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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野孩子乐队20周年专场音乐会上海站和日本后摇乐团euphoria的中国首演是同一天的时候，申亚楠确定自己会在11月27日当晚从苏州赶到上海看演出，但她有点犹豫该看哪一场。
这两支乐队都是申亚楠喜欢的。野孩子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西北民谣乐队；euphoria是日本著名的独立后摇乐团，近期要在中国8个城市巡回演出。对于像申亚楠这样喜欢追现场的独立音乐迷来说，上海的选择比苏州多得多。
通过对“有演出”和“乐童音乐”两个票务平台上独立音乐演出的统计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内地有8050场独立音乐的现场演出。如果做一下细分，在4个一线城市里歌迷平均每天都能看到至少一场演出；有32个城市平均每周有一场现场演出；29个城市平均每月举办一场现场演出。如果你是不介意全国飞来追独立音乐人的小众文艺青年，那么中国总共有165个城市可供选择。
一个月前，你可能已经听说，因为房租翻倍，MAO Livehouse北京要关门了。但MAO可没打算死，它只是需要转移到另一个更合适的场地。
2015年，北京的独立音乐现场演出达到1471场，是排名第二的广州的近3倍。东城区集中了北京最多的演出场地，一年下来总计有1020场的现场演出，占了北京所有独立音乐演出场次的68%，超过了其他所有城市。对那些来自山南海北、怀揣梦想的独立音乐人来说，北京拥有最优秀的乐队、最好的LiveHouse和最成熟的音乐产业，这里就应该是他们最初造梦的地方。
同样是一线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新一线城市的差距并没有拉开。如果细心一些，你能看到上海的独立音乐现场演出场次比广州和深圳还要少。
“如果按音乐演出的观众算，上海的消费市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每年举办的大型演唱会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但这些观众并不是只在LiveHouse看。从整个市场来说，LiveHouse的观众还是相当小的一个部分。”上海育音堂的创始人张海生认为上海缺少与庞大消费市场相匹配的音乐环境—认真玩音乐的歌手太少。
和上海相似的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苏州、宁波和无锡，在独立音乐现场演出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好，虽然演出场地看起来有很多，比如小酒吧、咖啡馆甚至是一家看起来文艺的餐厅，但专业的LiveHouse和剧场也就只有一两家。这些城市的演出场次甚至低于郑州和石家庄这样的二线城市—如果算上大型场馆，郑州和石家庄的演出场地都只有5个，但它们那儿的演出都集中在当地知名度最高LiveHouse中。
申亚楠之前一直生活在郑州，前前后后看过的50多场演出基本都在郑州的7LIVEHOUSE，“7LIVEHOUSE在音响效果等各方面都很不错。”和在上海、苏州看独立现场不一样，“在郑州看演出更像平淡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支柱，当时的工作太枯燥乏味。”她说。
重庆和成都是中西部独立现场体量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些优秀的原创乐队都是从这两个城市走出来的，比如成都的声音玩具、海龟先生；重庆的碎瓷乐队、意外冲突、张尧……
小酒馆是成都独立音乐演出最多的LiveHouse，因为2007年开业的小酒馆芳沁店很难满足现在的演出需求，2015年“小酒馆音乐空间”开始营业，作为专供乐队演出的场地。小酒馆负责人蔡鸣认为，城市里的LiveHouse更像是一个原创音乐的基地，“乐队需要一个演出的舞台。在条件更差的年代，我们给乐队提供排练场所，为他们制作唱片，做了很多和原创乐队相关的工作，像音乐人的一个家。”蔡鸣说。
“成都的文化包容性很强，不像有的城市把摇滚乐队当成洪水猛兽，或者是打压，很保守。”蔡鸣说，从2000年开始，很多本地商家和媒体都愿意合作参与原创音乐的活动和报道，整个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在重庆坚果LIVE HOUSE的负责人老鬼看来，重庆的年轻音乐人和乐队比成都略少些，经常需要两三个乐队联合演出才能凑到足够的影响力。但重庆生活成本较低，音乐人和乐队更容易在这里生存下来，“这可能让他们在做音乐的时候能放得更开一些。”老鬼说。
二三线城市以及更小的城市也并没有被独立音乐人遗忘。在邯郸、新乡、淄博等城市，独立音乐现场的表现不错，除了有本土乐队，它们也离北京更近。
对小城市来说，北京的辐射不止于地域。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独立音乐人，结束北漂后会选择一个小城定居。这和音乐人的主观决定更相关，但多少能给一个城市带来新的影响：野孩子乐队离开北京来到大理，主唱张佺偶尔会出现在当地的“大理九月”酒吧弹奏冬不拉，和当地的音乐人一起交流，在合适的时机，他们还是会去各个城市巡回演出。
