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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深情蘸墨题刊名、自诞生之日起就定位为红色刊物、机关刊领改革之先大胆走向市场,作者名单中有近一个师编制的社会名流或省部以上政要、本刊记者一次次穿梭在红墙之内、一次次脱胎换骨后表现出惊世骇俗的勇气和个性、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公开称其为“奇迹”与“旗帜”、曾经103岁的副委员长为期刊祝贺生日快乐……
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也是一本期刊的传奇,同样是一群人的传奇!这時代就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本期刊就是《中华儿女》,这群人就是“中华儿女”人!
30岁,正青春!
不知不觉中,《中华儿女》30岁了,可喜可贺!30年,写满《中华儿女》青春的蓬勃,见证了“中华儿女”人的创新激情,也映照着“中华儿女”人矢志不渝的不变初心!
一晃,我也不再青丝满头了,我的韶华已在《中华儿女》30个年轮里走过15个寒暑。时间滴答地走,年华似水地流,付出了、收获了,我知足,我感恩。花开30载,回首来时路,《中华儿女》的历程可圈可点。
时光走得真快,一下子《中华儿女》已是而立之年了。30年砥砺奋进,30年春华秋实,这既是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历程,也是用创新不断自我迭代的过程。时光带走了我的青丝,但无法带走我对《中华儿女》的赤情。在这里,我挥洒过人生的芳华,酸甜苦辣的背后尽是收获。真情于怀,使命在肩,惟有初心不忘。
30年成就一个品牌,30年构筑辉煌的阶梯,造就期刊市场靓丽的名片。我荣光,在这里痴情耕耘过。30年的风风雨雨,使《中华儿女》从一棵幼苗成长为枝叶繁茂的树林,从一本单薄的杂志构建为团属媒体的重要阵地。
30年的华诞让人心生温暖。如今,站在岁月的滩头深情回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亩三分地的每一次前行,我们都不曾错过。今天30周年的纪念,是我们航程的新起点,继续进军的集结号。
在《中华儿女》的大事记中,首条记载着:“1986年6月:团中央书记处拟把《中华儿女》杂志的创办业务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让中青社写一份报告,提供给书记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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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玮档案:余玮,《中华儿女》首席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等。出版有《荣归》《红墙见证》《触摸红墙》《本真毛泽东》《魅力雷锋》等100余部畅销专著,并有作品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与小学语文课外读本,大量文章被作为中学范文考题。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等120多项奖项,多部作品被评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或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重点图书。
朴实的文字,再现了《中华儿女》初创时酝酿阶段的情景。阅读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是那样的澎湃,带着我们的思绪疾驰向《中华儿女》出发的原点。
忆往昔峥嵘岁月,创刊者感慨万千。《中华儿女》创刊主编王维玲满头华发,精神矍铄。随着王维玲的思绪,《中华儿女》创业的镜头闪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1986年6月21日,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王维玲受委托拟出筹办《中华儿女》杂志的报告稿初稿《关于创办〈中华儿女〉的几点考虑》,6月30日中青社总编办公会议通过。报告分为:方针和宗旨、内容和栏目、机构和编制、刊期和发行方式、篇幅和成本以及补贴等6个部分。7月1日,报告誊清后送团中央书记处。很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冯军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请书记处其他成员和宣传部、统战部传阅后,安排一次会议讨论。
回忆起难忘的创业史,已两鬓斑白的王维玲笑意盎然。“1987年8月31日,我接到团中央统战部的电话,通知我:书记处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我担任《中华儿女》杂志主编。”这意外的任命,让王维玲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虽然我一直从事青少年书刊的编辑工作,但主要是在文学方面的。而今要我编一本统战刊物,实在有些茫然。”
茫然归茫然,王维玲很快投入创刊工作中。在与时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覃志刚交换意见后,王维玲起草了有关办刊设想的报告。
12月8日,团中央召开书记处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中华儿女》杂志的创办事宜。
当年,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那平静的团中央机关办公楼里,团中央书记办公会议与会成员们的“内心极不平静”。这一天的会议明确:《中华儿女》杂志由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以海内外中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以介绍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人物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以宣传当今“四化”建设中有突出贡献和重大贡献的中青年杰出人物的事迹,以报道海外华人、侨胞和港、澳、台胞中的爱国人士的事迹为主要内容;要办成一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的综合性的文化刊物。
紧接着,招兵买马!第一批采编人员从各行各业进入《中华儿女》编辑部。
王维玲回忆说,刘延东对《中华儿女》的创办倾注了大量心血,她很重视这本刊物,所以在《中华儿女》的班子刚刚搭起来、开始进入“创刊号”的选题策划时,刘延东亲自出面主持,还有书记处李源潮、刘奇葆、李克强、洛桑、冯军和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参加,邀请在京的全国青联常委,围绕《中华儿女》的创刊,提建议,谈想法,策划选题,组织稿件,与会者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提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好的选题。
1988年初的一天,《中华儿女》杂志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上,有的编委提出为扩大刊物在海内外的影响,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建议邀请邓小平给刊物题写刊名。与会的编委一致赞同这个倡议。会后,编辑部以团中央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信,信中介绍了创办《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以及刊物的方针宗旨,恳请他在百忙之中为《中华儿女》题写刊名。信送出去后,大家的心一直悬在空中:小平同志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许多重要事务,能有时间给我们题写刊名吗? 20多天后,就在大家把《中华儿女》创刊号的稿件发到印厂排字的时候,这年3月18日,编辑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编辑部取回小平同志为《中华儿女》杂志题写的刊名手迹件。这突然到来的喜讯,立时使编辑部全体同仁沸腾起来,大家兴奋不已。
王维玲立即派专人专车去中办取回邓小平的墨宝。王维玲回忆说:“在请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时,因考虑到《中华儿女》面向海内外这一特点,在致小平同志的信函中,我們请求小平同志题写繁体字。结果,小平同志的题字完全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写的,望着‘中华儿女’4个大字,刚劲挺拔,纵横自如,从气势到神韵都给人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展示了小平同志对《中华儿女》的鼓励和希望。”当时,王维玲怀着激动的心情捧着邓小平的墨宝,向一个又一个办公室走去,与团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及编辑部的同仁共享这兴奋的一刻。
7月20日,首印4万册的《中华儿女》创刊号一面市,就以鲜明的风格、纪实的写法在神州大地引起关注,令广大读者眼前一亮。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撰写的创刊词《爱国图强,振兴中华──祝〈中华儿女〉杂志创刊》赫然刊在杂志扉页。编辑部里的年轻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本薄薄的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一时间,整个编辑部被喜悦笼罩着……
两天后,编辑部邀请全国青联在京的部分常委,《中华儿女》部分编委,还有新闻界、出版界人士参加创刊研讨会。《中华儿女》甫一亮相,就以其厚重、富有深度感的人物报道掀起了一股媒体冲击波。
打开早已泛黄的1988年7月号《中华儿女》,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华儿女》自诞生时就启用时年84岁高龄的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刊名,并沿用至今。
邓小平本身就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其实,邓小平与青年、与青年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生前不仅无数次接见青年代表,出席青年组织的活动,倡导“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活动,而且在对待青年和青年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激励着中国青年,引导中国青年事业向前发展。
启用由邓小平题写的刊名,无疑是对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莫大的精神鼓励。当年,创刊主编王维玲召集编辑部开会,说:“小平同志给我们写刊名,既是对青年事业的关心,也是对我们办刊的厚望和支持。面对困难,我们不能退缩,要以办好刊物和杂志社事业的实际行动,向小平同志汇报。”
