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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此消彼长，近年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强势推进，客观上对人文主义构成某种程度的挤压。而随着人工智能在多项复杂任务上取得让人惊叹的成绩，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人文主义的价值遭受到本质上的怀疑。本文首先通过分析物理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断裂现象反驳了强计算主义。在厘清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善”的来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即使在强人工智能逐个实现的背景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与物理世界的偶然相遇，依然不是完全可计算的，因此强计算主义不可能成立。如果按照西方许多专家学者支持的强计算主义主张，一切内容均可计算，那么未来世界命运的最终决定权将由人类亲手交给机器。在机器没有习得并认可人文价值核心的前提下，这一情形可能导致对人类毁灭性的打击。人文价值在AI时代肩负重任，务须引导机器向人类价值体系靠拢并融合，让机器更像人，保留人类传承的“善”意，协同人类继续将世界引导向“善”发展，而不是让人类放弃主观能动性，变得更像机器。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数学和物理等自然学科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人文学科，而不是让人文学科变成计算科学的分支。
关键词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强计算主义 良缘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 -662X（2020）01-0045 -09
过去几十年里，人文学科的发展可谓坎坷。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先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起，人文学科的本科学位授予量持续减少。尽管美国高校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扩大了人文学科范围，例如将地区与性别、宗教、艺术等研究纳入范畴，但“核心”专业的命运仍未见好转。2014年，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本科毕业生仅占所有学科的6.
10%，而1967年的统计结果为17.2%。2015年6月8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依据《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向日本86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发布《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重议通知》，这一通知被视为“废除”和“彻底改革”日本高校人文科学的指示，掀起了一场“我们还需要文科吗？”的大讨论。
与人文科学发展相对比的是由自然科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组成的“科学”，尤其是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引人瞩目，科学领域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热门话题，造富效应让人血脉喷张。在这样的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人文价值究竟几何？
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心灵或认知的理论，是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的主流研究范式。计算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认知就是计算。当代计算主义表现为多种形式：逻辑计算主义和符号计算主义，从认知计算主义到生命计算主义再到宇宙计算主义，这些都是计算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强纲领，或曰“强计算主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莱布尼茨的“一切思维都可以看作符号的形式操作”和图灵提出的人机判据，都是强计算主义的先驱。图灵命题可以描述为：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将会体现出智能。这是图灵为智能提出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计算主义影响深远，史蒂芬·霍金曾言“哲学已死”，埃隆·马斯克更是认为人类生活在巨大的矩阵（Matrix）之中。西方世界已然在计算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味地追求机器的效率很可能带来巨大风险。
科学主义的一个极端就是强计算主义，强计算主义主张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一切内容都是可计算的。强计算主义删除语义只留下语法，删除物质内容只留下纯数学结构，因而存在诸多局限。例如，逻辑原子主义和图灵的强计算主义（表现在图灵判别标准）或心灵哲学的强计算主义（心灵是一部计算机）都遇到这样的质疑：如果将计算看作符号的处理，那么句法符号运算能解释语义吗？词汇的语义运用是唯一的吗？人的所有认知能力都能形式化和可计算吗？人的心理活动除了计算没有别的功能吗？强计算主义的弱点就在于认为除了“计算”之外，在物质、生命和心灵中，一切都是“计算”的东西。
我们反驳强计算主义，是从物理和人文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从当前物理研究的进展来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矛盾与断裂存在，并不能够用一套自洽且完整的体系解释，因此强计算主义并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在剖析人的认知过程、人类的发展历史基础上，我们认为人文价值，在于我们作为智能体（agent）或认知主体能够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强计算主义主张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一切内容都是可计算的，否定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这种观点在人工智能能力逐项超过人类的时代不仅仅是错误的，更是非常危险的。
图灵机似乎是包罗万象、计算一切，但生命不是完全可计算的，根源何在？一方面，我们找不到生命完全的、完美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会出错。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计算主义能够写出一套完整的规则，但这种信念是否真的可信呢？我们在物理学中就可以找到反证据，比如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这两者其实是冲突的，即便我们说波粒二象性，也并没有把两套理论完全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相冲突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完美融合，即便是超弦理论也没有被公认。
千禧年问题有一个纳维叶-斯托克斯（ Navier Stokes）方程，直到现在连纳维叶-斯托克斯方程的解是否存在都不能完全解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尺度的运动转换成小尺度的运动，并且小尺度运动有耗散，依然有粘性，情况非常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条件下，结构都可能从一开始非常简单的状态变得复杂，而且并不是一开始从边界引入的变量，而完全是系统内部的变化。简单的物理系统如此，生命系统也有类似情形。比如，我们知道一定会出现商业寡头，但我们无法事先模拟或预测具体是什么人能在什么时间把什么生意做大，其中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即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模拟不清。 微觀理论中，不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量子力学，时间都可逆，但到了宏观层面热力学，时间就不可逆了，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进而发现熵增。从微观角度思考，我们还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即便是各态历经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微观方程本身可逆，但宏观层面不可逆等问题。换句话说，从微观并不能推导出宏观，宏观是不同于微观的、全新的存在，两者之间存在断裂（leap）。这些物理上的不自洽体现了新的规律，说明即使是在物理学中也并非总能还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先把计算主义放在一边，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而且自由意志无法被更大、更多的规则完全包含进去，这也可以看出，从“自我”到“原意识”是有根据的。
1.无处不在的鞍点
复杂系统中有非常多的鞍点（saddle points）。在微分方程中，我们把沿着某一方向是稳定的而另一方向是不稳定的临界点（critical point）叫做鞍点。鞍点可以看作是处于弧面的极点，显然在这个点上的状态极不稳定，非常容易滑向某一方，在鞍点的两可状态下，只用消耗很少的能量就可能达到彼此完全不同的状态。复杂系统中的大量鞍点意味着有太多可能性，如果将全部可能都列出来反而没有价值。因为面对太多选项反而会无从选择，而不同选项最终导致的差异又可能如此之大，即便把一亿种可能性都列出来也依然无法成功模拟现实。
