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知的恐惧常使人们高估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对大城市人口限度的担忧，也属于其中一类。人们无法预知城市的人口限度，因此总担心城市人口的过剩问题。城市人口只有在“设限准入”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过剩问题。如果采用另一种“双向流动”模式，就能有效调节城市人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所依据的依旧是“设限准入”模式。这一政策设想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城市资源有限，无法容纳超过一定程度的人口，因此要对进入城市的人口作出一定的限制。
　　通常政策最后会落到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细则来决定谁是人才，谁可以落户，而这往往又与用工单位的需求发生偏差。因为政府的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可以衡量的高标准，而忽视城市作为一个自发秩序的扩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符合政府的人才标准，但却是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
　　设限准入模式下，如果城市人口还继续增长，最终还是要靠空间的扩展。高楼、地下活动空间，或向周边扩散。例如香港曾一度填海来扩展空间，新加坡最近在考虑地下宜居的可行性。
　　由于直接调整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规模的做法成本很高，且容易引起毗邻政府之间的冲突，因此除非中央政府介入协调来减少政治成本，否则就很难行得通。实际上目前也非常困难，除了类似珠海租借一部分土地给澳门，或在上海和浙江之间达成关于洋山港的协议，一个城市从毗邻行政区划内租借土地来扩大的行为也是困难重重。不过由于大城市的辐射效应，这的确会催生不少跨行政区域工作的人，并且也有助于周边城市的发展。
　　但“设限准入”模式忽略了另一种模式，就是“双向流动”。目前的城市管理者假设人口只能流入到大城市，并且大城市的规模可以通过计算土地和资源承载力来确定。所以很自然就导向了“设限准入”，但这种假设政府可以获得所有信息并能调整到位的说法，还是计划经济荼毒所致。
　　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决策者没有看到只要改变现行制度，就能通过市场来更有效地决定城市的限度。只要将城市福利与户籍制度脱钩，变成户籍可进可出而不是只进不出，就可以实现双向流动。
　　简单地说，像纽约、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人口的限度是高度竞争的劳动力流动决定的。不适应城市里竞争的人，自然要流出到其他地方去。而中国目前的设限准入制度，反而是保护了不适应城市竞争的人，并且通过城市福利变相补贴了一部分原本会被竞争淘汰出城市的人，最终会扭曲城市的运行机制。因此，中国亟待从设限准入转到双向流动上来。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