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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现象从来就是一种系统现象，而整个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组成。当今，政治系统主要由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组成，同时，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也就是党、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应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
关键词：系统 党 国家 社会 中国共产党 执政方式 创新
1.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1.1 系统是多元的，是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因为只有存在有差别的多个事物，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整合成一个系统的要求。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子系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系统“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1.2 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开放的越有效，越利于系统病态的消除或者解体”。当然系统不是百分之百的开放，否则它也不能称之为系统：系统也存在封闭的一面，因为“从环境输入系统的并非对系统都有利，什么东西不能输入，什么东西需要输入，输入多少，如何输入，都需要管理控制。系统对环境的输出也不是任意的，什么东西不允许输出，什么东西允许输出，输出的数量和方式，都需要管理控制”，所以系统的封闭性也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系统是开放性与封闭性的适当统一，开放是绝对的，封闭是相对的。
1.3 系统是有边界的，即它存在着某些始点和终点。“从空间上看，边界是把系统与环境分开来的所有点的集合(曲线、曲面或超曲面)。从逻辑上看，边界是系统的形成关系从起作用到不起作用的最大范围。由此，系统具有边界性，也就存在着独立自主的空间，存在着“边界的互不侵犯”规则，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系统向更高层次进化时，就需要打破“边界的互不侵犯”规则。
1.4 系统具有自主性，即它不是完全被动的，再加上系统的边界性。因此，系统就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1.5 系统具有自利性，即系统的生存本能，表现着一定的利益需求，与此同时，系统是开放的，它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着扩张性，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再加上系统的自主性，这样通过其扩张性与自主性的互动，就可能会产生系统的自利性，根据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基本假设“任何社会系统都有一种趋向稳定的主导趋势”，同时系统也有封闭性的一面，进而就可能会产生系统的保守性。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不能无限夸大，这只是在系统之间缺少正常的互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1.6 系统之间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至少在同一层级上的系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类社会就是从原始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逻辑发展中进化，而生产力因素起了主导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为系统之间关系的优化提供基础性条件。系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只是功能不同，只是所处的时空位置差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才产生了不平等的关系。
1.7 系统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作用力的大小不同，会出现作用力的正负，因此系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能“以大压小”，歧视其它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2.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分析。
2.1 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应该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流，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这样，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也能整合成更高层次系统的结构功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从而也为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彻底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运作的唯一主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封闭性。而市场经济以强大的穿透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点，独立、平等、民主、自由、参与、责任等意识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进而改变了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的拓展产生了社会利益分化，这些分化的利益又是彼此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为维护自身利益，各利益主体都会要求“游戏规则”公平、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参与政治过程，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进行持续改革，使其权力运作透明化、廉洁化、高效化。
2.2 系统具有自主性与自利性，有一定的边界。公共选择理论就认为，国家政权系统天生就有自利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由此联系到执政党系统，可以认为执政党系统也有自利性、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执政党系统自主性更强，主导性更强，进而自利性发展的空间很大，趋向保守稳定，不易更改先前的习惯，使其“意义失真”，并且还会扰乱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形成政治系统结构一功能的双轨。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组织自身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政权系统而又超越于国家政权系统，直接要求国家政权系统的作为或不作为，把国家政权系统独有的强制性转化为执政党系统的组织属性。这样，党决策、政府执行，政府蜕变为党的执行机构，同时整个社会生活也被纳入党的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样，系统正常的相互反作用就没有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导致反作用以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大量应该由国家政权系统或由社会系统承担的责任却由执政党系统去完成，导致执政党系统越位、错位或者缺位。一旦出现失误，执政党系统就成为矛盾的焦点，进而就有可能耗损执政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权威，松动其合法性基础。因此，系统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必须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系统之间的平等性(至少是同一层级上的子系统或组分)得到合理地伸张，并且遵守系统的“边界互不侵犯”规则。而只有通过契约关系，才能防止执政党系统“自利性”的过度扩张，使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处在同一操作平台上，保持系统问的平等性、功能的互补性、运行的独立性。并且市场经济内涵着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来处理与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契约原则运作国家政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就由强制型的领导转变为一种契约型的政治领导，当然国家政权系统也会以法治精神实践于社会系统，回应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契约性理念，最终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
2.3 系统是多元的，系统是多元性与差别性的统一。系统的子系统或组分越多，就会产生不同的规模效应。并且它们的关联方式、组合方式就存在着多种选择。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定律，系统可以通过不同的关联与组合，寻求到单一的系统或组分中看不到的属性与特性.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构效应与组织效应。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导致执政方式不是依法执政，而是把政策等同于法律，甚至超过法律效力，依政策执政.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大于法”的经常性现象。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的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国家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运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运用的机构。一旦人大真正使用其合法的权力，其作用将非同寻常。”因此，只有各个子系统或组分都能彰显它们的功能和作用，以不同的关联方式构建不同的排列组合，才能使系统的性能发挥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导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作为一套平等中立的制度安排体系而言，市场经济对民主、法治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这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导向。并且市场经济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变量对党与国家监督、控制在增强。与此相联，市场经济引起了社会系统的变动.社会的异质性空前提高，个体自主性目益显现，利益格局多元化，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社会力量逐渐由原子化向组织化、集体化发展，社会力量日渐成熟，这样社会系统能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权系统的运作，开始分担本属于社会自身的职能与责任，同时这也是收回属于社会自身的权力。