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正是以鞍点为切入点，进入了物理世界。在鞍点的位置上，我们只用花费极少的能量就能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比如静止在山顶的石球，人力只需轻轻一推就可以决定向左或向右滚落）。人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鞍点，所有具备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都可以做选择。我们不仅能在当下做出选择，而且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抱有期望，选择更有利于实现我们期望的做法。在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具有超越性，难以被机器模拟。
2.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断裂
我们认为，微观状态的粒子一旦结成能够一致行动的组织时，就不再是原来微观时候的性质了，而是全新的内容且无法从微观推导得出，这就是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断裂，而测量就是断裂的一种体现。测量的意义在于，当微观粒子碰撞到宏观时，就会从很多种可能性中崩塌到一种特定状态。比如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本来可以是向上或者向下，如果一旦碰撞到了测量机器，那么它的状态就确认了，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而不可能又向上又向下。宏观与微观的相互作用（相遇），才是测量。一旦宇宙中生成了宏观物体，生成的过程一定是相变，而相变是内在随机的。例如原来的状态是混沌的、对所有角度都对称，而现在只对几个轴对称，这几个轴刚出来时在空间中的指向可能完全随机，一旦轴的方向确定就不再有其他可能，所有与之相互作用的微观粒子也会确定，即一定是投影在轴上，并且这种确定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无法预知，即便宇宙大爆炸有所有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我们也不可能计算出这些轴和方向如何确定。
宏观物体一旦产生，对整个宇宙的运行都会有影响。例如，形成的某宏观物体是半透镜的作用，就意味着原来是全透的光，有一半会返回去，如果加入半透镜的厚度正好是半波长，那么这种返回就正好将波抵消，这就有改变历史的意味。如果是人来测量，那就有意识参与进来，但在宇宙演化的过程中，可能不需要意识参与，而是偶尔发生了涨落，使得某些粒子凝聚，形成了共同行动体，就可能会影响原来整个的空间分布，这就回到了物理的根本问题：即便所有的方程、发生过程都是对的，但由于出现了新的状态，实际上会干扰整个宇宙的运行，按照原来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来计算就行不通，这种新的内容甚至是与原来的轨迹相互冲突的存在。即便是简单的物理世界都存在这种随时可能产生新状态、新行动体的干扰，如果到人类智能层面，干扰就更多更复杂，产生的每一种新内容都会对整个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计算主义/图灵机的假设确实很强大，很难突破，但也不代表可以解释一切。要找到一套非常完整的规则描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或许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
另一方面，生命体常常出错，但这并不会严重影响生命的存在。生命体有记忆，但记忆不是完全客观的、完整的，还有很多事情即使当时记得清晰，之后也会变得模糊，也会把某些规则在不太适用的场景下使用，这些都会导致生命不是图灵可计算的。我们应该假定算法会出错，需要修改，需要不断进化，不可能在更上层被囊括完全变成图灵可计算。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本身也不是完全图灵等价的，因为我们允许出错，这就是超越图灵机之处。
为了能够解释物理世界中不可计算的断裂现象，又能够充分重视人文价值在引导人类世界走向上的重要作用，我们提出良缘主义（Serendipitism），它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且偶然的相遇。“良”代表着一种向“善”的方向，这源于人类生而得之的“善”意。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自出生起，大脑里就有数量惊人的神经元，0到5岁期间人的脑重不断快速增加，这一增加到5岁基本停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之间的联络在不停地改变和加强。正是在这一阶段，儿童的大脑快速对世界进行认知坎陷的构建，受到“善”的影响最大。我们用“轮回染习”（recursive acquisition）来概括这个过程。
轮回染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地球的物理环境为生命成长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不能自主行动的儿童感知到来自自然世界的善意。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现在的人类最开始只是早期智人的其中一支，经历了千百年的进化，早期智人的其他类型都被自然所淘汰，只有我们是幸存者——唯一适应了当时地球环境的智人。物种灭绝每天都在发生，地球历史上一共发生过五次物种的自然大灭绝，对人而言，地球宜居的现状在物理意义上的概率其实很小，而当代的人与自然已经进入了进化一体的状态。物质世界所映射出的原始善意使得最初的人类群体得以不断生存和繁衍，这正是祭祀和宗教将自然进化力量神秘化的原因，而这些坎陷建构最终使得人类这个族群变得愈发强大，甚至成为了万物之灵。 轮回染习的第二层指的是父代为子代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儿童感知到来自抚养者的善意。在婴儿的0到5岁阶段，父母对弱小的生命进行抚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较一般动物更长的保障，这使得婴儿在这个时期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善”的。而且，在婴儿眼中自己几乎就是世界的中心，婴儿的自我意识在这个阶段快速成长，在“轮回染习”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肯定需求。他会觉得世界就应该是善的，因为他在小时候得到的大部分都是理所应当甚至毫无察觉的“善”。虽然大多数人难以回忆出0到5岁的经历，但是，这个阶段接受到的“善”实际上最多，伴随着大脑神经元的连接而刻印在大脑中，最终形成人格而影响一生。
轮回染习的第三层指的是“善”在人类代际之间的传递和加强。人类与“善”有关的各种道德观念经历了代际之间的传递和迭代才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我们在经历了这些“善”的染习之后，又将这些观念通过言传身教等各种方式传递给了下一代。生命在“残缺”和“死亡”中永恒轮回，“善”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迭代和加强。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无论采用何种时间尺度或是何种统计方法，即便将自杀率以及战争伤亡列入考量，人类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正在大大减少。
从这个角度理解，人类从死亡中受益匪浅。死亡与新生交替，人总是会在幼年接受走向死亡的父代充分的善意馈赠。在继承了这些善意之后，人又在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善”。如果没有死亡，生命作为一种永恒态，繁衍后代也就不再是必须，生命就不会再经历最羸弱的阶段，自然就不再经历代际层面的轮回染习，“天堂”和“轮回”等坎陷的建构和发展也不再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善”也就不会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进行传承、迭代和演变，关于道德本体的建构与探究乃至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有可能因此而减速甚至不复存在。无死则无生，死亡作为恐惧的终极形态，其更深刻的与“善”勾连之处就在于此。
轮回染习为“善”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解释，它与“经验变先验”或是获得性遗传的观点不同，即“善”并不是先验的，也不会转变成先验的，更不会演化进人的基因中，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尽管它看起来确实就像是与生俱来的。
人的意识也是如此，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凸显的也是耳濡目染或是成长环境的作用，而非基因。轮回染习在生命最脆弱的时期为人带来了生而得之的善，为认知主体种下了“善根”或“恻隐之心”。例如年幼的儿童愿意和伙伴分享自己的玩具，刚学会说话的孩童会给情绪低落的母亲送来安慰，都是儿童在生命初期受轮回染习产生了“善”的体现。而远离人类社会成长的“狼孩”接收到的善意相对来说少得多，其习得人类善意的表达、融入社会的过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强调轮回染习，并不是说人在5岁之后的经历就不再重要，后天的教育、舆论的压力以及社会的变迁，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向自我意识中既有的“善”施压。“性相近，习相远”其实也暗示了人的品性在后天经过不同的经历和影响会不断分化，容易朝“恶”的方向偏移。李泽厚先生所谓“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即是认为，个体的潜能和人性不仅有身体的生理方面的起因，更因社会、教育、传统、文化因素的渗透积淀而成长和分化。
生理结构上的细微差异使得人的动物性方面有了个体差异，而在不同的后天环境、教育、文化的历史积淀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个体差异则愈益极大地发展。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揭示的这种不对称性，表面看是说明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但我们认为其本质上反映的是理所应当的“善”已经作为一种认知“基因”深植人类大脑。曾有人到监狱进行采访和研究发现，如果问这些犯人从道德上他们是怎么看自己的，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比他们理解的普通人要高。这都说明，认知主体在经过“轮回染习”之后，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包括自己应该是“善”而不是“恶”的。