创刊这些年来,《中华儿女》没有忘记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欣然题写刊名时所寄予的厚望。30年来,每年我们都组稿发表了有关邓小平的文章,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时,“中华儿女”人以特有的方式纪念邓小平,组织策划、编辑了纪念专号,并组织座谈会隆重纪念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1999年7月至2000年初,《中华儿女》连载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的长篇纪实《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30多万字的长篇连载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相当多的情节是一般史学家和一般传记作家难以了解到的,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一般读者不会想象到,毛毛当年边写作边供本刊发表,整个写作过程基本成了“三点一线”(毛毛家、杂志社、文献研究室)的流水作业,毛毛每写完一段先请全家老少分别阅读、提意见、订正,然后让司机送达杂志社来编辑,同时复印一份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阅。本刊首发邓家后人手稿后,好评如潮。不久,毛毛的纪实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邓小平生前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华儿女》、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每一位中华儿女、作为以讴歌华夏英才为己任的刊物,我们理所当然地经常推出一些有份量的文章来由衷表达大家对一代伟人的敬仰之情。
1988年,《中华儿女》一诞生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其零售点在各地已呈“星火之势”。
30年风雨历程,30载春华秋实。王维玲回忆道:“延东对《中华儿女》的领导,特别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都把握得很稳妥。对于当时《中华儿女》形成的上升态势,她是高兴的,也是满意的。但她也深怕由于我们一时的粗心大意,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而影响《中华儿女》的发展和声誉。”为此,团中央书记处有关书记多次组织会议,研究《中华儿女》的办刊情况,对这一时期刊物的总的面貌、质量进行评估,对如何扩大作者队伍和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建设性的意见。
这以后的两三年中,《中华儿女》得到了良性发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从南到北,走红了神州大地。
《中华儿女》杂志一问世即受到期刊市场的青睐,但是《中华儿女》的事业发展依然困难重重:一是人手少,大家多没有办刊经验,就靠磕磕绊绊摸索着干;二是财力十分拮据,只能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三是办公条件差,整个编辑部只有两间办公室,可谓“挤挤一堂”。
从当时全国期刊界状况看,所有期刊还没有从僵化的计划体制桎梏中跳出来,管理模式依然延续着僵化的运作体制。没有中层干部的任免权、靠正式职工调入的用人编制机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社会青年才俊的加盟;没有相对灵活的财务,使得杂志社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活动营销、广告营销;发行上,传统的邮发一统天下,无法使杂志更快、更广泛地到读者手中。
那滋味,就好像一个被绑住双手的游泳运动员,放不开手脚怎么在水里扑腾?《中华儿女》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如不进行大胆的改革将会等死,当然如果推进改革的大动作过猛,那么又可能找死。王维玲的想法得到整个编辑部的支持,大家决意奋然前行,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思忖再三,王维玲盘算着在适当时候向团中央反映有关情况。
1992年1月4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率书记处成员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指导工作。《中华儿女》主编王维玲就长期困扰《中华儿女》成本过高,管理费过大的问题提了出来,特别提出创办了《中华儿女》海外版后两本刊物的开支统统压在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小杂志社的身上,负荷实在太重,压力太大,作为主编深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宋德福以为杂志社张口向团中央要钱而有些误会,王维玲就说:“我不是要钱,我是要政策!” 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张宝顺问:“你要什么政策?”王维玲说:“为了两本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建议在大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即仍是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搞点儿小自由,让《中华儿女》在经济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针。”
张宝顺快言快语,当即表示:“这可以考虑,另找时间来研究。”散会时,宋德福对王维玲说:“不要着急!”张宝顺拍着王维玲的肩膀说:“我支持你们!”这时,王维玲心里平静下来。
2月22日,团中央书记处毅然决定:“改革放权!”决定中华儿女杂志社“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编辑、印刷、发行、行政一切费用开支均自行支付结算;每年向有关部门交纳工资、福利垫支,以及办公用房、水电、通讯的管理费;党、团组织关系划入统战部支部”。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时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激荡着“中华儿女”人,全社上下热血沸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华儿女”人站立于时代的潮头,启动一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由此,自主设立部门、实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优化组合、杂志扩版等等领全国期刊出版界改革风气之先的一幕幕创新大戏在这里率先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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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中华儿女报刊社组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活动
1992年,开启了一个春天故事的序幕,也为一本杂志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脉动。《中华儿女》的改革正逢其时!这份全国青联的机关刊,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在困惑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她所热衷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松了绑的《中华儿女》,很快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到1992年底,《中华儿女》国内版发行量猛增,达到14.2万册。
1994年1月,团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决定:曾任副主编的杨筱怀任中华儿女杂志社总编辑,年届62岁的王维玲改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
《中华儿女》生于伟大时代、长于伟大时代,这是值得庆幸的,但却不是平坦的。人们都还记得,1988年她出生时业内竞争相当激烈。全国的杂志“文革”时期的1970年仅存21种,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也只有930种,到1985年就达4705种,到1998年又跃升到8000多种,现在己达上万种,不仅如雨后春笋,而且不断引起“报刊大战”。1998年8月,美国《侨报》曾用《中国期刊市场犹如战国时代》的醒目标题一点也不夸张。正是在这时代的大潮中,在行业激烈的竞争中,《中华儿女》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团结拼搏、永不言弃,一次次潮头弄潮,一次次把握机遇,一次次事业推进。整整30年啊,跻身芸芸报刊而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品牌刊物,终于在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确立了主流期刊的地位,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刊物,实属不易。
被“中华儿女”人称为“周扒皮”的杨筱怀是个“拼命三郎”。刘延东回忆说:“从创刊号飘着墨香送到读者手中的那一刻起,《中华儿女》便成为了筱怀生命中的一部分。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后,在把握刊物方向的同时,他努力创新,竭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保持《中华儿女》独特的风格,使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声誉不断提高……他对工作十分投入,为《中华儿女》倾注了满腔心血。”
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华儿女”人创刊之时即开始关注“红墙纪实”作品,一时引得其他报刊纷纷仿效。一位朋友私底下对我笑着说,《中华儿女》的辉煌与成功不可拷贝!杨筱怀主持《中华儿女》杂志工作期间,在杂志封面上自信地标明“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并矢志践行着。
