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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５５年我分配到中国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至“文革”开始，李元庆一直是我们研究所的党员所长，还是我从事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的领导。工作中，他对我既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平时生活中，或者学术研究里，他总一再教导我为人做事要有根有据，注重实际。有两段往事，使我一生难以忘怀。
１９５６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西藏工作组，向中国音乐研究所要一名民族音乐学学者，赴西藏考察音乐文化。李元庆率先报名，行前检查身体，大夫说他血压过高，不宜前往。接着，另一位中层领导前去医院，体检的结果却是心脏有病，不能到高原地区工作。于是，所里让我前去检查，结果是：“此人适于在西藏高原工作。”
２４岁的我赴西藏采录、考察传统音乐，得到了全所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行前，我国刚从日本进口三台半导体录音机，经过李元庆等领导的大力争取，有两台分配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台便让我带着到西藏采录传统音乐专用。我到西藏后，每天要从住地赶到艺人居住处去采风，李元庆和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杨光等同志体谅到我在高原地区的艰辛，特意批准给我买辆自行车，供我在西藏使用。
这次我在西藏工作了八个多月，研究所领导对我关怀备至，我也十分尽心尽力。回京后，除了整理、编写《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谐》两部专著外，我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亮宝会上的乐器》，内容是说每年藏历２月３０日的亮宝会上，大昭寺大仓库里的珍贵乐器都会到拉萨城里游行亮宝，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便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乐队的乐器。
元庆同志看了该文后，很快就从我这里要走了该文所述的乐器图片。不久，又很严肃地找我去谈了一次。他问：“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了个乐队，亮宝会里的部分乐器就是这个乐队中的乐器，这话有什么根据？”我说：“这件事，在拉萨有不下十位藏族同胞给我讲过。假如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权威性的话，我还亲自到大昭寺的大仓库里观赏过这些乐器，陪同我观赏并给我讲解的，便是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这个仓库的官员，他也这么讲。难道还不可信吗？”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从照片来看，这些乐器并不像在唐代从长安带到西藏的乐器。你对每件乐器仔细看过吗？”我说：“没有。”他又问：“藏文古籍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吗？”我答：“我没查过。”他又问：“汉文古籍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吗？”我答：“我也没查过。”他叹了口气，转而和颜悦色地向我说道：“学术问题，一定要严肃认真，经得起推敲，要有实证，不能被采访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后来，我用了不少时间，下了一番苦功夫查证史料，确实没有查到记载文成公主带过乐队或乐器入藏的藏文史籍，汉文史籍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只有《新唐书》卷２１６上《吐番列传》中载有：金城公主入藏时，曾带有龟兹乐随从。此后，我在田野考察中遇到各种似是而非的问题，不管被采访者说得多么肯定，我都总会遵循元庆同志的教导，重找证据。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难以忘怀。新中国建立后，元庆同志便是我国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策划者。一开始，这一工作就是他一个人，无人协助，工作难以展开。后来，王湘同志从德国学习音响学留学归来，调到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乐器改良工作，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逐渐，我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受到亚非拉国家的重视，他们有的还派专人来北京，观赏我国民族乐器改良的成就，学习经验。形势的发展，还需要扩大从事乐器改良工作人员的队伍，元庆同志首先便想到我。于是，我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兼做民族乐器改良工作。
我们三人在乐改工作中配合得十分融洽：元庆同志组织策划，根据实际，提出措施，指出努力方向；王湘了解全国乐改情况，对典型的改良乐器进行仪器科学测试，组织人员突破重点；我听从他们二位调遣，积极投入具体工作，及时将全国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的成就，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全国音协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座谈会。中国音乐研究所还把被公认为优秀的改良民族乐器集中在一起，设立展览厅。正当我们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有一天，元庆同志把王湘和我找到一起，他说：“我们在这里组织全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说得有声有色，但是，乐改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我们却不知道。”他希望我们三人也来改良一件乐器。王湘和我都同意。改什么乐器呢？大家商量搞一件改良加键笙。
这在乐器厂师傅手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三人做这件改良加键笙却十分费劲，就拿作笙簧舌来说吧，宽一点不行，窄一点也不行，厚一点不行，薄一点也不行。我们用了足足一个半月的时间，费了做三个笙的材料，才作好一个笙，但吹奏起来，声音并不响亮，处处都漏气，音高还不准。此后，我们在民族乐器改良工作中，对工人师傅、乐器改良设计人的劳动更加尊重了，对乐改工作中的问题更易了解了。虽然改良这件加键笙失败了，但我们对民族乐器制作、改良的实践和理念经却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认知。