父代为子代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婴孩能够感知到来自外部环境和抚养者的善意，在继承了这些善意之后，人又在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善”或“良”。这种接收到的善意包括没有毒害的空气和食物，抚养者给予的照料与关爱，教育者输入的知识与信息。然后随着自身经验的逐渐增多，和外界的交互不断加强，对自我和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自身的知识领域也愈加丰富，能够理解的内容随之增加，理解的程度随之加深。人对世界的认识、描述和改造其实一直在发展和增多，我们相信良缘主义，这种“良”不仅是对个人而言，而且也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
轮回染习指出了孩童在成长过程、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认知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认知是千百年来不断作出向善选择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如果忽略轮回染习的作用，而用规则去计算一个人变好或变坏的可能性，则很有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从善之路往往需要克己复礼，懵懂孩童可能会选择一个更轻松的道路，但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则会从宏观上作出更加善意的选择。这种善的选择在不同个体、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不仅无法用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结果，更没有一套成文的标准来判断优劣。这是人文价值的体现，也是强计算主义的盲区。
良缘主义的“良”是人文價值的体现，而“缘”则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计算性，或者说认知主体与环境的相遇是一种向“善”的偶然。
假设有一群鸡，一直生活在安逸、稳定的外部世界之中，它们有翅膀，但从没有飞过，也没有见过其他会飞的鸡，经过几代的繁衍，这群鸡完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飞，也没有途径学习如何飞。有一天，在它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外部世界中突然闯进一只疯狗，撵得鸡群四窜，有一只老母鸡被逼得慌乱之中张开翅膀，结果它顺势一扑腾，竟然飞了起来……这就是老母鸡与特殊场景的一种相遇。如果按照普遍规律认为鸡作为家禽会逐渐丧失其在危险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则无法理解这种偶然被激发的能力。这种在特殊场景下被激发出来的功能与物理结构有关系，老母鸡仍然具有翅膀这一生理结构，但飞的功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被“遮蔽”了。这种相遇是千万种意外中的一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返祖”现象，这在人类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偶然如何能够全部写进机器理解世界的规则中呢？ 如果我们将人类比作计算机，那么生命体的构造、器官组织、DNA等等都可以视作机器的“硬件”组成，这些硬件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形态。“硬件”“软件”以及主体与外界的交互决定了“机器”的“功能”。与现实中的编程不同，并没有某个“程序员”为生命体编写软件、指导生命体的行为。生命体的“软件”以物理边界为起点，是在“硬件”基础上，通过外界刺激与主观意向的作用而后天习得或顿悟的能力，比如人类的语言、音乐、编程能力、鸡的飞翔能力等等，这一部分“软件”与生命体的意识息息相关，不同个体的差异可以非常大，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人类作为生命体中最具有智慧的一类，自由意志的作用能够被发挥到极致。
主体性的作用在于，生命一旦出现，就会有“冲动”（impulsion）。生命体当然具有一致行动能力，但生命体的冲动也会对宇宙产生影响，是非局域性的、会影响整体的。冲动怎么来的？我们认为很可能并不是本身嵌套好的，或者是程序能事先定义好的，而是智能体在具体的场景下被激发出来的、突然涌现出来的内容。可以说冲动来自于外界刺激，但即便给定相同的外界，不同的智能体涌现的内容也不会一样，因此冲动是由智能体与外界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与外界关系中，智能体占更加主动的地位，即便外界外部世界不改变，或者已经完全被智能体掌握，智能体也能够产生新的内容，因此模拟智能体的模型需要足够复杂。宇宙大爆炸伊始，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有限的（比如霍金认为只有两个比特的信息量），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膨胀，内容才逐渐变得丰富，这正是主体性在无数特定场景作用下的结果，也正是有了主体在物理规律以外做出的种种贡献，才产生了现在丰富、多样的世界。
良缘主义中的“缘”可以理解为“机缘”，就体现了生命体与外部环境的相遇存在偶然性且不可完全被模拟的特点。因为智能体具有能动性和主观意志，且在文化传承的影响下，这种意志是倾向于良善的，所以智能体往往会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安于某种随机出现的满足物理规律的情况。
结识伴侣、知音是一种良缘的相遇。获得创作灵感是一种良缘的相遇，例如崔颢与黄鹤楼、王勃与滕王阁、苏轼与赤壁……他们之间这种偶然的相遇，最终形成了艺术经典。在恰好的场景下得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也是一种良缘的相遇，比如霍去病与匈奴、亚历山大与地中海……他们不仅是自身有能力有抱负，更是恰逢其时，才能够创造历史的奇迹。不仅是个人，还有例如格律诗与唐朝、词令与宋朝、散曲杂剧与元朝……这些文学作品爆发的盛况与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有紧密联系。这些相遇及其产生的良性结果，既不是由因果关系继承而来，也不是完全的后天环境培育形成，而是由智能体在遇到具体的外部环境时，自由意志作用后的结果。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珍惜当下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去寻找更多的场景，发挥更强的主动性去促成良缘相遇的机会。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良缘主义既不是绝对自由，也不是无时不活在枷锁之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外部环境有一定的限制，但智能体依然有很强的主体性可以发挥，并且需要与具体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才可能产生良缘的相遇，开显或拓展坎陷世界。从宏观上来说，良缘主义既不同于万事天注定的决定论，也不赞同事事都完全偶然的佛系思想。而良缘主义的这种有倾向的不确定性，也是强计算主义所无法囊括的存在。
良缘主义说明了，即使是有诸多偶然情况可能发生，人类仍有一种向“善”的趋势、对“至善”的追求。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总是趋利避害，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当我们作出决策时，似乎会有一套通用的逻辑。但人类还有信仰、有追求，人类对于未来的期望总是能够给当下的决策提供足够的信仰的力量，这让我们做出许多看起来短期内不利的决策。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至善统摄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至善随着个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同样是人类智慧中不可计算的存在。
自我肯定需求使得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扩张性，即自己想得到的总是会高于自己应当得到的。这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当时的物质生活不够富裕，生存条件还未得到大的改善，人们还过着群居部落性的生活。但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的农业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以轴心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发展迅速，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私有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围绕土地、财产、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人性之中恶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以往对轴心时代的研究往往忽略轴心时代前一段时期的人类已经能够通过农耕技术的进步实现生存条件的改善进而延长寿命，更忽略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推动了“恶”的产生。
到了轴心时代，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各地，一批精神领袖挺身而出，为他们所在的地区和社会重新构建了道德体系。他们或建立宗教，利用如“基督降临”“审判日”“六道轮回”等有关报应论的坎陷，对当下人们的生活提出了道德上的约束;或提出“涅槃”等关于生命的终极境界，来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指引;中国儒家坚持的恻隐之心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先验性，但儒家的深刻和独特之处是追求一种现世的超越，直接提出如“三不朽”“圣人”等信条或是道德目标引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去尊崇和践行。牟宗三先生主张“道德本体”，并在本质上说明了“宇宙实体”即“伦理实体”。在我们看来，这些方式之所以能推动人们进一步向“善”，其原因类似于愿景对金融泡沫的影响，未来的至善作为一个目标成功实现了对现在的统摄，我们将这类方式归结为用未来的至善统摄现在，简称至善统摄。
