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陈瑞统的文化散文从历史的高度，拒绝“功利”，放弃“浮躁”，冷静、客观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与反思。他反对沉溺于话语杀戮的快感，抗拒走向媚俗、软化、平面化，更侧重于还原历史真象和穿越重重迷障抵达文化的“本质”与“核心”。陈瑞统以拒绝“破坏”，高扬“建设”的务实姿态，进行了大量平凡“琐碎”和坚实的“建设”工作。和前辈相比，我们拥有了更优越的条件、从容的心态、平和的环境，应该摆脱以往“务虚”姿态走向“务实”，从“盲目”的“破坏”转向理性的“建设”。
【关键词】传统文化；“建设”；媚俗
【中图号】I207【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21-02
回眸和凝视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传统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不断地颠覆、消解与再建、重构之中，对它的反思与省察也从未间断。自近代到现代（尤“五四”与“文革”两段），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批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激进与偏激不言而喻。然而进入当下，无论历史语境还是文化语境都发生了深刻而急峻的转变，我们的“文化反思”策略和理念将如何调整和定位呢？
对此，我们无法回避“过去”，也不应该沉溺于“当下”，更不应该拒绝规划“未来”。近代以降，国家、民族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遭遇了深刻的危机。魏源等洋务派开始放弃盲目自尊、自大、排外的保守恶习，转而有限地承认西方文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知中”亦需“知外”，把只关注“自我”的目光转向“世界”。些许的进步昭示出国人思考重心发生了偏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谬论多多，重标不重本，反动与求新双重交织，但反思的进程已经启动。它是国人终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步。康有为、梁启超继承“洋务派”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更重要的是“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倡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崇君主立宪的政治模式。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与飞跃。同样推崇西方制度文明的革命派孙中山们异于维新派，他们崇尚“革命”，以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为目标。“五四”時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策动“新文化”运动。他们致力于伦理道德的“革命”。实质上，洋务派认为发达的物质文化是西方文明之本，维新派、革命派认为先进的制度是西方文明之本。他们都轻视西方精神文化，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他们的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浮躁性不言而喻。
鉴于上述几派在文化和文学上成就的局限，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新文化”运动派的理论与实践上。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传统文化基本上是负面、否定的代名词与，处于被批判和谴责的地位，其命运是终究要被送进历史的垃圾箱。他们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权、平等、自由”成为“时尚”，反传统成为历史潮流。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儒家纲常伦理，谴责其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其本质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⑴。整个学界、文界弥漫的是求“新”（新思想，新学术）。“输入”成了最大的吁求。胡适以“废”“倡”“须”⑵实践之，陈独秀以“推倒”和“建设”⑶实践之。鲁迅则用文学的形式把传统文化的本质直接浓缩为一个词“吃人”。弃“旧”求“新”成了时代主题，“反叛”“解放”“创造”“疗救”是关键词。正如鲁迅所言：“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随感录〈四十〉》）。但在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和巨大惰性的文化语境下，无疑，他们做的是“绝望的抗战”。总之，在“旧”与“新”之间，“五四”新文化运
动派采取的是“破”与“立”的策略与姿态。（事实上“立”并没有“立”起来，有的只是“破坏”）我们的文化反思始终是“浮躁”的心态，一直从事着“破坏”的工作。尽管我们提出了国人精神重建与再构的问题，但在“救亡”的迫切和严峻压力下，浮躁、偏激、狂热仍是无法摆脱的主体特征之一。所以“沉静”的心态和“建设”的务实始终被排除在外。超越这一切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要任务。