就在《中华儿女》的事业开拓出新天地之时,2003年8月10日,正在北京顺义区考察工作的杨筱怀不幸因公殉职。杨筱怀走了,“中华儿女”人怀念他,高擎《中华儿女》的旗帜,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在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清楚地记得柳斌杰特地提及:“《中华儿女》的成长壮大是许多人为之付出心血,甚至有的同志还为此而牺牲,这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的话,勾起“中华儿女”人无尽的怀念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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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舒体书法家高旭明贺《中华儿女》30华诞
杨筱怀有句名言,叫做:“《中华儿女》是大家的,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中华儿女杂志社第三任总编辑何青龙说,就为了这句话,除了要为“中华儿女”的事业结交许多朋友,策划许多好稿件,关键时刻还得把自己的朋友统统“贡献”出来,为“中华儿女”的事业搭台唱戏。何青龙感言:“抗战8年,我在中华儿女杂志社也整整工作了8年。这8年,凝聚了多少深深的情感,积累了多少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时光虽然流逝,但我却将它们带到永远。”
“纵览党史风云,解密名家心路。”这是中顾委原委员张銍秀对《中华儿女》精彩内容的评价。“展示中华民族风云人物,讴歌伟大祖国时代精神。”这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为《中华儿女》的题词。
20世纪90代初期,《中华儿女》以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特稿《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为代表的反映老一代革命家“文革”前后坎坷遭遇的反思式、揭秘式的一系列纪实大胆刊出,引来了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的大爆发。传统的、神秘的出版禁区被冲破,红墙内外、军界、科技界的高端访谈及回忆文字陆续推出,一时间洛阳纸贵,满街争说。《中华儿女》一炮打响,从此奠定大型人物类期刊的地位。
中華儿女杂志社第二任社长石国雄分析说,《中华儿女》杂志成功的秘笈是把产品(杂志)定位于高端,并抢占阵地直至制高点。“所谓传主是高端的,读者也是高端的。《中华儿女》开创了迄今也是惟一的一个‘营销’办法——‘制造’读者,即给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院院士,中央及国家机关局(厅)以上干部赠阅《中华儿女》。”石国雄说,《中华儿女》的成功运作还得益于充分利用两个“高端”,开发延伸“产品”——活动。“利用活动广交朋友,吸纳资金,以解决办刊经费来源。” 2004年2月,石国雄走马上任中华儿女杂志社党组书记、社长。到任伊始,他提出“品牌经营”,提出在传统的党史题材内容上赋予其新闻的价值和意识。在他看来,新闻性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对历史的看法有新的认识或新的角度,以此对历史重新梳理,变旧为新。渐渐地,《中华儿女》在创新中继承,率先开辟新的市场,占得先机,文章开始“让历史更加贴近现在的读者,有时代感、新闻性”。首先,在题材上取得突破,党史题材在反映的时间段上,迅速转向,更多地反映建国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人物及重要事件。其次,在题材的选择上不拘泥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而是更多地反映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科学文化事业重大的转折和重大的事件。为此,编辑部的同志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从当代出发,从解决和回答现实问题出发,为解决现实问题,向历史题材寻求答案。
2005年10月,中华儿女杂志社组织多年撰稿的高层作者等近60人在安徽举行笔会。笔会期间,大家就《中华儿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创新、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争鸣,特别就刊物的选题策划、编辑思想、品牌经营、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对纪实作品创作的现状与前景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次笔会成果丰硕,并在后来的改刊中得到体现,这次活动被谓之“文化之旅、创新之旅、友谊之旅”。此后几年,《中华儿女》从“红墙纪实”中逐步向现实靠拢,从老一辈革命家的陈年往事转到“四副两高”的高端开掘,稳步走在以“当代史记,名人殿堂”为办刊理念的路子上。
2006年11月底,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复同意中华儿女杂志社更名为中华儿女报刊社。2007年1月,《中华儿女》国内版正式改彩。同年7月,李而亮主持中华儿女报刊社工作。为此,《中华儿女》渐渐转向以“每一个人都能创造历史”为办刊理念,刊物定位不再注重给各类名人评功立传,而是给大家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面对每一个“人”。
“中华儿女”人又一次面临着扬弃与发展的时代选择。可贵的是,他们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者。2015年9月,王跃春接棒为中华儿女报刊社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家国天下 民族脊梁”——《中华儿女》的旗帜上因这一理念的书写,凸显了“中华儿女”人对记录推动时代进步者的责任担当。
几经调研,王跃春对办刊思路作了调整,整本期刊渐渐形成“人物”“解读”“青”三大版块:在“人物”版块里主推一些重量级的、真正闪光的、够得上“高大上”的中华儿女,通过人物的采写折射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时代变迁。这版块被称之为《中华儿女》的“传家宝”。“解读”版块里针对新闻热点、新闻事件再挖掘、再整理、再解析,形成我们对新闻产品的稀缺性塑造。渐渐地,这版块成为《中华儿女》体现新闻属性、新闻专业性的具体呈现,成为“专卖店”。而“青”版块立足回归、恢复并提升杂志作为全国青联机关刊的角色、地位、责任或使命,在栏目设置、编辑思想上主要突出刊物的政治属性、青联特性、时代秉性,成就《中华儿女》的青春“瞭望哨”。于是,人物汇、新闻眼、青视野成为《中华儿女》的“三驾马车”,载着新《中华儿女》铿锵前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笔疯墨醉亦扬中华英姿;一腔热血,一番柔情,毫端神韵尽展儿女风采。30年光阴,可以使婴儿长大成人,幼苗长高成树。30岁的《中华儿女》,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催生,在建成小康社会历程中成长,记录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旋律,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我们作为中国期刊界开创人物传记先河的弄潮儿,肩负使命,承载着秉笔直书人文菁华的社会责任。变的是创新,不变的是初心,变革不变色,“中华儿女”人与新时代的鼓点同步!
风雨30年,“儿女”伴君行。如果再次用目光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中华儿女》30年来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一种敢为人先、争当一流的恒心和信念,这信念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便是“闯”与“创”——敢“闯”敢“创”,始终在创业、始终在创新。创业与创新的背后,是“中华儿女”人的社会责任感使然,是“中华儿女”人精神追求使然。她尽着自己应尽的义务,实践着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记录时代,服务社会,成就自我,树百年品牌!
《中华儿女》一直打造“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曾有“红墙期刊”之说。多年来,每临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中华儿女》必是组织相关封面文章,党和国家的领袖上封面。这些年来,《中华儿女》记者共采写了数百位高层政要,纪实作家肖思科说,“其层次之高、数量之大、组织难度之艰辛,在国内刊物从未有过”。在创刊30年的日子里,我们推出了“封面上的‘中华儿女’”准专号,一经亮相,便惊艳读者,成为藏家的眼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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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9日,余玮(右)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上
我们知道,国务院原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对《中华儿女》情有独钟,不仅每期必看,有时有几期没收到,还专门让秘书打电话来问。值得一提的是,李鹏还曾亲自“编审”过《中华儿女》的稿件。有一年,编辑部收到四川籍老作家王朝庭撰写的一篇题为《终生未婚的女革命家赵世兰》的稿件,认为稿件不错,写出了一位老革命家传奇而悲壮的一生。考虑到这样的稿件一般要送审,可是赵世兰虽然“资格”老,但未担任什么“要职”,送何方审稿才既合适而又權威呢?正左思右想,有人突然想起来了,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不就是赵世兰的亲妹妹吗?于是,他说,干脆就让李鹏同志来审这篇稿子。编辑部的同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李鹏同志处取得联系,没想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不仅亲自审定了稿件,改定了几处不甚准确的描述,还从自己家庭收藏的历史照片中选定了两张效果更好的他姨妈赵世兰的原版照片提供给杂志社。大家喜出望外,让委员长作了一次幕后“编辑”。此外,李鹏还曾审阅过本刊封面文章《国航专机上的李鹏委员长》。 2007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功访问了日本。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姜维以一位旅居日本的华侨身份写了一篇《在东瀛感受温总理的融冰之旅》,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2007年第6期。6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予以转载,日本的许多媒体也翻译成日文全文转载。
时隔3个月,即9月27日,姜维受中日友好协会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邦交35周年纪念大会。宴会进行期间,温家宝无意间得知姜维是《在东瀛感受温总理的融冰之旅》一文的作者,高兴地说:“那篇文章我看到了,你写得很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转载了,我都剪下来了。”听到这里,姜维惊呆了:总理每天那么忙还能注意到我这个小人物写的文章,还亲自将转载的文章剪下来。正当姜维还在愣愣地想着“这是真的吗”,总理已经伸出手和他握手,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而且我是认真地看了。这篇文章你写得好,你是用心写的,我很感动,谢谢你。”这时,警卫按下了快门,留下了一张一位泱泱大国总理同《中华儿女》一位普通的海外作者的珍贵合影。