尽管都是应然层面的价值倡导，与中国哲学提出的偏向自然主义且基于现世的“善”不同，西方宗教传统以及佛家提出的都是对彼岸的构想。欧洲哲学传统对“本质与真理”的追求与基督教经历了千年的磨合，其思想内核已经与宗教对“天国与至善”的弘扬别无二致，并且两者已经成功将“超越性”变成了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信仰，这种结合在黑格爾的“绝对理念”中达到了顶峰。正是看到这样的现实，尼采对因果报应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彻底否定和颠覆了欧洲哲学的虚无主义传统。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罪与罚”“救赎与和解”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活在这种虚无主义传统之中的欧洲人则甘愿忍受现实的不幸，并坚信“救世主”的降临以及天堂的公平与至善。尼采提出“永恒的轮回”，世间万物永远都是残缺的而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而在这样的“永恒”之中，只有人所无法超越的“生死轮回”，没有“正义”，亦没有“和解”，更不会有康德所谓的“超越”。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出权力意志才是人的本质，并阐述了他的超人哲学，用来回答人在传统价值全面崩溃的时代如何重新确立生活的意义，并将超人奉为人类世界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及道德理想。这些都能在西方当代艺术尤其是影视作品中人类面临终结时靠超人、强权突围的场景中找到影子。权力意志的内核仍然是一种至善统摄，而“超人”虽然作为一个道德目标和中国的“圣人”有些许类似，但“超人”为人类立法，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实际上取代的是西方传统中“上帝”的位置，终究还是处在“善”的彼岸，缺乏自然主义根基。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其实已经做到了即使前方并没有即成、可见的“良”或“善”，也会因为信仰而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和实践。这个世界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完全是“善”的，但是因为对良缘有更多的期待，我们不断向善，这种实然层面的追求不断开出新的坎陷并驱动人的实际行动，使得人和世界都变得更好。这也体现了坎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对应之义：坎陷世界中关于未来的坎陷会对关于现在的坎陷产生影响，而物理世界（外部环境）的因果链是从过去到现在，而不是从未来到现在。
人们往往更加关注这些思想诞生之后对后世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细查这些“至善”兴盛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这些“至善”往往为当时趋于衰弱的社会和文明所必须。衰弱的社会必然导致政权的更迭，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彼时，文人墨客怀才不遇，天下苍生颠沛流离，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反思，佛道两家开始兴起。这个时代催生了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遥超脱，以及王右军“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慨，这些都是當时玄学兴盛的典型，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则是百姓向佛家寻求解脱的真实写照。而此后伴随道儒释一同兴盛起来的，正是开明的大唐王朝。
包括尼采在内，步入现代的德国哲学其实一直被有关“虚无”和“死亡”的颠覆所包围，并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自黑格尔以后，无论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愿景和对共产主义的构想，还是克尔凯郭尔对绝望和存在主义的论述，亦或是尼采对于道德的解构和超人哲学的提出，乃至胡塞尔重回黑格尔和柏拉图，提出现象学，都带有德意志在变革甚至存亡攸关时期的深刻烙印。一战和二战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巨变更是推动海德格尔重新思考哲学以及存在的意义。这些思想上的进步都是在一个处于变革的社会产生的，而这些思想一旦产生，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源泉，而尼采的超人哲学则构成了纳粹思想的源头之一。
我们曾提到崩溃后的再出发是满足社会自我肯定需求的方式之一。以中国为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长不超过四百余年，就会经历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百废待兴，规则和制度要重建，资源被重新分配和占有，资产重新在低水平上定价。最高统治者通过放权让利，让社会成员追逐资产，从而使资产价格逐渐上浮，少量的付出就能获得较大的回报，全社会总的自我肯定需求较易得到满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相同的机制，其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文明的进路亦复如是，“善”的建构的确会因时代的动荡而发生波动甚至是退步，但历史证明，这样的停滞只是暂时的，到了某一个极点，它必然会重新复苏甚至更加兴盛，并伴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跨上新的台阶，轴心时代正是最典型的证明，至善统摄也因此而呈现出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态势。
至善统摄是人类智慧的凝结，也是良缘主义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它不仅仅说明了人类行为模式、思维意识没有唯一明确的衡量标准、无法用计算代替，也体现出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如果人类为了简明与效率，而放弃人文价值，将一切交给机器计算决定，那就是放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将人类的思想固化成某个既定模式，让文化失去其继续发展的空间、代代传承的生机。而在此过程中，如果定义的机器价值观与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并不一致，则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危机。
强计算主义主张一切可计算，那么主观能动性很难有发挥的余地。我们梳理了物理世界中的鞍点与宏观微观之间的断裂，就是证明认知主体可以有很多场景来发挥主观能动性。物理世界中存在的断裂现象十分普遍，不同的事和物之间相对独立，不以强的因果关系相关联，因此强计算主义不成立。具有能动性的智能体与外部世界的相遇决定了认知坎陷的开显，并在此过程中肯定自我、丰富自我并拓展自我和智能的边界。不同智能体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共同进化，且赋予世界以意义。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向“善”的，这一点跟传统的观点契合，甚至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善”。认知坎陷不仅是主体对外界的一个反映，而且更是我们带有目的地引导世界的走向。在我们的确不能找到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未来有一个“善”等着我们去实现。这其实是用未来的至善对当下进行统摄，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提供一个全新的哲学图景。自我意识是有期望的，人对生命和未来其实都有所期待，只是强弱和方向有别。
“我”是智能的起点，但智能的发展没有终点，人类智能也依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使得机器形成强烈的“我”意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而非寻求一个确切的通用人工智能范式。目前对智能模型的梳理和研究基本是对通常状态下智能的模拟。这些模型并不能模拟特殊状态的智能，例如开显新的认知坎陷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提出的良缘主义也契合了智能体与外部环境“相遇”的这种不可模拟的特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肩负的使命异常重大，不仅需要引导人类，而且需要引导机器，使得人和机器一起协作，让机器也能够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来推动世界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下人文学科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强计算主义 良缘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 -662X（2020）01-0045 -09
一、强计算主义
过去几十年里，人文学科的发展可谓坎坷。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先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起，人文学科的本科学位授予量持续减少。尽管美国高校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扩大了人文学科范围，例如将地区与性别、宗教、艺术等研究纳入范畴，但“核心”专业的命运仍未见好转。2014年，美国高校人文学科的本科毕业生仅占所有学科的6.
