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他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已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正当他苦苦思索时，托洛茨基的理论悄然传到中国。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及一些革命的策略问题，竟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似乎理更壮，气更足，一次一次地给中央写信，批评立三为核心的中央，大胆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还要求把这些信公开发表，以期党内的公开讨论。
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中央严禁他公开信件，可他却视如耳旁风，在基层支部公开传阅他写给中央的信。他已经认定自己独立思考所得的结论，乃是痛定思痛后的真理，于是，便不顾一切，以至游移于纪律的约束之外，以个人的微薄之躯，与中央对抗。中央一再警告，他一再违反，甚至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声言：“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他恰如老朋友汪孟邹所说，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他却不忌这些，只要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严气正性石心铁肠”，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晚年，他有意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遭到年青托派的攻击，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他说：“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见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他揭露说，这些人已“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他郑重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他与中国托派已是渐行渐远，基本脱离政治的、组织的关系。
1938年3月，长达三年的莫斯科审判结束，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对此极为反感，愤愤地对友人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这便是他的一生，一位书生政治家，政治家书生。冲动、奋进，拔山盖势，摧枯拉朽。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浊浪中，不会韬光养晦，缺乏灵活性，又特别厌恶玩弄权术。历史注定他只能担当先驱者、鼓吹者、精神领袖，而不能担当实际政治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