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再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这就需要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中国需要能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
　　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
　　在唐朝，政府没有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力甚至远至中亚。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我们现在大多数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变相利用，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明显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橘子学习苹果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
　　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我要强调讲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之于文化。
　　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自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这一点，我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过。就是说，如果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的话，那么苹果的话语是解释不了橘子的。同样，橘子可以学习苹果，因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须明白，橘子学习苹果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橘子。）
　　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
　　因此，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
　　第二个解放是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
　　有人说，“儒”这个字由“人”和“需”组成。从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问题，而这种“需要”是通过服务于王权而获得。从王权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服务于自己的“人”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
　　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发现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儒家没有能够发展出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垄断了知识。理论上人人可以成为“儒”，也就是说“儒”这个阶层是开放的，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考试制度而成为“儒”，但开放性并没有导致“儒”和整个社会的关联。儒家垄断了知识，并没有努力把知识传播到整个社会，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儒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服务于王权，这一本质决定了儒家对社会现实不那么感兴趣，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个社会的知识。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和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你是不会有改造世界的权力和力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要么被消解，要么再次重生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为五斗米折腰”是当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常态。
　　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表述的话就是，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
　　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公平和道德衰落，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政策改革者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己任。这一点，我们可以把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
　　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哪有教授每年都能发表优秀论文呢？即使在西方优秀的大学，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够发表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就很不错了。举我们政治学领域的例子。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写过多少篇名著呢？没有多少。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
　　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
　　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个方面的人来申请。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像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那么结果就会很不一样。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
　　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中国教育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有一些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不可以企业化呢？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和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到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关方面也开始有具体的政策来追求这些目标，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拿什么“走出去”呢？能够向世界销售什么呢？
　　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他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我相信，中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
　　要么被消解，要么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