10%，而1967年的统计结果为17.2%。2015年6月8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依据《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向日本86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发布《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重议通知》，这一通知被视为“废除”和“彻底改革”日本高校人文科学的指示，掀起了一场“我们还需要文科吗？”的大讨论。
与人文科学发展相对比的是由自然科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组成的“科学”，尤其是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引人瞩目，科学领域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热门话题，造富效应让人血脉喷张。在这样的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人文价值究竟几何？
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心灵或认知的理论，是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的主流研究范式。计算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认知就是计算。当代计算主义表现为多种形式：逻辑计算主义和符号计算主义，从认知计算主义到生命计算主义再到宇宙计算主义，这些都是计算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强纲领，或曰“强计算主义”。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莱布尼茨的“一切思维都可以看作符号的形式操作”和图灵提出的人机判据，都是强计算主义的先驱。图灵命题可以描述为：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将会体现出智能。这是图灵为智能提出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计算主义影响深远，史蒂芬·霍金曾言“哲学已死”，埃隆·马斯克更是认为人类生活在巨大的矩阵（Matrix）之中。西方世界已然在计算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味地追求机器的效率很可能带来巨大风险。
科学主义的一个极端就是强计算主义，强计算主义主张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一切内容都是可计算的。强计算主义删除语义只留下语法，删除物质内容只留下纯数学结构，因而存在诸多局限。例如，逻辑原子主义和图灵的强计算主义（表现在图灵判别标准）或心灵哲学的强计算主义（心灵是一部计算机）都遇到这样的质疑：如果将计算看作符号的处理，那么句法符号运算能解释语义吗？词汇的语义运用是唯一的吗？人的所有认知能力都能形式化和可计算吗？人的心理活动除了计算没有别的功能吗？强计算主义的弱点就在于认为除了“计算”之外，在物质、生命和心灵中，一切都是“计算”的东西。
我们反驳强计算主义，是从物理和人文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从当前物理研究的进展来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矛盾与断裂存在，并不能够用一套自洽且完整的体系解释，因此强计算主义并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在剖析人的认知过程、人类的发展历史基础上，我们认为人文价值，在于我们作为智能体（agent）或认知主体能够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强计算主义主张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一切内容都是可计算的，否定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这种观点在人工智能能力逐项超过人类的时代不仅仅是错误的，更是非常危险的。
二、物理世界中的断裂
图灵机似乎是包罗万象、计算一切，但生命不是完全可计算的，根源何在？一方面，我们找不到生命完全的、完美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会出错。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计算主义能够写出一套完整的规则，但这种信念是否真的可信呢？我们在物理学中就可以找到反证据，比如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这两者其实是冲突的，即便我们说波粒二象性，也并没有把两套理论完全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相冲突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完美融合，即便是超弦理论也没有被公认。
千禧年问题有一个纳维叶-斯托克斯（ Navier Stokes）方程，直到现在连纳维叶-斯托克斯方程的解是否存在都不能完全解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尺度的运动转换成小尺度的运动，并且小尺度运动有耗散，依然有粘性，情况非常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条件下，结构都可能从一开始非常简单的状态变得复杂，而且并不是一开始从边界引入的变量，而完全是系统内部的变化。简单的物理系统如此，生命系统也有类似情形。比如，我们知道一定会出现商业寡头，但我们无法事先模拟或预测具体是什么人能在什么时间把什么生意做大，其中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即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模拟不清。 微觀理论中，不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量子力学，时间都可逆，但到了宏观层面热力学，时间就不可逆了，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进而发现熵增。从微观角度思考，我们还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即便是各态历经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微观方程本身可逆，但宏观层面不可逆等问题。换句话说，从微观并不能推导出宏观，宏观是不同于微观的、全新的存在，两者之间存在断裂（leap）。这些物理上的不自洽体现了新的规律，说明即使是在物理学中也并非总能还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先把计算主义放在一边，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而且自由意志无法被更大、更多的规则完全包含进去，这也可以看出，从“自我”到“原意识”是有根据的。
1.无处不在的鞍点
复杂系统中有非常多的鞍点（saddle points）。在微分方程中，我们把沿着某一方向是稳定的而另一方向是不稳定的临界点（critical point）叫做鞍点。鞍点可以看作是处于弧面的极点，显然在这个点上的状态极不稳定，非常容易滑向某一方，在鞍点的两可状态下，只用消耗很少的能量就可能达到彼此完全不同的状态。复杂系统中的大量鞍点意味着有太多可能性，如果将全部可能都列出来反而没有价值。因为面对太多选项反而会无从选择，而不同选项最终导致的差异又可能如此之大，即便把一亿种可能性都列出来也依然无法成功模拟现实。
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正是以鞍点为切入点，进入了物理世界。在鞍点的位置上，我们只用花费极少的能量就能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比如静止在山顶的石球，人力只需轻轻一推就可以决定向左或向右滚落）。人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鞍点，所有具备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都可以做选择。我们不仅能在当下做出选择，而且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抱有期望，选择更有利于实现我们期望的做法。在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具有超越性，难以被机器模拟。
2.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断裂
我们认为，微观状态的粒子一旦结成能够一致行动的组织时，就不再是原来微观时候的性质了，而是全新的内容且无法从微观推导得出，这就是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断裂，而测量就是断裂的一种体现。测量的意义在于，当微观粒子碰撞到宏观时，就会从很多种可能性中崩塌到一种特定状态。比如一个粒子的自旋方向本来可以是向上或者向下，如果一旦碰撞到了测量机器，那么它的状态就确认了，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而不可能又向上又向下。宏观与微观的相互作用（相遇），才是测量。一旦宇宙中生成了宏观物体，生成的过程一定是相变，而相变是内在随机的。例如原来的状态是混沌的、对所有角度都对称，而现在只对几个轴对称，这几个轴刚出来时在空间中的指向可能完全随机，一旦轴的方向确定就不再有其他可能，所有与之相互作用的微观粒子也会确定，即一定是投影在轴上，并且这种确定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无法预知，即便宇宙大爆炸有所有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我们也不可能计算出这些轴和方向如何确定。