当历史缓缓进入当下这一伟大时段，我们不敢言说国家、民族已经成功“崛起”，但日益繁荣、强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新儒学的影响日益显著，当下中国发展的强劲更是佐证新儒学的魅力。现在到了重新全面估价传统文化的历史时刻。“文革”的教训与代价，文化寻根运动的启示与经验，传统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与冷静，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使我们拥有了更优越的条件、从容的心态、平和的环境。前辈用西方话语激烈冲击传统文化，经过矫枉过正的批判与起诉，“破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行将结束。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应该摆脱以往“务虚”姿态走向“务实”，从“盲目”的“破坏”转向理性的“建设”。
当下的文学创作并未回避这一伟大的转型时刻。在目前一些文学实践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中，传统文化不再是“丑”与“恶”的化身与指称，也不再是现代文化的对手和敌人，更不再有对它单向度的粗糙而简单的批判与否定。非此即彼的偏激态度和破坏精神已经渐渐淡出了一代学人的视野。
笔者有幸拜读陈瑞统先生的《泉州弯帆影》《故园沧桑》《蓝色丝路漫记》《琵琶洞萧说南音》。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变，完全从以往的“浮躁”转向“冷静”。当下余秋雨们的文化大散文仍主要停留在“破坏”与“否定”的层面，延续“文革”煽情的模式，屈服于市场化的“浮躁”及媚俗心态。对此王朔、余杰、朱大可都做了否定。陈瑞统则以文学的形式予于抵制。他拒绝抛却“理性”和狂热地肆意摧毁几千年文化的结晶、企图彻底“永久”毁灭传统文化的虚无姿态，尤其是批评和否定了“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如大肆破坏古迹文物等，并用切肤之痛谴责、指控“文革”期间集体无意识的疯癫状态。他的散文拒绝商业化的媚俗、浮躁和迎和大众的写作策略；放弃了文化大散文的动不动就“滴血”“下跪”“恳求”“哭求”的煽情，动不动就上升到“历史高度”，动不动就诉诸于“道德话语”“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的做法。陈冷静、执著歌颂先民筚路蓝缕创造的文化奇迹，深沉而真诚地唱响一曲又一曲的赞歌，向国人及整个世界诉说一个又一个的传统文化所缔造的“神话”与“传说”。开元寺、洛阳桥、东西塔、刺桐港，它们见证了先辈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它们是传统文化美丽而灿烂的载体，是我们以往伟大的缩影。它们坎坷与曲折的沧桑史道出我们民族精神的执著与不屈。这是一部无数高尚灵魂谱写的不屈而顽强的心曲。当然，这并非仰视的膜拜，也非俯视的批判。他在拒绝“功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浮躁”，避免了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一锅端的策略，而是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在诉说的同时，也甚至“零度”情感介入。总之，在陈瑞统的话语系统中完全剔除了“尖酸”“刻薄”。他反对沉溺于话语杀戮的快感，抗拒走向媚俗、软化、平面化，更侧重于还原历史真象和穿越重重迷障抵达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其次，陈瑞统拒绝“破坏”，高扬“建设”的务实姿态，进行大量平凡“琐碎”和坚实的“建设”工作。其勉力（倾一生心血）为之昭示其文学自觉性。正如陈瑞统在《琵琶洞萧说南音》后记中所言，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向海内外人士宣传推介名城泉州的风光名胜、文物瑰宝、传统戏曲、民俗风情是其主要“功课”。⑷20多年间，他写作了数十篇有关南音的散文、随笔、通讯；执编了多届南音节、木偶节、“海丝”文化节的特刊；选编了《泉州南音艺术》《泉州木偶艺术》以及泉州南音代表团晋京、赴港、赴巴黎献演的书刊画册；撰写了多部记述南音的特色与魅力的专题片。对自己耐心、切实的工作，作者有清醒和冷静、自觉的意识。他自谦道：“当然，我所作的这一些努力和贡献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说明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是真心想为泉州南音香飘四海，走向世界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为此倾注心血，付出时间与精力，也是颇有意义的……”。“南音”“木偶戏”等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创造。南音在它的发源地——中原已经不见踪迹，成为历史的绝响，在经历“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濒临消失。陈瑞统20多年来自甘寂寞和边缘化，呕心沥血远离市场化的粗卑、商业化的浮躁，深入乡土民间去“保护”“挖掘”，进而向全国、全世界“推出”。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喜悦、惊奇、感动，而给我们最多的是思考。这许多的实绩和贡献对我们重新认识、评估传统文化有相当的贡献，也有利于我们重新“书写”文化史。对于“过去”，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在国内，有利于我们“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国际上，可以更深地推进中西文化交流。