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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依托革命历史遗迹的新型旅游形式，承载着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新时代下深度挖掘我国红色资源禀赋，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桂北旅游区为例，通过分析桂北红色旅游区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推进建设桂北红色旅游区的意义，并针对桂北红色旅游区现状提出推动大文化旅游发展，提出打造以漓江和湘江为主导的两江旅游圈等相关建议，进而构建桂北红色旅游区“红绿古俗”协同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红色旅游；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桂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从2004年起，国家连续颁布了2004～2010年、2011～2015年及2016～2020年三期《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支持红色旅游产业发展；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也出台了《广西红色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以桂林、兴安为主导的桂北红色旅游区。桂北红色旅游区建设更是被纳入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与保护规划》。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桂北红色旅游区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时代下如何把桂北旅游区开发好、利用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征期间红军在桂北地区与国民党爆发了长征途中规模最大、最关键、最惨烈的战争——湘江战役，“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历时9天的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将士3万余人，惨胜若败的湘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一场悲壮的成人礼[1]。中国共产党在湘江战役中突破重围才有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并打破党内思想的禁锢，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道路。因此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弘扬湘江战役精神不仅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巩固民族团结，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通过深挖桂北地区红色文化内涵，发挥红色旅游广泛凝聚精神力量的作用，让红色文化成为激励八桂儿女在新时代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2]。
（一）景区分布散乱，产业耦合度较低
桂林作为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具有丰富的红色禀赋，据不完全统计桂北地区已发掘的革命遗址遗存就有70余处。这些宝贵物质文化财富成为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区的有力依托，但是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湘江战役中红军以突围为主要战略目的，行军匆忙，战斗遗址分布并不集中。一方面，散落的纪念设施、红军墓都是开发的困扰与难题；另一方面，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融合发展力度不够，产业耦合度较低，很多景区开发运营效应不足，红色景区附近高档配套设施几乎为零，难以吸引高需求性游客，旅游业对其他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尚未有效体现，对当地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性较弱[3]。
（二）桂林的红色景区发展起步较晚，推广方式不足
以山水田园和喀斯特地域风貌为代表的自然旅游资源一直是桂林旅游业的主导，而桂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迟缓，导致桂林的旅游业资源分布不均衡，在桂林74个A级旅游景区中红色旅游景区仅有2处，红色旅游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不仅如此，红色景区开放性、透明性更高，导致了红色旅游相对于桂林市其他类型的旅游方式盈利点较低，相比传统旅游产业竞争优势较小[4]。在营销宣传方面，桂北地区红色旅游产业以线下宣传活动为主，其宣传推广方式多采用传统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形式，缺乏新媒体宣传方式，并未有效吸引旅游消费主体中最富有活力的青年群体。桂林红色旅游产业相较于遵义、井冈山等地，没有形成智能導游、电子讲解、信息推送等一站式信息化服务，其信息化程度还有待加强。
（三）区域发展不协同，旅游区内外竞争激烈
由于桂北红色旅游区各个景点距离较远，难以形成统一机制，导致各区域景区之间相互竞争，同质化建设现象严重。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时也存在主题单一，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缺乏统筹协调，经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桂北红色旅游区其开发内涵大致相同，并没有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文化内涵，景区特色定位不清晰。不同红色景点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开发不够丰富[5]。多数红色旅游景点还处于初级静态展示阶段，感染力得不到提升，进而从整体上影响整个桂北地区红色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另外，旅游区外部竞争激烈，如关于老山界的地点，学术界学者各执一词，究竟是湖南邵阳，还是广西桂林一直相持不下。不仅如此，由于桂林红色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在广西境内受到百色等革命老区的影响，在广西境外受到遵义等红色旅游大都市的掣肘，桂北革命区红色旅游发展竞争激烈。
（一）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区具有丰富的政治教育内涵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近半，作为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一战，其“勇于牺牲、勇于突破、勇于胜利”的湘江战役精神成为桂林这座城市不朽的名片。湘江战役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历史故事，如陈树湘断肠明志、易荡平举枪自尽、韩伟英勇跳崖，这种坚持理想信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不仅如此，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挖掘湘江战役精神内涵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广西地区红军首次与少数民族接触，红军在进入广西8天前就制定了首个少数民族政策《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以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对红军也是以“沿途烧茶送水”表达感激之情；对伤病红军“以义子待之”；至今岩石上仍刻着“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的诗句。立田赠枪闹革命，祖孙三代护红旗等民族团结故事至今当地村民耳熟能详。因此，深度开发桂北红色旅游区不管是加强英雄主义教育，还是对促进民族团结都具有政治意义。