2008年9月17日,我收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来函:“欣逢《中华儿女》创刊20周年,首先衷心祝贺贵刊销量蒸蒸日上,万事如意……”这些年来,马万祺多次接受《中华儿女》的专访,且一直关注《中华儿女》的成长。2005年4月15日,让我们群情激动的是,收到马老自澳门发来的传真——诗稿《张国福赞》,全文为:“浩瀚兮,张国福。国之良也,民之秀也。困难上,荣誉让。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四十年如一日。大智大勇者,国福乎。崇高品德其宜为范。”原来,马万祺在当月《中华儿女》看到本刊记者采写的纪实文章《埋名四十载的战斗英雄张国福》后,深为战斗英雄忘我牺牲、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即兴赋诗一首。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原主席解思忠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自己这么多年来保存的《中华儿女》杂志,如果垒在书桌上有近3米高。30岁的刊物,解思忠有25年的情愫:“《中华儿女》从装帧、印刷到内容、编排,既保持着独特的风格,又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我每一次清理书架,都要处理掉一些杂志,但惟独《中华儿女》从拿到第一本开始,至今一期都不缺。这不仅是一份不忍割舍的感情,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她不仅记录着时代的步伐,而且每当我需要了解当代一些重要人物时,总能在里面找到。”
一本刊物,一座桥梁。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伍淑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中华儿女》结缘,自此以刊为媒,以文会友。她说:“《中华儿女》杂志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诞生的刊物,她的成长和进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地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和兴旺的缩影。”
30年风雨,30年拼搏,赢来了一块“金字招牌”。弹指一挥间,今天,这份已成为中国人物期刊界主流媒体的品牌刊物迎来了她30周岁的生日。我们将推出厚重的《〈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纪念金刊》,一篇篇文章记述着大家的“儿女”情怀,解密着刊物重磅文章问世的内幕,刊发的大量图片将纪录《中华儿女》创刊来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一行行简短的大事记变幻成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脚印,俨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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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三十载,整装再出发
长大了!《中华儿女》长大了!陪伴读者度过了11000多个令人难忘的时光,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翻开面前记录着《中华儿女》30年足迹的大事记,我们激情澎湃。30年间,多少“中华儿女”人将青春铺洒在了来时路上,走不出那炙热关注的目光。
《大有大无周恩来》《陈云长征路上的“神秘失踪”之谜》《我的思想导师胡耀邦》《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翻阅30年来刊发文章的要目,一篇篇内容厚实的佳作跃然在目,成就着《中华儿女》的高社会美誉度与高转载率。“我们以发表这些作品而感到无尚光荣,是作者的高度撑起了杂志社的高度。”一位老编辑如此感言。
是呀,在《中华儿女》的史册上同样值得骄傲的是那份作者名单上有数百人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与一批省部高官和著名作家、艺术家等。杨尚昆、汪东兴、刘华清、栗战书、田纪云、刘延东、布赫、顾秀莲、王选、阎明复、伍绍祖、邵华泽、陈昊苏、周南、袁隆平、陈忠实、刘心武、张贤亮、叶文玲、毕淑敏等都曾多次给《中华儿女》撰稿,与“中华儿女”人在缘分的天空里结下难得的文缘。一位位作者,一串串故事,一份份特别的情感,一个个无尚的骄傲。
这些年,“中华儿女”人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一直在忙碌着记载历史长河中的一位位历史创造者,为当代留下一叠厚重的底稿。令我们欣慰的是,很多读者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逢大事看《中华儿女》的深度挖掘”。中日缔约的见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轫、香港回归不为人知的内情、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始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层解读、科学发展观诞生的背景、汶川大地震的生死大救援、北京奥运的幕后“操盘手”、中共十九大的全景记述……这样的经典纪实产品接踵而至。从某种角度讲,《中华儿女》这部大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进步的编年史。从那一本本已经微微泛黄的纸张中,我们处处能够感受到激情如影相伴。一篇篇纪实力作,以独特视角和写实的文字,在新闻思想和报道方式上进行了一系列领风气之先的新闻出版改革探索。
大量的党史重大题材策划和高端政要专访,曾经成为《中华儿女》的两大拳頭产品,也赋予《中华儿女》足够的影响力。《中华儿女》30年来,我们记录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一切;《中华儿女》30年后,我们将在风雨后给所有读者带来更多精彩!
沿时间前寻,回望《中华儿女》的来时路。30年的日日夜夜,480多期杂志,期期精彩,篇篇耐读,除了催生出一大批震撼读者心灵的深度纪实和高端人物专访外,更为重要的是她如一个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充满创作理想、热爱党史挖掘与政要专访、乐于解读时政与青春话题的团队。 回望来路,木已成林。《中华儿女》看似一条大河缓缓流着,其实一直像火山一样在喷发着。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大胆锐意的求新求变,正是《中华儿女》的求生之道。嬗变之中,“中华儿女”人的精神却未变。我们庆幸,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参与到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并记录她的伟大和动人。《中华儿女》每一次贴心的深度采访,每一次详细的独家文章内容,都带给读者无尽的期许与感动。正是读者的热忱给了所有“中华儿女”人辛勤工作的动力。我们都觉得,自己肩负着热情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记录并解密时代进步足音的重任,必须以一颗永远与泱泱中华同行、与时代共进的忠诚之心,以敏锐的视野和真情的文字来履行自己的使命。
情系“中华”友谊长,喜读“儿女”好文章。国务院侨办原助理巡视员、《中国青年》杂志原资深编辑孙兴盛曾在《中华儿女》连载过有关王震将军的采访专稿。在与本刊编辑部交往的过程中,孙兴盛感触至深:“我是编辑出身,知道编辑的艰辛,但對现在的青年一代编辑了解甚少,从《中华儿女》杂志的编辑身上,看到他们如此敬业,既认真负责,又勤奋努力,对事业充满热情和追求,实在难得。编辑部有这样一个编辑团队,焉能不兴旺发展呢?!”逐年逐期地翻阅着这些杂志,他说与《中华儿女》的交往便一幕幕显现在眼前。
30个年轮,留下记忆永恒的底片。30个春夏秋冬,我们真情守望,一同回望、重温所走过的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梁秉堃是《中华儿女》的铁杆作者,自创刊初期就一直与本刊保持着撰编关系。他说:“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远非是‘我请求你写稿’和‘我答应给你写稿’的那样简单,那样是‘公事公办’,那样是冷漠无情。”在与本刊长年的往来中,他深深体味到自己与《中华儿女》杂志的编辑之间“是密切的朋友式关系”,“是挚友和诤友的关系”,达到了“思想上、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形成精神层面上的了解、理解和谅解,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出有新意、有深度、有魅力的高质量文章”。
曾经朦胧的绿,已成浓浓绿荫。30年一路走来,拓荒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已装满中华儿女报刊社的背囊。30年的葳蕤光景里,留下的是一串串屐痕。脚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路上依然有艰辛,但必定有收获!因为,前行的“中华儿女”人秉持信念,坚定而成熟。
忆往昔,30年斗转星移,喜有华章誉海内;向未来,30载岁月如歌,再创佳作谱宏图。“再过‘3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儿女’新一辈。”曾经的红歌,我们这样唱。
30年风云一纸书,今天的“中华儿女”已不只是一本杂志,而是拥有刊报网端微等多种载体或终端平台、覆盖海内外用户的媒体方阵。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30年的时间丈量着“中华儿女”人中流击水的创新激情,也印证着“中华儿女”人讲好中华故事、传递儿女好声音的不变初心。我们坚守,因为对主流声音、红色正能量的维护;我们创新,不是简单跟在技术的背后亦步亦趋,而是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有自己的价值担当。30年里,我们在坚守中创新,切实提高讲中华故事、载儿女声音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打破传统的媒体边界,不断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一次次再出发。
在中华儿女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王跃春的眼里,30年只是一个开始,她记录着历史,她承载着梦想。在“中华儿女”人眼里,新闻永远在路上,鲜花永远在远方。新时代、新梦想、新起点,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人以身相许,依然奔跑在时代的路上,尽管前路漫漫,任重道远,但我们心怀憧憬,用最新的视角不断地改写自己!