这就是陈瑞统所做“功课”的实际意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相信，我们先祖以聪明才智创造的结晶会丰富、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对外交流和互动。面对这一巨大的文化遗产，我们理应与世界共分享。当然，作者倾心几十年的精力和心血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作者长期在基层做着许多琐碎的工作，诸如帮助台、港、澳文人的认祖归宗及与他们的旧体诗词的酬唱互动等等学术创作研究、文化交流活动，既介绍了泉州文化也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正如作者自歉，“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当我们看到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聆听魅力四射的南音时，这背后的艰辛、汗水、执著无疑是感人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作者自觉、清醒、冷静的“建设”，从“务虚”转向“务实”的姿态，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破坏”与“否定”，其劣质甚至反动面已经受到相当的“消毒”，其优质面和精髓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语境的变换，现在确实应该“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
近代以降，文化反思的策略基本上是“破坏”，几无“建设”，心态浮躁且极端。随着时代和历史语境的改变，从“务虚”到“务实”，进行清醒、理智的“建设”才是当下的关键词，尽管文化反思策略虽然说不能没有、也离不开“破坏”，但“建设”也同样是我们当下重要的课题。同时“冷静”、理智的心态更是必不可缺的要素。尽管有许多志士有过“建设”的“企图”或做过“实际”的工作，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遭遇了阻挡和拒绝，最后以至于搁浅，确为憾事。笔者对“文化反思”的流变及其呈现出来的某些特征的描述未必准确和恰当，对陈瑞统的阐述也或许流于片面和肤浅，然而更重要的是陈瑞统多年自甘沉寂于基层和边缘，默默无闻地做着切实、繁重的工作，平凡而热情地穿梭于台港澳及世界各地不懈地传播传统文化，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应该期盼的吧！
参考文献
[1]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M]//.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胡适.胡适全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陈瑞统.琵琶洞箫说南音[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传统文化；“建设”；媚俗
【中图号】I207【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21-02
回眸和凝视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传统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不断地颠覆、消解与再建、重构之中，对它的反思与省察也从未间断。自近代到现代（尤“五四”与“文革”两段），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批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激进与偏激不言而喻。然而进入当下，无论历史语境还是文化语境都发生了深刻而急峻的转变，我们的“文化反思”策略和理念将如何调整和定位呢？
对此，我们无法回避“过去”，也不应该沉溺于“当下”，更不应该拒绝规划“未来”。近代以降，国家、民族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遭遇了深刻的危机。魏源等洋务派开始放弃盲目自尊、自大、排外的保守恶习，转而有限地承认西方文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知中”亦需“知外”，把只关注“自我”的目光转向“世界”。些许的进步昭示出国人思考重心发生了偏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谬论多多，重标不重本，反动与求新双重交织，但反思的进程已经启动。它是国人终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步。康有为、梁启超继承“洋务派”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更重要的是“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倡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崇君主立宪的政治模式。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与飞跃。同样推崇西方制度文明的革命派孙中山们异于维新派，他们崇尚“革命”，以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为目标。“五四”時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策动“新文化”运动。他们致力于伦理道德的“革命”。实质上，洋务派认为发达的物质文化是西方文明之本，维新派、革命派认为先进的制度是西方文明之本。他们都轻视西方精神文化，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他们的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浮躁性不言而喻。