（二）桂北红色旅游区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桂北红色旅游业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桂林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自然旅游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程度，市场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旅游产业经济带动作用不明显，一直未能成为支柱性产业，对社会整体经济贡献程度不高。而红色旅游作为文化旅游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产业聚合优势，通过加强红色旅游产业的联动性，形成“文旅商体”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其他产业联动发展。加快把旅游业培养成为桂林的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对于把桂林打造成为国际旅游胜地、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桂北红色旅游产业深度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
湘江战役中国共产党从挫折和苦难中觉醒，成为真正意义上一个成熟的政党。湘江战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更是红军先烈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不畏牺牲、勇于突破、勇于胜利的湘江战役精神是长征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桂林整座城市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撑。发扬湘江战役精神对于响应文化兴城、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新时期推进桂北红色旅游区建设的灵魂之笔。深切纪念和缅怀这段历史，全面科学认识湘江战役，重视保护和利用好以湘江战役为核心的桂北长征文化资源，不仅可以提高社会民族凝聚力，更可以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弘扬长征和湘江战役精神。一方面，通过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可以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为社会注入文化软实力，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通过红色旅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对精神文化的价值塑造，为社会培育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6]。
（一）加强跨区域红红合作、丰富自身红色旅游形式
一方面，桂林市政府通过加强不同区域间合作，突破各地区行政壁垒，实现红色旅游的资源共享、信息共用；通过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与湖南韶山、贵州遵义建立跨区域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共谋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网络结构；通过对周围主要红色旅游景区之间重新定位，着力打造桂北革命区伟大觉醒这一历史文化定位，进而构建协调均衡发展的红色旅游区内体系，合作互动的红色旅游省际体系，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7]；通过准确的文化定位挖掘不同方向的红色文化，避免文化内涵雷同，造成市场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据桂北地理优势省外构建黔桂湘红色旅游金三角，通过打造红色旅游集群来提升区域旅游的竞争力，由竞争压力转化为合作优势，从而创造更好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红绿协调发展、推动全域旅游综合发展
桂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桂林的自然旅游多集中于桂林南部，这也造成了桂北地区区域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以湘江战役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主要集中在桂北地区，而以漓江为代表的山水自然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桂林南部地区，这也造成了桂林北红南绿的旅游资源局面。因此，桂林应该红绿结合协调发展，形成红绿相映型发展的局面，可以利用山水桂林的旅游优势进行引流，努力打造红色桂林城市新名片[8]。例如，桂北紅色革命区可以与桂林的阳朔等地联合推出旅游路线，将湘江和漓江旅游业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兴安灵渠进行充分对接，写好全域旅游这一篇文章，通过乐满地主题公园和灵渠主题公园打通文化旅游和自然旅游这一新通道，形成以两江旅游圈为主导的桂林旅游业新布局。
（三）红古齐步推进、打造桂林大文化旅游圈
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以独秀峰王城为代表的藩王文化等文化资源。如今传统单一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吸引力较低，桂林应该多种文化旅游资源统筹开发。红色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新兴产品，在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时应该加强与周边其他产业的融合，文化旅游进行组团式开发，打造大文化旅游产业圈。开展活态文化旅游的方式，如将藩王文化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通过靖江王府孙中山会见马林事件，挖掘国共合作的意义，让游客感受古王城的魅力，促进文化旅游裂变式发展，克服旅游景点距离较远分散不集中的缺点，提高游客行程质量[9]。
（四）强化红俗产业联合，强化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桂林市旅游主要以传统的自然旅游为主，红色旅游在桂林的旅游产业中占比不到10%，主要原因是自然旅游对其他产业带动效率低，旅游业自身产业链不完善、不协调。为加大红色旅游对产业带动的作用，应针对文化旅游进行活态开发、促使文商体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红色旅游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10-11]。例如，灌阳县可以将休闲农业与红色旅游相结合，通过灌阳雪梨、黑李等一系列农特产品进行联动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还可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如可以让红色旅游结合龙胜的红衣节、龙脊开耕节、红瑶晒衣节等多种民族传统节日，将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参观民族博物馆和红色景区，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鱼水情深，以最大化发挥红色旅游催化集成作用和开发运行集群效应。
[1] 陈亮.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新名片[N].桂林日报，2019-09-01（02）.