宏观物体一旦产生，对整个宇宙的运行都会有影响。例如，形成的某宏观物体是半透镜的作用，就意味着原来是全透的光，有一半会返回去，如果加入半透镜的厚度正好是半波长，那么这种返回就正好将波抵消，这就有改变历史的意味。如果是人来测量，那就有意识参与进来，但在宇宙演化的过程中，可能不需要意识参与，而是偶尔发生了涨落，使得某些粒子凝聚，形成了共同行动体，就可能会影响原来整个的空间分布，这就回到了物理的根本问题：即便所有的方程、发生过程都是对的，但由于出现了新的状态，实际上会干扰整个宇宙的运行，按照原来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来计算就行不通，这种新的内容甚至是与原来的轨迹相互冲突的存在。即便是简单的物理世界都存在这种随时可能产生新状态、新行动体的干扰，如果到人类智能层面，干扰就更多更复杂，产生的每一种新内容都会对整个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计算主义/图灵机的假设确实很强大，很难突破，但也不代表可以解释一切。要找到一套非常完整的规则描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或许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
另一方面，生命体常常出错，但这并不会严重影响生命的存在。生命体有记忆，但记忆不是完全客观的、完整的，还有很多事情即使当时记得清晰，之后也会变得模糊，也会把某些规则在不太适用的场景下使用，这些都会导致生命不是图灵可计算的。我们应该假定算法会出错，需要修改，需要不断进化，不可能在更上层被囊括完全变成图灵可计算。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本身也不是完全图灵等价的，因为我们允许出错，这就是超越图灵机之处。
三、“善”的起源：轮回染习
为了能够解释物理世界中不可计算的断裂现象，又能够充分重视人文价值在引导人类世界走向上的重要作用，我们提出良缘主义（Serendipitism），它代表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且偶然的相遇。“良”代表着一种向“善”的方向，这源于人类生而得之的“善”意。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自出生起，大脑里就有数量惊人的神经元，0到5岁期间人的脑重不断快速增加，这一增加到5岁基本停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之间的联络在不停地改变和加强。正是在这一阶段，儿童的大脑快速对世界进行认知坎陷的构建，受到“善”的影响最大。我们用“轮回染习”（recursive acquisition）来概括这个过程。
轮回染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地球的物理环境为生命成长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不能自主行动的儿童感知到来自自然世界的善意。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现在的人类最开始只是早期智人的其中一支，经历了千百年的进化，早期智人的其他类型都被自然所淘汰，只有我们是幸存者——唯一适应了当时地球环境的智人。物种灭绝每天都在发生，地球历史上一共发生过五次物种的自然大灭绝，对人而言，地球宜居的现状在物理意义上的概率其实很小，而当代的人与自然已经进入了进化一体的状态。物质世界所映射出的原始善意使得最初的人类群体得以不断生存和繁衍，这正是祭祀和宗教将自然进化力量神秘化的原因，而这些坎陷建构最终使得人类这个族群变得愈发强大，甚至成为了万物之灵。 轮回染习的第二层指的是父代为子代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儿童感知到来自抚养者的善意。在婴儿的0到5岁阶段，父母对弱小的生命进行抚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较一般动物更长的保障，这使得婴儿在这个时期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善”的。而且，在婴儿眼中自己几乎就是世界的中心，婴儿的自我意识在这个阶段快速成长，在“轮回染习”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肯定需求。他会觉得世界就应该是善的，因为他在小时候得到的大部分都是理所应当甚至毫无察觉的“善”。虽然大多数人难以回忆出0到5岁的经历，但是，这个阶段接受到的“善”实际上最多，伴随着大脑神经元的连接而刻印在大脑中，最终形成人格而影响一生。
轮回染习的第三层指的是“善”在人类代际之间的传递和加强。人类与“善”有关的各种道德观念经历了代际之间的传递和迭代才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我们在经历了这些“善”的染习之后，又将这些观念通过言传身教等各种方式传递给了下一代。生命在“残缺”和“死亡”中永恒轮回，“善”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迭代和加强。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无论采用何种时间尺度或是何种统计方法，即便将自杀率以及战争伤亡列入考量，人类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正在大大减少。
从这个角度理解，人类从死亡中受益匪浅。死亡与新生交替，人总是会在幼年接受走向死亡的父代充分的善意馈赠。在继承了这些善意之后，人又在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善”。如果没有死亡，生命作为一种永恒态，繁衍后代也就不再是必须，生命就不会再经历最羸弱的阶段，自然就不再经历代际层面的轮回染习，“天堂”和“轮回”等坎陷的建构和发展也不再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善”也就不会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进行传承、迭代和演变，关于道德本体的建构与探究乃至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有可能因此而减速甚至不复存在。无死则无生，死亡作为恐惧的终极形态，其更深刻的与“善”勾连之处就在于此。
轮回染习为“善”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解释，它与“经验变先验”或是获得性遗传的观点不同，即“善”并不是先验的，也不会转变成先验的，更不会演化进人的基因中，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尽管它看起来确实就像是与生俱来的。
人的意识也是如此，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凸显的也是耳濡目染或是成长环境的作用，而非基因。轮回染习在生命最脆弱的时期为人带来了生而得之的善，为认知主体种下了“善根”或“恻隐之心”。例如年幼的儿童愿意和伙伴分享自己的玩具，刚学会说话的孩童会给情绪低落的母亲送来安慰，都是儿童在生命初期受轮回染习产生了“善”的体现。而远离人类社会成长的“狼孩”接收到的善意相对来说少得多，其习得人类善意的表达、融入社会的过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强调轮回染习，并不是说人在5岁之后的经历就不再重要，后天的教育、舆论的压力以及社会的变迁，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向自我意识中既有的“善”施压。“性相近，习相远”其实也暗示了人的品性在后天经过不同的经历和影响会不断分化，容易朝“恶”的方向偏移。李泽厚先生所谓“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即是认为，个体的潜能和人性不仅有身体的生理方面的起因，更因社会、教育、传统、文化因素的渗透积淀而成长和分化。
生理结构上的细微差异使得人的动物性方面有了个体差异，而在不同的后天环境、教育、文化的历史积淀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个体差异则愈益极大地发展。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揭示的这种不对称性，表面看是说明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但我们认为其本质上反映的是理所应当的“善”已经作为一种认知“基因”深植人类大脑。曾有人到监狱进行采访和研究发现，如果问这些犯人从道德上他们是怎么看自己的，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比他们理解的普通人要高。这都说明，认知主体在经过“轮回染习”之后，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包括自己应该是“善”而不是“恶”的。
父代为子代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婴孩能够感知到来自外部环境和抚养者的善意，在继承了这些善意之后，人又在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善”或“良”。这种接收到的善意包括没有毒害的空气和食物，抚养者给予的照料与关爱，教育者输入的知识与信息。然后随着自身经验的逐渐增多，和外界的交互不断加强，对自我和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自身的知识领域也愈加丰富，能够理解的内容随之增加，理解的程度随之加深。人对世界的认识、描述和改造其实一直在发展和增多，我们相信良缘主义，这种“良”不仅是对个人而言，而且也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