即使你生活在一线城市，独立音乐出现在你的视野中，大约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以民谣和摇滚为代表的独立音乐，强调自我精神和独立意识，关注现实社会。独立音乐人善于把故事写成歌，听者很容易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片段。去年6月去过李志的《看见》上海站巡演后，申亚楠决定辞职离开郑州，“当时李志在台上说，希望大家和他一样努力、勤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为什么事努力过，就想到回郑州以后，不能再这样过了。”
网络和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给过去沉寂于地下的独立音乐开辟了路径。那些音乐人开始依靠互联网连接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微博账号、豆瓣小站、在线电台，走到线下的宣传渠道也很方便—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贴出最新的作品demo，发布近期活动，与歌迷互动。
最近两三年，选秀节目带来的高曝光率，让大众开始知道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如果没有早期作品的积累和满世界的巡演，独立音乐人想要持续地保持热度是件困难的事。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和马頔的《南山南》是虾米音乐中他们各自最受欢迎的一首歌，热门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著名流行歌手的曲目。 好歌是具有渗透力的，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样的日常精神消费埋单。重要的是，和动辄上千元的演唱会门票相比，一场现场演出的票价并不高。
我们计算了2015年所有现场演出的单场均价，大部分小型现场的入场价格在40元至100元之间，这和一场电影的实际票价大致相当。票价超过200元的现场演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知名度高、懂得商业化运作的音乐人，对市场才有更好的号召力。
2015年11月24日，李志2016年跨年音乐会“动静”的3000多张演出票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最近两三年的巡演中，李志和他的团队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渠道和办法，解决短时间内大量歌迷抢票产生的瞬时流量。
继马頔、宋冬野、尧十三签约摩登天空之后，“麻油叶民间组织”也成了摩登天空旗下厂牌。今年他们的跨年玩乐会搬去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这是一个能容纳5000人的大场地，开售后3天内，最低价位的票就已售空。
与工人体育馆一街之隔的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演唱会举办地，在这个舞台演出过的不乏流行音乐领域中天王、天后级别的艺人：周杰伦、刘德华、张惠妹、陈奕迅……现在独立音乐人也开始登上这个最多能容纳6万人的舞台了。2015年9月12日，通过网络上大红的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万人演唱会。
好票房不意味着不亏损，现场演出只能是独立音乐人的额外收入，而不是账面上能够盈利的项目。“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现场演出，基本上就要饿死了。”大悲乐队的主唱华罗丹说。他们最近的一场演出是2016年元旦MAO Livehouse主办的上海红白摇滚歌会。大悲乐队是上海本土的摇滚乐队，除了贝斯手魏云清在专职做音乐，乐队中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上海的LiveHouse就这么几个，一般有邀请都不会拒绝，但演出费基本相当于车马费。”华罗丹更愿意把演出说成是一种享受。
而要保证一场好的演出，除了音乐人的状态投入，还需要有一个专业级的演出场所。“你仔细听是有区别的，音响的爆发点、声音爆发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上海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杨聿敏说，舞台、灯光、声控都是专业LiveHouse需要把控的环节，浅水湾甚至配备了中国少有的60平方米的超大LED屏幕。
2004年创办、2006年从演艺场地转型为LiveHouse的上海育音堂，则受限于本身的规模，只能每年对设备升级更新。“LiveHouse不是一个像餐饮或其他产业一样比较有回报的行业，纯粹靠自己是无法做到像资本运营的那样的。”在张海生看来，大部分中国的LiveHouse还是以个体运作为主，普遍存在经营较困难的情况。
在申亚楠的生活中，看现场还算不上一种必需，并且她也已经看过大多数独立音乐人的现场，“现在除了特别期待的，比如完全没看过的万青，剩下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真正能让你想去再看的，其实也没有。”不过碰上自己喜欢的乐队巡演，她还是会考虑去。
