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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8岁选择来中国是正确的决定，不早，也不晚。今天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内向，不愿意往外看，缺乏国际视野，充满封建主义。很多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也很著名的企业家、战略家、教育家大前研一先生也时常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多接触海外的东西，才能反思自己的祖国的再生需要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外国”，但又和一般的“外国”不尽相同，这和中日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交往关系有关。古代时期，日本朝贡给中国，中国册封给日本。当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城市规划、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当年长安的影子。我们日本的年轻人在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语文、道德课程里面，接触中国史、中国思想、中国人物最多。虽然近年以来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或对华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温，但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日本人一向对中华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而已，这里面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与敬佩的韩寒当初的某些做法一样，叛逆而已。
从经贸往来、地区合作、政治发展、军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对正在相对衰落的日本国民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调试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国崛起，利用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崛起。我来中国留学，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被看成“亲华派”或“知华派”，这本身是个荣誉，但我不会接受这一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亲华”或“知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褒义词，有了这个头衔是不好在国内混下去的，如果被贴上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标签，则会被认为无法从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展开政策。我不知道，中国的“亲日派”或“知日派”在国内的境况如何。在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希望做一个“国际派”，即不是只有在一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另外的大国在哪里？
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美国。
我早晚会去美国的，这是我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靠中国，这两个大国对日本维持生计、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我未来在日本从政（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国际政治上发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还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国背景的我绝不会轻易地被选民接受。但既有中国背景，又有美国背景呢？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国民本身有岛国根性，这是一种排外主义，因此，对于“国际派”本身也抱着一种叛逆意识。从迎合选民的角度看，或许不出国最好，在国内好好扎根，培植人脉。然而，我还是不能不当“国际派”，因为它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为了国家的未来，我要冒这个风险，值得冒这个风险。
我的强项，也是决定日本再生的两个根本要素是外交和教育。自从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十年”以来，日本国内在热烈讨论“第三次改革”或“第三次开国”。日本人总是被动的，被改革，被“开国”，或许立足于岛国根性，没有好好把世界上最成熟的危机意识变成危机管理。丰田“召回门”事件是个明证。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无疑是促使日本此轮改革和“开国”的外力。如何与中国和美国打交道，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找到你的位置和灵魂？我说的外交不是外交部门之间的简单外交，更多指的是民间外交，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青年外交。如何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让他们的企业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让他们的文化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青年走出去，把他们的青年请进来……这叫做21世纪的民间外交。
以人为本，靠人发展。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相对的人治。在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的困境下，如何培养更加优秀的国内青年才俊，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国外青年才俊，如何让两者良性竞争，以便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社会的现代性，我国国力的爆发力，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完善教育环境，制订移民政策，刺激人才市场……我会抱着这些问题意识，仔细观察中国、美国等国家在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以他们为师，深入思考下去。
对我来说，如何回国恐怕是重中之重。我再过几年应该去美国发展，当然跟中国社会、市场、人才的合作一定会继续下去，相信加入了美国经历的加藤嘉一会变成中国更加需要的人才。完成美国的经历，应该就是回国了。问题是，什么时机回国，以什么身份回国，以什么状态回国。这个还要看未来自己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到时候自己的自信心如何，自己的人际网络如何，自己的政治敏感度有多强。不用着急，得出答案是简单的，不轻易得出答案才是合理的战术。
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其自然。有两个因素有可能阻碍我的人生规划。一是健康问题。我每天过得很疲倦，一年接受300次以上采访，要看300本书，每天都要跑步15公里，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同时写几本书，还有上学、教课、做科研项目、调研、主持、同传……做这么多事情，能不损害健康么？我要非常慎重地照顾好自己。身体是资本，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二是政治问题，关于这点，中国读者很熟悉，就是政治上犯错误，政治上犯错误不仅在中国是发展的障碍，在日本同样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节选自《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外国”，但又和一般的“外国”不尽相同，这和中日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交往关系有关。古代时期，日本朝贡给中国，中国册封给日本。当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城市规划、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当年长安的影子。我们日本的年轻人在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语文、道德课程里面，接触中国史、中国思想、中国人物最多。虽然近年以来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或对华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温，但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日本人一向对中华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而已，这里面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与敬佩的韩寒当初的某些做法一样，叛逆而已。
从经贸往来、地区合作、政治发展、军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对正在相对衰落的日本国民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调试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国崛起，利用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崛起。我来中国留学，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被看成“亲华派”或“知华派”，这本身是个荣誉，但我不会接受这一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亲华”或“知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褒义词，有了这个头衔是不好在国内混下去的，如果被贴上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标签，则会被认为无法从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展开政策。我不知道，中国的“亲日派”或“知日派”在国内的境况如何。在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希望做一个“国际派”，即不是只有在一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另外的大国在哪里？
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美国。
我早晚会去美国的，这是我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靠中国，这两个大国对日本维持生计、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我未来在日本从政（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国际政治上发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还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国背景的我绝不会轻易地被选民接受。但既有中国背景，又有美国背景呢？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国民本身有岛国根性，这是一种排外主义，因此，对于“国际派”本身也抱着一种叛逆意识。从迎合选民的角度看，或许不出国最好，在国内好好扎根，培植人脉。然而，我还是不能不当“国际派”，因为它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为了国家的未来，我要冒这个风险，值得冒这个风险。
我的强项，也是决定日本再生的两个根本要素是外交和教育。自从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十年”以来，日本国内在热烈讨论“第三次改革”或“第三次开国”。日本人总是被动的，被改革，被“开国”，或许立足于岛国根性，没有好好把世界上最成熟的危机意识变成危机管理。丰田“召回门”事件是个明证。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无疑是促使日本此轮改革和“开国”的外力。如何与中国和美国打交道，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找到你的位置和灵魂？我说的外交不是外交部门之间的简单外交，更多指的是民间外交，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青年外交。如何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让他们的企业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让他们的文化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青年走出去，把他们的青年请进来……这叫做21世纪的民间外交。
以人为本，靠人发展。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相对的人治。在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的困境下，如何培养更加优秀的国内青年才俊，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国外青年才俊，如何让两者良性竞争，以便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社会的现代性，我国国力的爆发力，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完善教育环境，制订移民政策，刺激人才市场……我会抱着这些问题意识，仔细观察中国、美国等国家在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以他们为师，深入思考下去。
对我来说，如何回国恐怕是重中之重。我再过几年应该去美国发展，当然跟中国社会、市场、人才的合作一定会继续下去，相信加入了美国经历的加藤嘉一会变成中国更加需要的人才。完成美国的经历，应该就是回国了。问题是，什么时机回国，以什么身份回国，以什么状态回国。这个还要看未来自己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到时候自己的自信心如何，自己的人际网络如何，自己的政治敏感度有多强。不用着急，得出答案是简单的，不轻易得出答案才是合理的战术。
确定方向，灵活前进，顺其自然。有两个因素有可能阻碍我的人生规划。一是健康问题。我每天过得很疲倦，一年接受300次以上采访，要看300本书，每天都要跑步15公里，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同时写几本书，还有上学、教课、做科研项目、调研、主持、同传……做这么多事情，能不损害健康么？我要非常慎重地照顾好自己。身体是资本，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二是政治问题，关于这点，中国读者很熟悉，就是政治上犯错误，政治上犯错误不仅在中国是发展的障碍，在日本同样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节选自《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