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也是一本期刊的传奇,同样是一群人的传奇!这時代就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本期刊就是《中华儿女》,这群人就是“中华儿女”人!
“奇迹”与“旗帜”铸就的背后
30岁,正青春!
不知不觉中,《中华儿女》30岁了,可喜可贺!30年,写满《中华儿女》青春的蓬勃,见证了“中华儿女”人的创新激情,也映照着“中华儿女”人矢志不渝的不变初心!
一晃,我也不再青丝满头了,我的韶华已在《中华儿女》30个年轮里走过15个寒暑。时间滴答地走,年华似水地流,付出了、收获了,我知足,我感恩。花开30载,回首来时路,《中华儿女》的历程可圈可点。
时光走得真快,一下子《中华儿女》已是而立之年了。30年砥砺奋进,30年春华秋实,这既是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历程,也是用创新不断自我迭代的过程。时光带走了我的青丝,但无法带走我对《中华儿女》的赤情。在这里,我挥洒过人生的芳华,酸甜苦辣的背后尽是收获。真情于怀,使命在肩,惟有初心不忘。
30年成就一个品牌,30年构筑辉煌的阶梯,造就期刊市场靓丽的名片。我荣光,在这里痴情耕耘过。30年的风风雨雨,使《中华儿女》从一棵幼苗成长为枝叶繁茂的树林,从一本单薄的杂志构建为团属媒体的重要阵地。
30年的华诞让人心生温暖。如今,站在岁月的滩头深情回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亩三分地的每一次前行,我们都不曾错过。今天30周年的纪念,是我们航程的新起点,继续进军的集结号。
承载着一代伟人的殷殷托付
在《中华儿女》的大事记中,首条记载着:“1986年6月:团中央书记处拟把《中华儿女》杂志的创办业务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让中青社写一份报告,提供给书记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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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文字,再现了《中华儿女》初创时酝酿阶段的情景。阅读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是那样的澎湃,带着我们的思绪疾驰向《中华儿女》出发的原点。
忆往昔峥嵘岁月,创刊者感慨万千。《中华儿女》创刊主编王维玲满头华发,精神矍铄。随着王维玲的思绪,《中华儿女》创业的镜头闪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1986年6月21日,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王维玲受委托拟出筹办《中华儿女》杂志的报告稿初稿《关于创办〈中华儿女〉的几点考虑》,6月30日中青社总编办公会议通过。报告分为:方针和宗旨、内容和栏目、机构和编制、刊期和发行方式、篇幅和成本以及补贴等6个部分。7月1日,报告誊清后送团中央书记处。很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冯军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请书记处其他成员和宣传部、统战部传阅后,安排一次会议讨论。
回忆起难忘的创业史,已两鬓斑白的王维玲笑意盎然。“1987年8月31日,我接到团中央统战部的电话,通知我:书记处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我担任《中华儿女》杂志主编。”这意外的任命,让王维玲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虽然我一直从事青少年书刊的编辑工作,但主要是在文学方面的。而今要我编一本统战刊物,实在有些茫然。”
茫然归茫然,王维玲很快投入创刊工作中。在与时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覃志刚交换意见后,王维玲起草了有关办刊设想的报告。
12月8日,团中央召开书记处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中华儿女》杂志的创办事宜。
当年,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那平静的团中央机关办公楼里,团中央书记办公会议与会成员们的“内心极不平静”。这一天的会议明确:《中华儿女》杂志由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以海内外中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以介绍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人物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以宣传当今“四化”建设中有突出贡献和重大贡献的中青年杰出人物的事迹,以报道海外华人、侨胞和港、澳、台胞中的爱国人士的事迹为主要内容;要办成一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的综合性的文化刊物。
紧接着,招兵买马!第一批采编人员从各行各业进入《中华儿女》编辑部。
王维玲回忆说,刘延东对《中华儿女》的创办倾注了大量心血,她很重视这本刊物,所以在《中华儿女》的班子刚刚搭起来、开始进入“创刊号”的选题策划时,刘延东亲自出面主持,还有书记处李源潮、刘奇葆、李克强、洛桑、冯军和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参加,邀请在京的全国青联常委,围绕《中华儿女》的创刊,提建议,谈想法,策划选题,组织稿件,与会者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提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好的选题。
1988年初的一天,《中华儿女》杂志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上,有的编委提出为扩大刊物在海内外的影响,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建议邀请邓小平给刊物题写刊名。与会的编委一致赞同这个倡议。会后,编辑部以团中央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信,信中介绍了创办《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以及刊物的方针宗旨,恳请他在百忙之中为《中华儿女》题写刊名。信送出去后,大家的心一直悬在空中:小平同志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许多重要事务,能有时间给我们题写刊名吗? 20多天后,就在大家把《中华儿女》创刊号的稿件发到印厂排字的时候,这年3月18日,编辑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编辑部取回小平同志为《中华儿女》杂志题写的刊名手迹件。这突然到来的喜讯,立时使编辑部全体同仁沸腾起来,大家兴奋不已。
王维玲立即派专人专车去中办取回邓小平的墨宝。王维玲回忆说:“在请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时,因考虑到《中华儿女》面向海内外这一特点,在致小平同志的信函中,我們请求小平同志题写繁体字。结果,小平同志的题字完全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写的,望着‘中华儿女’4个大字,刚劲挺拔,纵横自如,从气势到神韵都给人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展示了小平同志对《中华儿女》的鼓励和希望。”当时,王维玲怀着激动的心情捧着邓小平的墨宝,向一个又一个办公室走去,与团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及编辑部的同仁共享这兴奋的一刻。
7月20日,首印4万册的《中华儿女》创刊号一面市,就以鲜明的风格、纪实的写法在神州大地引起关注,令广大读者眼前一亮。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撰写的创刊词《爱国图强,振兴中华──祝〈中华儿女〉杂志创刊》赫然刊在杂志扉页。编辑部里的年轻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本薄薄的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一时间,整个编辑部被喜悦笼罩着……
两天后,编辑部邀请全国青联在京的部分常委,《中华儿女》部分编委,还有新闻界、出版界人士参加创刊研讨会。《中华儿女》甫一亮相,就以其厚重、富有深度感的人物报道掀起了一股媒体冲击波。
打开早已泛黄的1988年7月号《中华儿女》,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华儿女》自诞生时就启用时年84岁高龄的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刊名,并沿用至今。
邓小平本身就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其实,邓小平与青年、与青年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生前不仅无数次接见青年代表,出席青年组织的活动,倡导“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活动,而且在对待青年和青年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激励着中国青年,引导中国青年事业向前发展。
启用由邓小平题写的刊名,无疑是对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莫大的精神鼓励。当年,创刊主编王维玲召集编辑部开会,说:“小平同志给我们写刊名,既是对青年事业的关心,也是对我们办刊的厚望和支持。面对困难,我们不能退缩,要以办好刊物和杂志社事业的实际行动,向小平同志汇报。”
