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中西方在语言、语境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的根本差异，就无法填补大洋两岸的鸿沟。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待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的方式也与西方对中国的解读截然不同。
　　现在是科技时代，严格来说，科学应该能够预知未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作决定。但在不确定性的时代，即便是最好的经济学模型也没能预测到全球金融危机。
　　古代人是怎么作决策的呢？他们依靠历史、自身经验或神谕，夜观天象或神秘巫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只能根据手中的信息来作决定，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只能去求助于信任的人或事物。
　　有些人去《圣经》这样的古老圣典里寻找答案，靠牧师来解读上帝的旨意。公元前1400年，古希腊人向德尔斐神谕寻求启示，由女祭司们解读谜题中的预示。占卜在当时是很严肃的事情，连天文学家也会夜观天象寻找某种宇宙的秩序。
　　很多人认为中国哲学始于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但孔子学说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它将其之前已存的古典书籍编纂成五经，其中就包括《易经》。典籍翻译的普遍问题是很难区分是忠于原文还是添加了译者的诠释。典籍的解读取决于译者的偏见或无知。所以阅读典籍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我认为《易经》应当被看作中国古代科学的典籍，而不是占卜或伪科学。《易经》包括两本，一本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包括相传为三皇之首的伏羲所创造的八卦，以及周代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
　　简单地说，八卦代表了从好到坏的八种可能情况，而六十四卦表示64种可能的结果。另一本书是在400年-600年年后由孔子及其弟子编纂，帮助解释这些卜卦的意思。要用《易经》进行占卜或决策，可随机选取一卦，然后去书里寻找它的含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和中国对待生命的不同方式。
　　科学之所以在西方取得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来自阿拉伯语的字母语言让人们可以更精确地定义字词及其含义。今天的英语包括100多个单词。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概念都是由语言定义的。
　　而中文是表意和拼音文字，意味着每个字都包括原本是图形的部首。例如“人”这个字明显是一个站立的人的形象。
　　由于每个单字的读音有限，每个字有四五种音调，复杂的词组由不同单字组成。多数人只要掌握两三千个中文单字就能阅读基础的中文，单字最多也就5万个左右。词组则由两三个单字构成。
　　由于中文的读音、音调和单字数量有限，因此不像英文那么精确。一个单字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和读音，因此中文只能根据上下文来理解。所以当我听中国人讲话时，常常要问这个读音或单词是用在什么语境下。我们需要上下文信息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
　　而沿袭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西方科学是还原论和线性的，追求的是因果关系。而西方的语言也有助于精确的定义和连贯的逻辑。中文固有的模糊性意味着概念思维更加有机和更具流动性，更依赖个人解读甚至是猜测。
　　换言之，自然科学让机器之间的交流更加准确，而人之间的交流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更注重定性分析，因为一个人无法完全理解另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价值和偏好。社会科学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假定有完整的信息，也就是排除了不确定性。建立在这种完整信息和理性玩家（机械决策）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带来精确或“优化”的最佳结果。最佳理想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能让生活回归平衡或稳定。
　　而现实生活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八卦意味着在好坏或黑白之间，任何决策将带来八种可能结果：好，坏，好坏兼备的六种可能。六十四卦就更加复杂，因为黑白只是两种可能体现，而剩下则是62种不同程度的灰色。
　　因此，非黑即白的观点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处在灰色地带。
　　能够说明中西方思维差异的最佳游戏就是国际象棋和围棋。国际象棋有六种棋子，有非常明确的线性移动模式，它让人不得不进行逻辑和顺序性思维。而围棋只有黑白两种棋子，但棋子可以放在棋盘的任何位置，因此棋手需要进行空间思维，不断猜测对方的意图。
　　不理解中西方在语言、语境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的根本差异，就无法填补大洋两岸的鸿沟。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待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的方式也与西方对中国的解读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