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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鼎州(今湖南常德)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军坚持近6年,鼎盛时势力波及洞庭湖地区7个州所属的19个县。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迫使朝廷先后7次镇压,并派20余人前往“招安”,给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难以实现的“均贫富”
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责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
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子钟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扬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
“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 “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迭6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 “田畴荒芜”, “水乡荒索”, “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 “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50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官民之间的仇恨
农民起义军由于对朝廷充满仇恨,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寓居鼎州的皇亲、 “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残酷镇压。钟相起义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彦舟为湖北路捉杀使前往镇压。孔彦舟对抓住的起义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还在每人头发上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道, “爷若休时我也休”,爷指的是起义军,就是说起义军投降他才撤兵。杨幺兵败被岳飞处死后,其坚持作战的残兵几乎全部被岳飞杀光。6年间,双方死伤数万人。
另一方面,杨幺政权还曾企图与伪齐(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权)联合共同抗宋。1133年,伪齐使者李成率兵50万,大举南下,他看到杨幺势力不断壮大,便遣使引诱,许以兵士三万,增车添船等丰厚条件,要起义军配合济渡伪齐军队,双方联合攻宋。杨幺置国家于不顾,一度应允,甚至打造车船,做好了迎接伪齐兵将渡江的准备。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在邓州、襄阳、唐州、随州、郢州等地取得大胜,伪齐实力极度受挫,这次济渡计划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数以百计,尽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义理由,但最终都陷入夺取政权,掠夺财富,提高自身的等级地位,其终极目标都逃不出改朝换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权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骄奢淫逸的弱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不顾起义形势的日渐衰微,反而倾心于大修府第,沉迷于醇酒美女,革命斗志早已抛之云霄。另一方面,农民多以杀人、屠城等方式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 “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这种极端的行为必然引来统治者强烈的报复,继而发动对起义军更大规模的剿杀,这就陷入一个“大屠杀”的恶性循环,而无论双方战局如何,最终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无辜士兵。
正如“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一样,不可否认,农民起义也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有些农民起义的确取得了一些结果,比如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农民盲目的不断起义,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它的机制,延续它的生命。这些规模较大、对当局产生震动的农民起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小打小闹、不痛不痒的小起义呢?”
难以实现的“均贫富”
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责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
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子钟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扬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
“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 “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迭6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 “田畴荒芜”, “水乡荒索”, “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 “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50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官民之间的仇恨
农民起义军由于对朝廷充满仇恨,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寓居鼎州的皇亲、 “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残酷镇压。钟相起义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彦舟为湖北路捉杀使前往镇压。孔彦舟对抓住的起义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还在每人头发上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道, “爷若休时我也休”,爷指的是起义军,就是说起义军投降他才撤兵。杨幺兵败被岳飞处死后,其坚持作战的残兵几乎全部被岳飞杀光。6年间,双方死伤数万人。
另一方面,杨幺政权还曾企图与伪齐(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权)联合共同抗宋。1133年,伪齐使者李成率兵50万,大举南下,他看到杨幺势力不断壮大,便遣使引诱,许以兵士三万,增车添船等丰厚条件,要起义军配合济渡伪齐军队,双方联合攻宋。杨幺置国家于不顾,一度应允,甚至打造车船,做好了迎接伪齐兵将渡江的准备。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在邓州、襄阳、唐州、随州、郢州等地取得大胜,伪齐实力极度受挫,这次济渡计划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数以百计,尽管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合理的起义理由,但最终都陷入夺取政权,掠夺财富,提高自身的等级地位,其终极目标都逃不出改朝换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权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往往存在居功自傲、骄奢淫逸的弱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不顾起义形势的日渐衰微,反而倾心于大修府第,沉迷于醇酒美女,革命斗志早已抛之云霄。另一方面,农民多以杀人、屠城等方式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 “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这种极端的行为必然引来统治者强烈的报复,继而发动对起义军更大规模的剿杀,这就陷入一个“大屠杀”的恶性循环,而无论双方战局如何,最终的受害者只有黎民百姓和无辜士兵。
正如“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一样,不可否认,农民起义也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有些农民起义的确取得了一些结果,比如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农民盲目的不断起义,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它的机制,延续它的生命。这些规模较大、对当局产生震动的农民起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小打小闹、不痛不痒的小起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