这两支乐队都是申亚楠喜欢的。野孩子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西北民谣乐队；euphoria是日本著名的独立后摇乐团，近期要在中国8个城市巡回演出。对于像申亚楠这样喜欢追现场的独立音乐迷来说，上海的选择比苏州多得多。
通过对“有演出”和“乐童音乐”两个票务平台上独立音乐演出的统计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内地有8050场独立音乐的现场演出。如果做一下细分，在4个一线城市里歌迷平均每天都能看到至少一场演出；有32个城市平均每周有一场现场演出；29个城市平均每月举办一场现场演出。如果你是不介意全国飞来追独立音乐人的小众文艺青年，那么中国总共有165个城市可供选择。
一个月前，你可能已经听说，因为房租翻倍，MAO Livehouse北京要关门了。但MAO可没打算死，它只是需要转移到另一个更合适的场地。
2015年，北京的独立音乐现场演出达到1471场，是排名第二的广州的近3倍。东城区集中了北京最多的演出场地，一年下来总计有1020场的现场演出，占了北京所有独立音乐演出场次的68%，超过了其他所有城市。对那些来自山南海北、怀揣梦想的独立音乐人来说，北京拥有最优秀的乐队、最好的LiveHouse和最成熟的音乐产业，这里就应该是他们最初造梦的地方。
同样是一线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新一线城市的差距并没有拉开。如果细心一些，你能看到上海的独立音乐现场演出场次比广州和深圳还要少。
“如果按音乐演出的观众算，上海的消费市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每年举办的大型演唱会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但这些观众并不是只在LiveHouse看。从整个市场来说，LiveHouse的观众还是相当小的一个部分。”上海育音堂的创始人张海生认为上海缺少与庞大消费市场相匹配的音乐环境—认真玩音乐的歌手太少。
和上海相似的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苏州、宁波和无锡，在独立音乐现场演出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好，虽然演出场地看起来有很多，比如小酒吧、咖啡馆甚至是一家看起来文艺的餐厅，但专业的LiveHouse和剧场也就只有一两家。这些城市的演出场次甚至低于郑州和石家庄这样的二线城市—如果算上大型场馆，郑州和石家庄的演出场地都只有5个，但它们那儿的演出都集中在当地知名度最高LiveHouse中。
申亚楠之前一直生活在郑州，前前后后看过的50多场演出基本都在郑州的7LIVEHOUSE，“7LIVEHOUSE在音响效果等各方面都很不错。”和在上海、苏州看独立现场不一样，“在郑州看演出更像平淡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支柱，当时的工作太枯燥乏味。”她说。
重庆和成都是中西部独立现场体量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些优秀的原创乐队都是从这两个城市走出来的，比如成都的声音玩具、海龟先生；重庆的碎瓷乐队、意外冲突、张尧……
小酒馆是成都独立音乐演出最多的LiveHouse，因为2007年开业的小酒馆芳沁店很难满足现在的演出需求，2015年“小酒馆音乐空间”开始营业，作为专供乐队演出的场地。小酒馆负责人蔡鸣认为，城市里的LiveHouse更像是一个原创音乐的基地，“乐队需要一个演出的舞台。在条件更差的年代，我们给乐队提供排练场所，为他们制作唱片，做了很多和原创乐队相关的工作，像音乐人的一个家。”蔡鸣说。
“成都的文化包容性很强，不像有的城市把摇滚乐队当成洪水猛兽，或者是打压，很保守。”蔡鸣说，从2000年开始，很多本地商家和媒体都愿意合作参与原创音乐的活动和报道，整个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在重庆坚果LIVE HOUSE的负责人老鬼看来，重庆的年轻音乐人和乐队比成都略少些，经常需要两三个乐队联合演出才能凑到足够的影响力。但重庆生活成本较低，音乐人和乐队更容易在这里生存下来，“这可能让他们在做音乐的时候能放得更开一些。”老鬼说。
二三线城市以及更小的城市也并没有被独立音乐人遗忘。在邯郸、新乡、淄博等城市，独立音乐现场的表现不错，除了有本土乐队，它们也离北京更近。
对小城市来说，北京的辐射不止于地域。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独立音乐人，结束北漂后会选择一个小城定居。这和音乐人的主观决定更相关，但多少能给一个城市带来新的影响：野孩子乐队离开北京来到大理，主唱张佺偶尔会出现在当地的“大理九月”酒吧弹奏冬不拉，和当地的音乐人一起交流，在合适的时机，他们还是会去各个城市巡回演出。