轮回染习指出了孩童在成长过程、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认知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认知是千百年来不断作出向善选择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如果忽略轮回染习的作用，而用规则去计算一个人变好或变坏的可能性，则很有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从善之路往往需要克己复礼，懵懂孩童可能会选择一个更轻松的道路，但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则会从宏观上作出更加善意的选择。这种善的选择在不同个体、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不仅无法用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结果，更没有一套成文的标准来判断优劣。这是人文价值的体现，也是强计算主义的盲区。
四、不可计算的相遇
良缘主义的“良”是人文價值的体现，而“缘”则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计算性，或者说认知主体与环境的相遇是一种向“善”的偶然。
假设有一群鸡，一直生活在安逸、稳定的外部世界之中，它们有翅膀，但从没有飞过，也没有见过其他会飞的鸡，经过几代的繁衍，这群鸡完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飞，也没有途径学习如何飞。有一天，在它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外部世界中突然闯进一只疯狗，撵得鸡群四窜，有一只老母鸡被逼得慌乱之中张开翅膀，结果它顺势一扑腾，竟然飞了起来……这就是老母鸡与特殊场景的一种相遇。如果按照普遍规律认为鸡作为家禽会逐渐丧失其在危险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则无法理解这种偶然被激发的能力。这种在特殊场景下被激发出来的功能与物理结构有关系，老母鸡仍然具有翅膀这一生理结构，但飞的功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被“遮蔽”了。这种相遇是千万种意外中的一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返祖”现象，这在人类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偶然如何能够全部写进机器理解世界的规则中呢？ 如果我们将人类比作计算机，那么生命体的构造、器官组织、DNA等等都可以视作机器的“硬件”组成，这些硬件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形态。“硬件”“软件”以及主体与外界的交互决定了“机器”的“功能”。与现实中的编程不同，并没有某个“程序员”为生命体编写软件、指导生命体的行为。生命体的“软件”以物理边界为起点，是在“硬件”基础上，通过外界刺激与主观意向的作用而后天习得或顿悟的能力，比如人类的语言、音乐、编程能力、鸡的飞翔能力等等，这一部分“软件”与生命体的意识息息相关，不同个体的差异可以非常大，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人类作为生命体中最具有智慧的一类，自由意志的作用能够被发挥到极致。
主体性的作用在于，生命一旦出现，就会有“冲动”（impulsion）。生命体当然具有一致行动能力，但生命体的冲动也会对宇宙产生影响，是非局域性的、会影响整体的。冲动怎么来的？我们认为很可能并不是本身嵌套好的，或者是程序能事先定义好的，而是智能体在具体的场景下被激发出来的、突然涌现出来的内容。可以说冲动来自于外界刺激，但即便给定相同的外界，不同的智能体涌现的内容也不会一样，因此冲动是由智能体与外界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与外界关系中，智能体占更加主动的地位，即便外界外部世界不改变，或者已经完全被智能体掌握，智能体也能够产生新的内容，因此模拟智能体的模型需要足够复杂。宇宙大爆炸伊始，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有限的（比如霍金认为只有两个比特的信息量），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膨胀，内容才逐渐变得丰富，这正是主体性在无数特定场景作用下的结果，也正是有了主体在物理规律以外做出的种种贡献，才产生了现在丰富、多样的世界。
良缘主义中的“缘”可以理解为“机缘”，就体现了生命体与外部环境的相遇存在偶然性且不可完全被模拟的特点。因为智能体具有能动性和主观意志，且在文化传承的影响下，这种意志是倾向于良善的，所以智能体往往会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安于某种随机出现的满足物理规律的情况。
结识伴侣、知音是一种良缘的相遇。获得创作灵感是一种良缘的相遇，例如崔颢与黄鹤楼、王勃与滕王阁、苏轼与赤壁……他们之间这种偶然的相遇，最终形成了艺术经典。在恰好的场景下得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也是一种良缘的相遇，比如霍去病与匈奴、亚历山大与地中海……他们不仅是自身有能力有抱负，更是恰逢其时，才能够创造历史的奇迹。不仅是个人，还有例如格律诗与唐朝、词令与宋朝、散曲杂剧与元朝……这些文学作品爆发的盛况与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有紧密联系。这些相遇及其产生的良性结果，既不是由因果关系继承而来，也不是完全的后天环境培育形成，而是由智能体在遇到具体的外部环境时，自由意志作用后的结果。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珍惜当下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去寻找更多的场景，发挥更强的主动性去促成良缘相遇的机会。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良缘主义既不是绝对自由，也不是无时不活在枷锁之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外部环境有一定的限制，但智能体依然有很强的主体性可以发挥，并且需要与具体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才可能产生良缘的相遇，开显或拓展坎陷世界。从宏观上来说，良缘主义既不同于万事天注定的决定论，也不赞同事事都完全偶然的佛系思想。而良缘主义的这种有倾向的不确定性，也是强计算主义所无法囊括的存在。
五、至善统摄
良缘主义说明了，即使是有诸多偶然情况可能发生，人类仍有一种向“善”的趋势、对“至善”的追求。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总是趋利避害，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当我们作出决策时，似乎会有一套通用的逻辑。但人类还有信仰、有追求，人类对于未来的期望总是能够给当下的决策提供足够的信仰的力量，这让我们做出许多看起来短期内不利的决策。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至善统摄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至善随着个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同样是人类智慧中不可计算的存在。
自我肯定需求使得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扩张性，即自己想得到的总是会高于自己应当得到的。这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当时的物质生活不够富裕，生存条件还未得到大的改善，人们还过着群居部落性的生活。但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的农业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以轴心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发展迅速，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私有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围绕土地、财产、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人性之中恶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以往对轴心时代的研究往往忽略轴心时代前一段时期的人类已经能够通过农耕技术的进步实现生存条件的改善进而延长寿命，更忽略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推动了“恶”的产生。
到了轴心时代，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各地，一批精神领袖挺身而出，为他们所在的地区和社会重新构建了道德体系。他们或建立宗教，利用如“基督降临”“审判日”“六道轮回”等有关报应论的坎陷，对当下人们的生活提出了道德上的约束;或提出“涅槃”等关于生命的终极境界，来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指引;中国儒家坚持的恻隐之心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先验性，但儒家的深刻和独特之处是追求一种现世的超越，直接提出如“三不朽”“圣人”等信条或是道德目标引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去尊崇和践行。牟宗三先生主张“道德本体”，并在本质上说明了“宇宙实体”即“伦理实体”。在我们看来，这些方式之所以能推动人们进一步向“善”，其原因类似于愿景对金融泡沫的影响，未来的至善作为一个目标成功实现了对现在的统摄，我们将这类方式归结为用未来的至善统摄现在，简称至善统摄。