鉴于上述几派在文化和文学上成就的局限，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新文化”运动派的理论与实践上。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传统文化基本上是负面、否定的代名词与，处于被批判和谴责的地位，其命运是终究要被送进历史的垃圾箱。他们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权、平等、自由”成为“时尚”，反传统成为历史潮流。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儒家纲常伦理，谴责其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其本质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⑴。整个学界、文界弥漫的是求“新”（新思想，新学术）。“输入”成了最大的吁求。胡适以“废”“倡”“须”⑵实践之，陈独秀以“推倒”和“建设”⑶实践之。鲁迅则用文学的形式把传统文化的本质直接浓缩为一个词“吃人”。弃“旧”求“新”成了时代主题，“反叛”“解放”“创造”“疗救”是关键词。正如鲁迅所言：“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随感录〈四十〉》）。但在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和巨大惰性的文化语境下，无疑，他们做的是“绝望的抗战”。总之，在“旧”与“新”之间，“五四”新文化运
动派采取的是“破”与“立”的策略与姿态。（事实上“立”并没有“立”起来，有的只是“破坏”）我们的文化反思始终是“浮躁”的心态，一直从事着“破坏”的工作。尽管我们提出了国人精神重建与再构的问题，但在“救亡”的迫切和严峻压力下，浮躁、偏激、狂热仍是无法摆脱的主体特征之一。所以“沉静”的心态和“建设”的务实始终被排除在外。超越这一切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要任务。
当历史缓缓进入当下这一伟大时段，我们不敢言说国家、民族已经成功“崛起”，但日益繁荣、强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新儒学的影响日益显著，当下中国发展的强劲更是佐证新儒学的魅力。现在到了重新全面估价传统文化的历史时刻。“文革”的教训与代价，文化寻根运动的启示与经验，传统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与冷静，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使我们拥有了更优越的条件、从容的心态、平和的环境。前辈用西方话语激烈冲击传统文化，经过矫枉过正的批判与起诉，“破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行将结束。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应该摆脱以往“务虚”姿态走向“务实”，从“盲目”的“破坏”转向理性的“建设”。
当下的文学创作并未回避这一伟大的转型时刻。在目前一些文学实践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中，传统文化不再是“丑”与“恶”的化身与指称，也不再是现代文化的对手和敌人，更不再有对它单向度的粗糙而简单的批判与否定。非此即彼的偏激态度和破坏精神已经渐渐淡出了一代学人的视野。
笔者有幸拜读陈瑞统先生的《泉州弯帆影》《故园沧桑》《蓝色丝路漫记》《琵琶洞萧说南音》。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变，完全从以往的“浮躁”转向“冷静”。当下余秋雨们的文化大散文仍主要停留在“破坏”与“否定”的层面，延续“文革”煽情的模式，屈服于市场化的“浮躁”及媚俗心态。对此王朔、余杰、朱大可都做了否定。陈瑞统则以文学的形式予于抵制。他拒绝抛却“理性”和狂热地肆意摧毁几千年文化的结晶、企图彻底“永久”毁灭传统文化的虚无姿态，尤其是批评和否定了“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如大肆破坏古迹文物等，并用切肤之痛谴责、指控“文革”期间集体无意识的疯癫状态。他的散文拒绝商业化的媚俗、浮躁和迎和大众的写作策略；放弃了文化大散文的动不动就“滴血”“下跪”“恳求”“哭求”的煽情，动不动就上升到“历史高度”，动不动就诉诸于“道德话语”“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的做法。陈冷静、执著歌颂先民筚路蓝缕创造的文化奇迹，深沉而真诚地唱响一曲又一曲的赞歌，向国人及整个世界诉说一个又一个的传统文化所缔造的“神话”与“传说”。开元寺、洛阳桥、东西塔、刺桐港，它们见证了先辈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它们是传统文化美丽而灿烂的载体，是我们以往伟大的缩影。它们坎坷与曲折的沧桑史道出我们民族精神的执著与不屈。这是一部无数高尚灵魂谱写的不屈而顽强的心曲。当然，这并非仰视的膜拜，也非俯视的批判。