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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经济遇到全球经济寒湖？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够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常态？原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郭占恒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大势正面临七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性调整和变化。而这些调整和变化，正深刻影响金球及中国的经济走势、战略布局与政策选择。
中央一再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一词，最初是2010年l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概念。意思是说，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前那种稳定的“正”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这个全新的“正常”状态，就是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和低增长。据统计，世界经济增长已由危机前20年的年均5%左右，下滑到2008年以来年均不到3%，预计今后一个时期也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同时，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式也已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在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导入的，并且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甚至还包括社会矛盾凸显期、环境治理紧迫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国际市场低迷常态期、国际地区冲突频发期等“多期叠加”，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全面转型。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趋势，经过多年特别是中、美等国的努力，2015年l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近200个缔约方终于一致通过《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l.5 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入冬以来，中国自北向南连续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严重雾霾，PM2.5 屡屡爆表，严重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生存问题再一次提到最紧迫的位置。
由此可以说，节能减排，治理雾霾，不仅是遵循《巴黎协定》，遵守国际承诺，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完全可以预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应为治理污染、治理雾霾让路，一切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项目都应在关停并转之列，而且实行最严厉的行政问责和法律追究。这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转型代价，也是一种历史还债，同时也为新能源、节能环保、大健康等绿色产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
产品大进大出，废气、废水、废物直接排放等， 一直是传统工业化的标配；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一直是各地发展经济的首选战略，也是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随着工业化峰值的提前到来，这种发展场景正在成为过去，传统制造业正逐步向智能制造转变。随着页岩气、石墨烯电池、火箭回收、智能机器人等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传统工业制造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而大规模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必然反助服务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服务业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而是与工业紧密结合，尤其是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服务型工业化，或工业型服务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放缓，同时也积累了诸多压缩型城市化的问题，面临复杂而艰难的转型任务。
城市化结构性问题凸显。一是城乡结构突出，各类资源大规模向城市集聚，造成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许多村落衰败甚至消失；二是地区结构矛盾突出，各类资源大规模向沿海城市集聚，尤其向北上广深等城市集聚，造成中国特有的城市分级论等，由此造成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教育、医疗、人口等分布严重失衡；三是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结构突出；四是“城市病”问题突出。
由此可见，中国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即将结束；而以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即将开启；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是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应是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延伸，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向中西部城市化延伸，大城市资源向中小城市延伸，中小城市资源向中心镇和中心村延伸，以资源和产业疏导带动人口流动，走就地就近城市化道路，使国土资源分布重新得到整合和提升，使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得到复兴。在城市化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各地“特色小镇”应运而生。
过去维系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目前这一情况已发生拐点。“人口红利”的减弱导致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减弱。
劳动力供给绝对减少和工资水平大幅上升，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这不仅带来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减弱，还会带来养老保险金支出总额越来越大，青壮年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老年人看病、赡养、失能老人临终关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导入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模式。一是以“人才红利”替换“人口红利”，包括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实施质量提升、自主品牌、标准化三大战略，充分激活和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三是大规模采用“机器换人”，减人增效。四是抓紧研究制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換、退休年齡延长、养老保险标准支付，以及其他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政策。
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和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传统机器人也发展为具有感覺要素、运动要素和思考要素的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越来越成为生产、救援甚至军事领域的主力军。企业大规模使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传统工人，必然会大幅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值凝结的空间。
今后“互联网+”将连接一切，将催生一大批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互联网+”的结果，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未必会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张，因为“互联网+”的增长是以传统模式的升级或消亡为代价的。
中国经过38年来的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入篮”，成立亚投行，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由配角变为主角，由全球经济的参加者变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执行者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将更多以全球为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提升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挑战来说，中国的成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围堵和竞争。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央一再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一词，最初是2010年l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概念。意思是说，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前那种稳定的“正”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这个全新的“正常”状态，就是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和低增长。据统计，世界经济增长已由危机前20年的年均5%左右，下滑到2008年以来年均不到3%，预计今后一个时期也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同时，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式也已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在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导入的，并且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甚至还包括社会矛盾凸显期、环境治理紧迫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国际市场低迷常态期、国际地区冲突频发期等“多期叠加”，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全面转型。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很快达到峰值
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趋势，经过多年特别是中、美等国的努力，2015年l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近200个缔约方终于一致通过《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l.5 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入冬以来，中国自北向南连续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严重雾霾，PM2.5 屡屡爆表，严重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生存问题再一次提到最紧迫的位置。
由此可以说，节能减排，治理雾霾，不仅是遵循《巴黎协定》，遵守国际承诺，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完全可以预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应为治理污染、治理雾霾让路，一切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项目都应在关停并转之列，而且实行最严厉的行政问责和法律追究。这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转型代价，也是一种历史还债，同时也为新能源、节能环保、大健康等绿色产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
中国工业化峰值已过，正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
产品大进大出，废气、废水、废物直接排放等， 一直是传统工业化的标配；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一直是各地发展经济的首选战略，也是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随着工业化峰值的提前到来，这种发展场景正在成为过去，传统制造业正逐步向智能制造转变。随着页岩气、石墨烯电池、火箭回收、智能机器人等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传统工业制造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而大规模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必然反助服务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服务业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而是与工业紧密结合，尤其是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服务型工业化，或工业型服务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放缓，同时也积累了诸多压缩型城市化的问题，面临复杂而艰难的转型任务。
城市化结构性问题凸显。一是城乡结构突出，各类资源大规模向城市集聚，造成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许多村落衰败甚至消失；二是地区结构矛盾突出，各类资源大规模向沿海城市集聚，尤其向北上广深等城市集聚，造成中国特有的城市分级论等，由此造成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教育、医疗、人口等分布严重失衡；三是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结构突出；四是“城市病”问题突出。
由此可见，中国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即将结束；而以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即将开启；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是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应是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延伸，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向中西部城市化延伸，大城市资源向中小城市延伸，中小城市资源向中心镇和中心村延伸，以资源和产业疏导带动人口流动，走就地就近城市化道路，使国土资源分布重新得到整合和提升，使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得到复兴。在城市化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各地“特色小镇”应运而生。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过去维系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目前这一情况已发生拐点。“人口红利”的减弱导致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减弱。
劳动力供给绝对减少和工资水平大幅上升，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这不仅带来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减弱，还会带来养老保险金支出总额越来越大，青壮年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老年人看病、赡养、失能老人临终关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导入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模式。一是以“人才红利”替换“人口红利”，包括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实施质量提升、自主品牌、标准化三大战略，充分激活和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三是大规模采用“机器换人”，减人增效。四是抓紧研究制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換、退休年齡延长、养老保险标准支付，以及其他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政策。
中国已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
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和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传统机器人也发展为具有感覺要素、运动要素和思考要素的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越来越成为生产、救援甚至军事领域的主力军。企业大规模使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传统工人，必然会大幅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值凝结的空间。
今后“互联网+”将连接一切，将催生一大批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互联网+”的结果，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未必会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张，因为“互联网+”的增长是以传统模式的升级或消亡为代价的。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
中国经过38年来的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入篮”，成立亚投行，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由配角变为主角，由全球经济的参加者变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执行者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将更多以全球为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提升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挑战来说，中国的成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围堵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