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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刺激我——11家世界著名生物医药类杂志主编在相互提醒，今后要多注意来自中国的论文。当前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不踏实。”在2011年11月24日召开的纪念广东省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钟南山院士痛批了中国科技界研究论文的四宗罪：造假、抄袭、伦理问题、一稿多投。
“浮夸，会毁掉一批人才”
去年10月，钟南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在2010年的年底，在包括《新英格兰杂志》等在内的11家世界著名生物医药类杂志主编参加的会议上，当讨论到来自中国的论文时，知名杂志的主编竟然相互提醒：今后来自中国的论文要格外注意和审查。
因为这些主编发现，近年来，在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科技界论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来自中国作者的科技文章，很多都存在伦理问题，科研数据竟然也造假；除此之外，抄袭和稿件重投的问题也较为常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钟南山说，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很痛心。
于是，便有了在那次纪念大会上，钟南山义正词严地警醒当下科技工作者的一幕。“科技界更需要科学的，正确的人文思想。这种人文思想不仅包括做事，也包括做人。科技工作者的研究不仅要敢闯，还要实干。可是当前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踏实。”
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钟南山的经历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并留校任教；1970年到广州医学院进修；1979年到英国进修；1981年回国，历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的履历看似平顺得令人羡慕，但同样也经历了时代的淬炼。
“1960年，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走出了校园。近50年过去了，我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上大学时各种‘运动’不断，缺乏一个安宁的环境。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即使是在当锅炉工的时候，我也研究怎样才能铲更多的煤。”在广州医学院2011届毕业典礼上，钟南山和毕业生谈起自己的经历。
“有目标和追求非常重要。人往往是有兴趣的东西没有条件去做，没兴趣的东西却非做不可。当时组织上安排我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和治疗，我不喜欢，我真正的兴趣是在外科。但既然做了，就要将它做到最好。”
也许是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成长环境，钟南山说自己这一代人“不管是学术还是经济等领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不浮夸。”所以，他对当前的学术现象忧心忡忡，认为这样的风气会“毁掉一批人，一批很有才华的人”。
医患关系为何剑拔弩张
“目前，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甚至发生了一些世所罕见的事情。”会上，钟南山说，同仁医院的病人砍伤医生事件、东莞病人砍死医生的事件，都反映出医患关系极端地尖锐。
“南海红会医院的‘活婴当死婴弃’事件，如果这个婴儿的母亲不是外来工，而是某领导、企业家，医护人员还会这样处置吗?为何会因人而异?汕头一个妇女本来是要安胎的，却在医院里吃到堕胎药，到最后，医院连最基本的责任都不能承担。东莞某个大医院，孩子因为上呼吸道感染打了一针，却死了。孩子的一页病历被撕掉，医生说是‘没写好所以撕了’。”列举了一些医患纠纷和案例之后，钟南山一字一顿地说：“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岁医生神圣职责的亵渎!”
钟南山说，医患关系变得尖锐，固然有制度上的种种缺陷，然而，医生人文精神的沦落难辞其咎。“医者不能干等制度的完善，而是首先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广东人的特点是包容，务实，我希望这些特点要进一步发扬。”
就像这次在会议上的直言不讳，钟南山在很多公开场合发表的“心里话”都非常大胆，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比如，在慢阻肺的宣教活动上，钟南山直言：“由于环境污染，广州人的肺变黑了。”这让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相当难堪。
事实上，从“非典”后，钟南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公共突发事件代言人”。顶着压力，钟南山说，他乐于做这样的代言人。“经过‘文革’的正反经历，我基本上都看透了。所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规’，我现在都70多岁了，想随心所欲地讲些真话。在医疗体制和医疗人文方面，我还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事，推动后来人更加勇敢。”
“作为专业人士在公共场合发言，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有亲身感受、有把握、有根据的话我才去讲。”钟南山说。
科学，不能明哲保身
对“非典”病原体的坚持判断，让世人记住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南山风格”。这也是在中国，人们第一次发现，踏实、严谨又勇敢的科学精神是如此震撼。
2003年的春天，中国突发SARS疫情，钟南山院士开始为世人熟知。很多在钟南山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倒下了，他却自始至终站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并且勇敢、诚实、科学地观察和研究这一突发的不明疫情。
钟南山是第一个公开质疑中国疾控中心“衣原体说法”的人，并明确表示按照这个思路的治疗是无效的。这给中国最权威疾控中心下了一张挑战书。
在人心惶惶的时候，钟南山的否定无疑暗藏着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当时就有朋友问他：“你不怕判断失误吗?差之毫厘，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在钟南山等专家的一再坚持下，广东省SARS临床治疗方案最早摒弃了“衣原体治疗思路”，这令广东省SARS患者在全国死亡率最低、治愈率最高。最终。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确认，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在全球科研专家的通力合作中，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位“始终清晰，治学严谨又富有协作精神的巨擘”。
在紧张地抢救病人的同时，钟南山和他的研究团队日夜攻关，在短时间内开发出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临床实践证明，钟南山的选择是对的。这位院士不仅没有因此名誉受损，还成为SARS惶恐高峰时期民众的定心丸、灵丹妙药和救命稻草。
“非典”时期，去病房探视“非典”感染者，他基本上不戴口罩。每到冬天，钟南山给病人检查前一定会先搓暖自己的手：每次坐镇专家门诊，他总是能提前一个小时开诊；省内医院请他前往紧急救治，他从不推诿；年逾七十的他还在坚持查房，不管病人病得多重，身上的异味多大，他都会拉着病人的手，耐心地倾听病人诉说。
