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年，帝后矛盾加剧，一次退朝时，荣禄对康有为说： “一二百年的成法，一早上就能变过来吗？”康有为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
　　这段描写过于生动，未必属实，但契合人们对荣禄的刻板印象——后党，死硬的保守分子。显然，真实的荣禄更为复杂，但在时势作用下，他只能如此。马忠文先生的《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试图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拆解让荣禄成为荣禄的那些力量。
　　百日维新时，荣禄正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兵权在手，足以左右政坛风云，但荣禄偏偏躲在慈禧身后，唯其马首是瞻。
　　荣禄年轻时好言变法，作为政治家，为何不更负责任一点？为何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实，回溯荣禄的发迹史，便能品出几分味道。
　　荣禄出于“满门忠烈”之家，祖父塔斯哈死于回疆动乱，伯父长瑞、父亲长寿死于太平天国，咸丰曾特批建“双忠祠”以祀。荣禄因而受益，16岁踏上仕途，升迁之快，倍于常人。正当春风得意时，荣禄却遭重大挫折，因工作失误，差点被肃顺杀头，幸慈禧太后在政争中胜出，肃顺伏诛，加上荣禄攀上醇亲王奕譞，再获重用。
　　荣禄懂洋务，力主西法练兵，属激进的“变法派”，由于练兵有成绩，荣禄升迁甚速，38岁成总管内务府大臣。可没多久，因得罪内阁学士沈桂芬，遭政敌构陷，“又以被劾纳贿”，不得不闭门在家7年。
　　闭门期间，不善文辞的荣禄开始写诗，在旁人看来，他这条咸鱼已再难翻身。
　　但，在恭亲王奕訢支持下，荣禄东山再起，出任西安将军。1894年，慈禧60寿诞，拟定各地可进京祝寿的督抚、将军名单，荣禄赫然在列。荣禄没错过这一机会，恰逢中日甲午战争，荣禄疏陈对策，深得慈禧欣赏，果然被留在京城，重回权力中心。
　　两番仕途挫折，让荣禄悟出一个“真理”：在清朝官场混，出身、忠心、能力皆不重要，关键看靠对人，荣禄先靠奕譞与文祥，后靠载沣与庆亲王，可再大的官都要考虑自身利益，不可能为你损失自己，唯有靠上最大的主子，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荣禄将“公忠”化为“私忠”，如果说当年他意气风发，还想为大清朝而奋斗，再度出山时，荣禄已将全部身家性命压在慈禧的身上——以慈禧的想法为想法，以慈禧的需要为需要。
　　荣禄当然知道要变法，也知道要富国强兵，可在慈禧眼中，这些事自有别人来做，她用荣禄，仅仅因为他值得信任。换言之，慈禧要的是奴才，而非办实事的人才。
　　如果仕途一路顺风，荣禄也许会有所抗争，但屡被踢出圈外的经历，让荣禄懂得了权力的甘美，为了权力，他宁可接受当奴才的命运。荣禄未必不同意康梁的观点，却对二人深怀敌意，因为他知道，只有表现得更残暴、更敏感，才能讨得暴君欢心，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后，义和团兴起，荣禄明知这将引来危机，却不肯犯颜直谏，只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上下其手，正因他的消极，清军与义和团数十日未攻下外国使馆，为后来和谈留了一条后路。
　　慈禧返京后，荣禄位极人臣，不久因病去世。
　　纵览荣禄一生，几起几伏，好不容易爬上权力最高峰，尚未施展才华，便油尽灯枯。荣禄熟悉洋务，却始终未练出一支可与西方军队抗衡的精兵；他有变法理想，却甘当反变法的急先锋；他想力挽狂澜，可身死不足10年，大清朝便灭亡了……
　　在荣禄身上，清晰地标出近代诸多人才的生命轨迹——青年时的变法者，中年时的实干家，晚年时的保守派。毕竟，一个人的努力无法对抗系统的偏差，投身去改造它，却最终被它改造，在这出大悲剧中，沉浮的又何止荣禄一人？而如何走出这样的怪圈，足令后来者三思。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