通过这次改良加键笙，我在民族地区的音乐学考察、研究工作中，也开始注意学一点当地流行的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加深我的亲身体验和认识。
毛继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责任编辑荣英涛）
１９５６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西藏工作组，向中国音乐研究所要一名民族音乐学学者，赴西藏考察音乐文化。李元庆率先报名，行前检查身体，大夫说他血压过高，不宜前往。接着，另一位中层领导前去医院，体检的结果却是心脏有病，不能到高原地区工作。于是，所里让我前去检查，结果是：“此人适于在西藏高原工作。”
２４岁的我赴西藏采录、考察传统音乐，得到了全所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行前，我国刚从日本进口三台半导体录音机，经过李元庆等领导的大力争取，有两台分配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台便让我带着到西藏采录传统音乐专用。我到西藏后，每天要从住地赶到艺人居住处去采风，李元庆和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杨光等同志体谅到我在高原地区的艰辛，特意批准给我买辆自行车，供我在西藏使用。
这次我在西藏工作了八个多月，研究所领导对我关怀备至，我也十分尽心尽力。回京后，除了整理、编写《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谐》两部专著外，我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亮宝会上的乐器》，内容是说每年藏历２月３０日的亮宝会上，大昭寺大仓库里的珍贵乐器都会到拉萨城里游行亮宝，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便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乐队的乐器。
元庆同志看了该文后，很快就从我这里要走了该文所述的乐器图片。不久，又很严肃地找我去谈了一次。他问：“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了个乐队，亮宝会里的部分乐器就是这个乐队中的乐器，这话有什么根据？”我说：“这件事，在拉萨有不下十位藏族同胞给我讲过。假如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权威性的话，我还亲自到大昭寺的大仓库里观赏过这些乐器，陪同我观赏并给我讲解的，便是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这个仓库的官员，他也这么讲。难道还不可信吗？”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从照片来看，这些乐器并不像在唐代从长安带到西藏的乐器。你对每件乐器仔细看过吗？”我说：“没有。”他又问：“藏文古籍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吗？”我答：“我没查过。”他又问：“汉文古籍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吗？”我答：“我也没查过。”他叹了口气，转而和颜悦色地向我说道：“学术问题，一定要严肃认真，经得起推敲，要有实证，不能被采访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后来，我用了不少时间，下了一番苦功夫查证史料，确实没有查到记载文成公主带过乐队或乐器入藏的藏文史籍，汉文史籍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只有《新唐书》卷２１６上《吐番列传》中载有：金城公主入藏时，曾带有龟兹乐随从。此后，我在田野考察中遇到各种似是而非的问题，不管被采访者说得多么肯定，我都总会遵循元庆同志的教导，重找证据。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难以忘怀。新中国建立后，元庆同志便是我国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策划者。一开始，这一工作就是他一个人，无人协助，工作难以展开。后来，王湘同志从德国学习音响学留学归来，调到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乐器改良工作，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逐渐，我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受到亚非拉国家的重视，他们有的还派专人来北京，观赏我国民族乐器改良的成就，学习经验。形势的发展，还需要扩大从事乐器改良工作人员的队伍，元庆同志首先便想到我。于是，我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兼做民族乐器改良工作。
我们三人在乐改工作中配合得十分融洽：元庆同志组织策划，根据实际，提出措施，指出努力方向；王湘了解全国乐改情况，对典型的改良乐器进行仪器科学测试，组织人员突破重点；我听从他们二位调遣，积极投入具体工作，及时将全国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的成就，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全国音协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座谈会。中国音乐研究所还把被公认为优秀的改良民族乐器集中在一起，设立展览厅。正当我们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有一天，元庆同志把王湘和我找到一起，他说：“我们在这里组织全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说得有声有色，但是，乐改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我们却不知道。”他希望我们三人也来改良一件乐器。王湘和我都同意。改什么乐器呢？大家商量搞一件改良加键笙。
这在乐器厂师傅手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三人做这件改良加键笙却十分费劲，就拿作笙簧舌来说吧，宽一点不行，窄一点也不行，厚一点不行，薄一点也不行。我们用了足足一个半月的时间，费了做三个笙的材料，才作好一个笙，但吹奏起来，声音并不响亮，处处都漏气，音高还不准。此后，我们在民族乐器改良工作中，对工人师傅、乐器改良设计人的劳动更加尊重了，对乐改工作中的问题更易了解了。虽然改良这件加键笙失败了，但我们对民族乐器制作、改良的实践和理念经却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认知。
通过这次改良加键笙，我在民族地区的音乐学考察、研究工作中，也开始注意学一点当地流行的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加深我的亲身体验和认识。
毛继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责任编辑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