创刊这些年来,《中华儿女》没有忘记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欣然题写刊名时所寄予的厚望。30年来,每年我们都组稿发表了有关邓小平的文章,在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时,“中华儿女”人以特有的方式纪念邓小平,组织策划、编辑了纪念专号,并组织座谈会隆重纪念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1999年7月至2000年初,《中华儿女》连载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的长篇纪实《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30多万字的长篇连载是一部难得的纪实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相当多的情节是一般史学家和一般传记作家难以了解到的,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一般读者不会想象到,毛毛当年边写作边供本刊发表,整个写作过程基本成了“三点一线”(毛毛家、杂志社、文献研究室)的流水作业,毛毛每写完一段先请全家老少分别阅读、提意见、订正,然后让司机送达杂志社来编辑,同时复印一份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阅。本刊首发邓家后人手稿后,好评如潮。不久,毛毛的纪实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邓小平生前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华儿女》、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每一位中华儿女、作为以讴歌华夏英才为己任的刊物,我们理所当然地经常推出一些有份量的文章来由衷表达大家对一代伟人的敬仰之情。
机关刊领改革风气之先走向市场
1988年,《中华儿女》一诞生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其零售点在各地已呈“星火之势”。
30年风雨历程,30载春华秋实。王维玲回忆道:“延东对《中华儿女》的领导,特别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都把握得很稳妥。对于当时《中华儿女》形成的上升态势,她是高兴的,也是满意的。但她也深怕由于我们一时的粗心大意,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而影响《中华儿女》的发展和声誉。”为此,团中央书记处有关书记多次组织会议,研究《中华儿女》的办刊情况,对这一时期刊物的总的面貌、质量进行评估,对如何扩大作者队伍和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建设性的意见。
这以后的两三年中,《中华儿女》得到了良性发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从南到北,走红了神州大地。
《中华儿女》杂志一问世即受到期刊市场的青睐,但是《中华儿女》的事业发展依然困难重重:一是人手少,大家多没有办刊经验,就靠磕磕绊绊摸索着干;二是财力十分拮据,只能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三是办公条件差,整个编辑部只有两间办公室,可谓“挤挤一堂”。
从当时全国期刊界状况看,所有期刊还没有从僵化的计划体制桎梏中跳出来,管理模式依然延续着僵化的运作体制。没有中层干部的任免权、靠正式职工调入的用人编制机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社会青年才俊的加盟;没有相对灵活的财务,使得杂志社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活动营销、广告营销;发行上,传统的邮发一统天下,无法使杂志更快、更广泛地到读者手中。
那滋味,就好像一个被绑住双手的游泳运动员,放不开手脚怎么在水里扑腾?《中华儿女》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如不进行大胆的改革将会等死,当然如果推进改革的大动作过猛,那么又可能找死。王维玲的想法得到整个编辑部的支持,大家决意奋然前行,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思忖再三,王维玲盘算着在适当时候向团中央反映有关情况。
1992年1月4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率书记处成员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指导工作。《中华儿女》主编王维玲就长期困扰《中华儿女》成本过高,管理费过大的问题提了出来,特别提出创办了《中华儿女》海外版后两本刊物的开支统统压在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小杂志社的身上,负荷实在太重,压力太大,作为主编深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宋德福以为杂志社张口向团中央要钱而有些误会,王维玲就说:“我不是要钱,我是要政策!” 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张宝顺问:“你要什么政策?”王维玲说:“为了两本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建议在大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即仍是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搞点儿小自由,让《中华儿女》在经济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针。”
张宝顺快言快语,当即表示:“这可以考虑,另找时间来研究。”散会时,宋德福对王维玲说:“不要着急!”张宝顺拍着王维玲的肩膀说:“我支持你们!”这时,王维玲心里平静下来。
2月22日,团中央书记处毅然决定:“改革放权!”决定中华儿女杂志社“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编辑、印刷、发行、行政一切费用开支均自行支付结算;每年向有关部门交纳工资、福利垫支,以及办公用房、水电、通讯的管理费;党、团组织关系划入统战部支部”。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时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激荡着“中华儿女”人,全社上下热血沸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华儿女”人站立于时代的潮头,启动一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由此,自主设立部门、实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优化组合、杂志扩版等等领全国期刊出版界改革风气之先的一幕幕创新大戏在这里率先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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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开启了一个春天故事的序幕,也为一本杂志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脉动。《中华儿女》的改革正逢其时!这份全国青联的机关刊,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在困惑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她所热衷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松了绑的《中华儿女》,很快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到1992年底,《中华儿女》国内版发行量猛增,达到14.2万册。
1994年1月,团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决定:曾任副主编的杨筱怀任中华儿女杂志社总编辑,年届62岁的王维玲改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
《中华儿女》生于伟大时代、长于伟大时代,这是值得庆幸的,但却不是平坦的。人们都还记得,1988年她出生时业内竞争相当激烈。全国的杂志“文革”时期的1970年仅存21种,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也只有930种,到1985年就达4705种,到1998年又跃升到8000多种,现在己达上万种,不仅如雨后春笋,而且不断引起“报刊大战”。1998年8月,美国《侨报》曾用《中国期刊市场犹如战国时代》的醒目标题一点也不夸张。正是在这时代的大潮中,在行业激烈的竞争中,《中华儿女》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团结拼搏、永不言弃,一次次潮头弄潮,一次次把握机遇,一次次事业推进。整整30年啊,跻身芸芸报刊而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品牌刊物,终于在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确立了主流期刊的地位,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刊物,实属不易。
被“中华儿女”人称为“周扒皮”的杨筱怀是个“拼命三郎”。刘延东回忆说:“从创刊号飘着墨香送到读者手中的那一刻起,《中华儿女》便成为了筱怀生命中的一部分。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后,在把握刊物方向的同时,他努力创新,竭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保持《中华儿女》独特的风格,使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声誉不断提高……他对工作十分投入,为《中华儿女》倾注了满腔心血。”
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华儿女”人创刊之时即开始关注“红墙纪实”作品,一时引得其他报刊纷纷仿效。一位朋友私底下对我笑着说,《中华儿女》的辉煌与成功不可拷贝!杨筱怀主持《中华儿女》杂志工作期间,在杂志封面上自信地标明“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并矢志践行着。
就在《中华儿女》的事业开拓出新天地之时,2003年8月10日,正在北京顺义区考察工作的杨筱怀不幸因公殉职。杨筱怀走了,“中华儿女”人怀念他,高擎《中华儿女》的旗帜,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在创刊20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清楚地记得柳斌杰特地提及:“《中华儿女》的成长壮大是许多人为之付出心血,甚至有的同志还为此而牺牲,这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的话,勾起“中华儿女”人无尽的怀念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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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筱怀有句名言,叫做:“《中华儿女》是大家的,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中华儿女杂志社第三任总编辑何青龙说,就为了这句话,除了要为“中华儿女”的事业结交许多朋友,策划许多好稿件,关键时刻还得把自己的朋友统统“贡献”出来,为“中华儿女”的事业搭台唱戏。何青龙感言:“抗战8年,我在中华儿女杂志社也整整工作了8年。这8年,凝聚了多少深深的情感,积累了多少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时光虽然流逝,但我却将它们带到永远。”