[2] 刘欢，岳楠，白长虹.红色旅游情境下情绪唤起对游客认知的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8（3）：84-90.
[3] 桂林日报.加快推进桂北红色旅游发展的若干观察与思考[EB/OL].（2019-09-01）[2021-01-15].http：//www.gxcounty. com/news/fzlt/20190901/150868.html.
[4] 陈亮.领航红色旅游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N].桂林日报，2019-05-26（02）.
[5] 程瑶.桂林红色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41.
[6] 龚娜.我国红色旅游经济亟待转型升级[J].人民论坛，2017（32）：112-113.
[7] 丁翠翠，图登克珠.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分布与开发对策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8-154.
[8] 马丽雅.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的对策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20（7）：151-154.
[9] 张继军，席军良.红色旅游景区与区域治理一体化：基于王家坪社区“三区联动”的考察[J].社会科学家，2019（10）：84-89.
[10] 杨明珠.红色文化如何搭“数字中国”快车[J].人民论坛，2019（10）：130-131.
[11] 黄三生，凡宇，熊火根.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J].价格月刊，2018（9）：90-94.
关键词：红色旅游；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桂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从2004年起，国家连续颁布了2004～2010年、2011～2015年及2016～2020年三期《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支持红色旅游产业发展；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也出台了《广西红色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以桂林、兴安为主导的桂北红色旅游区。桂北红色旅游区建设更是被纳入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与保护规划》。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桂北红色旅游区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时代下如何把桂北旅游区开发好、利用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征期间红军在桂北地区与国民党爆发了长征途中规模最大、最关键、最惨烈的战争——湘江战役，“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历时9天的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将士3万余人，惨胜若败的湘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一场悲壮的成人礼[1]。中国共产党在湘江战役中突破重围才有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并打破党内思想的禁锢，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道路。因此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弘扬湘江战役精神不仅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巩固民族团结，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通过深挖桂北地区红色文化内涵，发挥红色旅游广泛凝聚精神力量的作用，让红色文化成为激励八桂儿女在新时代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2]。
一、桂北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一）景区分布散乱，产业耦合度较低
桂林作为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具有丰富的红色禀赋，据不完全统计桂北地区已发掘的革命遗址遗存就有70余处。这些宝贵物质文化财富成为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区的有力依托，但是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湘江战役中红军以突围为主要战略目的，行军匆忙，战斗遗址分布并不集中。一方面，散落的纪念设施、红军墓都是开发的困扰与难题；另一方面，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融合发展力度不够，产业耦合度较低，很多景区开发运营效应不足，红色景区附近高档配套设施几乎为零，难以吸引高需求性游客，旅游业对其他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尚未有效体现，对当地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性较弱[3]。
（二）桂林的红色景区发展起步较晚，推广方式不足
以山水田园和喀斯特地域风貌为代表的自然旅游资源一直是桂林旅游业的主导，而桂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迟缓，导致桂林的旅游业资源分布不均衡，在桂林74个A级旅游景区中红色旅游景区仅有2处，红色旅游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不仅如此，红色景区开放性、透明性更高，导致了红色旅游相对于桂林市其他类型的旅游方式盈利点较低，相比传统旅游产业竞争优势较小[4]。在营销宣传方面，桂北地区红色旅游产业以线下宣传活动为主，其宣传推广方式多采用传统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形式，缺乏新媒体宣传方式，并未有效吸引旅游消费主体中最富有活力的青年群体。桂林红色旅游产业相较于遵义、井冈山等地，没有形成智能導游、电子讲解、信息推送等一站式信息化服务，其信息化程度还有待加强。