在多个场合，钟南山一直在表达这样的心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我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就会达到国富民强。”
“浮夸，会毁掉一批人才”
去年10月，钟南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在2010年的年底，在包括《新英格兰杂志》等在内的11家世界著名生物医药类杂志主编参加的会议上，当讨论到来自中国的论文时，知名杂志的主编竟然相互提醒：今后来自中国的论文要格外注意和审查。
因为这些主编发现，近年来，在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科技界论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来自中国作者的科技文章，很多都存在伦理问题，科研数据竟然也造假；除此之外，抄袭和稿件重投的问题也较为常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钟南山说，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很痛心。
于是，便有了在那次纪念大会上，钟南山义正词严地警醒当下科技工作者的一幕。“科技界更需要科学的，正确的人文思想。这种人文思想不仅包括做事，也包括做人。科技工作者的研究不仅要敢闯，还要实干。可是当前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踏实。”
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钟南山的经历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并留校任教；1970年到广州医学院进修；1979年到英国进修；1981年回国，历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的履历看似平顺得令人羡慕，但同样也经历了时代的淬炼。
“1960年，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走出了校园。近50年过去了，我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上大学时各种‘运动’不断，缺乏一个安宁的环境。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即使是在当锅炉工的时候，我也研究怎样才能铲更多的煤。”在广州医学院2011届毕业典礼上，钟南山和毕业生谈起自己的经历。
“有目标和追求非常重要。人往往是有兴趣的东西没有条件去做，没兴趣的东西却非做不可。当时组织上安排我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和治疗，我不喜欢，我真正的兴趣是在外科。但既然做了，就要将它做到最好。”
也许是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成长环境，钟南山说自己这一代人“不管是学术还是经济等领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不浮夸。”所以，他对当前的学术现象忧心忡忡，认为这样的风气会“毁掉一批人，一批很有才华的人”。
医患关系为何剑拔弩张
“目前，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甚至发生了一些世所罕见的事情。”会上，钟南山说，同仁医院的病人砍伤医生事件、东莞病人砍死医生的事件，都反映出医患关系极端地尖锐。
“南海红会医院的‘活婴当死婴弃’事件，如果这个婴儿的母亲不是外来工，而是某领导、企业家，医护人员还会这样处置吗?为何会因人而异?汕头一个妇女本来是要安胎的，却在医院里吃到堕胎药，到最后，医院连最基本的责任都不能承担。东莞某个大医院，孩子因为上呼吸道感染打了一针，却死了。孩子的一页病历被撕掉，医生说是‘没写好所以撕了’。”列举了一些医患纠纷和案例之后，钟南山一字一顿地说：“人文精神的沦落是岁医生神圣职责的亵渎!”
钟南山说，医患关系变得尖锐，固然有制度上的种种缺陷，然而，医生人文精神的沦落难辞其咎。“医者不能干等制度的完善，而是首先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广东人的特点是包容，务实，我希望这些特点要进一步发扬。”
就像这次在会议上的直言不讳，钟南山在很多公开场合发表的“心里话”都非常大胆，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比如，在慢阻肺的宣教活动上，钟南山直言：“由于环境污染，广州人的肺变黑了。”这让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相当难堪。
事实上，从“非典”后，钟南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公共突发事件代言人”。顶着压力，钟南山说，他乐于做这样的代言人。“经过‘文革’的正反经历，我基本上都看透了。所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规’，我现在都70多岁了，想随心所欲地讲些真话。在医疗体制和医疗人文方面，我还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事，推动后来人更加勇敢。”
“作为专业人士在公共场合发言，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有亲身感受、有把握、有根据的话我才去讲。”钟南山说。
科学，不能明哲保身
对“非典”病原体的坚持判断，让世人记住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南山风格”。这也是在中国，人们第一次发现，踏实、严谨又勇敢的科学精神是如此震撼。
2003年的春天，中国突发SARS疫情，钟南山院士开始为世人熟知。很多在钟南山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倒下了，他却自始至终站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并且勇敢、诚实、科学地观察和研究这一突发的不明疫情。
钟南山是第一个公开质疑中国疾控中心“衣原体说法”的人，并明确表示按照这个思路的治疗是无效的。这给中国最权威疾控中心下了一张挑战书。
在人心惶惶的时候，钟南山的否定无疑暗藏着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当时就有朋友问他：“你不怕判断失误吗?差之毫厘，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在钟南山等专家的一再坚持下，广东省SARS临床治疗方案最早摒弃了“衣原体治疗思路”，这令广东省SARS患者在全国死亡率最低、治愈率最高。最终。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确认，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在全球科研专家的通力合作中，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位“始终清晰，治学严谨又富有协作精神的巨擘”。
在紧张地抢救病人的同时，钟南山和他的研究团队日夜攻关，在短时间内开发出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临床实践证明，钟南山的选择是对的。这位院士不仅没有因此名誉受损，还成为SARS惶恐高峰时期民众的定心丸、灵丹妙药和救命稻草。
“非典”时期，去病房探视“非典”感染者，他基本上不戴口罩。每到冬天，钟南山给病人检查前一定会先搓暖自己的手：每次坐镇专家门诊，他总是能提前一个小时开诊；省内医院请他前往紧急救治，他从不推诿；年逾七十的他还在坚持查房，不管病人病得多重，身上的异味多大，他都会拉着病人的手，耐心地倾听病人诉说。
在多个场合，钟南山一直在表达这样的心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我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就会达到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