即使你生活在一线城市，独立音乐出现在你的视野中，大约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以民谣和摇滚为代表的独立音乐，强调自我精神和独立意识，关注现实社会。独立音乐人善于把故事写成歌，听者很容易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片段。去年6月去过李志的《看见》上海站巡演后，申亚楠决定辞职离开郑州，“当时李志在台上说，希望大家和他一样努力、勤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为什么事努力过，就想到回郑州以后，不能再这样过了。”
网络和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给过去沉寂于地下的独立音乐开辟了路径。那些音乐人开始依靠互联网连接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微博账号、豆瓣小站、在线电台，走到线下的宣传渠道也很方便—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贴出最新的作品demo，发布近期活动，与歌迷互动。
最近两三年，选秀节目带来的高曝光率，让大众开始知道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如果没有早期作品的积累和满世界的巡演，独立音乐人想要持续地保持热度是件困难的事。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和马頔的《南山南》是虾米音乐中他们各自最受欢迎的一首歌，热门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著名流行歌手的曲目。 好歌是具有渗透力的，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样的日常精神消费埋单。重要的是，和动辄上千元的演唱会门票相比，一场现场演出的票价并不高。
我们计算了2015年所有现场演出的单场均价，大部分小型现场的入场价格在40元至100元之间，这和一场电影的实际票价大致相当。票价超过200元的现场演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知名度高、懂得商业化运作的音乐人，对市场才有更好的号召力。
2015年11月24日，李志2016年跨年音乐会“动静”的3000多张演出票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最近两三年的巡演中，李志和他的团队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渠道和办法，解决短时间内大量歌迷抢票产生的瞬时流量。
继马頔、宋冬野、尧十三签约摩登天空之后，“麻油叶民间组织”也成了摩登天空旗下厂牌。今年他们的跨年玩乐会搬去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这是一个能容纳5000人的大场地，开售后3天内，最低价位的票就已售空。
与工人体育馆一街之隔的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演唱会举办地，在这个舞台演出过的不乏流行音乐领域中天王、天后级别的艺人：周杰伦、刘德华、张惠妹、陈奕迅……现在独立音乐人也开始登上这个最多能容纳6万人的舞台了。2015年9月12日，通过网络上大红的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万人演唱会。
好票房不意味着不亏损，现场演出只能是独立音乐人的额外收入，而不是账面上能够盈利的项目。“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现场演出，基本上就要饿死了。”大悲乐队的主唱华罗丹说。他们最近的一场演出是2016年元旦MAO Livehouse主办的上海红白摇滚歌会。大悲乐队是上海本土的摇滚乐队，除了贝斯手魏云清在专职做音乐，乐队中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上海的LiveHouse就这么几个，一般有邀请都不会拒绝，但演出费基本相当于车马费。”华罗丹更愿意把演出说成是一种享受。
而要保证一场好的演出，除了音乐人的状态投入，还需要有一个专业级的演出场所。“你仔细听是有区别的，音响的爆发点、声音爆发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上海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杨聿敏说，舞台、灯光、声控都是专业LiveHouse需要把控的环节，浅水湾甚至配备了中国少有的60平方米的超大LED屏幕。
2004年创办、2006年从演艺场地转型为LiveHouse的上海育音堂，则受限于本身的规模，只能每年对设备升级更新。“LiveHouse不是一个像餐饮或其他产业一样比较有回报的行业，纯粹靠自己是无法做到像资本运营的那样的。”在张海生看来，大部分中国的LiveHouse还是以个体运作为主，普遍存在经营较困难的情况。
在申亚楠的生活中，看现场还算不上一种必需，并且她也已经看过大多数独立音乐人的现场，“现在除了特别期待的，比如完全没看过的万青，剩下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真正能让你想去再看的，其实也没有。”不过碰上自己喜欢的乐队巡演，她还是会考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