（三）区域发展不协同，旅游区内外竞争激烈
由于桂北红色旅游区各个景点距离较远，难以形成统一机制，导致各区域景区之间相互竞争，同质化建设现象严重。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时也存在主题单一，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缺乏统筹协调，经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桂北红色旅游区其开发内涵大致相同，并没有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文化内涵，景区特色定位不清晰。不同红色景点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开发不够丰富[5]。多数红色旅游景点还处于初级静态展示阶段，感染力得不到提升，进而从整体上影响整个桂北地区红色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另外，旅游区外部竞争激烈，如关于老山界的地点，学术界学者各执一词，究竟是湖南邵阳，还是广西桂林一直相持不下。不仅如此，由于桂林红色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在广西境内受到百色等革命老区的影响，在广西境外受到遵义等红色旅游大都市的掣肘，桂北革命区红色旅游发展竞争激烈。
二、桂北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桂北红色旅游区具有丰富的政治教育内涵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近半，作为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一战，其“勇于牺牲、勇于突破、勇于胜利”的湘江战役精神成为桂林这座城市不朽的名片。湘江战役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历史故事，如陈树湘断肠明志、易荡平举枪自尽、韩伟英勇跳崖，这种坚持理想信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不仅如此，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挖掘湘江战役精神内涵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广西地区红军首次与少数民族接触，红军在进入广西8天前就制定了首个少数民族政策《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以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对红军也是以“沿途烧茶送水”表达感激之情；对伤病红军“以义子待之”；至今岩石上仍刻着“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的诗句。立田赠枪闹革命，祖孙三代护红旗等民族团结故事至今当地村民耳熟能详。因此，深度开发桂北红色旅游区不管是加强英雄主义教育，还是对促进民族团结都具有政治意义。
（二）桂北红色旅游区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桂北红色旅游业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桂林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自然旅游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程度，市场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旅游产业经济带动作用不明显，一直未能成为支柱性产业，对社会整体经济贡献程度不高。而红色旅游作为文化旅游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产业聚合优势，通过加强红色旅游产业的联动性，形成“文旅商体”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其他产业联动发展。加快把旅游业培养成为桂林的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对于把桂林打造成为国际旅游胜地、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桂北红色旅游产业深度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
湘江战役中国共产党从挫折和苦难中觉醒，成为真正意义上一个成熟的政党。湘江战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更是红军先烈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不畏牺牲、勇于突破、勇于胜利的湘江战役精神是长征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桂林整座城市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撑。发扬湘江战役精神对于响应文化兴城、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新时期推进桂北红色旅游区建设的灵魂之笔。深切纪念和缅怀这段历史，全面科学认识湘江战役，重视保护和利用好以湘江战役为核心的桂北长征文化资源，不仅可以提高社会民族凝聚力，更可以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弘扬长征和湘江战役精神。一方面，通过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可以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为社会注入文化软实力，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通过红色旅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对精神文化的价值塑造，为社会培育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6]。
三、推动桂北地区红色旅游开发的对策
（一）加强跨区域红红合作、丰富自身红色旅游形式