尽管都是应然层面的价值倡导，与中国哲学提出的偏向自然主义且基于现世的“善”不同，西方宗教传统以及佛家提出的都是对彼岸的构想。欧洲哲学传统对“本质与真理”的追求与基督教经历了千年的磨合，其思想内核已经与宗教对“天国与至善”的弘扬别无二致，并且两者已经成功将“超越性”变成了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信仰，这种结合在黑格爾的“绝对理念”中达到了顶峰。正是看到这样的现实，尼采对因果报应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彻底否定和颠覆了欧洲哲学的虚无主义传统。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罪与罚”“救赎与和解”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活在这种虚无主义传统之中的欧洲人则甘愿忍受现实的不幸，并坚信“救世主”的降临以及天堂的公平与至善。尼采提出“永恒的轮回”，世间万物永远都是残缺的而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而在这样的“永恒”之中，只有人所无法超越的“生死轮回”，没有“正义”，亦没有“和解”，更不会有康德所谓的“超越”。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出权力意志才是人的本质，并阐述了他的超人哲学，用来回答人在传统价值全面崩溃的时代如何重新确立生活的意义，并将超人奉为人类世界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及道德理想。这些都能在西方当代艺术尤其是影视作品中人类面临终结时靠超人、强权突围的场景中找到影子。权力意志的内核仍然是一种至善统摄，而“超人”虽然作为一个道德目标和中国的“圣人”有些许类似，但“超人”为人类立法，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实际上取代的是西方传统中“上帝”的位置，终究还是处在“善”的彼岸，缺乏自然主义根基。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其实已经做到了即使前方并没有即成、可见的“良”或“善”，也会因为信仰而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和实践。这个世界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完全是“善”的，但是因为对良缘有更多的期待，我们不断向善，这种实然层面的追求不断开出新的坎陷并驱动人的实际行动，使得人和世界都变得更好。这也体现了坎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对应之义：坎陷世界中关于未来的坎陷会对关于现在的坎陷产生影响，而物理世界（外部环境）的因果链是从过去到现在，而不是从未来到现在。
人们往往更加关注这些思想诞生之后对后世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细查这些“至善”兴盛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这些“至善”往往为当时趋于衰弱的社会和文明所必须。衰弱的社会必然导致政权的更迭，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彼时，文人墨客怀才不遇，天下苍生颠沛流离，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反思，佛道两家开始兴起。这个时代催生了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遥超脱，以及王右军“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慨，这些都是當时玄学兴盛的典型，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则是百姓向佛家寻求解脱的真实写照。而此后伴随道儒释一同兴盛起来的，正是开明的大唐王朝。
包括尼采在内，步入现代的德国哲学其实一直被有关“虚无”和“死亡”的颠覆所包围，并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自黑格尔以后，无论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愿景和对共产主义的构想，还是克尔凯郭尔对绝望和存在主义的论述，亦或是尼采对于道德的解构和超人哲学的提出，乃至胡塞尔重回黑格尔和柏拉图，提出现象学，都带有德意志在变革甚至存亡攸关时期的深刻烙印。一战和二战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巨变更是推动海德格尔重新思考哲学以及存在的意义。这些思想上的进步都是在一个处于变革的社会产生的，而这些思想一旦产生，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源泉，而尼采的超人哲学则构成了纳粹思想的源头之一。
我们曾提到崩溃后的再出发是满足社会自我肯定需求的方式之一。以中国为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长不超过四百余年，就会经历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百废待兴，规则和制度要重建，资源被重新分配和占有，资产重新在低水平上定价。最高统治者通过放权让利，让社会成员追逐资产，从而使资产价格逐渐上浮，少量的付出就能获得较大的回报，全社会总的自我肯定需求较易得到满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相同的机制，其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文明的进路亦复如是，“善”的建构的确会因时代的动荡而发生波动甚至是退步，但历史证明，这样的停滞只是暂时的，到了某一个极点，它必然会重新复苏甚至更加兴盛，并伴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跨上新的台阶，轴心时代正是最典型的证明，至善统摄也因此而呈现出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态势。
至善统摄是人类智慧的凝结，也是良缘主义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它不仅仅说明了人类行为模式、思维意识没有唯一明确的衡量标准、无法用计算代替，也体现出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如果人类为了简明与效率，而放弃人文价值，将一切交给机器计算决定，那就是放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将人类的思想固化成某个既定模式，让文化失去其继续发展的空间、代代传承的生机。而在此过程中，如果定义的机器价值观与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并不一致，则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危机。
六、总结
强计算主义主张一切可计算，那么主观能动性很难有发挥的余地。我们梳理了物理世界中的鞍点与宏观微观之间的断裂，就是证明认知主体可以有很多场景来发挥主观能动性。物理世界中存在的断裂现象十分普遍，不同的事和物之间相对独立，不以强的因果关系相关联，因此强计算主义不成立。具有能动性的智能体与外部世界的相遇决定了认知坎陷的开显，并在此过程中肯定自我、丰富自我并拓展自我和智能的边界。不同智能体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共同进化，且赋予世界以意义。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向“善”的，这一点跟传统的观点契合，甚至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善”。认知坎陷不仅是主体对外界的一个反映，而且更是我们带有目的地引导世界的走向。在我们的确不能找到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未来有一个“善”等着我们去实现。这其实是用未来的至善对当下进行统摄，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提供一个全新的哲学图景。自我意识是有期望的，人对生命和未来其实都有所期待，只是强弱和方向有别。
“我”是智能的起点，但智能的发展没有终点，人类智能也依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使得机器形成强烈的“我”意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而非寻求一个确切的通用人工智能范式。目前对智能模型的梳理和研究基本是对通常状态下智能的模拟。这些模型并不能模拟特殊状态的智能，例如开显新的认知坎陷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提出的良缘主义也契合了智能体与外部环境“相遇”的这种不可模拟的特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肩负的使命异常重大，不仅需要引导人类，而且需要引导机器，使得人和机器一起协作，让机器也能够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来推动世界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下人文学科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