因此我们谈执政方式，不能只分析执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应考虑到执政方式中最重要的母体——社会系统，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系统 党 国家 社会 中国共产党 执政方式 创新
1.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1.1 系统是多元的，是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因为只有存在有差别的多个事物，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整合成一个系统的要求。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子系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系统“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1.2 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开放的越有效，越利于系统病态的消除或者解体”。当然系统不是百分之百的开放，否则它也不能称之为系统：系统也存在封闭的一面，因为“从环境输入系统的并非对系统都有利，什么东西不能输入，什么东西需要输入，输入多少，如何输入，都需要管理控制。系统对环境的输出也不是任意的，什么东西不允许输出，什么东西允许输出，输出的数量和方式，都需要管理控制”，所以系统的封闭性也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系统是开放性与封闭性的适当统一，开放是绝对的，封闭是相对的。
1.3 系统是有边界的，即它存在着某些始点和终点。“从空间上看，边界是把系统与环境分开来的所有点的集合(曲线、曲面或超曲面)。从逻辑上看，边界是系统的形成关系从起作用到不起作用的最大范围。由此，系统具有边界性，也就存在着独立自主的空间，存在着“边界的互不侵犯”规则，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系统向更高层次进化时，就需要打破“边界的互不侵犯”规则。
1.4 系统具有自主性，即它不是完全被动的，再加上系统的边界性。因此，系统就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1.5 系统具有自利性，即系统的生存本能，表现着一定的利益需求，与此同时，系统是开放的，它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着扩张性，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再加上系统的自主性，这样通过其扩张性与自主性的互动，就可能会产生系统的自利性，根据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基本假设“任何社会系统都有一种趋向稳定的主导趋势”，同时系统也有封闭性的一面，进而就可能会产生系统的保守性。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不能无限夸大，这只是在系统之间缺少正常的互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1.6 系统之间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至少在同一层级上的系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人类社会就是从原始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逻辑发展中进化，而生产力因素起了主导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为系统之间关系的优化提供基础性条件。系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只是功能不同，只是所处的时空位置差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才产生了不平等的关系。
1.7 系统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作用力的大小不同，会出现作用力的正负，因此系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能“以大压小”，歧视其它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2.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分析。
2.1 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应该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流，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这样，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也能整合成更高层次系统的结构功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从而也为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彻底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运作的唯一主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封闭性。而市场经济以强大的穿透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点，独立、平等、民主、自由、参与、责任等意识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进而改变了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的拓展产生了社会利益分化，这些分化的利益又是彼此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为维护自身利益，各利益主体都会要求“游戏规则”公平、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参与政治过程，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进行持续改革，使其权力运作透明化、廉洁化、高效化。
2.2 系统具有自主性与自利性，有一定的边界。公共选择理论就认为，国家政权系统天生就有自利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由此联系到执政党系统，可以认为执政党系统也有自利性、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执政党系统自主性更强，主导性更强，进而自利性发展的空间很大，趋向保守稳定，不易更改先前的习惯，使其“意义失真”，并且还会扰乱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形成政治系统结构一功能的双轨。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组织自身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政权系统而又超越于国家政权系统，直接要求国家政权系统的作为或不作为，把国家政权系统独有的强制性转化为执政党系统的组织属性。这样，党决策、政府执行，政府蜕变为党的执行机构，同时整个社会生活也被纳入党的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样，系统正常的相互反作用就没有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导致反作用以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大量应该由国家政权系统或由社会系统承担的责任却由执政党系统去完成，导致执政党系统越位、错位或者缺位。一旦出现失误，执政党系统就成为矛盾的焦点，进而就有可能耗损执政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权威，松动其合法性基础。因此，系统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必须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系统之间的平等性(至少是同一层级上的子系统或组分)得到合理地伸张，并且遵守系统的“边界互不侵犯”规则。而只有通过契约关系，才能防止执政党系统“自利性”的过度扩张，使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处在同一操作平台上，保持系统问的平等性、功能的互补性、运行的独立性。并且市场经济内涵着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来处理与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契约原则运作国家政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就由强制型的领导转变为一种契约型的政治领导，当然国家政权系统也会以法治精神实践于社会系统，回应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契约性理念，最终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
2.3 系统是多元的，系统是多元性与差别性的统一。系统的子系统或组分越多，就会产生不同的规模效应。并且它们的关联方式、组合方式就存在着多种选择。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定律，系统可以通过不同的关联与组合，寻求到单一的系统或组分中看不到的属性与特性.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构效应与组织效应。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导致执政方式不是依法执政，而是把政策等同于法律，甚至超过法律效力，依政策执政.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大于法”的经常性现象。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的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国家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运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运用的机构。一旦人大真正使用其合法的权力，其作用将非同寻常。”因此，只有各个子系统或组分都能彰显它们的功能和作用，以不同的关联方式构建不同的排列组合，才能使系统的性能发挥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导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作为一套平等中立的制度安排体系而言，市场经济对民主、法治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这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导向。并且市场经济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变量对党与国家监督、控制在增强。与此相联，市场经济引起了社会系统的变动.社会的异质性空前提高，个体自主性目益显现，利益格局多元化，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社会力量逐渐由原子化向组织化、集体化发展，社会力量日渐成熟，这样社会系统能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权系统的运作，开始分担本属于社会自身的职能与责任，同时这也是收回属于社会自身的权力。
因此我们谈执政方式，不能只分析执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应考虑到执政方式中最重要的母体——社会系统，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