一方面，桂林市政府通过加强不同区域间合作，突破各地区行政壁垒，实现红色旅游的资源共享、信息共用；通过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与湖南韶山、贵州遵义建立跨区域红色旅游产业集群，共谋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网络结构；通过对周围主要红色旅游景区之间重新定位，着力打造桂北革命区伟大觉醒这一历史文化定位，进而构建协调均衡发展的红色旅游区内体系，合作互动的红色旅游省际体系，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7]；通过准确的文化定位挖掘不同方向的红色文化，避免文化内涵雷同，造成市场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据桂北地理优势省外构建黔桂湘红色旅游金三角，通过打造红色旅游集群来提升区域旅游的竞争力，由竞争压力转化为合作优势，从而创造更好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红绿协调发展、推动全域旅游综合发展
桂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桂林的自然旅游多集中于桂林南部，这也造成了桂北地区区域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以湘江战役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主要集中在桂北地区，而以漓江为代表的山水自然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桂林南部地区，这也造成了桂林北红南绿的旅游资源局面。因此，桂林应该红绿结合协调发展，形成红绿相映型发展的局面，可以利用山水桂林的旅游优势进行引流，努力打造红色桂林城市新名片[8]。例如，桂北紅色革命区可以与桂林的阳朔等地联合推出旅游路线，将湘江和漓江旅游业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兴安灵渠进行充分对接，写好全域旅游这一篇文章，通过乐满地主题公园和灵渠主题公园打通文化旅游和自然旅游这一新通道，形成以两江旅游圈为主导的桂林旅游业新布局。
（三）红古齐步推进、打造桂林大文化旅游圈
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以独秀峰王城为代表的藩王文化等文化资源。如今传统单一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吸引力较低，桂林应该多种文化旅游资源统筹开发。红色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新兴产品，在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时应该加强与周边其他产业的融合，文化旅游进行组团式开发，打造大文化旅游产业圈。开展活态文化旅游的方式，如将藩王文化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通过靖江王府孙中山会见马林事件，挖掘国共合作的意义，让游客感受古王城的魅力，促进文化旅游裂变式发展，克服旅游景点距离较远分散不集中的缺点，提高游客行程质量[9]。
（四）强化红俗产业联合，强化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桂林市旅游主要以传统的自然旅游为主，红色旅游在桂林的旅游产业中占比不到10%，主要原因是自然旅游对其他产业带动效率低，旅游业自身产业链不完善、不协调。为加大红色旅游对产业带动的作用，应针对文化旅游进行活态开发、促使文商体旅深度融合发展，让红色旅游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10-11]。例如，灌阳县可以将休闲农业与红色旅游相结合，通过灌阳雪梨、黑李等一系列农特产品进行联动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还可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如可以让红色旅游结合龙胜的红衣节、龙脊开耕节、红瑶晒衣节等多种民族传统节日，将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参观民族博物馆和红色景区，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鱼水情深，以最大化发挥红色旅游催化集成作用和开发运行集群效应。
参考文献
[1] 陈亮.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新名片[N].桂林日报，2019-09-01（02）.
[2] 刘欢，岳楠，白长虹.红色旅游情境下情绪唤起对游客认知的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8（3）：84-90.
[3] 桂林日报.加快推进桂北红色旅游发展的若干观察与思考[EB/OL].（2019-09-01）[2021-01-15].http：//www.gxcounty. com/news/fzlt/20190901/150868.html.
[4] 陈亮.领航红色旅游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N].桂林日报，2019-05-26（02）.
[5] 程瑶.桂林红色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41.
[6] 龚娜.我国红色旅游经济亟待转型升级[J].人民论坛，2017（32）：112-113.
[7] 丁翠翠，图登克珠.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分布与开发对策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8-154.
[8] 马丽雅.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的对策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20（7）：151-154.
[9] 张继军，席军良.红色旅游景区与区域治理一体化：基于王家坪社区“三区联动”的考察[J].社会科学家，2019（10）：84-89.
[10] 杨明珠.红色文化如何搭“数字中国”快车[J].人民论坛，2019（10）：130-131.
[11] 黄三生，凡宇，熊火根.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J].价格月刊，2018（9）：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