他在拒绝“功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浮躁”，避免了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一锅端的策略，而是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在诉说的同时，也甚至“零度”情感介入。总之，在陈瑞统的话语系统中完全剔除了“尖酸”“刻薄”。他反对沉溺于话语杀戮的快感，抗拒走向媚俗、软化、平面化，更侧重于还原历史真象和穿越重重迷障抵达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其次，陈瑞统拒绝“破坏”，高扬“建设”的务实姿态，进行大量平凡“琐碎”和坚实的“建设”工作。其勉力（倾一生心血）为之昭示其文学自觉性。正如陈瑞统在《琵琶洞萧说南音》后记中所言，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向海内外人士宣传推介名城泉州的风光名胜、文物瑰宝、传统戏曲、民俗风情是其主要“功课”。⑷20多年间，他写作了数十篇有关南音的散文、随笔、通讯；执编了多届南音节、木偶节、“海丝”文化节的特刊；选编了《泉州南音艺术》《泉州木偶艺术》以及泉州南音代表团晋京、赴港、赴巴黎献演的书刊画册；撰写了多部记述南音的特色与魅力的专题片。对自己耐心、切实的工作，作者有清醒和冷静、自觉的意识。他自谦道：“当然，我所作的这一些努力和贡献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说明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是真心想为泉州南音香飘四海，走向世界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为此倾注心血，付出时间与精力，也是颇有意义的……”。“南音”“木偶戏”等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创造。南音在它的发源地——中原已经不见踪迹，成为历史的绝响，在经历“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濒临消失。陈瑞统20多年来自甘寂寞和边缘化，呕心沥血远离市场化的粗卑、商业化的浮躁，深入乡土民间去“保护”“挖掘”，进而向全国、全世界“推出”。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喜悦、惊奇、感动，而给我们最多的是思考。这许多的实绩和贡献对我们重新认识、评估传统文化有相当的贡献，也有利于我们重新“书写”文化史。对于“过去”，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在国内，有利于我们“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国际上，可以更深地推进中西文化交流。这就是陈瑞统所做“功课”的实际意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相信，我们先祖以聪明才智创造的结晶会丰富、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对外交流和互动。面对这一巨大的文化遗产，我们理应与世界共分享。当然，作者倾心几十年的精力和心血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作者长期在基层做着许多琐碎的工作，诸如帮助台、港、澳文人的认祖归宗及与他们的旧体诗词的酬唱互动等等学术创作研究、文化交流活动，既介绍了泉州文化也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正如作者自歉，“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当我们看到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聆听魅力四射的南音时，这背后的艰辛、汗水、执著无疑是感人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作者自觉、清醒、冷静的“建设”，从“务虚”转向“务实”的姿态，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破坏”与“否定”，其劣质甚至反动面已经受到相当的“消毒”，其优质面和精髓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语境的变换，现在确实应该“多做一点有益的实事”。
近代以降，文化反思的策略基本上是“破坏”，几无“建设”，心态浮躁且极端。随着时代和历史语境的改变，从“务虚”到“务实”，进行清醒、理智的“建设”才是当下的关键词，尽管文化反思策略虽然说不能没有、也离不开“破坏”，但“建设”也同样是我们当下重要的课题。同时“冷静”、理智的心态更是必不可缺的要素。尽管有许多志士有过“建设”的“企图”或做过“实际”的工作，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遭遇了阻挡和拒绝，最后以至于搁浅，确为憾事。笔者对“文化反思”的流变及其呈现出来的某些特征的描述未必准确和恰当，对陈瑞统的阐述也或许流于片面和肤浅，然而更重要的是陈瑞统多年自甘沉寂于基层和边缘，默默无闻地做着切实、繁重的工作，平凡而热情地穿梭于台港澳及世界各地不懈地传播传统文化，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应该期盼的吧！
参考文献
[1]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M]//.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胡适.胡适全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陈瑞统.琵琶洞箫说南音[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