“创新”是“中华儿女”人不变的旗帜
“纵览党史风云,解密名家心路。”这是中顾委原委员张銍秀对《中华儿女》精彩内容的评价。“展示中华民族风云人物,讴歌伟大祖国时代精神。”这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为《中华儿女》的题词。
20世纪90代初期,《中华儿女》以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特稿《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为代表的反映老一代革命家“文革”前后坎坷遭遇的反思式、揭秘式的一系列纪实大胆刊出,引来了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的大爆发。传统的、神秘的出版禁区被冲破,红墙内外、军界、科技界的高端访谈及回忆文字陆续推出,一时间洛阳纸贵,满街争说。《中华儿女》一炮打响,从此奠定大型人物类期刊的地位。
中華儿女杂志社第二任社长石国雄分析说,《中华儿女》杂志成功的秘笈是把产品(杂志)定位于高端,并抢占阵地直至制高点。“所谓传主是高端的,读者也是高端的。《中华儿女》开创了迄今也是惟一的一个‘营销’办法——‘制造’读者,即给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院院士,中央及国家机关局(厅)以上干部赠阅《中华儿女》。”石国雄说,《中华儿女》的成功运作还得益于充分利用两个“高端”,开发延伸“产品”——活动。“利用活动广交朋友,吸纳资金,以解决办刊经费来源。” 2004年2月,石国雄走马上任中华儿女杂志社党组书记、社长。到任伊始,他提出“品牌经营”,提出在传统的党史题材内容上赋予其新闻的价值和意识。在他看来,新闻性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对历史的看法有新的认识或新的角度,以此对历史重新梳理,变旧为新。渐渐地,《中华儿女》在创新中继承,率先开辟新的市场,占得先机,文章开始“让历史更加贴近现在的读者,有时代感、新闻性”。首先,在题材上取得突破,党史题材在反映的时间段上,迅速转向,更多地反映建国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人物及重要事件。其次,在题材的选择上不拘泥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而是更多地反映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科学文化事业重大的转折和重大的事件。为此,编辑部的同志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从当代出发,从解决和回答现实问题出发,为解决现实问题,向历史题材寻求答案。
2005年10月,中华儿女杂志社组织多年撰稿的高层作者等近60人在安徽举行笔会。笔会期间,大家就《中华儿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创新、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争鸣,特别就刊物的选题策划、编辑思想、品牌经营、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对纪实作品创作的现状与前景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次笔会成果丰硕,并在后来的改刊中得到体现,这次活动被谓之“文化之旅、创新之旅、友谊之旅”。此后几年,《中华儿女》从“红墙纪实”中逐步向现实靠拢,从老一辈革命家的陈年往事转到“四副两高”的高端开掘,稳步走在以“当代史记,名人殿堂”为办刊理念的路子上。
2006年11月底,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复同意中华儿女杂志社更名为中华儿女报刊社。2007年1月,《中华儿女》国内版正式改彩。同年7月,李而亮主持中华儿女报刊社工作。为此,《中华儿女》渐渐转向以“每一个人都能创造历史”为办刊理念,刊物定位不再注重给各类名人评功立传,而是给大家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面对每一个“人”。
“中华儿女”人又一次面临着扬弃与发展的时代选择。可贵的是,他们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者。2015年9月,王跃春接棒为中华儿女报刊社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家国天下 民族脊梁”——《中华儿女》的旗帜上因这一理念的书写,凸显了“中华儿女”人对记录推动时代进步者的责任担当。
几经调研,王跃春对办刊思路作了调整,整本期刊渐渐形成“人物”“解读”“青”三大版块:在“人物”版块里主推一些重量级的、真正闪光的、够得上“高大上”的中华儿女,通过人物的采写折射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时代变迁。这版块被称之为《中华儿女》的“传家宝”。“解读”版块里针对新闻热点、新闻事件再挖掘、再整理、再解析,形成我们对新闻产品的稀缺性塑造。渐渐地,这版块成为《中华儿女》体现新闻属性、新闻专业性的具体呈现,成为“专卖店”。而“青”版块立足回归、恢复并提升杂志作为全国青联机关刊的角色、地位、责任或使命,在栏目设置、编辑思想上主要突出刊物的政治属性、青联特性、时代秉性,成就《中华儿女》的青春“瞭望哨”。于是,人物汇、新闻眼、青视野成为《中华儿女》的“三驾马车”,载着新《中华儿女》铿锵前行。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笔疯墨醉亦扬中华英姿;一腔热血,一番柔情,毫端神韵尽展儿女风采。30年光阴,可以使婴儿长大成人,幼苗长高成树。30岁的《中华儿女》,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催生,在建成小康社会历程中成长,记录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旋律,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我们作为中国期刊界开创人物传记先河的弄潮儿,肩负使命,承载着秉笔直书人文菁华的社会责任。变的是创新,不变的是初心,变革不变色,“中华儿女”人与新时代的鼓点同步!
风雨30年,“儿女”伴君行。如果再次用目光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中华儿女》30年来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一种敢为人先、争当一流的恒心和信念,这信念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便是“闯”与“创”——敢“闯”敢“创”,始终在创业、始终在创新。创业与创新的背后,是“中华儿女”人的社会责任感使然,是“中华儿女”人精神追求使然。她尽着自己应尽的义务,实践着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记录时代,服务社会,成就自我,树百年品牌!
“当代司马迁”书写新时代的华章
《中华儿女》一直打造“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曾有“红墙期刊”之说。多年来,每临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中华儿女》必是组织相关封面文章,党和国家的领袖上封面。这些年来,《中华儿女》记者共采写了数百位高层政要,纪实作家肖思科说,“其层次之高、数量之大、组织难度之艰辛,在国内刊物从未有过”。在创刊30年的日子里,我们推出了“封面上的‘中华儿女’”准专号,一经亮相,便惊艳读者,成为藏家的眼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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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国务院原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对《中华儿女》情有独钟,不仅每期必看,有时有几期没收到,还专门让秘书打电话来问。值得一提的是,李鹏还曾亲自“编审”过《中华儿女》的稿件。有一年,编辑部收到四川籍老作家王朝庭撰写的一篇题为《终生未婚的女革命家赵世兰》的稿件,认为稿件不错,写出了一位老革命家传奇而悲壮的一生。考虑到这样的稿件一般要送审,可是赵世兰虽然“资格”老,但未担任什么“要职”,送何方审稿才既合适而又權威呢?正左思右想,有人突然想起来了,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不就是赵世兰的亲妹妹吗?于是,他说,干脆就让李鹏同志来审这篇稿子。编辑部的同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李鹏同志处取得联系,没想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不仅亲自审定了稿件,改定了几处不甚准确的描述,还从自己家庭收藏的历史照片中选定了两张效果更好的他姨妈赵世兰的原版照片提供给杂志社。大家喜出望外,让委员长作了一次幕后“编辑”。此外,李鹏还曾审阅过本刊封面文章《国航专机上的李鹏委员长》。 2007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功访问了日本。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姜维以一位旅居日本的华侨身份写了一篇《在东瀛感受温总理的融冰之旅》,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2007年第6期。6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予以转载,日本的许多媒体也翻译成日文全文转载。
时隔3个月,即9月27日,姜维受中日友好协会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邦交35周年纪念大会。宴会进行期间,温家宝无意间得知姜维是《在东瀛感受温总理的融冰之旅》一文的作者,高兴地说:“那篇文章我看到了,你写得很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转载了,我都剪下来了。”听到这里,姜维惊呆了:总理每天那么忙还能注意到我这个小人物写的文章,还亲自将转载的文章剪下来。正当姜维还在愣愣地想着“这是真的吗”,总理已经伸出手和他握手,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而且我是认真地看了。这篇文章你写得好,你是用心写的,我很感动,谢谢你。”这时,警卫按下了快门,留下了一张一位泱泱大国总理同《中华儿女》一位普通的海外作者的珍贵合影。
2008年9月17日,我收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来函:“欣逢《中华儿女》创刊20周年,首先衷心祝贺贵刊销量蒸蒸日上,万事如意……”这些年来,马万祺多次接受《中华儿女》的专访,且一直关注《中华儿女》的成长。2005年4月15日,让我们群情激动的是,收到马老自澳门发来的传真——诗稿《张国福赞》,全文为:“浩瀚兮,张国福。国之良也,民之秀也。困难上,荣誉让。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四十年如一日。大智大勇者,国福乎。崇高品德其宜为范。”原来,马万祺在当月《中华儿女》看到本刊记者采写的纪实文章《埋名四十载的战斗英雄张国福》后,深为战斗英雄忘我牺牲、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即兴赋诗一首。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原主席解思忠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自己这么多年来保存的《中华儿女》杂志,如果垒在书桌上有近3米高。30岁的刊物,解思忠有25年的情愫:“《中华儿女》从装帧、印刷到内容、编排,既保持着独特的风格,又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我每一次清理书架,都要处理掉一些杂志,但惟独《中华儿女》从拿到第一本开始,至今一期都不缺。这不仅是一份不忍割舍的感情,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她不仅记录着时代的步伐,而且每当我需要了解当代一些重要人物时,总能在里面找到。”
一本刊物,一座桥梁。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伍淑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中华儿女》结缘,自此以刊为媒,以文会友。她说:“《中华儿女》杂志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诞生的刊物,她的成长和进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地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和兴旺的缩影。”
30年风雨,30年拼搏,赢来了一块“金字招牌”。弹指一挥间,今天,这份已成为中国人物期刊界主流媒体的品牌刊物迎来了她30周岁的生日。我们将推出厚重的《〈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纪念金刊》,一篇篇文章记述着大家的“儿女”情怀,解密着刊物重磅文章问世的内幕,刊发的大量图片将纪录《中华儿女》创刊来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一行行简短的大事记变幻成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脚印,俨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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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了!《中华儿女》长大了!陪伴读者度过了11000多个令人难忘的时光,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翻开面前记录着《中华儿女》30年足迹的大事记,我们激情澎湃。30年间,多少“中华儿女”人将青春铺洒在了来时路上,走不出那炙热关注的目光。
《大有大无周恩来》《陈云长征路上的“神秘失踪”之谜》《我的思想导师胡耀邦》《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翻阅30年来刊发文章的要目,一篇篇内容厚实的佳作跃然在目,成就着《中华儿女》的高社会美誉度与高转载率。“我们以发表这些作品而感到无尚光荣,是作者的高度撑起了杂志社的高度。”一位老编辑如此感言。
是呀,在《中华儿女》的史册上同样值得骄傲的是那份作者名单上有数百人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与一批省部高官和著名作家、艺术家等。杨尚昆、汪东兴、刘华清、栗战书、田纪云、刘延东、布赫、顾秀莲、王选、阎明复、伍绍祖、邵华泽、陈昊苏、周南、袁隆平、陈忠实、刘心武、张贤亮、叶文玲、毕淑敏等都曾多次给《中华儿女》撰稿,与“中华儿女”人在缘分的天空里结下难得的文缘。一位位作者,一串串故事,一份份特别的情感,一个个无尚的骄傲。
这些年,“中华儿女”人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一直在忙碌着记载历史长河中的一位位历史创造者,为当代留下一叠厚重的底稿。令我们欣慰的是,很多读者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逢大事看《中华儿女》的深度挖掘”。中日缔约的见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轫、香港回归不为人知的内情、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始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层解读、科学发展观诞生的背景、汶川大地震的生死大救援、北京奥运的幕后“操盘手”、中共十九大的全景记述……这样的经典纪实产品接踵而至。从某种角度讲,《中华儿女》这部大书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进步的编年史。从那一本本已经微微泛黄的纸张中,我们处处能够感受到激情如影相伴。一篇篇纪实力作,以独特视角和写实的文字,在新闻思想和报道方式上进行了一系列领风气之先的新闻出版改革探索。
大量的党史重大题材策划和高端政要专访,曾经成为《中华儿女》的两大拳頭产品,也赋予《中华儿女》足够的影响力。《中华儿女》30年来,我们记录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一切;《中华儿女》30年后,我们将在风雨后给所有读者带来更多精彩!
沿时间前寻,回望《中华儿女》的来时路。30年的日日夜夜,480多期杂志,期期精彩,篇篇耐读,除了催生出一大批震撼读者心灵的深度纪实和高端人物专访外,更为重要的是她如一个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充满创作理想、热爱党史挖掘与政要专访、乐于解读时政与青春话题的团队。 回望来路,木已成林。《中华儿女》看似一条大河缓缓流着,其实一直像火山一样在喷发着。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大胆锐意的求新求变,正是《中华儿女》的求生之道。嬗变之中,“中华儿女”人的精神却未变。我们庆幸,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参与到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并记录她的伟大和动人。《中华儿女》每一次贴心的深度采访,每一次详细的独家文章内容,都带给读者无尽的期许与感动。正是读者的热忱给了所有“中华儿女”人辛勤工作的动力。我们都觉得,自己肩负着热情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记录并解密时代进步足音的重任,必须以一颗永远与泱泱中华同行、与时代共进的忠诚之心,以敏锐的视野和真情的文字来履行自己的使命。
情系“中华”友谊长,喜读“儿女”好文章。国务院侨办原助理巡视员、《中国青年》杂志原资深编辑孙兴盛曾在《中华儿女》连载过有关王震将军的采访专稿。在与本刊编辑部交往的过程中,孙兴盛感触至深:“我是编辑出身,知道编辑的艰辛,但對现在的青年一代编辑了解甚少,从《中华儿女》杂志的编辑身上,看到他们如此敬业,既认真负责,又勤奋努力,对事业充满热情和追求,实在难得。编辑部有这样一个编辑团队,焉能不兴旺发展呢?!”逐年逐期地翻阅着这些杂志,他说与《中华儿女》的交往便一幕幕显现在眼前。
30个年轮,留下记忆永恒的底片。30个春夏秋冬,我们真情守望,一同回望、重温所走过的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梁秉堃是《中华儿女》的铁杆作者,自创刊初期就一直与本刊保持着撰编关系。他说:“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远非是‘我请求你写稿’和‘我答应给你写稿’的那样简单,那样是‘公事公办’,那样是冷漠无情。”在与本刊长年的往来中,他深深体味到自己与《中华儿女》杂志的编辑之间“是密切的朋友式关系”,“是挚友和诤友的关系”,达到了“思想上、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形成精神层面上的了解、理解和谅解,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出有新意、有深度、有魅力的高质量文章”。
曾经朦胧的绿,已成浓浓绿荫。30年一路走来,拓荒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已装满中华儿女报刊社的背囊。30年的葳蕤光景里,留下的是一串串屐痕。脚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路上依然有艰辛,但必定有收获!因为,前行的“中华儿女”人秉持信念,坚定而成熟。
忆往昔,30年斗转星移,喜有华章誉海内;向未来,30载岁月如歌,再创佳作谱宏图。“再过‘3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儿女’新一辈。”曾经的红歌,我们这样唱。
30年风云一纸书,今天的“中华儿女”已不只是一本杂志,而是拥有刊报网端微等多种载体或终端平台、覆盖海内外用户的媒体方阵。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30年的时间丈量着“中华儿女”人中流击水的创新激情,也印证着“中华儿女”人讲好中华故事、传递儿女好声音的不变初心。我们坚守,因为对主流声音、红色正能量的维护;我们创新,不是简单跟在技术的背后亦步亦趋,而是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有自己的价值担当。30年里,我们在坚守中创新,切实提高讲中华故事、载儿女声音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打破传统的媒体边界,不断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一次次再出发。
在中华儿女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王跃春的眼里,30年只是一个开始,她记录着历史,她承载着梦想。在“中华儿女”人眼里,新闻永远在路上,鲜花永远在远方。新时代、新梦想、新起点,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人以身相许,依然奔跑在时代的路上,尽管前路漫漫,任重道远,但我们心怀憧憬,用最新的视角不断地改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